社会转型与民主成本—效益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效益分析论文,成本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体转型的目标
社会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变革过程，而同时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和推动市场经济向着现代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更大步伐，尽快消除现行政治体制中落后于甚至阻碍经济现代化的因素，加快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历史进程。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仅仅确立“市场化”的价值目标，很难使改革取得彻底性成效。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还担负着另一个重要使命：适应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消除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民主、高效的管理，加快社会各个方面的民主化进程。在1986年9月至10月间， 邓小平几次概括了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或目标的主张，他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1 〕相对于“市场化”目标来说，“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目标和深层次任务。是否把社会主义民主化纳入现阶段政治体制转型的价值目标体系，并积极稳妥地把握改革中的民主化建设，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也是社会转型的关节点。
二、转型中民主的成本
民主（ Democracy ）一词是由希腊词“do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演变而来，意即“人民自治”。〔2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作为一种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质正是：“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3〕然而，在人数众多的社会中， 由全体直接参与全部或大多数决策是不可能的，参与的形式只能是“间接控制的体制”〔4〕， 即各种形式的代议制，全体或大部分社会成员通过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对政治决策的最后控制权。民主的内涵有两项：其一是授权，即由名义上拥有国家权力的全体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程序把该种权力授予一小部分人，使后者获得法定的权威来组织政府，并对全社会进行管理；其二是监督，确保掌握权力者在管理的全过程中仍然或多或少地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显然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对政府的制约。
可见，民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管理体制：对政治管理的主体（即政府）而言，它可以解决“政府怎样获得授权来进行管理”的问题；对政府管理的客体（即全体社会成员）而言，它可以解决“怎样使政府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的问题。这里涉及的只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政府对社会的协调和控制，都属于政治管理范畴。
民主既然是为了实现政治管理而做出的制度安排，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也就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民主成本就是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的建立、实施所要耗费的社会资源。1959年，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S.M.Lipset）曾经做了一次富有成果的实证性研究。他通过对48个国家的考察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发达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国家，但是，有着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国家却几乎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换句话说，有了发达的经济，并不一定有民主的政治，而没有发达的经济，就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在人民由于种族或人种的差异而严重分裂的地方，在群众由于无知或贫困而不能参加社会生活的地方，民主是不能兴盛起来的。在危机和长期不安定的条件下，它也不能成功。”〔5 〕这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的实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曾经将这些条件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物质条件”、“法制条件”、“心理条件”、“知识条件”和“防卫条件”。〔6〕据此， 我们可以把民主成本分为五部分：
⑴保障成本：即民主的物质投入，包括经济方面的如地理环境及参与的物质设施，也包括公民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整体的经济安排。
⑵认同成本：即民主的合法性成本，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社会中，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非常重要，为使公民认识、接受民主政治所花费的教育、宣传成本，就是认同成本。它投入的目的就是要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具有民主的一般知识和心理素质：愿意和解，自我克制，依法办事等。
⑶能力成本：这部分涉及培养公民履行民主赋予的各种任务能力所花费的训练费用，以及为提高能力所提供的必不可少的信息成本。
⑷规范成本：即制定保护公民权利以便使能真正充分参与政治事务的法律规范的费用。民主政治也是程序政治，法律政治，立法工作非常重要。
⑸防护成本：即为保护民主政治而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进攻与破坏所要花费的社会资源，也就是执法成本。
保障成本和防护成本可称作民主的硬成本；认同成本、能力成本、规范成本构成民主的软成本。只有软硬成本都得到满足，民主政治才可能真正实现。而这些成本的授入必须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对于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又需要政治民主化来促进，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更是如此。
民主政治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作用，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政治环境。民主的主要功能和效益在于：它能够塑造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自主独立人格，能够有效地组织社会公众从事生产活动，发挥出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从而为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有效的利用创造必要的政治人文条件。正是在这意义上，邓小平始终把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民主与四个现代化相联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7〕
民主政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它主要解决政治统治的规则与秩序问题。政治统治的规则和秩序是一国政治稳定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民主问题不解决，政治秩序就建立不起来，而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经济发展也就难以实现。
民主政治是对人民权利的确认和保障。而人民的权利是否得到确认和保障，决定着一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实现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8〕。可以认为， 这种政治局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民主政治还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集思广益，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政治体制转型中成本投入问题
对于中国这个超大社会来说〔9〕， 政治体制转型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作为民主的硬成本——设施条件如果要完备，其花费是惊人的，拿实现直接选举来说，十二亿人一起投票，其通讯、交通、计票、安全等工作的成本非常大，更不用说中国还有两亿文盲，其认同成本和能力成本就不是国家一下子能够承受的。何况社会政治体制转型除了必须附出保护、认同、能力、规范、防护等正成本外，还必须付出负成本：摩擦成本——因政体改革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而产生的抵触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失；还有政治体制为适应市场化所做的放权变革也有可能造成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权力真空，引起某些领域内的失序和混乱；民主政治转型中的初级阶段也可能造成权钱交易等等。
因此，政府无法一次性支付政体转型的成本，这巨大的民主成本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分期支付，所以对中国来说，政治改革不能走激进的道路，只能渐进。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整体性转型，转型中不可缺少政府的推动，特别在初期，政府是第一推动力，如果政体转型过快，新旧交替就会出现空档，权力真空——旧权威被打碎，而新权威尚未树立起来——就会出现社会失控，从而产生社会动荡和混乱，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也就无从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制度成本的折旧率高会导致制度产品的价格高，社会难以承受和消费，就会产生不满和动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政治不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 即政治不稳定与政治参与成正比，与政治制度化成反比。〔10〕因此，若想政治稳定，就必须保证政治有序的制度安排，把政治参与的民主热情纳入制度的轨道内。
然而经济发展又不能没有政体改革来促进，缺少政治体制转型的社会转型是不完整的，所以，政治体制转型的成本必须投入，但这民主成本的投入必须遵循渐进的原则：
⑴民主成本投入的顺序应先易后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经济改革先行，经济发展为政治改革作好物质准备，然后在民主成本的投入上可逐次投入，按认同成本——能力成本——规范成本——防护成本——保障成本的顺序来投入，即先通过宣传教育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自主意识，从而培育公民的民主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加大社会对政体改革的成本投入，政府退到对法律等制度规范的供给上来，以使民主成为人民的内在需要，自觉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为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规范，从而使政治民主有序化。
⑵民主成本投入的层次应先低后高。由于政府不可能一次付清全部民主成本，这就决定了民主政治不可能迅速实现，也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很高的程度。因此不能期望政体转型能在一日之内就实现高度民主，也不能比照发达国家的模式来要求我国的民主政治，要反对制度拜物教〔11〕，如有人对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不以为然，人为不算“真正的民主”，因为没有反对党参加选举。显然这种观点把两党或多党制直接与“民主”等同起来了，又犯了“制度拜物教”的毛病，殊不知美国两党制是建国以后很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麦迪逊、杰佛逊等人也是反对政党的。还有人认为基层民主为时过早，应等“中产阶级”出现以后再说。这种观点是“制度拜物教”的另一种表现。它把民主政治的实现寄托在市场的成熟上，看不到民主与市场逻辑的不同，市场的逻辑是“越有钱就越有发言权”，民主的逻辑是“人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中国的民主政治既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也不能坐等市场成熟而无所作为，应在本国的实践中摸索经验，由低到高，逐步实现。
⑶民主成本投入的方位应由重点地区向周围扩散。中国是一个超大社会，各地发展不平衡。因此，政治体制转型也不能一刀切，应在经济比较发达，人口素质较高的地区先行政体改革，实现较高的政治民主，然后以其为样板，发挥其示范效应，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推行，使民主政治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逐步扩展。如上海、北京、广东等发达地区可先进行省级直接选举，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素质高，既付得起民主成本中的保障成本，而认同成本、能力成本又可得到节约，所以能够实现较高程度的民主。
注释：
〔1〕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2〕〔3〕〔6〕参见〔美〕科恩《论民主》商务1994年版第6页。
〔4〕参见〔美〕熊彼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1974年第337页。
〔5〕引自〔美〕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1988 年版第26页。
〔7〕〔8〕引自《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版第154 页、第133页。
〔9〕参见《王沪宁文集》
〔10〕参见〔美〕S ·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1〕参见崔之元《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载《比较经济体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