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物性的彰显与文献笺注批评的复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笺注论文,物性论文,文献论文,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新见迭出，流派纷呈，急遽汰变，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批评的世纪”；同时，这些理论学说也密集地“旅行”东渐，骎骎日进，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思潮漩涡，并逐步占据了中国文论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中国传统文论则变得“口吃”、“失语”甚至“无语”。这种不利局面既存在于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也部分地出现在基础教育教学层面，使我国的文学教育陷入了邯郸学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20世纪西方文论在总体学术路径上与中国传统文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百年西方文论，从总体倾向上说，都属于“语言论转向”影响下的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以对作品“内部”和文本形式的聚焦式研发为根本特色，注重文学作品的意识观念和艺术形式而轻视其物质内容和媒介载体。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则恰恰更重视文学作品的物质内容和媒介载体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从世纪末开始，西方文论对其自身的“百年历程”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批判，旨在克服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的偏颇和流弊。这种新趋势将一种被称为“后理论”的文学研究方法推到了新世纪文论的前台，并在作为其重要分支的“版本目录学批评”和“文学物质性研究”中集中体现出来。这既是西方文论的世纪转型和范式转换，也为以文献笺注学批评为其特色的中国传统文论的复兴和复归，开辟出了巨大的拓展空间和无限的生发契机。 一、西方版本目录学批评的复归 客观地说，流淌在“语言论转向”河道上的20世纪西方文论，并非铁板一块的文本形式主义，也不是绝对地排斥其他观念方法；它们总还或多或少地开放着一个朝向历史过程和物质存在的窗口。进入21世纪，这个窗口终于扩大到足以容纳“版本目录学批评”和“发生学研究”的程度。 在西方文论史上，文学的版本目录学批评古已有之，这种研究集中关注的并不是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主义”、“观念”或“意识形态”，而是重在发掘其物质的和历史的方方面面。尽管这种研究在20世纪受到冷遇，但诚如文论家贝斯特所说：“即便在转向意识形态的整个时期，传记的、历史的、目录学的、版本的文学研究依然在理论闹嚷的轰动中静静地继续进行着。因此，他倡议，批评家、教师和学生们首要把握的是文学的‘基础和基本功’，不是那些理论的种种‘主义’，而是文学传记和版本目录学。”版本目录学旨在“考察一个文本从手稿到成书的演化过程，从而探寻种种事实证据，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审核形式、创作中的合作与修订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这种考察程序一般被称作：‘发生学研究’(Genetic Criticism)。”这种研究是文学研究中与科学关系紧密唯一留存下来的例证。“它颇像从文本档案馆中钩稽那些潜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的研究。”①因此，这是一种钩沉索隐的方法；它在西方文论通过自我反思而走向“理论之后”的21世纪，重新回到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前台。 较之其他研究方法，这种研究不否认物质性的历史语境即是一部作品得以诞生的基础，但它同时也看到作品不只是“思想观念”，而是同时拥有一个自身的物质存在，如语言文字、装帧设计、媒介载体、修订印刷等，这些物质性因素与包含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同时运作，共同生产出作品的意义。文学作品不仅是社会或文化斗争在观念或意识中的“反映”，“文学作品的写作和出版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或文化斗争。《失乐园》不仅(部分地)是弥尔顿时代的产品或是‘关于’这种斗争的：它的写作和出版本身就是这些斗争的方面。”②这种研究并不将文学作品看成没有物质依托的意识或观念，而是将其视为历史文化“事件”；它不只是历史进程的被动反映，而且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作为事件的文本就打破了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之间的传统界限；而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事件的平台，将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观念阐发和物质条件的揭示整合会通起来。 众所周知，西方的版本目录学批评和发生学研究，尽管有其漫长的传统和历史，向来即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但20世纪主流的西方文论则视之为文学研究的旁门左道或“外部研究”，将其排除于文学研究的常规范围之外。新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韦勒克即认为，那些“关系到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的“外部研究”都属于“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即‘起因谬误’)。”③在形式主义盛行的整个世纪，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且日益块垒化，版本目录学尽管依然存在，但它只是作为一门与文学研究相颉颃的独立学科，并不在文学研究常规武库的“内部”。直到20世纪末，西方文论才主动向这门学问亲近，从而将文学文本形式的研究与其物质性内容的研究再度关联起来。 在“内部”与“外部”相连通的基础上，文学研究就可以追问集体的观念、信仰和经验如何形成？如何从一种媒介转向另一媒介？如何凝聚于易处理的审美形式？如何供人消费？它作为艺术形式与其他相邻表达形式之间的界限如何标示出来？艺术领域如何被赋予特权从而为人们或提供愉悦、或激发兴趣、或制造忧虑？④这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文化诗学”研究。 二、文学文化物性之维的彰显 在文学活动中，面对一本书，当你要进入它时，首先就得跨过一道门槛：书的封皮、装帧、开本、图像—铭写在文本或意象之“内部”与“外部”的一切。这些“能指”把你引向有关文类、受众、关联领域和涉及范围等方面的推断，而随着你对书的深入钻研，这些推断或被改变，或被确证，或被打消。换言之，你首先遭遇到的是一本书的“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每当你接触一部实际的文本时，你就会读到这种物质性。这个文本有其自身的“躯体现实”(physical reality)。文本的这种躯体的、物质的属性可以与时而迁(例如，你也可能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它)，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文本的物质性总是在生成着文本的意义。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类物质(matters)的存在，它们都在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在对文本及其阅读活动展开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将这些物质性方面纳入考量。⑤而且，一部文本的物质形式总是与其他文本的物质形式“秘响旁通”，因此，当人们“打开一本书，接触一篇文，其他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⑥因此，任何一个文本都既是“文本间的”，也是“事物间的”，其中总是镶嵌叠加着其他文本的某些部分，与其他文本交响合奏。值得强调的是，这种“间性”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层面，而且包含了物质和物性内容。当然，在当今的融媒体时代，人们面对的不仅是作品的印刷、字体、装帧等生产阶段的物质性，而且是媒介、传播、载体等流通阶段的物质性，更包含电子阅读界面、明暗、色彩等欣赏阶段的物质性。 然而，在百年西方文论中，只有近20多年来兴起的“物质文化”研究，才真正聚焦于文学活动中的物质性维度，进而彰显出文学物性的主要向度。有关文学物性问题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如下四个方面。有的重在阐发文学语言“能指的物质性”和文本本身的物质属性，其中有关“铭写物质性”的研究是其代表；有的重点探讨文学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事实和物质条件之间的关联，其中“文学事件论”堪为典范；有的集中讨论文学感知主体的物质性，即审美经验藉以发生的主体身体的物质性，其主要倾向在身体美学和“赛博格”研究中得到集中呈现；有的全面考察文学表征对象、经验客体以及对象世界的物质性，其观念取向在“物的叙事”和“物的传记”研究中得到充分表达。这些物质性维度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叠加，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在关联的文学物性的系统网络。 “言之有物”通常被视为文学价值的重要依据，“称物”与“求物之妙”也是文学活动的重要追求。如果人们对文学作品所呈现、所指涉、所关联的“物”缺乏基本的知识，那就很难把握该作品的精义。比如说，假如我们不具备有关“幽州台”的任何知识，对它作为物的物质性方面一点都不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更无法解释主人公为何而“怆然泣下”。有时候，在物和物性方面知识的缺乏，甚至会成为我们把握某些文学理论学说的障碍。研究发现，电力(electricity)既是美国超验主义诗歌写作时通常描写和咏叹的对象，也是超验主义文学理论的触媒和观念模版。“电”作为新物质的某种貌似“超验”的特征，正是美国超验主义浪漫理论批评阐发文学本质功能时的物质性依据。⑦ 当然，在中外文论史上，这种旨在彰显文学物性的批评并不鲜见；然而，从百年西方文论史看，这种批评因“久不作”而显得新颖别致、弥足珍贵。 三、传统文献笺注方法的复兴 西方版本目录学批评的复归和文学文化物性维度的彰显，为中国传统的文献笺注研究进入世界文论“共和国”开辟了新空间和新生面。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书籍、作品问世之后，就要面临收集、保存、散失等问题；作品一旦散失，又只能等到部分恢复。文本在被某种形式的文化权威——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学术的——固定之前，它们往往或增或减，通常会有所改变。人们通过重新抄写、编辑、修订等方式，按照他们自己的趣味和利益塑造文本遗产。”不难发现，作品的物质方面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作品意义的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有一门学问，来解读作品的意义变迁过程。庆幸的是，“中国有一个致力于重估、保存文本遗产的悠久的学术传统。”⑧这种传统在版本目录学、笺注学或广义的“文献学研究”中保存得尤为完好。 中国古代文献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时间跨度相当久远，从先秦两汉文献到明清文献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列。因此文献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文献进行划定区分，划分过程可以有不同的标准。现代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将文献根据历史时段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段，根据传世方式可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而根据文献物质载体可以划分为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缣帛文献和纸质文献等诸多形式。 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关注点最先集中于目录版本，这也是文献学研究的核心。目录之学是“得学问之门而入之”的基础要务，是了解不同书籍的版本信息、查检图书内容情况以及考察学术情况的提要钩玄之学。目录学就是与目录有关的学问，包括目录编撰之学，目录研究之学和目录应用之学。主要研究编辑目录时采取何种体例编撰、如何对书籍进行分类和如何完善各录项；目录的功用类型和发展历史以及从目录中汲取学术研究的资料等内容。明清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高度繁荣时期，这不仅仅是由于目录学科的自身发展，也与明清“文字狱”文化专制政策和《四库全书》修撰对人才的要求有关。清代目录学理论建设也取得了高度成就，章学诚《校雠通义》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折中六艺，宣明大道”成为了此后目录学研究的重点。 版本学是以图书的物质形态为研究对象、以版本鉴定和版本考订为核心内容、揭示图书文献价值为最终目的的辅助性学科。“版”是印书的版片，“本”是书的物质形态，“版本”一词最初是指雕版印刷形成的图书，后来渐渐被用来指一部书的各种不同本子。版本学的关注重点是古籍本身，包括书籍的装帧方式、书籍外部结构构成以及印刷书的版面构成。版本学的重点是从书籍本身来得到更多相关信息，因此鉴定是版本学的一大特点，精通版本学的专业人士可以通过书籍不同的装帧方式，书籍刊印时的纸张不同、字体差异和讳字辨别，书籍的序跋和收藏痕迹等得出关于一本书的所有信息。经过这一番鉴定，书籍的发行刻印时代，制作工坊的地点，书籍的转手情况都能得到了解。一本书的流传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本子，那么，如何辨别各本的年代、真伪和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版本源流考订工作。版本考订可以帮助他人在阅读书籍找到最优质精美、最具有文献价值和最便于自己研究的一种版本。在版本目录上对一本书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文献学者便关注于如何修正古籍中的错误得到最适于阅读的文本的校勘学和如何使现代人读懂古籍的注释学了。 尽管文献学研究的内容绝不仅此，但这足以击中文本形式主义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已经因应了新世纪文论重视文学物性研究的新生面。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的泛文献学研究方法，在根底上与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念一币两面。无独有偶，西方18世纪以前并不存在当代意义上的“纯文学”；而当代英语语境中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它的语源(litera——文字)暗示着‘文学’(literature)仅仅限指手写的或印刷的文献。”⑨这种文学作为文献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文”观念之间具有广阔的通约性。有趣的是，西方“理论之后”视野下的文学“(‘the literary’)这个概念也让我们想到孔子、刘勰、苏轼的‘文’的意蕴。”而“关于这一点，中国古典文论中有丰富的发挥。介入这些前现代的视角，对于中国诗学而言就像是回到了熟悉的话题，这本身就使中国诗学有了更多可能性。”⑩当然，文学观念向前现代的“文献观念”的回溯，同时也是文学研究向文献学方法的某种回归。相较于20世纪的文学研究，传统的文献学方法最重要的特色，即在于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内容、物质存在以及“事物间性”的揭示。 按照传统的文献笺注学方法，当我们面对一首诗歌作品时，“我们读的不是一首诗，而是许多诗或声音的合奏与交响。中国书中的‘笺注’所提供的正是笺注者所听到的许多声音的交响，是他认为诗人在创作该诗时整个心灵空间里曾经进进出出的声音、意象和诗式……”然而，“文、句是一些跃入庞大的时空中去活动的阶梯。诗不是锁在文、句之内，而是进出历史空间里的一种交谈。”(11)这种交谈即是活态历史的组成部分，它绝不仅是作为交谈者的意识、观念或“主义”，而且是作为血肉丰满的物质事件而存在的。中国传统诗歌擅长营造“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12)相应的文学研究，也以揭示物境为其基础性的理论批评工作。 值得强调的是，在近百年以来的世界文论中，尽管如上强调物性的批评被排除于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但是，随着新世纪世界文论的物质性批评转向，它已无可置疑地成为文学研究的关键部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义的文献学应该代替其他类型的文学研究，而只是强调，文学研究应该多方位地吸纳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最终达到文学的形式研究与文献学研究之间的互补互证相辅相成。 ①塞尔登，威德森，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页。 ②Jeremy Hawthorn,Cunning Passages,Arnold,1996,p.56. ③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5页。 ④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5. ⑤Graham Allen,Carrie Griffin and Mary O'Connell,Readings on Audience and Textual Materiality,Pickering & Chatto Publishers Ltd,2011,p.1. ⑥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5页。 ⑦Paul Gilmore,Aesthetic Materialism:Electricity and American Romantic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 ⑧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页。 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页。 ⑩徐亮：《理论之后与中国诗学的前景》，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 (11)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2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中国历代诗话选》(一)，岳麓书社，1968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