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城市化问题的当代意义
王加利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 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状况，多角度涉及了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化问题，主要包括人口、住房、环境、失业、犯罪等，其生成基础既有客观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政府的被动实践。准确分析英国城市化问题由产生到解决的过程，对于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设美好城市有启示意义，尤其表现在重视人的作用，发挥人的价值，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科学的城市规划等方面。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生态保护；新型城镇化；城市治理
城市化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叫“城市病”。城市化问题内容复杂，主要涉及城市环境问题、建设问题和社会问题等。19世纪是英国城市化问题的爆发期，也是城市病引起关注，并得到初步治理的集中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于1844-1845年，是恩格斯根据在英国两年多的亲身体验和实地调查，结合当时搜集到的材料，加上自己的思考而成的经典之作。文章集中反映了英国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状况，也多角度涉及了城市化问题，包括城市人口、住房、环境、犯罪、失业等多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重读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了解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分析其城市病产生的原因，对于缓解城市压力，科学、有效地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美好城市有重要意义。
榜单上的400位企业家中面临高质押风险的还有东方园林大股东何巧女夫妇、上海莱士的股东郑跃文、康美药业的马兴田等。
料液碱度为0.4 mol/L，萃取相比为VO/VA=31，萃取时间为3 min，考察t-BAMBP+二甲苯体系中萃取剂浓度对铷、钾萃取效果的影响。萃取剂浓度试验结果如图2所示。
一、英国城市化问题的集中体现
英国城市化问题产生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既是英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其城市化水平不够高的表现。19世纪英国城市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人口膨胀、住房拥挤、环境污染、失业等方面。
（一）人口膨胀
城市化过程必然伴随城市人口增加。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用“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形容英国城市人口的增长，1750年伦敦人口为75万，1800年增加到86.1万，1850年达到240万，1900年则高达65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35
政府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法，从长期来看，两者处于动态平衡，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发挥作用的大小各不相同。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处于完全的自由市场阶段，市场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最佳方式。“人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制度安排能产生最优的经济秩序与市场效率，从而排斥在经济制度的安排中给政府留下干预的空间。”[11]
电渗析除热稳定盐设备于2016年4月21日开始运行，2016年6月17日结束，共运行57天，除盐后，系统内胺液中HSS含量大幅下降，胺液浓度也有明显的上升。在脱除HSS期间，脱硫装置运行正常，因考虑到运行期间胺液的正常损耗，期间补充新鲜胺液2 t，系统总贮量基本保持不变。在除HSS设备运行期间，相关数据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二）住房拥挤
19世纪英国住房拥挤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无固定住所的流浪者。伦敦每天早晨有5万人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2]3111843年10月《泰晤士报》报道：“从昨天登载的警察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每夜平均有五十个人左右在公园里面过夜”。[2]312
英国城市化过程中，水体遭到污染，水成为霍乱的传播体。恩格斯指出造成水体污染的两个源头，一个是工厂排放的脏水和丢弃的废弃物；另一个是河流附近居民的生活污水。
（三）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工业主义，产生了迄今从未有过的极端恶化的城市环境；因为，即使是统治阶级的聚居区也被污染”。[3]332在英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主要是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而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都来自两方面，即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1. 水体污染
有住所的那部分人，其住房也极拥挤。伦敦最大工人区圣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描述自己的教区说，教区共有1 400幢房子，共住约12 000人。家庭中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甚至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一间10-12英尺见方的屋子里。[2]309在都柏林，一幢房子要居住20多个人。习艺所监督报告，1817年，军营街的52幢房子共居住1318人；而教堂街及其附近街道的71幢房子共住了1997个人，[2]314其拥挤程度可见一斑。英国工业的发源地曼彻斯特也没能逃脱住房拥挤的情况，甚至更糟糕，据统计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
早期的工业主要以水为动力，工厂多选在靠近河流的地方，既解决了机器动力问题，又可以将工业废水和废弃物直接排入河流。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2]328以水为动力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给水体带来严重污染。艾尔河和柯尔德河流域曾是英国最美丽的区域之一，工业革命却让这里密布着工厂、村庄和城市，最终造成河流污染。艾尔克河被恩格斯形容为“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2]331
2. 空气污染
建筑商在选址时，河谷低洼地带常是备选。因为河谷地带的天然优势，能够使建筑商在节省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增加地下室数量，增加使用面积，增加租赁房屋收入。曼彻斯特旧城艾尔克河附近的民居建在较陡的南岸上，南岸有15-30英尺高，大部分地方都有三排房屋，最下面的一排紧靠水面。[2]330这些地区一般都没有排水沟，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即使自净能力强的河流也禁不住庞大的污染。曾经水清鱼欢的泰晤士河，使1958年变成了“奇臭年”就是明证。
英国城市化发生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属于典型的“弱政府—强市场”，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让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而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市场起主导作用，政府干预缺失，导致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公益性与非公益性事业之间失衡。在大量公共产品、外部性等方面，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特别是像教育、环保等不能短期见效、需长期投资的项目，“市场失灵”。例如，在教育方面，教育资源少，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资产阶级极力反对义务教育，政府在5 500万英镑的预算中只出4万英镑用于国民教育；缺乏世俗国民教育，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宗教教育的效果却令人堪忧。“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2]398“弱政府—强市场”格局也不利于就业。劳动力市场主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但凡出现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工人都会出现被解雇，造成失业。
英国城市中的空气污染源主要有三，一是煤炭不充分燃烧产生的煤烟；二是肮脏的生活造成的恶臭；三是工业生产的废气和有毒气体。其中前两个是最主要的污染源。
工业革命期间，煤矿数量和煤炭消费量急剧增加。“煤炭燃烧时会释放烟气、粉尘、二氧化硫等一次污染物，而这些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后又会产生硫酸、硫酸盐类气溶胶等二次污染物。”[4]燃烧得越不充分，污染物排放得越多。埃士顿—安得—莱茵的工厂区烟囱里喷出的浓烟将街道弄得又脏又黑。杜西桥艾尔河左岸的大杂院里“所有的房屋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2]331走近斯泰里布雷芝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城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2]325
恶臭主要来自工人住宅区，“最常见的是一排排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2]306-307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曼彻斯特爱尔兰移民聚集区，猪圈随处可见。这些工人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厕所极少，甚至没有。曼彻斯特本城的议会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而在议会道，每三十幢住满了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2]344杂乱无章的建筑加上臭气熏天的居住环境，在英国温带海洋性气候的作用下，只会加剧空气质量恶化。
（四）失业
失业属于城市化问题中的社会问题。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看，多数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存在失业问题，也包括英国。
在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失业在工人阶级中普遍存在，“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2]357从原因分析，英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失业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竞争性失业。工业生产引起劳动力需求增加，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不但包括城市周边的农村人，还有爱尔兰移民，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形成激烈竞争。唯利是图的资本家选择要求更低的移民，解雇当地工人，造成工人阶级大量失业。在恩格斯的描述中，男工在工作中被排挤的现象也经常发生。“仅仅在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专搞家务的男人。”[2]431主要因为使用女工和童工能支付更少的工资，也可以得到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业产品和利润。
二是技术改进形成失业。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价格，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为此不断引进技术，改进设备，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造成失业。仅棉纺织业的技术改进就经历了飞梭→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骡机→自动纺布机。“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2]421
二、英国城市化问题的生成基础
孵化器是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创业企业和创新人才、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孵化器的作用，发挥政府政策和扶持资金的引导作用、杠杆作用，为政府下一步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提供依据，特针对松山湖开发区34家孵化器、科创局等职能部门开展本次调查工作，以了解孵化器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盈亏情况、市场发展空间等状况，了解孵化器企业的孵化产品、孵化产业、为孵化企业提供的科技服务等情况，分析孵化器企业发展特点、发展的瓶颈，对进一步完善孵化器服务政策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肠起搏组和药物组治疗后单一症状缓解程度差异：进一步分析2种治疗方式对于FC患者单一症状的治疗差异，见表5。肠电生理起搏可缩短患者排便天数、缓解排便困难，与药物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肠起搏对患者排便不尽感的缓解作用优于药物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种治疗方式对粪便性状改变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药物组对腹胀的缓解上可能优于肠起搏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一）历史局限性
在处理英国城市化问题上，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即当时的技术水平难以实现污染治理，从英国治理泰晤士河的历程就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用了100多年，共花费了300多亿英镑才将泰晤士河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泰晤士河的治理分两个阶段，1850-1949主要是修建城市污水排放系统和河坝筑堤；1950年之后则集中于建设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对河流直接充氧等。[5]相较于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的治理需要更多技术支持，如果没有技术支持，恐怕到今天泰晤士河也难以恢复往日的景象。
从空气污染来说，煤烟污染是当时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煤的质量差，难以充分燃烧，排放大量煤烟。燃煤设备和工艺落后，消烟除尘的净化装置和方法简陋或缺失，烟尘和其他废气只能排放在10-15英尺左右的空中，不利于扩散。“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生产技术变革的进程要快于治污技术变革的进程，通常情况下，在生产技术投入使用及其造成的后果还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以前，治污技术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是不大可能的事情。”[6]
二是思想观念。表现在对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认识不清以及城市规划思想缺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7]英国城市化问题产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阶段，“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以经济效益为主方面。从个人到企业，从地方到中央，都主要是以经济效益高低论成败、定业绩。因此，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8]这就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只能看到机器轰隆带来的利润，看不到利润背后的代价，无法从思想上认清问题的严重性。以至于城市环境污染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都视若无睹。
动物疫情或者发病的出现，通常持续时间较短，经过环境因素的改善以及天气等原因的改善就能有效对疫情进行控制，因此在短时间内控制好疫情就能有效降低损失[2]。
称取2 g荷叶置于锥形瓶中，121 ℃灭菌15 min，加入已灭菌的12.5 mL的20%葡萄糖溶液(g·L-1)和12.5 mL的20%脱脂乳(g·L-1)混合液中，补足无菌水至50.0 mL，即为含5%葡萄糖、5%脱脂乳和40 mg·mL-1荷叶的培养基。向上述培养基中加入5.0 mL新鲜菌液(菌液浓度为107 CFU·mL-1)，在37 ℃下发酵24 h。取悬液于5 000×g离心10 min，经0.22 μm微孔滤膜过滤后置于4 ℃低温保存备用。
英国城市化问题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有两个。首先，必须承认历史的局限性。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由此决定的思想观念不具备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基础。其次，政府和市场关系也是引发城市化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
缺乏规划也是思想观念局限的一种表现。当时英国政府吸收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放任”理论，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很多方面都交由私人企业家来完成，包括工厂选址、工人区建造、修建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资本家是逐利的，没有人会减少工厂排放的污水，也不会修一条排水沟，只要有增加成本、降低利润的风险，资本家都不考虑。因此从大局出发的规划思想只能在理论界产生。当时一种观点在英国扎根了，“公共控制对于城市形态和土地利用的调控是不够的，如果在居住设计、居住融资、城市区规划等得不到根本改变，社会以及环境问题的改善是不可能的。”[9]这种理念推动了规划思想在英国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起，城市地区出现了正式的规划体系来调控地方发展。但这一时期所采取的行动主要侧重于通过修葺房屋、改善环境卫生和推行阳光法律等办法改善城市贫困人群的物质生活条件。[10]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才出台了第一个市镇规划法，规划思想逐渐在英国产生作用。
（二）弱政府—强市场
工业革命的首发部门纺织业，对人口的吸引力巨大。纺织业第一中心郎卡郡，人口在80年内增加了9倍。[2]288纺织工业还创造了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和附近的中等城市，例如波尔顿、罗契得尔、奥尔丹、埃尔顿等。羊毛加工业的主要城市人口从1801年到1831年都增加了2倍，但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10年间，其“人口至少又增加20-25%”。[2]290铁矿的开发，制铁业的兴盛，带来了资源型城市的繁荣。北明翰和设菲尔德的人口从1801年到1844年，增加了将近3倍。其中“北明翰的人口从73 000增加到200 000，设菲尔德的人口则从46 000增加到110 000。”[2]292
IUI因操作简单、并发症少、易被患者接受等原因，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辅助生殖技术之一。IUI的适应证包括因男方因素、宫颈因素、免疫因素及不明原因等造成的不孕不育。本研究中的IUI临床周期妊娠率为11.93%，较文献中报道的约20%IUI总临床妊娠率较低[4]。IUI成功率受多因素影响，本研究重点从男方年龄、女方年龄、不孕年限、女方BMI、女方基础内分泌(FSH、LH、E2)、不孕类型、精子浓度、活力、总数、TMS、PTMS等方面对511对夫妇(1 090个周期)进行分析，探讨对宫腔内人工授精妊娠率的影响。
城市规划发展是政府的正式行动，政府对城市地区的干预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进行调控的观点开始出现。[10]19政府对工业城市的规划首先在住房上。因为“仅依靠个人的力量用市场方式实现安居的愿望是不可能的，政府必须进行干预才能改善城市居住状况。”[12]1909年英国颁布了第一个城市规划法《住房，城镇规划及其他事项法》，但直至1919年该法才从行动上推动英国地方政府全面实施城市规划制订与管理。随着政府干预加强，到20世纪英国的住房状况完全改观，由一个在住房上自由放任、私营房产主垄断住房市场的国家，变成一个政府建造公有住房和家庭自有住房占极大份额的国家，住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三、英国城市化问题的启示意义
《旧唐书·魏徵传》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英国城市化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多发生在19-20世纪，但英国城市化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到今天仍应深刻理解。
（一）重视人的作用
在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工人阶级是受损者，包括身体和精神。英国工人阶级身体受到的伤害十分严重，轻则引起身体疾病，包括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流行病和各种慢性病，身体畸形普遍存在，严重的丢失性命。尤其是失去工作的工人，不但失去了生活来源，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撑。在精神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独立个体应有的尊重，甚至称为资产阶级的奴隶也不过分，尤其是厂里的女工，更容易受到非人待遇。
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人在城市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既引领城市化过程，又是直接受益者。从长期来看，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文明成果。但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初期都出现过利益失衡现象，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来推进城市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13]历史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在历史面前人人平等。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取消身份、地位等歧视，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减轻利益失衡。
对于第三人侵权的雇主责任的承担方式，《侵权责任法》无明确规定，仅在条文理解与适用提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无行为即无责任，第二种观点为雇主和侵权第三人为连带责任，第三种观点为受害的雇员主张赔偿具有选择权，既可以向雇主主张，也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纵观我国城市化过程，也存在牺牲部分人利益促进城市化的现象。以户籍制度为限制阻碍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利益受损。农民是国家的一份子，城市是全体人民的城市，以行政手段阻碍城市化的结果只会拖累城市化，阻碍城市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总结了我国城市化的经验，指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14]《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取消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充分体现了我国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的目标，也是对人的尊重的表现。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英国城市化问题“主要与政府的城市化管理水平和责任心有关”。[8]179城市化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经济行为，经济主体只考虑经济利益，无暇顾及生态和社会效益，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各国城市病的治理实践说明，只有在政府的组织下，鼓励多方共同参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说明了有为政府的重要性。“英国学术界和政界普遍认为，不可能完全靠市场力量来完善城市化，政府必须对城市化进行干预”。[15]特别是在关系民生保障的问题上，政府和市场联合出手，协力合作。即使政府将部分业务委托给其他经营主体，也要发挥好监督、管理之责，使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互相促进。”[16]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抓手。“城市经济基础实施领域投资主体首先肯定的是政府，但它同时又包含私人投资者，还包含投资者联盟。”[17]城市化不仅是经济行为，还是重要的社会变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两手”作用，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政府该管的要管严管好，特别是“市场失灵”领域，必须加大政府的调控作用，让城市化的文明成果惠及更多人。同时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具有排他性的产品应加大市场力度，由充分的市场竞争决定输赢。只有将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
“整个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重复100多年前的英国和50多年前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8]13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世界大环境，而国内城市化问题也值得注意。《中国城市管理报告（2015-2016）》称“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对老人和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的健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18]大城市棚户区大量出现，甚至有人将之称为中国的“贫民窟”等。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问题的处理必须结合政府和市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经济周期，而政府干预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波动幅度，增强经济的稳定性。”[19]这也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三）重视科学规划
由于英国城市化发生的时间早，规划思想未引起广泛关注，也没有深入城市建设中，形成了英国早期城市建设缺乏规划，城中建筑杂乱无章，街道狭窄，排水系统奇缺，垃圾随意堆放。曼彻斯特周围的小城市，如波尔顿、威根、柏立等“本身都建筑得坏而杂乱”。[2]323布莱德弗德的老城区“街道是狭窄而不规则的。”[2]321斯泰里布蕾芝建在弯弯曲曲的峡谷里面，夹谷两边的斜坡上面杂乱无章地布满了小宅子、房屋和工厂。[2]325工人住宅区到处都是污水沟和垃圾堆，直到1866年颁布《公共卫生法》要求每个城市都要建立垃圾处理场，为居民提供清洁水源，规定各城市当局有责任进行垃圾清理和排污处理，[20]由此污水沟和垃圾场的问题才引起当局的注意。建筑杂乱导致城市街道狭窄、通风不畅，污水随意排放，加剧城市环境污染。
1937年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对于建立理想城市环境这个问题，现实的答案并不是依靠大规模的人口分散，而是通过与前瞻性和良好的规划相一致的系统发展及再发展来合理地重塑城市社区和区域。”[9]35城市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是科学规划。“在现代，空间规划已成为政府实现改善生活质量、管理资源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土地、平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广泛目标的基本工具。”[21]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马丘比丘宪章》指出“区域与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22]我国城市化初期，城市规划问题主要在规划的制定上，规划思想受行政领导的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性。“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领导不同意，就得另变化”[23]的现象时有发生。现阶段我国城市规划的关键在于实施，将科学规划落实到城市化进程中，才能对城市化起到助推作用。千岛湖填湖造地建高尔夫球场、秦岭自然生态保护区违法修建别墅、青海木里煤田违规开采、新疆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调减面积给矿产业让路等，都是近几年我国发生的严重违反规划、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例，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规划执行不利，落实不到位。漠视规划的严肃性，在具体问题上将整体规划抛在脑后，追求短期效益。[18]16《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规定，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以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为依托，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紧凑发展，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14]
软土地基会导致建筑物出现不规则下沉、位移，缩短工程使用寿命。一旦软土地基处理不到位，会对工程所在区域的农业、水利、渔牧业造成负面影响，严重情况下，还会制约水利工程的性能发挥。针对此，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加大对软土地基处理的重视力度。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土地面积居世界前列，且地貌种类繁多，因此，水利工程建设要尽可能的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恰当的软土地基处理工艺提高整体工程安全稳定性。
纵观世界城市化，城市病成为城市化的伴生物，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城市化问题的具体表现并不相同。例如，在19世纪英国城市化中交通拥堵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而现在交通拥堵成为世界性难题。因此，对待城市化问题要本着实事求是原则，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切不可简单复制，充分认识已经实现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减少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必要的牺牲。
参考文献：
[[1]] 齐爽. 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14: 35.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倪文彦, 宋俊岭,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4] 梅雪芹.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城市大气污染及防治措施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2): 118-125.
[5] 郭焕庭. 国外流域水污染治理经验及对我们的启示[J]. 环境保护, 2001(8): 39-40.
[6] 刘金源. 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J]. 史学月刊, 2006(10): 50-56.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 高珮义. 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 增订版[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24.
[9] 布赖恩·贝利著. 比较城市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8.
[10] Andrew Tallon. 英国城市更新[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 19.
[11] 刘祖云.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J]. 江海学刊, 2006(2): 106-111+239.
[12] 徐强著. 英国城市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5: 135.
[13] 李秀林.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19.
[1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N]. 人民日报, 2014-03-17(09).
[15] 纪晓岚. 英国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启示[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97-101.
[16] 胡德巧.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N]. 人民日报, 2017-09-28(07).
[17] 陈云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J]. 经济研究, 2019, 54(1): 4-19.
[18] 刘林, 刘承水. 中国城市管理报告2015-2016[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6-7.
[19] 桁林.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及其发展[J]. 求是学刊, 2003(2): 44-49.
[20] 许志强. 应对“城市病”: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经历与启示[J].兰州学刊, 2011(9): 177-181.
[21] 王向东, 刘卫东.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 现状、问题与重构[J].经济地理, 2012, 32(5): 7-15+29.
[22] 陈占祥. 马丘比丘宪章[J]. 城市规划研究, 1979(00): 1-14.
[23] 总结三十年得失建设现代化城市[J]. 城市规划, 1979(5): 1-5.
Rereading “The Situation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 Exploring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British Urbanization Problem
WANG Jiali
（Graduate Schoo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ittee of C.P. ;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The situation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in the UK in the mid-19th century. It covers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UK during this period, including population, housing, environment, unemployment, crime, etc. The basis of its formation is of objectiv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passive practic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UK which has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tter city, especially in the role of people, the value of people;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conducting the scientific urban planning.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roblems; ecological protection; new urbanization; urban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18-12-03
作者简介：王加利（1990-），女，河南武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A 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 issn. 2096-059X.2019.04.016
文章编号：2096-059X(2019)04–0103–006
（责任编校：贺常颖）
标签：城市化问题论文; 生态保护论文; 新型城镇化论文; 城市治理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论文;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