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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06）2期 0012—05
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是随着国内和国际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家利益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无形的文化利益。在处理本国国家利益与他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时，不仅要考虑物质利益的交换和互利，而且要关注更深层的文化利益趋向。
一、国家利益界定的文化背景
尽管当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等多种主体，但是国家仍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单位。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利益即国家需要生存、权力、安全和财富，因此国家利益与所拥有的疆界、人口、资源、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相关，它似乎是非常具体的、物质的。然而建构主义对传统的国家利益定义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指出了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之下，由于人们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不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并无一种先天给定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被建构而成的。它并不否定物质力量的作用，但认为物质力量是次要的，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
理念主义认为社会的最基本事实是社会意识的本质和结构。有时，这种结构是通过规范、规则或制度的形式为行为体所共有的，有时则不是。无论是否，社会结构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起到作用，如建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帮助行为体寻找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确立威胁因素等等。国际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例如，国际体系以物质力量确定的“极”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取决于各“极”之间的关系，是敌人还是朋友，而这种关系是共有观念导致产生的。再如，美国的军事力量对加拿大和古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既然观念和意识对于建构利益和权力如此重要，那么文化尤其是其核心价值观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一方面是国内文化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另一方面是国际体系的文化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确定了国家的角色，因而也就界定了国家的利益。
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中都有文化因素，两者之间既有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矛盾和交融，也有文化利益的矛盾与合作。问题在于，国内文化结构和国际体系的文化结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究竟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以及从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角度出发，怎样考虑文化对国家利益的界定。
首先，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几乎不能截然分开，必定是共同发挥作用，只是有时以国内规范为主，国际规范为辅，有时则相反。例如，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视为国家利益的政策，首先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认识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向世界开放才能获得资金、技术和管理，推动现代化。当这一思想成为中国人的共识时，开放也就不可逆转了。这是国内规范决定国家利益的典型事例。邓小平的思想当然主要与他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前景的设计有关。但他的思考背后也有国际规范的作用，尽管是隐性的，次要的。邓小平曾于法国勤工俭学，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和开放比较了解。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赞成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邓小平在中国经济濒于破产时敢于提出开放，不仅因为国内政治的迫切需要，而且因为国际规范的存在和影响。现代化、开放、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他考虑问题的依据。
中国对于人权的政策的变化则主要是受到国际规范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与世界上主要西方国家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的人权对话，促进了双方的理解。中国不仅加入了主要的国际人权条约，而且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虽然把人权定为国家利益也有国内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但人权成为国际共识和国际规范，无疑是重要的动力。
第二，以新的价值观念界定国家利益，其实是一个国家学习和模仿的过程，既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的启发，也可能受到国际社会规范的引导和压力。以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新价值观念来界定国家利益，往往促进实际利益的获得和具体事业的成功。“亚洲四小”因开放而变成现代化的优秀生，苏联东欧因封闭而始终处于短缺经济，这对中国的改变有极大的作用。同时，接受国际规范，使各国在不确定性很大的世界事务中寻到基本的方向和保证，展示自己的信誉，增加了确定性。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学习和模仿来的价值观念会逐渐内化，影响国家长远的行为。它同时也说明，中国如果能够在界定国家利益时推陈出新，可能为别国树立学习的榜样，也可能被认可为国际规范，这将大大增强中国的吸引力、说服力，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对于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大有助益。
第三，虽然国际规范有助于建立相似的机构，做出相同的行为，但并不会造成抹杀各国差别的同一性结果。每一种规范的实行都要依据各国各地的条件和特性而定，安排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它是国际和本地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
二、国家利益中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
文化价值观不仅是界定国家利益的根据，而且本身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如上所述，那些看来非常具体的物质利益，也有以什么文化价值观看待的背景。当然，在很多具体的利益问题上，可能不必强调文化的背景，但不强调不等于其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必须揭示长期被忽略的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利益。
在任何一国的国家利益中都包含着道义目标和理想追求，避免仅仅追求自身现实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凝聚国民的认同和支持，引领国家发展的方向。国家无论大小，概莫能外。因为它涉及国家的软权力，是展示本国优秀文化价值观的机会，同时也会增强本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说服力和吸引力。大国则更是如此。因为大国对于地区和世界的辐射力更强，更关心秩序的建立，软权力就更为重要。欧洲国家现在愈益重视宣扬其不同于美国的价值观。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而且更重视国家利益中的文化价值观内容。印度前外交部长什里坎特·纳特瓦尔·辛格在2004年11月18日发表的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0周年的讲话中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源自佛教，而佛教的精华则源自古印度强调的与人为善的生活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的价值观取向的反映。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讲，它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发展和睦关系指明了方向，对于21世纪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也具有实际意义。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曾经以经济为外交的目标，虽然经济上十分成功，但日本被称为“经济动物”，为国际社会所诟病。
即使看来完全是追求物质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国家利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的动力也在发挥着根本的作用。例如传统的国家利益的核心是疆土的完整，有“寸土必争”“不容侵犯”的意义。满清王朝规定，皇帝如果丢城失地，死后陵前无资格立功德碑。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相互依赖不断深化，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地区整合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处理边界争端时不会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更不会大动干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划界问题，不拘泥于简单的领土得失，而是以创造中国更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出发点，为中国更长远的和平、发展和合作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甚至对于一些争议极大的问题如钓鱼岛等争议，提出了“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主张，让后人去处理。可以说，没有一项物质的利益不需要文化价值观的支撑，文化价值观解释为什么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使追求物质利益合理化，能够被国内国外所接受。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实的物质的利益必须与解释它的文化价值观共存，甚至没有纯粹的物质利益，它总是随着人们的观点、定义、取向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这里不可避免地涉及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现在的研究中，意识形态越来越中性化了。我认为，在对外政策研究中，意识形态是指国家政府提倡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为国民提供思想和行为准则。它源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它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只不过有的意识形态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国家前进目标，有些则相反。中国在十年“文革”中极“左”的意识形态泛滥，使经济几乎到达崩溃的边缘，而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在对外战略和政策上取得很大成功。因此，现在不是要不要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对于界定解释国家利益，还是设定国家利益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全球化愈益缩小了国际交往、人际交往的距离，文化和意识形态就不仅限于消极的“包装”本国的政策，而且在于更积极的促进“吸引”别国对自己的主张的认同。
文化价值观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它与现实的物质利益之间既可能出现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两者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情况，使国家利益大受损害。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利益中的理想、原则与现实物质利益。
首先，在国家仍然是国际上的主要行为体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提高人民的福利。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政府应当使用符合自己的理想和原则的方式。只有在非常情况下，当国家的生死存亡迫在眉睫时，才不得不优先考虑现实利益。冷战结束之后，大国之间不互相为敌，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主要潮流，是有实际内容和客观基础的。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核武器，一般来说，任何国家要以武力侵犯中国是相当困难的，连发生武力冲突的几率也相当低。即使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由于中国政府确定了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目标和理念，减少了武力冲突的可能性。
其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强调文化利益与物质利益的一致性。有时坚持文化利益（特别表现为理想原则）不能对眼前的物质利益产生效益，但它将维护长远的根本的实际利益。中国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地区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增加了对受灾国的援助，有的人提出质疑，认为应将这笔钱投向国内扶贫，他们不了解“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对于加强中国与邻国的合作和地区整合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东亚地区的整合从长远来看将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
再次，坚持理想原则是有可能获得国际支持和认可的。在某些人看来，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类似丛林，没有法治，没有道德、规则和原则，因此只能以实力说话，强权决定一切。虽然今天的世界仍不完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的法律、规则和原则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最突出的就是承认和尊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虽然也有一些反面例证，但大多数都遭到国际上的质疑。2003年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尽管国际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其行动，但美国的单边主义激起了世界各国的反对，特别是美国的西方盟友、美国国内人民的反对，证明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道义力量。尽管人们对联合国怀有很多不满，但美国绕过联合国的做法增加了其行为的非法性。美国在军事上的得手却使它丧失了人心，亦即破坏了其软实力。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很大的期盼，与中国一贯秉持的理想、原则有关，也与中国长期建立的国际信誉有关。
现实主义理论始终强调国际道德、规则和原则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但这基本上是从历史中特别是西方的扩张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二战结束之后的历史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历史显示，国际道德、规则和原则的认同在增加而非减少。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发展、人权、民主、环境保护等的赞同已大大提高，而且这些思想和原则并非只源自西方文化，发展中国家也贡献不少。欧洲、东亚、南亚、南美、非洲和其他地区组织内的认同也在增长，可以预见它们在未来可能贡献出更多的文化价值观。在人类共同价值观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思想和原则对于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的作用会更大。
中国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利益，归根结底是提倡什么价值观的问题。建立一整套对内对外一致的价值观体系，显然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如何建立价值观体系，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对如何确定中国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利益，我只提出一些原则：其一，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结合当前的发展需要，进行更新提升。其二，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文化的精华，但不止于西方文化），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吸收。其三，坚持和而不同，多元包容，互相取长补短，达到共同发展。其四，提倡人类共同价值观，中国应当为世界贡献自己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其他国家也应当这样做，最终达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遵循这些原则，就能保护和加强中国的文化利益，树立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正确认识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中国仍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要求。但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有：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内安全与国外敌对势力的结合，“台独”可能引起的“非和平手段”使用以及外部反应，周边不稳所引起的我国局部的不稳。但在思维定势影响下，许多人一提起威胁，就会马上指认某一现实大国为对手，或联想某一上升大国为潜在对手。即使在大国关系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已经大有改善的今天，很多人还认为这只是反常的暂时的现象，似乎世界还会回复到冷战时的“正常”的对抗状况。这种刻舟求剑的态度不仅会忽略真正的威胁，把人力物力财力投错方向，还可能造成“你把谁当成敌人，谁就会真成为敌人”的恶果，对国家利益造成莫大的损失。
形势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身份的变化则是国家内部的变化，它要求重新规定国家的使命、目标，进而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在中国的身份是冷战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成员时，中国对外政策只能“一边倒”。当中国的身份是“第三世界”的领袖时，中国的政策是反对“帝修反”，无私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的身份是改革开放的追求现代化目标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大国和各国的利益互补、重叠、一致的部分越来越多，以致当我们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时，已经不能不同时顾及到他国的利益，换而言之，国家利益出现了更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涵。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参与地区合作，特别是东亚地区合作。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东亚崛起的一部分。可以预见，未来的世界将会出现北美、欧洲、东亚和南美等几个大的地区经济集团，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未来的全球化带有更多的非美国化和非西方化的特点。作为东亚合作组织成员的身份，中国将重新审视传统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类和关系，改变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过去25年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依托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今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目标的实现，不仅要取决于东亚的整体崛起，而且也可与俄罗斯、印度、印尼、日本等周边大国的发展互相呼应和借重，造成水涨船高之势。
国家利益的界定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大国与小国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变化，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也要重新思考。在中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当中国开始在地区和全球事务有更多的参与和影响的微妙时期，中国的形象愈益重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利益。目前最突出的三种利益是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经济利益最直接明显，它对于国家形象起到基础的作用。安全利益极为敏感，并且必须以硬实力来支撑，对于国家形象有保证的作用。文化利益则不仅以软实力建树对外形象，而且也以其价值观、思想、理念和原则去指导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对于国家形象具有导引的作用。因为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并且还将引起世界的关注。为了回答“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表示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在这个关键而微妙的时期，中国展示什么样的形象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展示出珍爱和平、促进合作、勇于负责、主持公正的形象，受到了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肯定和赞扬，对于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实施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疑虑将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因此以创新的理念不断更新和改善中国的形象，将是长期的任务。
一般来说，行为体很难确定对方的想法，行为体也无法像别人一样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因此即使中国最良好的愿望和正面的影响要被外界接受也不容易，可能长期被误解，也总会伴随着恶意的曲解。所以不能只强调国家利益中的物质内容，而要更加展示理想、目标、原则和价值。如果这些与外界的吻合越多，则被接受的程度越高。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都会对其原则和价值赋予特殊性，这是它的资源和财富。价值观的核心往往难以改变，但其表现方式却因时而异。例如，和合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之一，今天中国对外战略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的目标，是和合价值观的演化。其他国家也追寻和平的目标，但可能源自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因此，同样追求和平目标，各国的理解却并不相同，侧重不同，途径不同。中国的理想、目标、原则和价值与外界的吻合过程应是双向的，既是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学习和认同，也是让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接受中国提出的思想和原则。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完稿时间］200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