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士论文,籍贯论文,唐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诗人或文士籍里时，我们常用“占籍”和“籍贯”这两个词，两词在一定范围内是相同的，但有区别。“占籍”是指入籍定居，所以有一定的变动性；而“籍贯”则指祖居地或个人出生地，故比较稳定。无论是“占籍”还是“籍贯”都相对固定，因此，在讨论其与文学关系时，视文人活动为一相对静止的空间，以籍贯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和文学关系只能视为一种静态的描述。
地区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五代
合计
东北 11
广西 3 3
北京 1 1 1 4
310
湖南
1 2 7
616
广东 2 1 4 4
516
甘肃 1 2 7 4
216
江西
2 4 10 1228
安徽 2 3 7 11
528
湖北 8 7 7 8
232
福建 7 17 1337
四川 2 3 12 8 1338
山东11 5 5 10 1041
浙江13 6 30 33
486
河北33 8 34 12
895
山西2416 36 20
399
江苏2524 42 17 20
128
河南3035 61 26
6
158
陕西3929 52 31
9
160
不详1719 80 70 29
215
关于文人以占籍为单位的空间排列，陈尚君的工作做得比较系统，他作有《唐诗人占籍考》，据其考证结果，可以看出诗人占籍的基本分布，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一分布状况与文学的关系。诗人占籍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文化现象和内在规律，研究作家的家庭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注：参戴伟华《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唐代文学研究丛稿》，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第19～40页。）
文士籍贯和上述诗人占籍略有不同，文士范围更广，在唐代主要还是以诗人为主体的；籍贯与占籍义相当，但籍贯更能符合文士出生的实际和通行的表述习惯。唐代文士的籍贯分布状况从下面的《唐代文士籍贯区域排序表》（注：本表编入作家：(1)有作品存世者。(2)无作品存世，但有作品著录者。(3)以诗人为主，兼收散文笔记小说作者。编入原则：视作品存世或著录数量和质量，故有存一二首诗者入选。选择对象略严于《唐诗人占籍考》。编制资料依据：《新唐书》、《旧唐书》、《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小说》，主要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和《唐才子传校笺》为基础。本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作家的归纳，以主要生活时间和主要创作时间而定。籍贯依出生地，不用郡望。本表制作的收录标准前后一贯，故能大致反映唐代文人籍贯的基本状况。）就可以看出，各区域间文士籍贯分布的次序如下：
根据上表（注：一类区：陕西、河南、江苏；二类区：山西、河北、浙江；三类区：山东、四川、福建、湖北以及安徽、江西；四类区：甘肃、广东、湖南、北京；五类区：广西、东北。按，东北三省文士少，亦不能明确其属某省，故总名之曰东北。其中北京可以计入河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文士籍贯和文学的关系。如以时间为单位划分，文化不发达地区在中晚唐时期作家数量都得到一定的增长，湖南初唐无，盛唐1人，中唐2人，晚唐7人；广东初唐2人，盛唐1人，中唐4人，晚唐4人；甘肃初唐1人，盛唐2人，中唐7人，晚唐4人；次发达地区也是如此，如江西初唐无，盛唐2人，中唐4人，晚唐10人；安徽分别为2、3、7、11人，湖北分别为8、7、7、8人，福建分别为0、0、7、17人。地区文化积累和地区作家的产生应成正比。但就中唐和晚唐的情况来看，原本文化发达的区域，将晚唐和中唐比较，略呈下降趋势，这样的区域划分大致以长江为线。长江以北的河北、山西、河南、陕西，中唐和晚唐比，分别为34∶12、36∶20、61∶26、52∶31，而江苏则为42∶17，这是因为江苏有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江苏和浙江在人们的意识中应处于同等的地域等级中，事实上，全境在长江以南的浙江和江苏并不相同，浙江中晚唐比为30∶33，大致持平，晚唐略升。中晚唐文化呈南移的趋势，以上部分区域的作家人数比也是一个辅证，但陕西和河南的作家绝对值仍大致始终处于其他地区的前面，或者是前列地区之一，晚唐的河南和陕西作家分别为26、31，同时期中只有浙江高于河南、陕西，为33，但在绝对值上，江南最具优势之浙江和河南、陕西仍处在分布密度同一等级的一类区域。
同一区域中，作家分布往往呈现出一个或数个密集点，由这一个或数个密集点左右着这一区域的作家分布密度。陕西是作家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其密集点是西安，这是唐代首都所在地，其作家近百人，约占整个陕西作家的60%，河南的作家分布有多个密集点，其中洛阳近50人，约占河南作家人数的32%，比例仍然较高。其他区域密集点情况各不相同（注：统计数字皆据戴伟华制作《唐代文士籍贯考》数据库。），如江苏，苏州33、扬州26，分别约占江苏作家人数比的26%和20%。浙江的密集点在湖州，近20人，而绍兴13人，杭州7人。湖州是环太湖的唯一属于浙江的州，湖州有人文传统，历来主政湖州者，多“鸿名大德”，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云：“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夏属扬州，秦属会稽，汉属吴郡，吴为吴兴郡。其野星纪，其薮具区，其贡橘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元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称太守，或称内史，或称督邮，他州或否，如鲁史晋乘，侯牧一也。其鸿名大德，在晋则顾府君秘、秘子众、陆玩、陆纳、谢安、谢万、王羲之、坦之、献之；在宋则谢庄、张永、褚彦回；在齐则王僧虔；在梁则柳恽、张稷；在陈则吴明彻；在隋则李德林。国朝则周择从令闻也，颜鲁公忠烈也，袁给事高谠正也，刘员外全白文翰也。”乌程杼山为文人赋唱之地，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载：“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涧有黄浦桥，桥南五十步，又有黄浦亭，并宋鲍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赋诗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黄蘖山出，故号黄浦，俗亦名黄蘖涧，即梁光禄卿江淹赋诗之所。”（注：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卷三三九。）南朝梁柳恽为吴兴太守，颜真卿作《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文云：“按吴均《入东记》云：‘恽为郡，起西亭毗山二亭，悉有诗。’今处士陆羽《图记》云：‘西亭城西南二里，乌程县南六十步，跨苕溪为之。昔柳恽文畅再典吴兴，以天监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吴兴郡理西，故名焉。文畅尝与郡主簿吴均同赋西亭五韵之作，由是此亭胜事弥著。’”（注：《全唐文》卷三三八。）颜真卿增修《韵海》，即在湖州，形成一时人文之盛，“兹山深邃，群士响集”（见上引《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顾况云“其冠簪之盛，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并非夸诞之词，这就是湖州作家众多的文化土壤。
即使是作家出现不多的区域，也有一个或几个作家分布的密集点。如四川，其密集点前期在梓州。初唐2人，盛唐3人，依次为李义府、陈子昂、赵蕤、苑咸和李白。李义府并非道地的蜀人，《旧唐书》卷八二云：“瀛州饶阳人也。其祖为梓州射洪县丞，因家于永泰。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义府善属文，表荐之。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洎、侍书御史马周皆称荐之，寻除监察御史。”永泰，在射江的上游，与陈子昂的家乡射洪最近，李义府出仕比较偶然，正好得到巡察大使李大亮的推荐，对策擢第。李义府耻其家世无名，便让人修改《氏族志》成《姓氏录》，挤入“士流”之列。赵蕤，梓州盐亭人，隐于梓州都县长平山安昌岩，开元中征召不赴，李白少时曾造访其庐。苑咸，一说为成都人，一说为京兆人。此人富才艺、擅文诰，王维有《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诗。李林甫领撰《唐六典》，咸功最多。百年间蜀地能称道者凡五人，而纯为蜀人者仅陈子昂、赵蕤二人。李义府和李白是蜀地移民。苑咸，籍贯有二说，疑不能定。这样的分布状态与岭南相近，但岭南开化较晚，蜀在西汉已出现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其原因在于东晋南朝蜀地文学有一断层（详另文《文化的历史传统与诗人生存的地域空间》之《文化断续论：巴蜀文化与陈子昂》），影响到蜀地文学传统的常态发展和本土作家的持续出现。
从地域看，李义府、陈子昂、赵蕤、李白皆与梓州有关，前三人生活的文化圈为射江和涪江交汇的三角区，李白家乡则在涪江上游，但李白年少时曾顺涪江而下至郪县长平山问学赵蕤。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十《嘉陵江中江水流域纵横交通线》云：“涪江水运甚盛，盖自绵至合、渝多取水路而行也。”（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1177页。）李白出川当由涪江下行经梓州、遂州、合州，至渝州人长江东行，进入楚地。陈子昂有《度荆门望楚》诗，诗云：“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李白有《渡荆门送别》诗，诗云：“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皆为由巴蜀入楚经荆门之作。
四川作家以梓州和成都最多，梓州作家除上列李义府、陈子昂和赵蕤外，尚有冯戡、李萼、马逢、严震、柳棠、于观文、李殉诸人，成都则有苻载、石恪、刘湾、王处厚、雍陶、景涣、唐求、李余、仲子陵、尹鹗、文谷、韦表微和苑咸（有疑）。梓州的地位在唐代蜀地也很重要，安史之乱后，剑南分东、西二川，梓州则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之地，剑南东川节度使例兼梓州刺史，领梓、遂、绵、剑、普、荣、合、渝、泸、陵、昌十一州。初盛唐川籍作家中，四人皆在川东，且三人为梓州人，李白为梓州近州绵州人，而成都反而没有作家，苑咸为成都人只是一说，已很可疑。从地域看，川东梓州也是有文化传统的，唐前有王祐、冯颢、李尤、李胜、李朝诸人，虽然学术和文学成绩一般，但在偏处川东来说，已经很不简单。成都进入中原，因走蜀道，令人望之却步。而梓州走水路进入楚地，再入中原，虽然路程遥远，但比起成都入中原应该容易一些，故初盛唐陈子昂、李白出川，都是从梓州下行走水路。出川也才能见闻日广，交往日繁，创作日多，始为中原人认可，如不出川，川籍作家则默无声息，影响拘于一隅。安史之乱前后成都日兴，有“扬一益二”之誉，成都与中原交往日频，蜀道当越修越善，来往之便应该超过往昔，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川文学家始多，势在必然之中。
唐人的籍贯意识是很强的，翻一下《唐代墓志汇编》便知，但将籍贯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观念却比较淡薄。唐代以籍贯为单位的选集就不多，傅璇琮先生《唐人选唐诗新编》收入十三种，《丹阳集》是唯一以籍贯为单位编选的一种唐诗选集，为陈尚君编撰，前有殷璠序，从殷璠所编《河岳英灵集》来看，《吟窗杂录》所录《丹阳集》序当为残帙，《河岳英灵集》在《叙》中有收录标准和编撰体例。《丹阳集》序云：“李都尉没后九百余载，其间词人，不可胜数。建安末，气骨弥高，太康中体调尤峻，元嘉筋骨仍在，永明规矩已失，梁陈周隋，厥道全丧。盖时迁推变，俗异风革，信乎人文化成天下。”这和《河岳英灵集》相比较，内容就少了很多，如编写《丹阳集》的原因，收录作家的限制，选录作品的标准以及编选的意义均未涉及，这些内容肯定在残损之列了。《丹阳集》序前面当无遗佚，《河岳英灵集》叙的起头云“梁昭明太子撰《文选》”，而《丹阳集》起首云“李都尉没后九百余载”，都是从前代叙起，体例略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丹阳》止录吴人”，实际上就是《丹阳集》的编撰体例。《新唐书·艺文志》四《包融诗》下注云：“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璃，长州尉谈筋；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阳集》者。”《丹阳集》收润州五县十八人之作。《中兴间气集》序云“止录吴人”之“吴人”和“《珠英》但纪朝士”之“朝士”对，不太准确，实际是指“止录润州”。宋刻本《河岳英灵集》署“唐丹阳进士殷璠”，殷为丹阳人，《丹阳集》乃选乡人诗作而成。《丹阳集》的编撰在地域文学角度方面有如下意义：其一，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在此得到确认。其二，《丹阳集》的选诗标准和评诗导向暗示了区域作家的创作趋同，或者为区域作家在未来的创作中指引一路向，这将有利于地方作家创作形成区域文学特征。其三，地方文人选集保留了地方性的小作家的作品，否则很多小作家的作品就因散佚而不能流传下来。
同样，以籍贯为单位的文人集团的称谓也值得重视，它们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可惜唐代人这样的意识并不太强烈。如“吴中四士”是唐代作家群中以出生地为单位的组合，这样的组合极少，“吴中四士”首见于《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附《包佶传》，包融“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而“吴中四士”的称谓，不知《新唐书》所据，抑或为《新唐书》作者的归纳，《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中·贺知章传》云：“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扬州，在长江北岸，与润州隔江相望，唐属淮南道，是淮南节度使的治所，蒋伸《授李珏扬州节度使制》云：“维扬右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注：《全唐文》卷七八八。）扬州为进入吴越的通道，故云“当吴越之要冲”。为何将扬州张若虚列入吴越之士？从上引贺知章传可知，扬州张若虚应在吴士之列。称扬州为吴地，于史可征。春秋末年吴兼并江北的邗国，并开邗沟。西汉时江都曾为吴国的国都。北周时此地改称吴州，五代十国时杨行密建吴都于此。即从历史上看，扬州与吴关系密切。而越州称吴，可能缘于隋开皇九年废会稽更名吴州。不过，这些记载均不能成为唐人的理解习惯。因此，将越州贺知章、扬州张若虚、润州包融和苏州张旭合称为“吴中四士”总有问题。但应该看到，《旧唐书》谓贺朝等“俱为吴越之士”，至少含有两层含义，其一，有意识地将同一区域作家并称，企图揭示他们的共同点；其二，强调神龙中，一组吴越之士因文词俊秀而名扬于上京，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的强盛，而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贺朝等人共同名扬京师，正是隋唐以来南方文士不断努力而渐渐崛起的表现。故“吴越之士”的崛起只能视为贺朝等人代表南方文士活跃于京师，而不是说当时诗坛是以他们为代表。分析“吴中四士”的意义在于：区域作家的联称，在诗歌发展中有彰显地方文学、使文学多元化的作用，特别是地方作家群体的出现，为以朝廷为中心的大一统文学模式注进新的内容，对文学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以“吴中四士”为例的辨析，也告诉人们，一个习惯使用的名词，甚至是文学史中已习惯使用的名词，其产生和发展、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考辨清楚。我们并不清楚“吴中四士”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新唐书》何以将扬州人和越州人视为吴中之士，也不清楚何以将张旭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组合为“吴中四士”或“吴中之士”。今天就是约定俗成接受和使用一概念，也应该知道其中的缘由。
小结
其一，以《唐五代文人籍贯分布表》数据库为基础，分析不同时段文人分布的状况，指出：中晚唐文化呈南移的趋势，但陕西和河南的作家绝对值仍大致始终处于其他地区的前面，或者是前列地区之一。同一区域中，作家分布往往呈现出一个或数个密集点，由这一个或数个密集点左右着这一区域的作家分布密度。即使是作家出现不多的区域，也有一个或几个作家分布的密集点。
其二，唐人的籍贯意识是很强的，但将籍贯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观念却比较淡薄。《丹阳集》是唯一以籍贯为单位编选的一种唐诗选集，而《丹阳集》的编撰在地域文学角度方面意义在于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在此得到确认；其选诗标准和评诗导向暗示了区域作家的创作趋同；地方文人选集，保留了地方性的小作家的作品。
其三，以籍贯为单位的文人集团称谓的出现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吴中四士”的含义在于有意识地将一区域作家并称，企图揭示他们的共同点；一组吴越之士因文词俊秀而名扬于上京，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的强盛，而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吴越之士”的崛起只能视为贺朝等人代表南方文士活跃于京师，而不是说当时诗坛是以他们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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