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思维方式的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20年前那场真理问题大讨论所启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先导，而随着第二次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大转折，又促使思想解放运动向广度和深度推进。这种群众革命实践发展与理性思维飞跃的互动、撞击、蕴育、再生，成了响彻世纪之交中国大地的时代最强音，而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是思想、理论观点，政治、经济、文化观点的拨乱反正，更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本文拟探讨这场世纪之交中国思维方式革命的主要表征。
一、摆脱“左”的教条主义思维，走向坚持实践第一的思维
2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无疑是一场以哲学理论之争的形式展开的政治斗争，但它蕴含的实质性意义，却是一个执政党认识路线的转换、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即从唯上唯书的经学思维转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上来，从“左”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转到坚持实践第一的思维方式上来。这种转换在当时集中表现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和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而这正是通过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重新确立实践第一的观点，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实现的。
“两个凡是”的要害是它的认识论含义，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态度、“左”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脱离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僵化、公式化、药方化，一切从本本出发。因此，要冲破“左”的教条义思维方式的框框，必须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盛衰兴亡的问题。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的始终要求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它的生命形式永远是发展。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理解和把握它的内容和实质的方法论原则。因此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正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路线和思维方式，邓小平极力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强调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可以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全党从唯上唯书的经学思维转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上来，从“左”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转到坚持实践第一的思维方式上来，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
二、摆脱离开实然从应然出发的思维，走向一切从实际（实然）出发的思维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始终予以关注和并提的两个重大问题。“左”的思想路线，从本本出发，坚持到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去寻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包医百病的药方，认定马克思等导师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应然状态”，并以此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和“施工蓝图”。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大体上预见了未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所诞生的社会主义及其原则。有人问马克思，未来社会主义应怎么样搞法，他回答说：“这当然完全取决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别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飘渺的，因而实际上是个幻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让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按照“应然”的施工蓝图运作、让“实然”听命于“应然”、让客观现实逼近“理想模型”的全党全民努力，带来的却是日益强烈的应然与实然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思维与存在的颠倒。马克思早就指出：“共产党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7页）而这一现实运动是受历史规律支配的。“应当如此”，如果脱离客观规律性，应然如果离开实然，只能流于空谈；离开实然从应然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最终葬送社会主义。“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416页）邓小平带领全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正是破除离开实然（现实）从应然出发的思维模式，找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把她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现在搞建设，要适合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三大前夕，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 页）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出发，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天上”回到“地上”，从超阶段的空间回到眼前的现实，从应然回到实然；使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都建立在现实的、客观的、必然的、科学的基础之上了。
三、摆脱形而上学两极对立思维，走向唯物辩证思维
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左”的政治路线的产物。60年代以来，“左”的政治路线，以阶段斗争为纲，把人的全部关系都归结为阶级关系，把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政治活动，把人的全部思想都归结为阶级思想。由此出发对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的基本分析和判断，采用绝对对立的两极分法：认为国际形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认为国内的社会现实，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公有制，就是私有制；不是革命，就是保守；不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是香花，就是毒草；等等。这种社会政治化模式，酿成了全民性的思维政治化，形成了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这种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必然走向主观主义、绝对主义和文化专制，导致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否定社会多样化，拒斥矛盾同一性，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堵塞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的道路，阻碍改革开放。只要深入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从“两个凡是”的束缚，到姓“社”姓“资”的障碍，再到姓公姓私的困惑，从政治上看，它们都是“左”的表现或“左”的影响；而从思维上看，它们又都笼罩着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迷雾。
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的标志。在谈话中，邓小平针对“左”的思想的重新抬头，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 页）这就一下子点透了“左”的思想的要害，同时也使我们深刻领悟到形而上学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危害和影响，要彻底清除“左”的思想，也迫切需要冲破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思维的禁锢。实际上，改革开放进程中所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解决，如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能否并行互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否相通互利？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能否共存？计划与市场能否互补？等等，也是以全党在邓小平理论的引导下不断摆脱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思维，走向唯物辩证思维为前提的。
四、摆脱封闭思维，走向开放思维
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过程，也是实现从封闭式地建设社会主义向开放式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是实现从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过程。
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封锁中起步的。这种特定的国际环境，使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依靠国内的自有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从事经济建设的指导思路。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无奈选择。问题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闭关锁国的观念和措施不仅没有改变，“左”的错误反而把它进一步膨胀和推向极端；把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把引起西方先进技术看成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把利用外资上纲为卖国主义；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往来，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20年的封闭，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在人们的观念中凝固、积淀成一种封闭思维方式。对此，邓小平言深意重地说：“我国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4页）“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0页）。
正是这种以全球为参照系的开放思维，使邓小平始终从现代化的角度、世界的角度、未来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课题，始终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现实、未来贯彻的交汇点上来思考和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而提出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理论和战略。邓小平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视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并作为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他透彻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全方位的关系，鲜明地提出了“全方位、大开放”的对外开放战略；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新鲜经验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扫清了障碍。从而使中国迅速地打破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初步形成了以“全方位、大开放”为特色的对外开放战略格局。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举。
全党经过20年的开放大潮的冲击和碰撞、挑战和考验、蕴育和再生，已逐步实现从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这种由开放大潮所蕴育和催生的开放思维方式，具有区别于封闭思维的鲜明的现代内涵：一是从封闭思维的唯我独尊、唯我独革转向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相容性（有容乃大）；二是从封闭思维的思维角度的一维性转向思维角度的多维性；从封闭思维的凝固和僵化转向流动和生机；从封闭思维的对世界把握的割裂性和孤立性转向对世界把握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封闭思维的对自身和现实存在的有限性的守护转向对自身和现实存在的有限性的不断超越。
五、摆脱真理与价值相悖思维，走向真理与价值有机统一思维
20年来改革开放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使我们对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更深刻的领会，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然包含着两个有机统一的出发点：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和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正确的思想路线应是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彻底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摒弃真理与价值相悖的思维方式，坚持真理与价值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
从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的角度来反省、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发生各种偏差的可能；而把二者彼此割裂和对立起来，正是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发生挫折和失误的一个总体性的根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左”的错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的选择独立化、绝对化、抽象化，即在社会活动中，把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追求，把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追求脱离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经济规律。可以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这种追求的产物，特别是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晚年的毛泽东同志根据苏联“变修”和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直接发动了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再次消除新生的人与人的不平等的“人民战争”。也可以说“左”的错误已经在一定意义上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倒退到以单纯的价值构想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上去了。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空想，不是因为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够美好和高尚，而是因为他们的理想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案只是从一定理论原则出发的产物，来自“思维的理性”，却与现实的条件无关；他们只从抽象的人性、道德、幸福、自由等方面构想和实施自己的社会主义，不注重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中寻找改造社会的合理方式；等等，总之是只有主观的价值追求，没有历史的客观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724页）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把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重新变成科学的过程，也是教育引导全党摆脱真理与价值相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确立真理与价值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的过程。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既遵循了价值原则，又遵循了真理原则；既合乎目的性，又合乎规律性；既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客观需要和根本利益出发，又从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及运动规律出发，并且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新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在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反映和抽象的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原则与价值性原则的有机统一，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两个根本出发点的有机统一，贯穿着真理与价值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本质、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上。特别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一个整体的实质，是全面彻底坚持历史的客观真理性与人民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它的提出，是邓小平哲学思维走向成熟，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的标志，是邓小平纯熟运用真理与价值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的结晶，也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全党带到了成熟的真理与价值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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