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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2 —0051—08
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与价值紧密相连，因为理论常常既是规范性的又是诠释性的[1](P6)，“价值判断实际上深植于社会科学之中”[2](P541)。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一词常遭贬斥，体现价值判断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可能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有关。标榜价值祛除或中立的现实主义对价值或规范概念持贬低态度。例如，摩根索就把乌托邦与规范思想联系在一起[3](P9)。二战结束后，经过了科学行为主义革命洗礼的现实主义更加贬低价值的重要性。肯尼思·华尔兹就是一个典型的科学现实主义者，他致力于创造一个能够真正称得上“科学”的理论，极力将价值考虑排除在其著作之外。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多数学者都乐于公开宣称自身理论是价值中立或祛除的，而不愿承认理论可能包含有反映自身价值倾向的东西。这种要求保持价值中立，区分事实与价值的观点在美国尤为常见，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正如理查德·曼斯巴奇（Richard W.Mansbach）所指出的，那种广为传播的、宣称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情况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这种宣称已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全球政治的理解[1](前言部分)。特别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远离价值影响，而是以看起来科学严谨的研究掩盖了而不是完全祛除了其价值观。因此，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一种规范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理论建构者有意或无意掺杂进去的价值倾向。鉴于这种现状，本文希望通过借鉴科学哲学、价值哲学的有关内容，分析渗透在诸主流理论传统中的价值倾向，并进一步剖析理论发展与价值倾向之间的关系，供大家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基本概念与框架
价值是一种“在情感与认知相互影响下形成的信仰体系”[4]， 但并不是一种纯主观概念。哲学上一般认为，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个关系范畴，即所谓“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5](P3)。人在社会某一个领域、对某一客体的实践过程中，往往都会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主观“过滤”产生一些关于认知对象的好或坏、利或弊、应该或不应该的判断，其结果就是形成一定的价值倾向或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价值倾向或价值观念体系又将反过来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由此来看，价值与事实是不能够二元区分的，它们相互联系，主观能动的人将两者紧密结合到一起。正因如此，理论家，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家在认知世界、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自身价值观念的影响，理论是人对客观世界反复认知、判断的结果，它不可能只反映了某种事实，还必然包含了理论者的价值倾向在里面。有人可能辩称，理论家能够比普通人更加客观地认识世界，实现所谓的事实／价值的二元区分，从而做到价值中立。但理论家与普通人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区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任何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没人能够保证在建构理论时不会受到各种价值倾向，尤其是本人价值倾向的影响，“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科学家的价值倾向总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这里或那里，尤其在他们对事实的理解和对理论的评价及进一步诠释中表现出来。”[6](P344) 当然，由于对事实认知的有别、个人价值倾向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一样以及受科学训练程度的不同，不同理论者在其理论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往往是不同的，其程度也常常有别。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理想主义就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价值倾向，而现实主义的价值色彩就要相对淡一些。但不管如何，学者即使再克制，方法即使再严谨，其理论也不可能不体现出某种价值倾向。
那么，在国际关系领域，学者们常持什么样的价值倾向并将它们渗透到了其理论之中呢？笔者将其归纳为两种最基本的价值倾向：秩序与正义。所谓最基本的价值倾向，是指对国际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原则的看法。正是在如何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生存及推进其发展的问题上，对秩序与正义的不同偏好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什么是秩序？对此学者们异议不大。秩序至少意味着维护规则与现状、变化的可预测性和一定程度的稳定[7](P21)。正义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赫德利·布尔教授将世界政治中的正义分为国际正义、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所谓国际正义，“指的是那些赋予国家和民族以权利与义务的道义规则”，个人正义“指的是赋予个人以权利和义务的道义规则”，而世界正义关注的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或者共同价值。”[8](P64—67) 从当前情况来看，国际正义最受关注，个人正义次之，世界正义处于最受忽视的地位。除了国家、个人、世界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还提出一种阶级正义观，因为它以阶级而非国家作为主要分析单位，要求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再分配。
因此，所谓秩序价值倾向，就是指这样一种基本价值观：秩序是国际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应该把保持秩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正义价值倾向则认为，正义是国际社会中的最基本原则，应该以实现正义为首要目标，至于这种正义是国际正义、个人正义还是世界正义或阶级正义，则因学者不同而不同。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难道自由、合作、和平不可以归结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价值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不是要对所有国际关系领域中可能的价值倾向作一个全面概括，这些概念有许多是相互交叉的，我们只须选取一些最主要的概念。笔者选取的是秩序与正义，理由是：第一，这两个概念包含了合作、和平的大部分内涵，能够基本概括国际关系诸理论传统的价值倾向（第二部分有详细论述）。至于自由，当前显然很少有学者强调国际体系应该保持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国家的自由）、也少有人强调个人自由是国际社会的根本，因此这种价值倾向在此忽略不谈。第二，秩序与正义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既能较全面概括现有的价值倾向，彼此之间又有可比较性。说两者对立，因为国际关系中的秩序往往以正义为代价，反过来亦如此，相互之间具有排斥的一面；说两者统一，是因为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正义的秩序，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秩序的正义。两者的对立统一，有利于我们把握国际关系领域价值倾向的对立共存与相互转化。
接下来分析我们将要研究的对象——国际关系诸理论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理论流派已如此众多，要对每一种理论逐一进行价值分析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马丁·怀特所提出的“三R”传统仍是一个有益的借鉴。在怀特看来， 有三种国际理论的思想或传统：现实主义（Realism）或马基雅维利主义、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或格老秀斯主义、革命主义（Revolutionalism）或康德主义，“现实主义者强调和关注国际无政府状态，理性主义者强调和关注国际交流，而革命主义者则强调和关注国家的社会或者说国际社会”[9](P7—8)。要指出的是，在怀特提出“三R”划分数十年后，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性主义”一词的内涵已经改变了。现在的主流认识是，理性主义是一种与反思主义相对的理论群体，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被包括在其内。这样，理性主义就成了一种相当庞杂而且不能与现实主义相区分的传统。有鉴于此，笔者将怀特使用的“理性主义”改为“自由主义”，它包括了相互依存论、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全球治理论等，这些理论与怀特所指的“理性主义”在内涵上是大体相符的。此外，革命主义的含义也应予以扩充。在怀特看来，革命主义者是充满激情和使命感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把国际社会建设成一个道德统一体是他们的首要目标[9](P8)。在这里，笔者强调的是革命主义的批判内涵。因此，除了康德主义外，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都属于本文称的革命主义范畴。由此来看，马克思而不是康德的思想似乎更适合于作为革命主义的范例[10](P22)。
还要说明的是，这些理论传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流派，而是理解理论流派的一个坐标，纯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革命主义是不存在的。依据这个坐标进行组合，不同的理论流派均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见附图）。这种划分的一个好处在于，尽管在某一时期接近于某一思想传统的理论很少或影响式微，远算不上主流理论的地位，但由于其独特的理论传统，也会被我们当作重要的考察对象。这既使我们关注了所有具有独特价值倾向的理论，又使得分析超越了现状的限制，从而更具有跨时空特征。这样，只要论及这三种思想传统，辅之以接近这种三种思想传统的理论为例证，就可以对不断发展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一个大致全面的价值分析。
附图 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及流派分布
二、三种理论传统中的价值渗透
为了更清楚地辨识三种理论传统中潜藏的价值倾向，笔者拟从以下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这三个方面既是价值渗透的渠道，也是观察理论价值倾向的主要窗口。一是基本假设（assumption）。不同于有待证实或证否的假说（hypothesis），“假设是假定为正确的命题，并把它作为理论推理的前提，它是建构理论的基础。”[11](P7) 由于有“假定”的成分在里面，如何做出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与假设者的知识基础、认知方法以及价值倾向相关。因此，分析某种理论的基本假设，有可能发现理论家渗透在其中的价值倾向。二是基本的研究事实。一个理论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是要选择特定的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一个学者选择这种事实而不选择那种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常能表明其个人价值倾向。三是理论的未来向度。理论的功能主要有两个：解释和预测。不论是解释理论，还是预测理论，最后都必须面对如何评价现在、应对未来的问题。有的理论家可能辩解说，他的理论只解释现在、不预测未来，因而可以避免价值影响。但解释现在与预测未来并不是能够完全分开的，对现在的看法往往暗含了对未来的期待，而这种期待与理论家的价值倾向密切相关。
（一）基本假设
现实主义有很多研究假设，但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笔者以为，完整地讲，现实主义的假设是国际体系处于一个悲观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它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前景是暗淡的[12](P326)，国家主要依靠自助来维护自身利益，世界是一个冲突的舞台[13](P2)。例如，在华尔兹看来，无政府状态是一个自助系统，而“自助的局面具有很高的风险——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破产，在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则为战争。”[14](P137) 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传统虽接受了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却强调合作的可能。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通过分析囚徒困境表明，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缺乏合作[12](P330)。因此，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一种相对乐观的无政府状态假设。对无政府状态的不同假设潜含了不同的秩序观。现实主义者的悲观假设表明了他们对秩序的强烈关注，因为在一个随时有可能陷入冲突与混乱的国际社会中，没有什么比保持秩序更为重要的了。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无政府状态假设表明他们也关注秩序，但程度就相对要轻得多。革命主义则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均有不同，它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的等级结构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帝国主义论中关于剥削与被剥削的论述、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关于中心—外围的批评表明，革命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存在一种有形或无形、政治或经济上的等级结构，殖民地、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结构中处于一种不公正的弱势地位。这种理论假设折射出革命主义者对正义（主要是国家正义和阶级正义）的强烈关注。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或资产阶级在国际体系中付出太少而获得太多，而发展中国家或无产阶级则付出太多而获得太少，他们对这种情况深感痛心并力主改变。
（二）研究事实
在研究事实方面，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权力／安全／战争研究。许多分析家正确地指出，现实主义理论家使用的是权力而不是权利的语言[15](P7)。这与现实主义对秩序的看重是分不开的，因为要实现秩序，就必须研究国家对权力、安全的追求，必须研究如何防止战争的发生。这同时表明现实主义持的是一种强硬的秩序观，即必要时不惜以战争来实现秩序。摩根索甚至认为，保持和平的最好办法就是准备战争[16](P2]。自由主义则强调相互依存／制度研究。自由主义传统中，相互依存被视为一种重要趋势，制度作用越来越得到强调，因为制度是促进合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2](P326,327)。这表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秩序关注方面的区别既体现在程度上，也体现在实现方式上。现实主义主张采取一种“硬”（重军事与战争）方式实现秩序，而自由主义的主张则要“软”（重制度与合作）得多。同时，自由主义对制度而非战争的看重表明了它部分考虑到了正义要求，因为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考虑不同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基欧汉曾强调，“要促使这些关涉穷国的实践安排的国际机制合法化，工业化国家必须愿意转让重要的实质性资源，同时允许这些国家自由地进行国内社会和经济变革。”[17](P246) 这种表述包含了少量的正义倾向。革命主义选择的研究事实则鲜明地表明了它的正义价值观，这些被选择的事实包括：强调经济因素在国际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剥削与被剥削、中心与外围均由此而来），强调富裕国家应对贫穷国家的现状负责，以及关注发达国家如何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支持等等。这些事实的选择表明，革命主义对现状、秩序是少有兴趣的，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权利义务能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重新分配。
（三）未来向度
对现状的评价与对未来的态度鲜明地反映了理论家的价值倾向，因为秩序主义者常常倾向于维持现状，而正义主张者则往往期待未来。在三种理论传统中，现实主义极其怀疑改变现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许多现实主义者承认，完全的秩序有赖于世界政府的建立，但建立世界政府是不现实的[18](P15)。因此，尽管现实不令人满意，但现实主义者仍多坚持通过均势这一并不理想的手段来达致一个基本的秩序①。如果要推翻现状，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因此宁愿出现不平等和霸权也要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②。批评者经常批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结构变化，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解释这种变化，甚至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变化。尽管变化可能导致一个更加正义的国际社会，但这不是现实主义所考虑的。与之相反，革命主义强调改变现状。出于对正义的强烈要求，革命主义学者一般均要求打破维持不平等现状的秩序，甚至为此采取激烈手段亦在所不惜。因此，革命主义总是对变化充满期待，就像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一书中开篇即言：“变是永恒的。”[21](P1) 至于这种对正义未来的向往可能导致的对秩序的破坏则是革命主义不予顾虑甚至愿意看到的。自由主义则介于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之间。在对待现状的态度方面，自由主义不似现实主义对现状情有独钟，也不似革命主义者对现状恨之入骨。自由主义很少提出在国际关系某一领域推倒重来的措施，但又常常主张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改进，不断进行一些修修补补。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是先天的乐观主义。”[1](P189) 在笔者看来，它更是一种渐进式的乐观主义，反映一种在秩序与正义之间进行折中的倾向。
总的来看，在价值倾向上，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构成了鲜明的两极，自由主义则摇摆于两者之间，但更近于现实主义。近些年来，学界越来越注意到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相近似的一面[22](P278)。这种理论近似性也反映在价值倾向上，使得自由主义在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秩序价值倾向，但又有趋向正义的一面。三者的区别如附表所示。
三、价值批判与理论反思
对三种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分析表明，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理论家的价值倾向，彼此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表现的程度、价值的类型不同而已。国际关系理论家，特别是一直以价值中立相标榜的现实主义理论应勇敢地承认自身及其理论的价值追求。有的学者或许担心，承认理论中的价值倾向将破坏自己学说的客观性与可信度。这种担心情有可原但确属多余，理论的客观性与价值渗透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任何一种理论要达到绝对客观与真实是不可能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是复杂的，我们在不同时期关注它的不同部分[23](P82)。即使再高明的理论也往往只能说明部分的真理，达到部分的客观。在对部分客观的追求过程中，价值倾向可能起积极的作用，也可能起消极作用，这取决于该价值倾向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研究对象的客观要求。例如，当世界各地战火纷飞、人们急需安全与稳定的时候，反映秩序而不是正义价值倾向的理论可能更接近于社会的客观要求；而当落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无权无势、受到严重盘剥的时候，情况则恰恰相反。因此，价值倾向的作用绝非有利或有弊所能形容，关键在于理论者如何把握自身价值倾向与国际社会发展客观趋势之间的关系。价值倾向不能避免，但却是可以调适的，这就像人不能不吃东西，却可以自主决定吃什么东西一样。因此，学者应该学会调适自己的价值倾向，以便建构一种更加客观的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渗透还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一事实，诸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议除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外，还存在着价值论方面的争议。这使得我们的理论批判与反思也可以从价值批判、反思的角度进行。事实上，这种工作也有许多人在不知不觉地做。比如说，一直就有相当多的人批判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好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不好主要并不体现在理论的逻辑、表达的方式上，而主要在于其看不到人类进步的悲观和保守态度。这种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批判。在意识到了价值与理论的关系以后，我们应该把这种价值批判更自觉、更广泛地应用到理论批判中来，以此促进理论创新与进步。依据笔者观点，这种价值反思与批判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通过对几种理论传统的反思，探索一种能够根据国际社会发展要求、反映多种价值倾向的理论。在一定时空范围的国际社会中，往往既有秩序的需要，也有正义的需要，表现出多种价值倾向共存的态势，只不过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者能够调适自身的价值倾向，而不是仅关注秩序或正义的话，其理论将更具客观性与解释力。二是通过对符合未来国际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倾向的探讨，致力于建构一种有预测能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的发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学者能根据这种规律调适自身的价值倾向，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预测理论。这两种批判实际上致力于建构和完善两种理论，一种是说明现状、服务实践的解释理论，一种是面向未来、改造实践的预测理论。两者相互补充，不可替代，都是理论进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面。至于预测理论与解释理论能否融于一炉，现在还很难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理论必须既发挥解释的功能，也要起到预测的作用，否则建构理论的意义就要打一个大的折扣。
第一个方面的价值批判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几种理论传统在解释现状方面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现实主义现在看来仍是最有生命力的一种理论。除了其在研究方法方面更加严谨、各种现实主义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等因素外，秩序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长久以来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现实主义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历史上多数国际社会中，都是没有中央权威的，因此实现一定的秩序成了维持国际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可以肯定，只要这种情况没有根本的改观，现实主义传统就始终是一个富有解释力的理论传统。当然，在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不同，革命主义也曾发挥过一定的影响，但随着反帝反殖运动的退潮，革命主义理论的影响也相应下降。特别是到冷战结束后，革命主义范式就像克努成描述的那样，“几乎完全溶解”[ 24] (P282) 。 穆哈德·赖特（Moorhead Wright）曾经感叹道：“在国际政治中思考正义是一件特别令人感到挫败的事情”，“很少有证据显示，正义在政治家和政治领导人的考虑中发挥了实际作用。”[25](P401) 这种现实正是革命主义处于低潮、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根源。但正如上文所述，无论在任何时候，国际社会的现实要求都不是单一的。在正义高涨的时候，也有秩序的需要，在秩序占压倒性优势时，仍有正义的空间。正因如此，价值倾向相对单一的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总是难以全面地反映世界的客观现实与需要。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是一个进步，它采取了一种折中的价值观路径，从而有可能更加全面地解释世界。但自由主义看来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因为在许多时候它的观点既不似现实主义那样切中要害，也不似革命主义那样明确，而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自由主义未能准确地反映秩序与正义在当前国际社会中的对比情况。也许，折中与综合本来就是困难的，但也正是因为困难，自由主义的路径还需要我们继续跟进与改善。
第二个方面的价值批判则使我们转而思考如何建构一种能够适应未来的国际关系预测理论。国际社会发展有一定规律可循，一种理论如果要具有较强的预测力就要体现能够反映未来国际社会要求的价值倾向。现在的解释理论相对比较强了，如有现实主义。但预测理论还很弱，几乎没有一种系统的、得到大家公认的理论。但我们确实需要一种预测理论，正如赖欣巴哈所指出的，“如果知识不包含未来那又算得什么知识呢？只是在过去中观察到的关系的陈述，不能叫做知识；如果知识要揭开物理客体的客观关系，它就必须包含可靠的预言。”[26](P73) 这个论断同样适应于社会科学，充满悲观现状色彩的国际关系学尤其需要现实与未来的对接。国际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我们需要有相关的理论指导我们来改造世界，迎接未来的国际社会。应该承认，建构一种预测理论要比建构一种解释理论要更为困难，因为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线索往往容易理清，但把握未来国际社会的走向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又该怎样调整自身的价值倾向呢？这些问题的确令人困惑，但理论家不应放弃自己的努力。国际社会的发展走向牵涉到地球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命运，需要人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它、破解它。而在认识与改造世界方面，理论的作用不容忽视。科学的预测理论能够塑造人类的思维方式，推动人们认识未来，更加主动、有效地改造世界，推动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景早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国际关系研究视为自我觉醒（self-awareness）、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和自我进步（self-advancement）的工具[27](P19)。因此， 国际关系学者既要继续完善解释理论，又绝不能因为畏难而放弃探索预测理论。通过理论推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不能推卸的双重责任。
附表 三种理论传统的价值倾向比较
理论传统 基本假定基本事实未来向度 价值倾向 代表人物与流派
现实主义 冲突的无政 权力/安全/战争 维护现状 秩序 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府状态 义、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
革命主义 等级制结构 经济/福利的重
推翻现状 正义 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拉美依附论、沃勒
新分配 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自由主义 合作的无政 相互依存/制度/ 改良现状 介于两者之间 基欧汉和奈的相互依存论、基欧汉的新自由制
府状态 治理研究 (更接近秩序) 度主义、罗斯瑙的全球治理论
结语
本文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判断之上：社会科学研究无法排除价值色彩，国际关系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理论建构者有意或无意掺杂进去的价值倾向。这一点已为不少学者所认识，但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从而无法引起主流学界的重视。针对此情况，笔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价值倾向：秩序与正义。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本文从基本假设、基本的研究事实和未来向度三个维度入手，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革命主义等三种国际理论传统进行了价值剖析，然后得出结论：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在价值维度上构成了鲜明的两极（秩序与正义），自由主义则摇摆于两者之间，但更近于现实主义。在价值倾向无法祛除的情况下，理论者如何把握自身价值倾向与国际社会发展客观趋势之间的关系、如何从价值视角进行理论批判与反思变得至关重要。我们既要通过对几种理论传统的反思，探索一种能够说明现状、服务实践的解释理论，又要通过对符合未来国际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倾向的探讨，致力于建构一种面向未来、改造实践的国际关系预测理论。对当今的国际社会来说，两种理论都不可或缺，后者则因联系着人类的未来而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收稿日期:2006—03—06
注释：
①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经典现实主义、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经典现实主义都是均势理论。”参见[19]（第110页）。
② 在华尔兹看来，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的平等是与不稳定相联的”，“国家间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性具有令人烦恼的特性，但这并不应使我们忽略其所具有的优点”，这种优点在于使和平与稳定至少成为可能，见[14]（第177页）。霸权稳定论则直接主张，为了维持国际秩序，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见[20] （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