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开创民族研究的新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局面论文,民族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如何抓住机遇，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服务，开创民族科学研究的新局面，这是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人员所共同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笔者结合学习党的十五大文件和邓小平民族理论，联系实际谈一些肤浅的认识。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是民族振兴的动力。要开创民族科学研究的新局面，就要拓展新的视野，明确新的任务，看准新的高度。
一、民族研究的新视野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民族研究内容最丰富、开展民族研究最领先的国家之一。民族研究是中国科学进步的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然而，科学研究本身是有时代特征的，并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民族研究也不例外，在各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视野。因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当年列宁就明确指出：“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事实上，民族研究的视野也随着历史环境、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的。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类已经步过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中国是一个在漫长的农业经济里爬涉的农业大国，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更为落后，虽然大部分已进入封建社会，而成熟程度又不一样，还有一部分分别处于奴隶社会或是原始社会末期。因而，决定了民族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基本上与历史环境相适应，偏重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及习俗方面的记载，往往是经济、政治、文化浑然或混沌一体，为后人深入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这种研究视野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央派访问团和调查组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民族社会调查而告结束。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拓宽了民族研究的视野，广大民族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纷纷奔赴第一线参加社会实践，注重调查民族地区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中的新变化和新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欲速而不达的极左路线错误导向下，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一片“横扫”的狂呼滥叫声中，刚刚有着生机的民族研究被迫强行取消，没有什么视野可言，长达十年之久。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注：《毛泽东诗词注释》，漓江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74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否定了以“文化大革命”为顶峰标志的极左路线，不仅为包括民族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获得新生开辟了新天地，而且为之指明了新方向，拓宽了新视野，这就是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从而使曾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中国民族研究重获生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果数以万计，有的填补了国家空白，有的属于国内先进水平，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注：孔子语。）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以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知识经济一体化和知识产业化为总体特征，以知识物化、精神产品产业化和商业升华、物质文明理念化为结构特征，以双向运行、交叉组合、高技术助推和文化、经济、科技三位一体为机制特征的时代里，民族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能不能抓住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首当其中是看你有没有新的视野。是审时度势，还是麻木不仁；是开拓进取，还是停滞不前；是解放思想，还是墨守陈规。这就是衡量民族研究有无新视野的标志。
能否拓展民族研究的新视野，取决于如下三点：
第一，深刻地领会党的十五大的精神实质，把握时代发展的脉膊。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提出了下世纪前五十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三个重要阶段的奋斗目标，并把“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加强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这就为拓展民族研究的新视野指明了方向，在范围上不仅涵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中与民族相关的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要有瞻前性，牢牢地掌握民族研究为振兴中华服务的主动权。
第二，认真地学习邓小平民族理论，牢牢地掌握民族研究的思想武器。民族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涉及到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诸多方面，有其创新的魅力。他提出了当今中国民族问题实质的新观点，即核心是祖国统一的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观点，这几个方面的新观点，以其独有的特色和很强的针对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当前和今后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只有坚持以邓小平民族理论为指导，民族研究的视野才能拓展，天地才能广阔。
第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观念上的先导问题。视野的拓展与观念的更新有着密切联系，说到底就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之所以能提出当今我国民族研究的两大新课题，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他提出民族研究的两大新课题是：一个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如何立足于民族平等，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另一个是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民族地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很难设想，一个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的人，只看到过去和眼前的事情，而看不到日新月异的大世界，怎么会拓展新视野，又怎么会有超前的意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开拓新视野，看问题要有瞻前性，并不意味着提倡违反科学、脱离实际去胡思乱想，随心所欲。恰恰相反，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入落后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使主观世界适应客观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
二、民族研究的新任务
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民族研究的新任务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民族政策的角度，研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问题。
党的十五大科学地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下世纪前五十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三个重要阶段的奋斗目标，要使我们的国家以现代化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这是全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它将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为之而拼搏前进，去努力完成各个重要阶段的任务。而在完成重大任务的过程中，必然会向民族研究工作提出许多重要的新课题。
首先，是在现实研究方面，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所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比如，本来就处于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能不能与全国同步进行，是否会拖全国的后腿；在不同的民族地区怎样做才能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才能解决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两大课题；国家和发达地区在帮助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发展经济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大家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体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又比如，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需要排除哪些阻力，扫清哪些障碍，使少数民族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和完善民族地区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在实现社会安定的过程中，如何依靠群众同心协力，向贪官污吏的腐败行为和胡作非为的邪恶势力作不懈的斗争，开创民族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新政治局面。还比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中，怎么抓好各级各类的民族教育，培养“四有”新人，切实地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的素质；怎么提高民族地区的科学文化水平，清除迷信的影响，摈弃消极落后的风俗习惯；怎么继承民族地区历史文化优秀传统，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实新的内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些方面研究任务非常繁重。
其次，在基础研究方面。由于民族涉及的学科门类很多，对其研究贯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尽管过去以“民族”界定的独立学科很少，至今公认的也只有民族学，很多是隶属于大学科门类而存在。比如民族法学隶属法学类，民族政治学隶属政治学类，民族政济学隶属政济学类，民族社会学隶属社会学类，民族文学隶属文学类，民族史学隶属历史学类，民族教育学隶属教育学类，民族新闻学隶属新闻学类，民族体育学隶属体育学类，民族科学隶属科学学类，民族医学隶属医学类，民族统计学隶属统计学类，民族建筑学隶属建筑学类，民族艺术学隶属艺术学类，民族心理学隶属心理学类，等等，通常都将之称为带“民字号”的分支学科。既然如此，对各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都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所谓基本理论，指的是经过实践获得的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是某知识领域里的概念、观点、原理的体系。虽然说我们的先辈在以往的研讨中，对具有民族特色的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已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严格地说，能够称得上体系的并不多，有的属半成品，有的只是轮廓，多数是初显端倪。这样，就非常需要我们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深入研究。尤其是在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情况下，为民族基础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可以肯定地说，在知识创新的大环境之中，中国民族基础研究将会有新的突破。
第三，在应用研究方面。科学研究的生命力存在于应用之中，应用研究必不可少。所谓应用研究，指的是要把科学从束之高阁的堂殿里走出来，让它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及。可以理直气壮地承认，民族融合直至消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绝非一日之功，必须经过一代接一代长期的努力奋斗。因此，如何根据各个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做好民族科学的普及工作，是民族研究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传统和优势，比如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被列为武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这与应用研究是分不开的。那末，我们的研究是不是到此为止，可以停滞下来了呢？不能。因为应用研究不仅内容丰富多采，而且是处在动态之中，它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邓小平说：要“照辩证法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违反了辩证法，只有死路一条。
要完成民族研究的新任务，有如下几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领导重视。各级领导要切实地按照十五大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不仅充分地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的这一基本国情，而且真正把民族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带头研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一定要克服“与己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思想，主动关心和支持民族研究，为其排忧解难，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个因素是各方支持。民族研究是一种多科性、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没有各个方面的扶持和帮助，单靠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研究单位的努力，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研究课题的立项和资金的安排上，更应该给予倾斜，必须防止那种厚此薄彼、任其自然的倾向，让民族研究在科学园地里得到繁荣发展，做到象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页。）还有一个因素是主观努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研究是一项艰巨的科学研究工作，除了领导重视、各方支持外，更需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奋发努力，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了科学研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淡泊名利，开拓进取，在科学上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勇敢攀登，去达到光辉的顶点。
三、民族研究的新高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我们决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研究就其本性而言就是创新，创新又是有阶段性和相对性的，所谓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标准是没有的。
今天，面对着一个高节奏、高科技、高风险、高竞争、新知识不断猛增的21世纪，一切科学研究都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和现有的成就上，要有新的高度。那末，民族研究的新高度是什么，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
所谓民族研究的新高度，指的是有创意的境界、有创新的观点、有创见的成果。既继承前人的成就，又是有所发现；既肯定已得的成果，又要有所突破；既借鉴别人的经验，又要有所创造。
要达到这样的新高度，是有其衡量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评定民族研究的成果，应是按照客观标准，在科学研究、知识创新面前，平等竞争，不讲情面，不讲照顾，不讲资历，做到公平合理。
衡量民族研究有没有新高度，主要标准是：
第一，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大业的方向。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57页。）到了80年代，在改革大潮中，邓小平以敏锐的眼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失时机地提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页。），以此作为是否合乎民族意志的判断标准。可想而知，民族研究的高度之所在。换句话说，如果民族研究不利于维护祖国统一这个“核心”，也就意味着达不到发展的新高度，从根本上讲是倒退。今后衡量民族研究成果的高低、优劣，首先是要看它在维护祖国统一的核心问题上能否过得硬。
第二，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事业。邓小平从战略高度提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的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这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一个创新观点，也是衡量民族研究有无新高度的标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涉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前途命运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今后评选民族研究的成果，主要是看有没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有没有过得硬的道理，有没有经得起检验的成果。
第三，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成就。中华民族大团结是我们闻名于世的优良传统，是我们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力量之所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来动摇或削弱。特别是在知识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逐步成为国家、地区、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及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人们追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大环境里，一定要在研究中寻找到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新的支撑点，提出新形势下搞好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新方法，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上来衡量民族研究的新成果。否则，也就无所谓民族研究的新高度。
如果说，原来按照科学分类划分把民族研究归到社会科学的话，那末，在世纪之交，考察社会科学近几十年的最新发展趋势，当代社会科学显示出这样与往不同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从各学科的界限分明到学科间的综合和融汇，要求在“跨学科”的研究中从多角度把握认识对象，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完整的面貌。二是从追求普遍性理想到设定本土化目标，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强调研究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相结合，彻底改变以往社会科学“中心生产、边缘消费”的不平等的依附格局。三是从与自然科学的硬性区分走向二者的内在渗透与互动，正是马克思曾预言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许多以往截然对立的观点正变得相容与趋同。四是从形式化、学院化的追求走向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与贯注人文关怀，自觉把现实生活世界视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使自身真正服务于人生存发展的理论追求。（注：贺来：《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见《光明日报》1998年4月24日第五版。）无疑，上述的四个基本特征或发展趋势，对于民族研究是适用的。
“满眼先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历史的转折为中国民族研究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只要我们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振奋精神，脚踏实地，勇于拼搏，开创新意，以坚韧不拔这志，以壮心不已之气，以威武不屈之力，写下21世纪新的光辉篇章，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科学研究的新体系，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