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苦闷”——再论鲁迅与厨川白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无产阶级论文,苦闷论文,文学论文,厨川白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13)01-0073-07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一位日本文艺理论批评家因鲁迅的译介而在中国颇受青睐与推崇。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苦闷的象征》，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坛最为畅销的书。这个人就是厨川白村。鲁迅不仅翻译了他很多著作，而且在文章中还经常谈到他。如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就曾评价厨川说：
作者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然与旧说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来为不可测，作者则以诗人为先知，弗罗特归生命力的根柢于性欲，作者则云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这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①
此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说：
但从这本书，尤其是最紧要的前三篇看来，却确已现了战士身而出世，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断乱麻”似的爽利，至于禁不住称快。[1]268
或许这两段鲁迅评价厨川的话，影响力太大了的原因吧，时至今日，很多中国读者的眼中，一提到厨川，依旧只有这一富于“独创性”的“战士”的形象。然而笔者研读完《厨川白村全集》后发现，其实在“战士”厨川的光辉形象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个犹豫、踌躇更或是苦闷的厨川。而且鲁迅生前似乎也意识到了厨川的这一苦闷，只是颇费了些周折。不过一番周折后，鲁迅不仅准确的理解了厨川内心的苦闷，而且还基于这一理解，鲁迅的情绪也开始了“左倾”。而这一鲁迅与厨川的内心对话过程，恰恰是我们这些年的鲁迅研究所忽视掉的地方。为了立体展现鲁迅与厨川心灵对话的全过程，本文计划先从打破中国学界多年以来一直抱有的“战士”厨川白村的形象着手。
一、先从一个“傲慢”的书生讲起
厨川白村，原名厨川辰夫，号“血城”、“泊村”，在文学创作中主要用“白村”。据《近代文学研究丛书》记载[1]276-284，白村于明治十三年(1880)生于日本京都市，是厨川磊三与和田氏的长子。不过“据白村的家族及亲友讲，辰夫是个养子”。只是这养子的身份并没有给他的童年带来什么不幸，反而因他是一个“独生子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特殊关爱”[1]276，且因其父厨川磊三曾为京都府劝业科和大阪市货币局的官员，所以家境一直不错。直至厨川长大成人，生活环境都很优越。或许他后来语言犀利刻薄，总有一点傲慢之气也和他的这一成长经历有关。当然，他的傲慢不单单来自家庭环境的优越，也与他个人亦非常优秀有关。17岁考入第三高等学校(现京都大学)，后又顺利地升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入学后又因其成绩优异而于明治三十六年被选为学校的“特待生”。尤其让他感到骄傲的是，在毕业典礼上他还得到了天皇授予优秀毕业生的纪念银表。当时日本天皇在国民心中的地位非比今日。不难想象，这一经历对于一个刚刚要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多么值得感怀的事。如他在回忆录中就说：
今天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竟然天皇陛下也莅临仪式了。我做为文科毕业生总代表，先从校长那里接过了毕业证书。又作为优秀毕业生，走到天皇陛下的前面，从他身边的侍从那里接过了天皇赐予的银表。在毕业仪式上，我一直都站在天皇陛下的旁边。接受银表时，我还走到距陛下不足两个坐席远的地方，给天皇深深鞠了一躬。天皇龙颜甚威严且亲切，还对我还以微笑，令小生深感荣幸。[2]
这一学业上的成就，让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发表文章且小有名气的厨川毕业后毫不犹豫地就报考了研究生，且有幸师从于刚从英国留学回国不久的夏目金之助(即后来的大文豪夏目漱石)研究英国文学。
不过在厨川读研究生期间，他的家境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经常有人看到他“粗茶淡饭，衣衫褴褛”的身影。而且为了筹措学费，他还在业余时间经常外出去教授外国人日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等到研究生毕业就退了学，于1900年3月，远赴熊本五高(现熊本大学)任教去了。
据他在熊本大学教过的学生回忆，厨川傲慢的态度并没有因境遇的改变而有所节制。因为到任后不久，厨川很快就又以“辛辣尖酸刻薄”而成名。不过据他的学生讲，厨川“上课时一句废话都没有”，甚至讲义稿都精炼到几乎不用修改就可以出版的程度而深得学生们的爱戴。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激情与勤奋的治学态度的原因吧，到任后不久，厨川就写成了轰动一时的鸿篇巨著《近代文学十讲》[3]，给当时的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继他的这本《近代文学十讲》之后，日本文坛出现了很多题为《××文学十讲》或《××文学十二讲》的论著，足见其影响之大了。
此后，厨川迎来了他作为文学者最辉煌的时期。继《近代文学十讲》后，他又密集地出版了十余部兼具学术性与文艺性的著作。如《文艺思潮论》《印象记》《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的恋爱观》等。在这些作品中，厨川不仅系统地论述了近代欧美文学的文艺思潮流派，还借助这些文字，展示出了他特有的一股批判社会的决绝之精神。这让他不仅赢得了很多忠实的读者，且引领了整个大正时期的文艺批评之潮流。
不过这也让原本就高傲不逊的厨川，似乎变得更加高傲不逊了。尤其对那些所谓低俗的、来自民众的东西，极为鄙视。据当年在他身边生活过的人回忆，1915年，他因细菌感染而必须要做截肢手术时，曾对旁边的人说：“希望我是一只超凡脱俗、高洁典雅的白鹭”，“失去双腿虽然是痛苦的，但这样一来也可以与那些低俗之众区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第4卷，第447页)足见其傲气之盛了。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短短数年后，恰恰就是因为这条失去自由行动能力的双腿，让他在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地震中，未能逃脱海啸的冲击而英年早逝。
不过庆幸的是，他生前在行动极不方便的情况下，还于1916年游历了美国。原本还要去欧洲参访，只因途中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于1917年7月改道回国。
或许有人已经注意到了，笔者在这里用了“庆幸”一词。听起来似乎有弦外之音。是的，笔者认为厨川确实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若不是他在途中亲历了那场世界大战，又目睹了资本主义美国社会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弊病，或许自命“白鹭”且看不起下层民众的厨川，可能至死都不会关注无产阶级劳动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
二、随波逐流的“左倾”
1919年10月，一直以清高文人自居，不曾从文学的象牙塔迈出过半步的厨川，访美归来后，居然也在杂志《改造》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描写无产阶级的文学》的短文，继其后又发表了《出了象牙之塔》《无产者之眼泪》《从艺术走向社会改造》等文章，开始参与到有关劳动阶级社会文化运动的问题上来了。
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可能“劳动文学”这一新兴事物对于他来讲，可能是有点太陌生了吧，一向自信甚至傲慢的厨川，居然也变得非常谦虚起来。如在《出了象牙之塔》中，他就谦逊地说：
因天生资质不佳，且后天努力学习又不够，所以我自己很清楚，我这一生是做不了什么大事情的。既不可能写出像拉斯基那样伟大的文章来，也不可能有他那样的大智慧和头脑来思考自然与人生的问题。不过一介山野村夫而已。幸好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圈在这文艺研究的小世界里不妄动。但尽管如此，当看到时下日本社会的一些怪现象时，还是会时常气愤不已。(中略)当然，我也很清楚，象我这样的一介书生，即便是走出象牙塔投身到社会中去，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中略)但有时还是禁不住想从象牙塔里探出头来，写一些这样的东西。(第3卷，第55—56页)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厨川面对社会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对所谓劳动阶层的社会问题，关注度越来越高。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他的这一改变全部归结于他的美国体验。日本国内的社会动向，也是至关重要的。下表是笔者依据一些日本文学史书和社会史资料汇集成的一份简易年表，可帮助我们了解厨川当时所处的日本社会状态及文坛大势。
对照上表中的年份与年度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厨川恰好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不断高涨的日本社会。于是如何去面对它，便成了困扰所有知识分子的大问题。毋庸置疑，厨川开始“左倾”与这一大背景不无关系。恰如腾田昌志所指出：“厨川白村走上文学道路时，恰好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与《播种人》文学运动高涨的时期，是阶级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社会问题的时期。”③这一社会大势迫使对社会底层文化毫无兴趣的厨川也开始意识到：“直到去年，有关民本主义的议论还颇为流行。可到了今年，劳动问题已成独揽社会舆论的大问题了。”(第3卷，第134页)
但是包括厨川在内，其实很多刚从即成文坛“左倾”到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中来的人，内心其实都很茫然。甚至对一些基本的概念都还不清楚。如厨川在《出了象牙之塔》的第十节《俄罗斯》一文中所指出：
当下流行的“布尔什维克”一词，我记得在某一本英语书中被翻译为more。那应该是“更多”的意思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日语里竟被译成“过激派”。这让我实在不能理解。莫非是有意曲解？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其实对应“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个“门什维克”，意为少数派。听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派中的温和派，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如果可以把“多数派”译成“过激派”的话，那不妨把日本的某一“多数派”政党也称之为“过激派”如何？(第3卷，第41页)
从这一段引文，我们不仅能看到厨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真诚性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勇于批判政客的文人精神。而且厨川到底还是一位学者型的知识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似乎已经对这所谓的劳动文学，有了很深地认识和见解了。有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问题，在日本虽然是近来才有的，但在欧洲它自上世纪以来就存在。而且还是文艺家们热衷讨论的议题，也是主要的作品取材对象。归纳起来，这类作品(如戏剧)大多都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出场人物多，注重群众心理描写。这可能与作品题材本身的性质有关吧。应该说把工人的劳动情景搬上舞台是这些作品最成功的地方。第二，爱描写众人骚动的场面，热闹且带有煽动、感伤、悲情主义的色彩。第三，多数作品都只是把生活原原本本地描写出来，却不给予这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以任何解决的方法。只是把凄惨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反省。第四，喜欢在描写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冲突时，加入一些恋爱故事或是家庭内部的悲惨情节。一般都会在资本家这边安排一个顽固不化、保守强硬的老人，从而突出新旧思想的激励斗争。最近在日本，类似的作品也多起来了，而且也出现了类似的创作模式，颇有异曲同工的味道。(原文篇幅过长，笔者略加意译)(第3卷，第131—132页)
我想，读过后来在中日两国文坛上出现的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如《蟹工船》(小林多喜二)和《雷雨》(曹禺)等作品的读者，一定会认同厨川的这段论述。其实继上面的这段引文之后，厨川在文中又犀利地指出：“这些作品不仅与今天的唯物的社会主义立场相差很大，其作为文艺作品还存留着很多旧时代浪漫主义的色彩。……不仅暴露出了‘问题小说’的缺点，而且做为艺术品也是失败的。连宣传他们主义的力量都很弱”(第3卷，第134—135页)。何况还有很多无产阶级作家“是出于经济利益或是感情、教条理论的考量呢。所以尽管他们都瞪红了眼睛在那里高声嚷，但从大的人生批评的角度去观察时，这些劳动文学的内容还是有太多的矛盾。所以我认为，想用文艺来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是俗人之俗见而已”(第3卷，第142页)。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厨川晚年虽然开始关注无产阶级劳动文学，但在内心对当时的劳动文学作品评价并不高，而且还明确地告诫，有的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文学是出于利弊得失、教条理论或是感情的考量，绝非发自内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1934年日本政府开始镇压革命文学运动之后，这些随风“左倾”的左翼作家们转瞬间又都“转向”了。这证明厨川当年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尤其那句“想用文艺来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是俗人之俗见而已”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而笔者做为一个中国读者，当读到厨川的这些文字时，便想起了鲁迅那篇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在那篇演讲稿中，鲁迅也说过与厨川近似的话。说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弱者的行为，对现实是无力的。要想改变现实，还得是实际的战斗和真实的革命，而非革命文学(第3卷，第437页)。看来两人似神交已久。当然，因厨川的言论在先，鲁迅的演讲在后，而且鲁迅不仅阅读过厨川的这些文章，还翻译过很多，所以两者之间存在影响或接受关系的可能性很大。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谈，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厨川身上来。
三、“左倾”带来的“苦闷”
如上文所述，“左倾”后厨川对无产阶级劳动文学的现状及弊端，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但是去真正面对它时，还是感到了很大困惑。如他在《从艺术到社会改造》中就说：
当所谓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把批评的眼睛对准向自己或是自己周边的人时，他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真的能够放弃诗人世界的美丽之乡吗？真的能从“象牙塔”的美好里走出来吗？能去与凡俗大众和愚民执手共舞狂欢吗？我想他们是做不到的。也是他们所不可能忍受的。(第3卷，第174页)
毋庸置疑，厨川本人就是这“所谓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所以当他“年过四十才从纯粹的艺术批评中走出来，把视线移到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上”(第3卷，第175页)时，也只能感慨地说：
东呢西呢，南呢北呢？进而即于新呢？退而安于古呢？往灵之所教的道路么？赴肉之所求的地方么？左顾右盼，彷徨于十字街头者，这正是现代人的心。“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年逾四十了，还迷于人生的行路。我身也就是立在十字街头的罢。(第10卷，第267页)
这是厨川在《走向十字街头》的序言中所讲的一段话，应该是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去时，发现自己其实很难做到“华丽转身”后，说出的一句真心话。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研究厨川白村时一直忽视的地方。其实不只是我们中国学者，就连日本同时代的作家学者们，似乎也很少有人关注到厨川的这份困惑。如工藤贵正所指出，至今为止的很多学者大多都“只是从印象论和感情论的方面来批评厨川”[4]，而对隐含在厨川内心深处的这份苦闷，却从未予以关注。如著名的妇女运动家山川菊荣就曾批评厨川说：“厨川白村的文明批评‘不过是作者稍稍从象牙塔里探出头来发发牢骚骂骂社会而已’，和那些真正在马路傍或是在工厂里流汗做苦工的劳动者，无论是其身份还是其人生观都完全不同。所以在我们劳动者看来，他那些东西无非是公子哥们所喜好的一个表演节目，或是随便说说而已。只是他文笔很好，所以可以很有趣的把一些世间的事情描写出来，供大家消夏娱乐罢了。”[4]
无疑，这些有关厨川白村的评论，在客观事实上不仅对加深厨川白村的理解没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反而还加速了他死后其文学影响力的快速消亡。更谈不上去挖掘厨川身上的这份具有时代气息的苦闷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其实我们只要把厨川的这一左右不能的困惑拿过来，与跟他同一时期的大作家有岛武郎的《宣言一篇》进行对比就可以明白，厨川的这份困惑与有岛武郎的那份绝望，其本质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有岛武郎与这一历史潮流带给知识分子的这份困惑进行了正面的挑战，而厨川却始终保持了可以与它进行冷静对话的距离，和可以平等对峙的态度。而在他的这份冷静与对峙的态度中，其实也蕴含着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比如他在那个时候就指出了在无产阶级文学家阵营中可能会出现的功利性的问题。如果日本左翼文学家们早一点关注到了这一点，那他们后来在面对左翼作家集体“转向”的问题时，就不至于那么惊讶与措手不及。
有关日本人的厨川研究，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有必要拿着这个从“傲慢”的书生蜕变成“困惑”的知识分子的全新的厨川白村形象，来重新探讨一下鲁迅眼中厨川印象。
四、鲁迅与厨川白村
在本文的开篇处我们已经讲过，鲁迅把厨川译介到中国来，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厨川是一位敢于抨击和批判自己母国人国民性缺点的“战士”。而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探讨过，“战士”是早期的厨川印象，而晚年的他，更多的是生活在是否要走出象牙塔的困惑与将来要向何处去的苦闷中。或许会有人发问，为什么鲁迅眼里后者的印象不那么鲜明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鲁迅阅读厨川文章的先后顺序有关。
如果不计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零散文章，厨川的主要专著共有以下九本。
1.《近代文学十讲》大日本图书1912年3月
2.《文艺思潮论》大日本图书1914年5月
3.《印象记》积善馆1918年5月
4.《小泉先生及其他》积善馆1919年12月
5.《出了象牙之塔》福永书店1920年6月
6.《近代的恋爱观》改造社1922年10月
7.《走向十字街头》福永书店1923年12月
8.《苦闷的象征》改造社1924年2月
9.《近期英诗概论》福永书店1926年(月份不明)
拿着这份厨川著作目录，我们再去查阅《鲁迅全集·日记》中，由鲁迅自己列出的购书单，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鲁迅除了《小泉先生及其他》和《近期英诗概论》之外，购买了所有厨川的专著，而且还有补购的部分。其具体的购买时间和日期汇总如下。
1.《近代文学十讲》购于1913年8月8日，1924年10月11日再补购。
2.《文艺思潮论》购于1917年11月2日，1924年12月12日再补购。
3.《苦闷的象征》购于1924年4月8日。
4.《出了象牙之塔》购于1924年10月27日。
5.《走向十字街头》购于1924年10月27日。
6.《近代的恋爱观》购于1925年1月22日。
7.《印象记》购于1925年9月9日。
对照这两份列表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两个信息。一是鲁迅虽然早在1913年就购买了厨川的书，但如相浦杲所指出，在1913至1917年之间，鲁迅其实对白村并没有多少关注。甚至笔者怀疑鲁迅有可能把早期购买的《近代文学十讲》和《文艺思潮论》赠送给了他人或是遗失了，否则怎么会有补购的现象呢？二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鲁迅补购这两本书的时间，可以确定鲁迅开始真正阅读厨川的文章，是从1924年的《苦闷的象征》。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鲁迅突然从1924年开始热衷于厨川？
笔者认为，可能是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因为厨川就是在这次地震引起的海啸中遇难的。当时日本各大媒体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很多报刊杂志还出版了悼念厨川的专辑。我们知道，鲁迅因有两个日本弟媳，所以家里一直都在订购日本的报纸。而且日本的报刊杂志也是鲁迅回国后获得外国文坛信息的主要通道，所以鲁迅应该很快就知道了厨川遇难的消息。从1924年开始他突然集中购买厨川白村文集这一现象来看，应该是这些日本文坛的纪念活动引起了鲁迅的兴趣，并为鲁迅走进厨川提供了契机。而且从鲁迅购买《苦闷的象征》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翻译这一情形来看，他对厨川产生的共鸣非同一般，因为继其后鲁迅马不停蹄地又翻译了两部白村的作品，足见其欣赏程度之高了。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苦闷的象征》是厨川遇难后由他的朋友和弟子们编撰出版的，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本书中，有关厨川面对无产阶级劳动文学的兴起而表现出来的苦闷，几乎全部都被删减掉了，而被选入的恰恰都是凸现厨川语言犀利、对社会批判深刻入骨的文章。我想这是导致鲁迅对厨川的苦闷起先毫无察觉的根本原因。而经由鲁迅的译介来了解厨川的中国读者，就更没有机会把握他的这一复杂矛盾的一面了，只能与译者鲁迅一样，提到厨川就只有一个猛烈批判日本人国民性缺点的“战士”印象。包括很多学者在内，多年以来一直没能有机会察觉到白村内心这一复杂而苦闷的一面。
不过，鲁迅虽然在初期没有注意到厨川的这一复杂性，但随着翻译作品的不断增多，且阅读的越来越全面，他很快就察觉到了。如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他就曾追问过：“走出象牙塔之后又将如何呢？”并作为答复，还专门翻译了厨川《走向十字街头》中的那一段话，即在上文中我们也已经引用过的：“东呢西呢，南呢北呢？进而即于新呢？退而安于古呢？往灵之所教的道路么？赴肉之所求的地方么？左顾右盼，彷徨于十字街头者，这正是现代人的心。‘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年逾四十了，还迷于人生的行路。我身也就是立在十字街头的罢。”
可见，鲁迅译完《出了象牙之塔》之后，已经对厨川的困惑与苦闷有所察觉了，否则他不会在译者后记中突然解释说：“这书的出版是在著者死于地震之后，内容要比前一本杂乱些”(第10卷，第267页)。笔者认为，鲁迅后来没把《走向十字街头》译完就停笔，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许鲁迅开始时也难以接受一个“战士”厨川印象的崩塌吧。所以自1926年以后，除了译文的再版，鲁迅几乎不再言及厨川。
但这并不能说明鲁迅已经完全告别厨川白村，因为1929年鲁迅还在购买六卷本的《厨川白村全集》，且笔者认为这一举动颇有深意。是什么让鲁迅又想起了厨川呢？笔者认为，可能是当时不断高涨的中国国内的革命文学论争。我们知道，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使得在鲁迅面前也出现了当年厨川所面对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时代性的潮流，给了鲁迅再一次感悟厨川的机会。想必鲁迅重新购买《厨川白村全集》就是为了彻底弄清楚之前他先前没有明白但却也朦胧地感觉到的那份厨川的“苦闷”吧，并在两年后，他似乎真正的读懂了厨川。如在一次演讲中鲁迅说：
日本的厨川白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第4卷，第307页)
不难看出，经过几年的搁置与反思之后，鲁迅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像厨川这样被大的时代潮流推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其实面对新兴无产阶级文学时是无力的，只能感到苦闷或作为旁观者感叹一下而已，而不可能全身心地真正地投入到革命中去。可以说，这时的厨川已在鲁迅的眼中由一个“战士”转变为一个困惑的知识分子。这是本文最想强调的一个事实。不过厨川的有些论述可能还是给了鲁迅很多启发，比如厨川说过：
把所有的思想家、学者和艺术家都视为是为了某一种目的而在做宣传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即开始就把世俗的东西放在眼里，或把学问和艺术品等只视为是向人世间宣扬自己思想的道具，当然这也不是不可以，但认为这就是艺术家和思想家本来的职能，那就太无知荒谬了。(中略)
不过我觉得，能坦白的说出“我只是个艺术家，只是在搞创作而已。从未曾有过为你们的妇女运动做宣传的想法”这种话的易普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正是因为他有了那样的心态，他的文章也自然而然的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中略)
诚然，学者这个行业，如果你非要找个借口说它就是说教或是什么宣传的专家，也不是不能。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艺术家，自己绝对不能有去做宣传的想法。一旦有了，那你就很难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而且会伤害到艺术家的情操和本质。(第5卷，第242-244页)
厨川的这些意见和观点，与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壁下译丛〉小引》中所讲的两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
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益，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第3卷，第437页)
近一年来中国应着“革命文学”的呼声而起得许多论文，就还未能啄破着一层老壳，甚至于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第10卷，第306-307页)
不难看出，鲁迅和厨川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认识和态度是非常相似的。如果厨川对文学功利性的质疑是基于他深深的苦闷之后的反省，那鲁迅的在这方面的理性，或许或多或少的得益于先行于他的厨川的那份“苦闷”经验了吧。也许鲁迅后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并没有像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那样的激烈与偏激，也是因为他了解厨川当年的困惑的原因。所以说，厨川面对劳动文学时展现出的这份苦闷体验，让鲁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想要从内心真正地接受一个与以往的自己相异的新兴事物，是多么的困难，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在讨论鲁迅与厨川的关系时，要重视厨川的这份苦闷经验及鲁迅对它消化方式。否则我们很难理解鲁迅后来走向“左翼”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冷静、理性与自我定位的坚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①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引自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0卷，第257页。本文所引鲁迅文章均参照该版《鲁迅全集》，后文从略，只标注卷数和页码。
②《厨川白村全集》共6卷(改造社，昭和6年)。本文所引厨川白村文章若无特殊注释，均参照该版全集。后文从略，只标注卷数和页码。
③藤田昌志：《鲁迅与厨川白村》(注释②已出)第79页。
④有岛武郎《宣言一篇》发表于1921年《改造》杂志。主要讨论了知识分子面对无产阶级新兴文学时的问题。他认为旧知识分子不可能转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人，遂引起一场席卷整个日本文坛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