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五四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及其国民党领导的；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从而否定了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这些说法都不大符合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对此，本文做一系统阐述。
一
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这种特殊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直接是由陈独秀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1840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就受尽了屈辱和苦难， 一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从1840～1914年，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面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彷徨和苦闷。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要直接进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是有历史发展的渊源。这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不足。后来，在维新运动中，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维新派对中国封建思想的批判，首次冲破了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年轻的陈独秀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度拥护维新改良主张。陈独秀在1897年19岁时，读《时务报》，与安徽维新派人士来往，与乡里瞀儒进行辩论，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并自撰自印《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廷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防内乱，御外侮。
1904年，陈独秀在他参加的1903年拒俄运动被镇压后，曾表现出与当时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性太落后。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第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三爱：《亡国的原因》，载《安徽俗话报》，1904（1）。）这就是说， 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缺乏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陈独秀曾反省自己直到1901年23岁时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下，才开始考虑国家问题。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以“三爱”为笔名，在《安徽俗话报》上用通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从“家”这个关系到国民自身利益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起来救亡的政治觉悟；宣传了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的恶俗和宿命论，宣传了一些科学知识。
由于内容新颖，言论精彩，《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在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但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直接进行政治革命。在这年秋天《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如果说当时全国类似《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然后，这些人也像陈独秀那样被卷入到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去，那么，这个现象可以视为第一次“革命压倒了启蒙”。实际上，用“思想启蒙让位于政治革命”来表述更为确切。当时的形势给人以错觉，以为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像一座要倒塌的破房子，可以轻易推倒的。既然如此，何必还要从改造国民性开始呢？
按照陈万雄先生的研究，“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的问题，一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这股反传统的激进的文化革新潮流到底在当时国民甚至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多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二是这股文化革新潮流对政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又发生了多大的影响？三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这股“潮流”是不是“断流”了？
其一，这股“潮流”在当时国民中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一般国民仍如鲁迅小说《药》中吃人血馒头的人们那样不觉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数如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留学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样，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机。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时期有这股文化革新潮流，也不能高估它的启蒙作用。
其二，这股文化革新潮流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正如后来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与结果，定位在一是“单调的排满”，即种族斗争；二是“单调的军事行动”，即依靠少数军人政客而不是广大民众。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载《新青年》，1924（4）。）如同康有为那样， 不少辛亥革命志士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章太炎甚至在他主编的革命党机关报《民报》上公开宣称：“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返古复始，人心所同”。（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载《民报》，第 8号。）
其三，辛亥革命失败后，在袁世凯复辟派的镇压下，这股文化革新潮流“断流”了。为了配合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活动，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1912年下半年开始，各地纷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掀起一股尊孔崇儒恶浪。在这股复辟潮流的影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更加窒息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许多青年经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观，甚至自杀，暴露出孔教“吃人、吃孩子”的本质。国民连自身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怎么能有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起而救亡的觉悟。
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皆迷时，陈独秀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彷徨后，清醒而顺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命上来。
1914年，陈独秀首次以“独秀”笔名，在《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批判传统的国家观，指出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即没有建立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而“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文章是作者十几年来为救国为革命奔波又不断遭到挫折后的总结，反映了无出路的苦闷，但同时也标志着对新道路的探索，即中国的出路首先不是还在热烈争论的“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政治制度上的选择，而是提高国民的“自觉心”。怎样提高？一时还没有考虑成熟。但是由于文章表现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的国家的心情，采用了以上“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及“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如他所说：“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所以此论一出，舆论大哗，引起不少人的误会。当时就有十几封信投向《甲寅》斥诘道：“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是为论。”（章士钊：《国家与我》，载《甲寅》，第1 卷，第6号。）
章士钊请陈独秀回答这些责难时，被陈拒绝。但是，当数月之后，章发表文章为陈辩护时，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由于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惊醒了国人，许多人对陈的观点，由原来的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爱国心“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梁启超就是一个。他说：如今“举国人娟娟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为敢质言耳！”（同上。）李大钊说：有一友人，初批陈文“伤感过甚”而不以为然，后经燕京之行，再“悟其（陈独秀—引者注）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所以，章士钊盛赞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同上。）
鉴于这种情况，陈独秀终于认识到首先要进行一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文化革命，如胡适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所以，陈独秀当时对至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集》，1版，下册，292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这大概就是他次年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初衷了。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创刊， 陈独秀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声言要彻底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新青年”。这种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和无比锐利的战斗力，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老庄、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种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和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因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争人权与争国权联系起来了，即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而且他和战友们在批判旧伦理、旧教育、旧文学时，处处紧扣救亡主题。
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封建独裁的政治体制，支撑它的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儒家伦理思想（以及只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旧教育制度、认天命的佛教思想、主张退让的老庄哲学、文以载道的旧文学等），还有时刻想灭亡中国而遭到抵制后通过支持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过去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直接攻击封建政治体制，而没有触动它的三根支柱。现在，新文化运动则全力攻击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推倒这个伦理，解放中国人民，使其个个成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权的战士，就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这些文化革命运动，起先是由陈独秀一人在上海发起。1917年1 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后，得到蔡元培的支持，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得以吸收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等人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组成以北大教授为主的新文化阵营。经过几年的斗争，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强烈的震撼。广大青年男女纷纷冲破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束缚，凝聚到《新青年》周围，先是为个人的“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的奋斗道路。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创办类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队伍，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必然走上政治斗争之路，启蒙向救亡转化，从而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呢？
第一，新文化运动干将和这些被《新青年》唤醒的青年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以上攻击时，必然会引起反扑。封建保守势力自知无理，就采用极不光明的手段，唆使军阀政客用政府力量进行镇压和迫害，甚至在国会中提出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的提案，要求把陈独秀等人驱逐出北大。所有这些，激起新文化战士和广大青年更加昂扬的斗志，并把文化运动转为政治斗争。如陈独秀在回答攻击时所表示的，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第二，新文化运动启动时，同人本来是相约“不批评时政”的，即“20年不谈政治”。但此约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一旦发生涉及如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等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就不能不谈。再者，新文化运动是针对国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关心个人前途，不关心国家命运即不关心政治的劣根性而发的，因此当国家发生危急形势时，怎能不予以关心。陈独秀在回答当时责问《新青年》为什么谈政治问题时说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关心政治，乃是“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陈独秀：《答顾克刚》，载《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又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5 卷，第5号，1918。）
二
从北京和全国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状况显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足的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除了上述陈独秀是“总司令”之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领袖（他的主要特点是运动的组织者、支持者和学生的保护者）。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办校方针，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顾茅庐之诚，把当时没有学位、没有教授职称的陈独秀从上海请到北京，聘为教授，还委以文科学长的重任，并允许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办理。同时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学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陈独秀以《新青年》编辑部为阵地，组织起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终使在上海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壮大扩展为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收到了扭转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新文化运动不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同时，蔡元培本人也有类似陈独秀、胡适那样的鲜明的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和陈、胡、钱等人受到保守势力攻击时，尽了保护之责。1919年3月18日， 蔡元培曾给当时攻击新文化运动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纾一封回信，竭力为新文化运动辩护，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污蔑和攻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情操对五四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可以说，蔡元培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所以陈独秀在1940年3 月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载《中央日报》，1940—03—24。）
不过，说起其他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只提胡适而不提李大钊，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无论从新文化运动，还是从爱国运动方面来看，李大钊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李是陈办《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时思想上一致且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引进《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并坚持下去的人。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由于陈独秀早在3 月已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大，胡适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动，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钊留在北大直接指导学生运动。他带领的学生后来大部分都成为早期共产党人。
胡适一贯主张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主张“读书救国”、“教育救国”，主张进行新文化运动，改造落后的国民性，进行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运动。在这些方面，他的功绩和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不在陈独秀之下。但他主张政治救亡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有（由）成年人去料理”。学生“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运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下策”。这种思想主张，在政治运动高潮时，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无深刻性。“教育救国”，本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所以，高潮过去后，他的这种主张会得到相当的响应。这是运动后期一部分学生运动领袖跟随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适可以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第二，群众基础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新文化阵营的其他干将还有十余人，他们除了与陈独秀一起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如6 月9日与陈独秀一起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就有高一涵、 王星拱等人。
第三，群众基础之二——《新青年》、《每周评论》的作者群。五四运动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外，还有九十多人。这些人，在与陈独秀一起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同情、支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年轻者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教育、启发和影响后，其中一些人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如恽代英、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等。
第四，群众基础之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读者群和直接与陈独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爱国思想洗礼的人们。这个人数有多少？难以正确统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单以1919年5 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读者通信，就有178 封（自然是来信的极少一部分），其中陈独秀亲自公开答复的读者就有32人。就《新青年》而论，1917年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销路骤增到一万六千余份。若一人读一份，就是一万六千余人。而像北大、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那么，它的读者群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就此而论，说《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为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是不为过的吧！自然，阅读和写信给陈独秀及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拥护陈独秀主张和新文化运动的，但是衷心拥护、接受影响并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甚至组织社团进行活动的青年，肯定不是少数。
毛泽东曾这样回忆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中文1版，1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每周评论》创刊后，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发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引者注）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胡适选集》，1版，16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群众基础之四——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领袖。鉴于五四运动是以北大和北京学生为先锋首先发起的，所以，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还亲手培养了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
五四运动的爆发，以“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和五四游行为标志。这两个事件的组织者是国民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干，即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学生运动领袖都是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亲自教诲的学生。其中许、易、段三人，早在1918年5月21 日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举行的示威大请愿中，就是“求见大总统”的八位学生代表中的三位。这次请愿被视为五四运动的预演。请愿结束后，他们就联络北京和津、沪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组成了国民社。
许德珩在谈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时说：在陈来北大之前，他就在《甲寅》杂志上读过陈的文章，后来又读《新青年》。原来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驰，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改革。许认为，陈是首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所以给他的印象很深。五四以后，许与陈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师生友谊。1919年秋，许准备赴法勤工俭学，陈和李大钊两次参加欢送会，陈还在会上致词，对五四运动评价甚高，并对国民杂志社社员诸多鼓励。
段锡朋以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6月5日，他与许德珩等作为北京学生的总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会议克服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决议坚持“三罢”，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月16日， 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6月21日，巴黎和约签字在即， 他又主持全国学联与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终于取得胜利。可以说在整个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第一号学生运动领袖。
五四当天游行的总指挥是傅斯年，起草游行中散发的最重要的白话文传单《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的是罗家伦，谒见美国公使的四位学生代表中，三位是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傅、罗当时与陈独秀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在陈独秀等人和《新青年》的教育下，他们热烈拥护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为了支持和扩大这个运动，希望创办一个学生刊物。1918年秋，当他们与文科学长陈独秀讨教这个想法时，得到了陈独秀意外而热烈的支持。陈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帮助下，他们从校方得到了出版这个月刊的经费和物质方面的援助，于11月19日正式成立“新潮社”，次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创刊号。从此，它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最有力的一个战友，印数有时高达13 000册以上。而“新潮社”的成员，除了傅、罗外，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他们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六，群众基础之五——当时同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得相当活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之所以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受《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因此，两党分别从1918年春天和五四运动后期起，它们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就与《新青年》互相呼应，宣传新思想，甚至传播马克思主义。
三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救亡运动准备着充分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时，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继而召开的巴黎和会，将决定德国掠夺去的我国山东权利是否能归还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在继续维持《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于12月22日，创办了一份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这份周报，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指导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接过当时人们的口头禅——“公理战胜强权”，借用美国总统威尔逊当时屡次发表的演说，提出了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它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当时陈还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对其能在巴黎和会上主持公道，充满着幻想。然而，正是后来这个幻想的破灭，才促使五四运动猛烈的爆发。
接着，12月29日，陈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载《每周评论》，1919（2）。 ）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关于国内的斗争，陈又提出更具体的目标， 即“除三害”——军人、官僚、政客。更可贵的是，提出了进行斗争的具体方式：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和组织群众性的政党团体。他说：“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陈独秀：《除三害》，载《每周评论》，1919（5 ）。）
2月9日，当巴黎和会表现出由“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将“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的态势时，《每周评论》又立即发表陈独秀《揭开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并批判威尔逊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三四月份，当日本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国山东权利的野心时，《每周评论》立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自“二十一条”、“日中军事协定”以来的种种侵略中国权利的罪恶和北洋政府为满足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当。这里，实际上已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更高更具体地举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帜。
5月4日前夕，当得知“五四”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吹响了“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针对敌我友各方的动向，更及时发出鲜明而强烈的政见，不断打击敌人，教育群众，力图使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 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列数政府从签订“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再到禁止国民集会，逮捕爱国学生，逼走大学校长的种种罪恶，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
5月18日， 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中和有些人把民族斗争视为山东一省的问题的错误认识，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敬告中国国民”应该全民起来奋斗：“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陈独秀：《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载《每周评论》，1919（22）。）
此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时发出战斗檄文， 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提出了鲜明而有力的战斗口号：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载《每周评论》，1919（23）。）又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监狱与研究室》，载《每周评论》，1919（25）。）从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便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座右铭。毛泽东在指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直接引用了这句话。
特别是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竟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又亲自到闹市区去散发，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五条“最低要求”中，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而且要“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表现了反日的彻底性；不仅要求免除曹、章、陆三位卖国贼的职务，还要求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的官职，并“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这就把一般的政治运动，导向革命的道路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及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们——蔡元培、李大钊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入的战斗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而且，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还身先士卒，冲到了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陈独秀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充分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并引导了运动的发展。这也雄辩地证明了，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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