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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作“政治化”：权力失衡和利益驱使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安全理念下国家安全与战略情报的视角
刘 强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摘 要： [目的/意义] 通过解读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情报工作“政治化”现象本质根源和造成的后果，探寻情报工作与决策的平衡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带来的危害。[方法/过程]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对“情报政治化”术语的本源内涵辨析，分析确定情报工作“政治化”的根源和由此形成的困境及带来的恶果，找出可行性解决方案。[结果/结论] 所谓“情报政治化”是情报工作“利益化”。其病灶本质是权力失衡下的不同利益追求导致的权力滥用和屈从权力的结果，而各方对利益追求的恒久性和权力的失衡，决定了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造成决策路径选择偏差而负面效应严重，但也并非不治之症，至少可通过一定的方法路径得到抑制或缓解。尤其要阻绝情报组织因追逐个人和部门利益而迎合决策者的喜好，主动提供扭曲事实的情报成为一种情报文化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 情报；情报工作；情报政治化；情报组织；国家安全；战略情报
“情报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一词源于西方情报理论，是情报工作和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中的一个术语。从此术语的词汇结构看，它反映的是情报与政治的关联状态，是西方政治和学术语境下的内涵表达。而从内涵看，则反映出情报工作与决策者(机构或人，以下同。)间的非理性或非科学性关系状态。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国家的情报工作之中并受到理性学者和从业者诟病，但依旧是一种难以消除的客观存在，给情报工作的科学发展和精准决策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然而，鉴于情报与政治关系，客观而言，“情报政治化”现象有其特殊自然属性、自身规律和特殊成因，虽属顽症但并非不可治愈。只要厘清其内涵实质，把握现象特征，找准成因病灶，就可给出抑制或缓解这一现象的方法路径，从而找到解决或弱化这一问题现象的钥匙，从而最小限度地避免决策偏差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1概念内涵：“情报政治化”实为情报工作“政治化”
“情报政治化”的概念提出和问题研究已有70年左右，我国则是近些年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相对于其他情报问题研究，尽管成果为数不多,但也取得了一些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尤其是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的差异，对其认知所形成的核心观点并非一致，甚至存在着不小争议，以致迄今尚无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1.1“情报政治化”问题的提出与认知 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情报问题专家且有着“美国战略情报之父”之誉的谢尔曼·肯特，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的战略情报》[1]一书中，从情报生产者与情报用户的视角，在论述两者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和关系时，认为当两者关系过近，尤其是情报部门置于某种机构的“雇佣”之下，情报组织与政策部门关系太过紧密，就不可避免地会屈从某种压力，导致歪曲自己的成果而“糟蹋自己，生产一些纳粹分子称之为‘战争科学’的产品”结果[2]，因而丧失了情报部门应有的客观性和完整性。他将问题症结归咎于情报部门与雇佣部门间因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导致情报部门不得不屈从而在情报结论上主动迎合，即：“我也看不出，如果发生了不可预料的事情，而情报组织的发现与受雇部门政策相左，它是否能在不确定的时期内得到资金。我只能说在上述这些条件下，情报组织会发现自己夹在政策中间，在某些时候会公然地替特定政策辩护，而不再是公正客观的分析家。”[2]从谢尔曼的观点中不难发现，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初步且不全面的，只是单向地从情报生产者主动迎合决策者的视角，且只是因经济利益驱动，未涉及决策者因自身利益而主动迫使情报生产者提供符合其意愿的情报产品。同时，谢尔曼也未对这一现象给出一个恰当的称谓，更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谢尔曼无疑发现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并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继谢尔曼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和从事过情报工作的前官员，开始从情报与决策的视角关注并探讨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并结论各异，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日趋丰富深刻，并基于情报与政治关系，认识到这是情报工作与决策者间形成的不正常工作关系现象，尤其是从情报工作的公正客观和功能视角出发，最终对这种现象赋予了一个概念名称——情报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
1.2“情报政治化”的内涵与定义 上述情况表明，“情报政治化”一词是舶来品，是英文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的“译名”。但客观而言，这个译名不够精准，并不适用于汉语的语意表达。因为“情报”作为一种需求者所需的客观存在有价值信息，无法自动“政治化”，而是作为一种产品被人打上了“政治化”烙印，是反映在情报工作上的一种现象。因而，无论是从语言学本身还是从情报学原理而言，它更应被称之为：情报工作“政治化”。
矿区内地层倾向，由北而南，总的作北北东、北东东、南东东、(最南端又略转为北东东)的逐渐变化。倾角一般较缓(<30°)，并由南西向北东地层递次变新，构成了较明显的向北东倾伏之背斜转折构造，幅向呈北东-南西，即为三峰庵—内招溪背斜的一部分。因矿区处于背斜的南东翼，地层刚大体作近东缓倾斜的单斜产状。
慕容慎行教授于1934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6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医疗系，1958年师从华山医院张沅昌教授，从此走上神经病学的专业道路。1966赴意大利进修神经生化，1977年至1979年参加我国援助塞内加尔医疗队，1990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历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分会神经遗传病学组顾问、华东六省一市神经病学协作组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福建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荣誉主任委员。
3.2所谓情报工作“政治化”，是决策者滥用权力或权威所导致的情报工作扭曲与脱轨 客观而言，由于决策者与情报组织存在的隶属关系，权力结构规定了情报组织必须服从服务于决策者，因此，决策者与情报组织间以权力为基础，以政治为属性，以情报产品为载体的互动关系，只要按照情报工作客观规律生产和使用公正客观的情报产品，本属正常而无可厚非。但是，在同样的原理之下，出现违背情报工作原理与规律的情报工作行为，则属不正常，就是情报工作“政治化”。
就学理而言，情报是需求者所需客观存在的有价值信息，尽管其客观存在，但需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将具有原始状态的情报——原始情报——搜集到后，通过科学的思维与方法进行研判、分析，最终将其升华而形成情报产品(成果)方能使用，也就是说，情报产品是情报工作的产物。
进一步而言，情报与情报工作的终极价值与功能，体现为作为决策者的决策依据辅助决策。因此，搜集情报、分析情报和生产情报产品并将其提供给决策者使用也就成为情报工作的核心使命。从国家安全与战略情报的视角看，国家安全与政治密不可分，一切有关国家安全的决策又都需要情报工作进行保障，决策者是政治代表者和执行者，从而决定了情报和情报工作与政治有着天然联系，均具有政治属性。故而，情报工作显然是情报行为在政治领域的一种体现，其生产的情报产品被运用于政治领域，同样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
然而，情报产品具有政治属性与情报产品的“政治化”仍有着本质内涵区别，即：不是单纯的政治因素在情报工作中的反映和在情报产品中的体现。因为所谓“政治化”事实上是一种非正常理念和思维引导下导致的情报工作被异化了的“政治正确”行政或业务行为，即生产情报产品过程中，情报部门与决策者互动时，人为产生的一种非理性和非客观的异质做法所导致的情报产品生产异常。说到底，并非“情报(产品)”自动“政治化”，而是通过从事情报工作的组织或人被“政治化”，是“情报工作”出现的问题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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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克服利己主义，尊崇国家利益，树立起情报工作的正义精神 私欲是动物学意义上每人都会有的，如何学会控制私欲，使其活动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之内，不让其侵蚀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几乎每个个人和组织都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节欲克制而追求正义，自古就成为中外哲人们推崇的美德。
当然，鉴于“情报政治化”一词已普遍使用，继续沿用虽无伤大雅，但厘清和知晓其内涵机理，依据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制度背景，将这一现象以符合中国语境的“情报工作‘政治化’”加以表达和使用，显然更加有利于人们理解这一词汇。
2现象特征：情报工作“政治化”具有特殊的自然属性和规律
鉴于情报与政治、情报工作与决策行为的关系，导致情报工作与政治集团自古有天然联系。尽管情报工作总体而言源于军事或战争，但鉴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朴素理念，情报与政治、情报工作与政治统治(治理)就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早在2500多年前孙子就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而“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3]可见，战争耗时、耗力、耗钱，关系国运和民生，更关系到帝王的荣誉与地位，而情报工作(至少当时认为运用间谍)显然是取胜的关键。因为其关系到决策是否正确，因此才有了“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3]的结论。
应该说，孙子在说明情报和情报工作之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也将情报与政治关系说得十分透彻，但他是源于理性思维和科学决策视角，且主要关注的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然而，现实中情报工作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则复杂得多。因为以传统安全理念下的国家安全与战略情报视角看，情报工作一直有两个主要关注方向：一是关注战争胜负，二是关注政权存亡。赢得战争主要是对外，而稳固政权则主要对内，故古今中外的情报工作也均一直在这两条线上开展。而无论是对外和对内，情报工作作为保障或支援决策者决策的具体行为，必须服从服务于决策者，这既是两者供需关系所决定的，更是两者权力关系所决定的。
2.1决策者与情报组织的行政隶属关系决定了情报组织处于服从地位，具有行政主导性，使得情报组织提供情报产品具有指令性内容特质 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而言，情报组织是统治者或最高决策者为维护国家或政治集团利益需求而建立的，既属于决策者和政治集团的一部分，也隶属于决策者和政治集团，而这种隶属关系就产生了天然的权力失衡。这种天然的权力失衡，不仅决定了情报组织除经济来源依附于决策者或政治集团，行政上更要服从决策者和政治集团，政治属性上也必然打上决策者和政治集团的烙印。也就是说，隶属于国家和政治集团的情报组织或个人，必须按决策者提出的指令性要求提供情报产品供其决策参考。
但是，从情报工作的视角看，情报的功能属性决定了其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即最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情报组织与决策者和政治集团存在的权力不平衡和利益关系，以及决策者对情报工作本质规律缺乏深入了解和特殊利益驱动生成的需求“特殊”，导致我们常常会看到有情报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情报产品严重违背客观真实的情况出现。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曾一再宣称伊拉克存在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战争开始后则并未找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任何踪迹。难道是伊拉克有意实施情报欺骗诱导了美国情报界？还是美国情报界集体工作无能导致的失误？显然两者都是否定的。事实证明，是当时的美国决策者和政治集团为了颠覆萨达姆政权，需要一个可以被世界接受的正当开战理由，而作为这种理由的关键支撑，就是证明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由于美国情报组织必须服从决策者和政治集团的指令，或者说难以摆脱决策者或统治集团的意志，因而只能依据具体指令或至少是某种暗示，被迫扭曲事实地向决策者提供伊拉克确实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产品。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情报组织与决策者间的权力失衡关系，使得情报组织必须服从于决策者意志，按其指令提供情报。但是，情报组织提供不具备客观性的违背事实情报产品，其做法却违背了情报工作的应有属性，但盲目服从指令并人为扭曲情报产品的客观真实性的现象，又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这反映出情报产品具有行政主导性规律特征。
2.2决策者与情报组织的供求关系决定了情报组织处于供应链下游，具有需求主导性，使得情报组织提供情报产品具有按需性内容特质 就决策者和政治集团与情报组织的事务关系而言，是情报需求者与情报提供者的供求关系。由于决策者和政治集团是情报的需求者且居于统治地位，而情报组织则是情报提供者并居于服从地位，由此构成了一个权力失衡状态下的供需关系“市场”，即权力处于绝对弱势一方——情报组织，必须为权力处于绝对强势一方——决策者和政治集团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保证和维持这个供应链的存续。
2.1.2 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与NOS NOS具有3种亚型，即正常状态下表达的神经元型NOS和内皮型NOS以及在损伤后诱导表达的诱导型NOS。NO对视网膜的微循环调节起重要作用[15]。NO生成量与NOS活性的改变是造成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原因之一，多数情况下，糖尿病早期NO升高，糖尿病晚期NO多降低，表现为初期升高、代偿正常再下降的趋势。氨基胍具有抑制NO生成的作用，可选择性抑制DR的发生。抑制诱导型NOS及其产物的表达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DR并发症的发生[11,16]。
依据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作为依附于决策者和政治集团的情报组织，若想更好地生存发展，就必须揣摩决策者和政治集团的服务需求，投其所好地主动提供令决策者和政治集团“赏心悦目”“称心如意”的情报产品，以此博得青睐而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和机会。尤其是当情报组织发现自己提供的情报产品不断遭到决策者的厌恶甚至痛斥时，就会不得不主动修正自己的方向而乖巧地按照其意愿提供令其满意的情报产品。
事实上，由于决策者与情报组织的权力关系结构和供求关系属性，致使这种情报工作“政治化”现象有其自身规律，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甚至“合理性”。因此，即便是那些诟病情报工作“政治化”的人，也依旧在现实中主张情报工作必须紧贴决策者而不能成为“独立大队”。例如，曾任美国国中情局局长和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就是典型代表。他对情报工作“政治化”现象诟病有加，甚至撰文批评并提醒同僚注意和警惕情报工作“政治化”对情报工作的负面影响，并给如何避免这一问题开药方，但他依旧认为“情报永远不能中立”[5]。甚至更有人认为情报工作“政治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6]。这种观点貌似在为情报工作“政治化”寻找借口，但也确实反映出人们对这一现象的不可逆性有着一定的清醒认识。
研究表明，植物中大多数MYB蛋白具有2个重复的MYB结构域(R2R3)。本研究经过序列比对发现，LhsorMYB12基因序列中存在R2、R3结构域，与其他物种的MYB转录因子结构域具有高度同源性(图3)。另外， R3结构域中还存在MYB和bHLH蛋白相互作用的特异性标签基序[24]。基因结构分析表明，LhsorMYB12由3个外显子和2个内含子组成，与拟南芥、苜蓿(Medicago truncatula Gaertn.)、葡萄(Vitis vinifera L.)的MYB基因结构类似(图4)。
以上情报组织被动或主动提供有悖于事实情报的现象，均属典型案例，还有更多的案例证明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很多国家的战略情报工作之中，不再一一列举。但可以定论的是，情报工作“政治化”是情报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与问题。
（7）全面性。主要是对储量评估师的要求。一个优秀的储量评估师一定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而仅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不一定是优秀的评估师。储量评估需要各专业专家的技能协同进行，包括地球物理学家、地质师、测井分析师、采油工程师、油藏工程师、统计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评估师应该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将各专家的贡献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由此得出完整且合理的储量评估结果。
例如，二战爆发后，在苏联与德国关系问题上，苏联情报机构基于对斯大林性格特征和对情报工作的认知，“每天将来自各情报单位的情报报告，编写成一份摘要送交军政高层部门和人员，由于担心会与上层的观点相悖，除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外，一般都不多作解释、分析。”[4]因为他们知道，“推迟战争和德国不会两线作战的思维判断早已牢牢占据的斯大林的头脑，一切与之相反的情报皆为‘谎言’……斯大林的固执态度和专断性格，使得情报机构甚至高层官员都只能上报一些符合或‘印证’斯大林固有判断的情报。”[4]因此，当佐尔格等提供的极为精准的重大战略情报被斯大林否定后，苏联情报组织就将此后的类似情报压下不报，而选择一些符合斯大林意愿的情报上报。由此可见，主动迎合决策者意愿而上报扭曲事实情报产品的现象同样存在。
因为权力释放出的能量所形成的利害关系和服从原则，“买方市场”所构成的供求关系特质，决定了决策者处于优势主导地位而可“随心所欲”，而情报组织则只能依据情况不同，或奉命唯谨或投其所好地提供情报产品，从而形成了情报工作中一个违背情报工作基本原理的特殊现象，且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尽管很多人为这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但从学理上说，它仍就难以逃脱情报工作异质化的根本属性。
3病灶本质：权力结构失衡下利益驱动的情报工作“利益化”
就情报工作“政治化”形成的结构机理看，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现象考察，具有3个基本层次，即：表层是情报组织与决策者关系的从属性所形成的权力结构与制衡关系，使得情报组织被迫放弃公正客观立场生产并提供情报产品的异质行为，直接体现为决策者运用权力优势对情报组织施加有形或无形影响或压力，迫使其提供与自身意愿相一致却有悖客观公正的情报。而深层则是情报组织在与决策者互动过程中，因个人或部门利益驱使，为迎合决策者“口味”而主动偏离应有公正客观地生产并提供情报产品的异质行为，直接体现为情报组织或情报首脑主动放弃公正客观，尽可能使情报产品的结论与决策者的意愿趋于一致，甚至形成一种情报文化现象。其中间一层体现为情报与政治、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或联系，即具有政治色彩的情报工作，在权力结构失衡情况下，情报组织(包括情报首脑)和决策者因各自利益驱使而使情报产品结论打上了不正常的“政治正确”色彩，是公权力非正常作用下的情报产品被“政治化”。
3.1所谓情报工作“政治化”，是情报组织与决策者各自追求“政治正确”而违背情报工作基本原理和规律的异质行为 情报工作与决策行为之间存在着天然政治属性。以现代国家作为行为主体，所谓政治，就狭义而言，其最简单的概念就是通常由政党组成并掌控的政府治理国家之道，其驱动力是权力主导下的利益诉求及实践。就广义而言，是各权力载体为利益诉求博弈而形成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社会生活无不打上政治烙印。情报工作的出现，同样是因利益集团在对权力追求和维护利益时需要情报支撑和保障的结果，使得情报工作与政治集团或最高权力载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最终致使情报工作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
因此，所谓情报工作“政治化”，不过是这种政治性通过人为追求所谓“政治正确”而导致的一种特殊形态和特殊性质呈现，即无论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决策者，还是作为权力的服从者——情报组织，都会在某个特定时刻或明或暗地以政治之名，需要看到符合自己立场的情报产品。也就是，决策者作为最高政治的代表者，运用对情报组织的绝对领导权，直接命令或施加暗示，让情报组织提供其所希望得到的情报产品。而情报组织作为政治的遵循者，只能服从政治，向决策者提供其希望看到的情报产品。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决策者位于权力之巅，是政治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要求具有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性。而情报组织位于权力的下端，若不服从依据权力优势而代表政治的决策者所发出的旨意，就自然具有“政治不正确”性。这就极易造成情报组织为与决策者达成“政治正确”的一致性，不得不按照决策者的意图提供其“满意”的情报产品。若这种情况发生在遵循情报工作原理和规律的框架下，本属正常，也理所应当。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若是这种令决策者“满意”的情报产品偏离客观公正，是为决策者的特殊需求而进行“私人订制”的被“政治化”了的情报产品，则属于情报工作的异质现象。
说到底，情报工作“政治化”是情报工作的政治属性通过情报产品这一载体呈现出的违背情报工作原理和规律的非正常行为。这也是为何这种行为现象被称之为情报工作“政治化”的原因所在。
就语意而言，“情报政治化”为复合词，是由“情报”和“政治”的派生词“政治化”组合而成。英文intelligence与汉语“情报”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具有词性的多样性，内涵也更加丰富。按照谢尔曼·肯特的观点，情报可以是“情报知识”，也可以是“情报组织”，还可以是“情报活动”[1]。而汉语中的“情报”仅为名词，即仅指“情报”本身，难以延伸至“组织”和“活动”。因此，从“情报政治化”一词的字面意思看，只能理解为“情报”的“政治化”(倾向)、“情报”被“政治化”或被“政治化”了的“情报”。其反映的是“情报”与“政治”关系，是情报工作的一种状态或现象。即便在英语语境中，也主要涉及“情报组织”的“情报活动”层面。
企业要着眼于人的发展，以人为本，创造和谐的企业文化环境。人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之中是最重要的要素，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的价值，发挥员工的价值，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开发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这样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使员工对企业的发展更有信心的同时，也明白自己的价值，对未来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提升企业的价值，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充分地发挥人才的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1坚持科学精神，遵循情报规律，对情报工作建立起敬畏之心 情报工作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提高国家生存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事业，必须得到应有发展。作为从业人员，只有对其建立起必要的敬畏之心，将其作为一种科学对待，才能在不断探索其原理和规律的同时，遵循其原理与规律进行工作。
因为鉴于情报的最重要特性之一是客观真实性，情报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生产客观公正且逼近事实真相的情报产品。而之所以出现不正常的被称之为情报工作“政治化”现象，根本问题出在决策者利用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影响情报组织，要求其提供的情报产品具有明显违背客观真实的主观设定，即由于决策者与情报组织间存在的权力结构失衡，致使彼此互动过程中客观生成的权力效应，对情报工作的客观公正产生负面影响。质言之，是决策者与情报组织的权力隶属关系，使决策者具有天然的权力优势，从而主导情报机构服从其意志，为其提供为达既定目标所需“特殊”情报产品。
同时，另一种情形则是，由于情报组织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只能服从或屈从权力而向决策者提供其所需的“特殊”情报产品，而这种情报产品又是有意歪曲真实但却符合决策者意愿。也就是说，情报组织歪曲情报产品的客观公正性并非完全出于职业水准的低下，而是舍弃了已知晓的情报产品客观公正，在揣摩决策者意愿过程中“对标找差”地有意修正情报产品结论，以符合决策的要求，从而获得决策者的首肯和赏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迫于来自决策者主动施加的压力而有意遮蔽或扭曲情报产品的客观公正性，是情报组织惧怕权力和屈从权力的违心之举，从情报组织与决策间的权力结构属性视角尚能理解。但若是情报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迎合决策者的“特殊”需求，规律性机制化和常态化地向决策者主动提供歪曲客观公正性的情报产品，则不仅属于严重违背作为一种专业领域的职业道德，更是对国家安全的不负责任。
以上两种情况，即在权力效应和利益驱动下的情报工作“政治化”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尽管情报组织和决策者双方在“政治正确”上形成了一致，却对情报工作基本原理和规律产生了严重冲击，其结果是情报工作因权力冲击和利益诱惑而扭曲与脱轨。其危害之大，无可估量。尤其是情报组织受利益驱使，主动放弃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向决策者提供扭曲事实的情报，且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情报文化而大行其道，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均对国家安全贻害无穷，战时尤甚。
当然，我们在探讨情报工作“政治化”时，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情况，即除了决策者出于某种特殊目的考虑而有意要求情报组织提供有违客观公正情报产品以外，也可能因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作祟，如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并以长官意志对某一问题形成成见而不再能听进哪怕是符合事实真相的意见，因而否决一切与自己成见相悖的情报产品结论，此种情况应当排除在情报工作“政治化”的范畴之外。
3.3所谓情报工作“政治化”，是缺乏对情报工作敬畏之心而对其科学性和严肃性的不负责任践踏 情报工作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门学问。作为一门职业，经过千百年丰富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其自身的原理与规律。作为一门学问，是在情报工作实践发展中逐步理论化基础上完成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同样有其自身原理与规律。对原理与规律的敬畏与遵循，是职业精神的体现，更何况情报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大计。
从这个表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美国情报组织受到了“政治压力”，而这种压力显然来自于小布什政府。同时，这种“政治压力”是情报工作“政治化”现象的标志性要素。因此，无论是美国情报界自己主动屈服于政治压力，还是小布什利用权力主动向情报界施压，实际上报告都变相承认了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情报工作“政治化”问题。但是，报告最终还是将问题归咎为情报组织或小布什的固有“偏见”，即先入为主的思维错误，以此欲将小布什的问题排除在情报工作“政治化”之外。
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决策者对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产品缺乏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决策失误，由此给国家安全带来灾难性后果。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小布什，都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都在灾难性后果发生前收到过情报组织提供的大量预警情报，但是，斯大林却不相信苏联情报组织提供的至少83份有关德国将进攻苏联的精准战略情报，甚至咒骂佐尔格“让呈送这份情报的谍报员见鬼去吧，这不是情报员，是假情报制造者”[8]。而“9·11”调查委员会的最终调查报告也显示，从2001年1月20日至9月10日，美国《总统每日简报》上至少有40篇与本·拉登有关的情报文件，其中有的已明确指出本·拉登可能对美发动恐怖袭击[9]。但是，小布什不仅未很好地重视这些情报以阻止恐怖袭击的发生，甚至在事后还辩解称未得到相关情报，说：“如果我们得到恐怖分子将袭击我国的情报，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保护美国，任何一位总统都会这么做。”[9]应该说，斯大林和小布什之所以会犯同样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对情报工作缺乏敬畏之心，对其科学性和严肃性缺乏起码的负责任态度。
其实，如果说斯大林对佐尔格的咒骂，最终导致的苏联情报组织产生情报工作“政治化”十分严重，那么与斯大林相比，小布什在情报工作“政治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集中体现在前文所列举的他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制造证据上。尽管美国情报界因战争开始后并未在伊拉克找到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而最终为其最初的结论背锅，但是，人们仍然怀疑是小布什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寻求合法性操控了美国情报界。为此，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虽未对这一事实进行调查，但从其后来出台的相关调查报告为小布什洗地的表述看，还是可以嗅出其中存在着情报工作“政治化”的气味。2005年3月出台的《美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能力的报告》在第26条写道：“情报机构没有做出或改变任何分析判断来对政治压力做出反应，以便达到一个特殊的结论，但到处弥漫的传统尝试，即认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偏见，影响了分析过程。”[9]
当天入住法国。转天我们一起到了拿破仑为奥斯特里茨战役而建的凯旋门，到了这位仁兄要祭奠祖父的地方……那天因法国的“黄背心”骚乱处于初始阶段，从而警方的戒备使凯旋门周边异常冷清。在初冬清晨的静谧中，我没去探究叫“解放”的同胞是怎样祭奠祖父，但我，一个华夏子民，在心里一起祭奠着，祭奠为了人类和平而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先人……
从一些情报工作发达国家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情报工作的成败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情报组织不仅可以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还可成为国家的创立者；情报工作专业化是确保国家生存发展的关键；情报工作失误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决策者对情报工作的认知程度决定了其命运[7]。其中，决策者对情报工作的认知程度，不仅反映在对情报工作的基本原理、规律和功能作用是否了解，并落实到对情报组织的态度上，也反映在是否敬畏情报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并是否对其过多干涉甚至操控上。
由此可见，情报工作“政治化”问题，是决策者与情报组织各自利益自设下的违背情报工作基本原理和规律的异常行为，是私利驱使下缺乏职业道德精神和对情报工作缺乏起码敬畏而扭曲情报产品客观公正的主观故意。
总之，只要仔细观察情报工作与决策者间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违背情报工作基本原理和规律的特殊异常现象，就不难发现其病灶本质，即其根源生成于利益驱动，其症结在于权力失衡，之所以被冠以“政治化”的称谓，主要基于情报工作与政治关系。因此，究其核心实质，所谓情报工作“政治化”，不过是情报工作的政治属性因个人或部门利益驱使并通过权力的作用力，将原本正常的情报工作挤压变形，最终使情报产品脱离了公正客观，即具有政治属性的情报工作产品——情报——因权力结构失衡和各自利益追求导致的情报工作产生了扭曲和异变，其表面是权力不对等问题，根源则是决策者的公权力滥用和情报部门屈从权力以及利益超越公理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有一段时间，为了准备学校的朗读比赛，我们每天都要练习。可是，许多同学仅仅是在下面跟着读，因为嗓子已经累得嘶哑了，有些人干脆就只张嘴不出声。班长却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累”字，她坚持在太阳下晒着，双腿因为长时间站立，累得有些哆嗦。尽管嗓子也哑得厉害，她依然大声领读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声音响彻整个校园，我们都被感动了，一个个振作起精神来。看着认真领读的班长，我在心里暗想：“有这样负责的班长，我们一定会获得好成绩的！”果然，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年级第一名。
鉴此，就本质而言，之所以会出现“情报政治化”现象，是因为情报组织在为决策者提供情报产品时，因从属地位的权力低下而不得不将其结论贴合决策者用意以保全或拓展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或决策者利用权力优势迫使情报组织按照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需求提供符合自身意愿的情报结论用以决策，是二元结构状态下权力失衡和利益驱动导致的结果。这种现象虽以政治的面貌体现，但其实质则是情报工作中蕴含着组织和个人超越公理的利益化。因此，从内涵实质而言，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情报工作“政治化”莫不如说是情报工作“利益化”更能道破其内涵实质。
4路径选择：权益平衡是削弱情报工作“政治化”的唯一选择
尽管情报工作“政治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甚至是不可逆的现象，彻底消除几乎不可能。换言之，只要政治还在，利益尚存，情报机构与决策者的权力结构不发生改变，情报工作“政治化”仍会存续，并时常发作。但是，只要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负面作用，并着力加以克服，就必然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至少是有所减弱。依据前文所述其病灶本质，基于普遍原理，具体的削弱和遏制方法与路径至少有以下四种：
在医疗保险的控费管理中，医院应突出其公益属性，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优化服务流程，在绩效评估中综合考虑医疗质量、患者投诉率、患者满意度、同一病种的患者平均费用等指标。更可以利用平衡计分卡等管理工具，在原有的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五个维度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责任维度，对重点学科进行评价。
谷草转氨酶（GOT）和谷丙转氨酶（GPT）广泛存在于动物线粒体中，是肝脏中含量最丰富，活性最高，在蛋白质代谢中起重要作用的转氨酶。大刺鳅GOT和GPT活性均随饲料蛋白水平的提高而呈现上升趋势，这与Melo等[27]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随着饲料蛋白质水平的升高，大刺鳅幼鱼体内蛋白质代谢活性在增强，有效提高鱼体对蛋白质及氨基酸的利用率。但研究表明[28]，过高的饲料蛋白水平对鱼体肝胰脏产生压力，导致肝细胞受损，大量GOT、GPT渗入血清中。因此，如何在提高饲料蛋白水平的条件下实现养殖过程中对鱼类肝胰脏的保护，需要今后深入研究。
对情报组织而言，必须深知，情报产品的客观公正与否，直接影响到决策质量，关系到国家安危。情报组织只有坚持向决策者提供客观公正的情报产品，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决策者只有使用客观公正的情报产品，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决策正确。尽管由于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从业人员会面临各类压力，其中包括因权力结构失衡而承受来自决策者“特殊”情报需求的巨大政治压力。但是，只要以敬畏之心和科学精神为前提，就会尽最大努力去想办法如何规避、化解，至少弱化来自决策者的行政压力，坚持生产客观公正的情报产品，并提供给决策者。退一万步而言，情报组织在情报工作中要做到具备敬畏之心和科学精神，面对来自决策者的行政压力，至少要做到坚持不提供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的情报产品。换言之，情报组织可以不提供情报产品，即可以说尚未找到事实真相，但不可编造所谓的事实真相而提供有意歪曲事实的情报产品。
对决策者而言，必须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通过加强对情报工作的认知，意识到情报工作不仅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科学，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并由此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情报工作，建立起对情报工作的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才不会滥用权力操控情报工作，而是给其以极大的自由空间和支持，确保情报组织肌体健康地按照情报工作原理与规律发展，为维护国家安全发挥应有作用。
因此，有别于西方政治和语境，“情报政治化”的中文表述则称之为“情报工作政治化”或“情报工作‘政治化’”显然更为贴切，使人一眼便能读懂其内涵。加之，情报工作“政治化”是权力结构的失衡和非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的(有关这一问题在下文深入探讨)，其定义就应为：情报组织与决策者因权力结构失衡和各自非理性利益诉求导致的情报产品背离客观公正的情报工作所谓政治正确现象，表现为决策者向情报组织施加压力要求情报组织按照其特殊意愿提供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情报产品，或情报组织主动揣摩决策者心理后为其生产和提供虽有悖客观公正却符合决策者需求的情报产品。
从情报工作“政治化”的病灶本质看，因追逐个人和部门利益导致利己主义产生的毒素，是侵蚀情报工作正常运行的一大关键。若要消除这种因素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树立起国家利益至上理念，要行国家利益之实，而不是将其作为幌子，因利己主义而利用情报工作。情报组织同样只有坚持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己任的职业精神，遇事以国家利益为重，以追求正义为基本法则，就会减少或降低因个人和部门利益萌生的利己主义影响。
当然，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因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视角，决策者作为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层，理论上自然会以国际利益为重做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决策。但是，为了维护集团利益，尤其是在竞选制国家需要考虑到竞选获胜等因素，它就不可避免地萌生出高于国家利益的利己主义，从而会操控情报组织为其既定的政策策略提供支持。而情报组织则会为求生存发展，尤其是情报组织的主要领导为博得决策者的青睐而获得自身升迁或其他利益，或主动迎合，或违心顺从决策者的非正常意愿和利益诉求，提供符合决策者意愿的情报产品，并不觉得是在损害国家利益。
因此，要做到克服利己主义而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重，除了当事人的主观自觉，还应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调查机构，规范情报组织的工作行为。同时，只要情报组织树立情报工作的正义精神，就至少可以做到不仅向决策者提供其所需要的情报产品，还提供决策者应该需要的情报产品。这样，至少可从单方面削弱情报工作“政治化”的效应，从而总体降低情报工作“政治化”的负面影响。
学生动手操作后，师生一道总结得到判定方法2：两角及其夹边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简写为：“角边角”或“ASA”).判定方法3：两角分别相等且其中一组等角的对边也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简写为“角角边”或“AAS”)
4.3改善权力结构，减轻政治压力，避免决策者权力的过度干扰 笔者一再强调，决策者与情报组织间的权力结构失衡，导致在利益追求上决策者有着天然的优势，从而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决策者的权力优势会传导至情报工作，一些情报组织(尤其是其首脑)极易因部门或个人利益而畏惧权力，导致情报组织形成“媚上”的工作作风而出现情报工作“政治化”现象。虽然从政治结构而言，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情报组织均隶属于决策者，以达到为决策服务的目的，这是情报工作与决策关系所决定的。但是，从维护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而言，为防止或削弱情报工作“政治化”的出现，如果适度改变或调整这种权力结构关系，使得情报组织处于某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其受到的权力压力就会减小。
事实上，从专业的角度看，适度对情报组织放权，并不会改变情报组织为决策服务的根本功能属性，只是减少情报组织对来自决策者的心理压力，从而更加专注于生产符合客观实际的情报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决策。当然，如何管理权力相对自由的情报组织，使其忠实地履行服务决策使命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不再本文讨论之内，可另当别论。
若要给情报组织适度放权并减少压力，就必须从法律制度上对两者关系予以规定。给予情报组织更多的独立地位和权力，同时规定决策者对情报组织的领导职责和干预权限程度。例如：决策者不可对情报组织施加带有个人意愿的政治压力；不得干涉情报组织正常的情报产品结论；不得因对情报组织和人员的正常工作行为不满而实施打击报复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情报组织和所属人员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从而使情报组织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以科学的精神去遵循情报工作的基本规律从事情报工作。
当然，要做到这点，不仅有赖于决策者具备开放包容的工作思维和作风，还需要其对情报工作的基本规律、功能等有着深刻认识、理解和敬畏，拥有高度的法制精神和博大的人文情怀以及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境界。
4.4建构良性互动，多做说服工作，使决策者认清违规代价高昂 情报组织与决策者是一对简单而又复杂的关系体。两者只有构建起良好、适度的关系，才既有利于情报工作的健康高效发展，也有利于决策工作的高效精准。但是，由于情报组织在与决策者的权力结构关系中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抵御情报工作“政治化”问题上并不具有免疫力，相反，常常是情报工作“政治化”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从情报工作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角度看，情报工作的地位独特，可以依法开展工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法》(2018修正)第十条就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依法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渠道，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10]第二十条规定：“国家情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受法律保护。”[10]这就意味着情报组织并非处于永远被动的角色，即便其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时刻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如受到来自决策者的政治压力，但只要情报组织坚持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本着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依据法律规定行事，仍可通过与决策者的良好沟通，使得决策者更加理解情报工作的原理、特点和规律，尤其是认识到情报的巨大能量——既具有强大的打击力，也具有强大的毁灭力。要使得决策者明确感知到，情报工作“政治化”虽可导致其决策获取暂时利益而无助于长远利益追求，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从而对情报工作产生敬畏之心，以此达到彼此间的权力平衡和利益趋同。
客观而言，除非决策者有超越正常的考量，总体而言并不会严重干涉情报组织的情报产品结论走向。同时，只要情报组织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科学的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生产出证据确凿、推理缜密的情报产品，并通过良好的沟通与决策者构建良好的工作机制，决策者除了对情报组织给予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上的指导以及协调各情报组织间的关系之外，不会干涉情报组织的正常工作，同时也会积极采纳情报组织的产品结论。
然而，这一切依然取决于情报机构与决策者的关系协调和处理，尤其是沟通方法与关系状态。因为，作为情报产品的生产者，“情报分析者(机构和个人)的情报成果能否最终成为决策者进行决策的依据，其中存在着不小的变量。……从实践中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情报分析者(机构和个人)与决策者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和沟通方式则显得十分必要。”[4]因此，情报组织与决策者之间如何构建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并以智慧的沟通技巧与决策者进行沟通，就成为处理情报组织与决策者关系的关键，也是避免和减少情报工作“政治化”的关键。这是情报组织和决策者都必须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
5 结 论
情报工作“政治化”现象在情报工作中长期存在，究其实质则为情报工作“利益化”，其反映出的是情报需求者与情报提供者因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情报工作的异质现象，即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权力滥用或屈从权力并受利益驱动进行的非理性和非科学运作结果。就情报与政治关系而言，情报工作必须服从于政治，但不能因追逐不正当利益而将情报工作扭曲和异质化——情报工作“政治化”。因为情报组织服从决策者的指令提供情报是使命， 向决策者提供客观公正的情报是职责。但决策者和情报组织都应了解情报工作的特性
虚拟共享实训平台的搭建 虚拟共享实训平台的搭建是本改革实施的关键，本改革将基于移动互联网及虚拟样机技术搭建变速箱拆装实训的虚拟共享实训平台。平台中主要包含变速箱三维实体模型及拆装演示动画、变速箱传动路线及换挡过程的动态示意动画、拆装工具三维模型及相关演示动画、实物拆装讲解视频、虚拟考核内容等。
和情报的威力，从而对此产生敬畏之心，遵循情报工作规律去生产和使用情报产品。
如果说，决策者因某些特殊决策需求要求情报组织提供所需情报支持，而情报组织因权力劣势和使命所负不得不服从而提供与事实不符情报，属不可抗拒而无法避免尚有情可原，但情报组织若因个人或部门利益驱使而主动揣摩决策者心理，投其所好地提供扭曲事实的情报，则必须从根源上阻绝，因为，此种现象若成为一种情报文化，将对国家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总之，情报组织与决策者都应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第一准则而遏制不正当利益的发酵，对情报工作建立起敬畏之心，按照情报工作原则和规律办事，以使情报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同时，也要适当调整和改善权力结构，以使决策者减少对情报组织的过度操控和干扰，使情报组织减轻政治压力和心理压力，并通过两者间的良好互动，最终使情报组织发挥最大效能，为决策者提供深、新、快的客观公正精准的情报，最大程度地为维护国家安全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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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Power Imbalance and Interests Pursu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Intelligence under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Concept
Liu Q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lleg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9)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balance between intelligence work and decision-making and minimize the harm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 work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roo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evalent phenomenon of "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 work.[Method /Process ]With system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determines the root causes, dilemma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 work so as to find a feasible solution.[Result /Conclusion ]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 is "the pursuit of interests" of intelligence work in nature, which results from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submission to power caused by different pursuit of interests under the imbalance of power. The permanence of the pursuit determines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natural and irreversible and causes deviations in decision-making path and serious negative effects. However, the problem is not unsolvable. At least it can be inhibited or alleviated by a certain method or path.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eradicate the intelligence culture in which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proactively provide false intelligence to cater to the policy makers for pursuing interests.
Key words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services;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 intelligence
收稿日期： 2019-10-08
修回日期： 2019-11-21
作者简介： 刘 强 (ORCID：0000-0002-3885-236X)，男，1961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方向：军事情报与国际安全。
中图分类号： G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2-0001-08
引用格式： 刘 强.情报工作“政治化”：权力失衡和利益驱使的困境与出路[J].情报杂志，2019，38(12)：1-8,15.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2.001
(责编/校对：刘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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