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框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需要回到康德那里，才能真正了解为什么传播研究本土化或传播研究中国化会成为中国传播学者焦虑的一个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开始逐渐认识到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鸿沟：经验无法必然地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此后，如何从经验上升到理论，一直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难题。通常的情况是：并非任何基于经验的研究就可以概括和总结出理论，甚至多数这样的经验研究都不一定孵化出理论。
传播学在中国走过的30多年，学者们所困惑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不仅是本国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对更为复杂的认识论范畴：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如何结合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的一些传播学者展开了相关的争论和实践，拉开了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序幕。其结果是各种本土化路径均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本土化研究并没有达到它所承诺的成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传播学发展到底有什么意义，何种本土化的路径是可行的，在本土化的语境中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一再反思的。
一、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与“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兴起
中国传播学走本土化议题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约30年前。1982年，威尔伯·施拉姆在他的弟子香港中文大学的余也鲁教授陪同下到中国讲学，他们在北京与中国的一些新闻学研究者交流的时候曾经多次提到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设想。在题为“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可能性”的报告中，余也鲁举了用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王安石变法等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文化遗产里面有相当丰富的知识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力量能够做的，而外国人不能做。因为他们要从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的书籍里面看到我们的弦外之音……恐怕是很难的，他们的文字知识再好也不成。”①在这里余也鲁不但向大陆学者明示了他们具有一个可以挖掘的富矿，而且非常成功地向他们暗示了有且只有他们有这个能力去挖掘这个富矿。由于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学者还多半不太熟悉美国传播学，而施拉姆和余也鲁是他们景仰已久的传播学先驱，因此这些关于本土化的说法得到了大陆学者的广泛认同。所以便有了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的“16字方针”。但当时中国学者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解其实仅仅只停留在字面上，因为当时他们对于这门学科的认识实在太过匮乏。
2011年1月余也鲁在访谈中回忆说，在北京讲的那些内容是在1977年施拉姆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逐渐形成的想法。这一点在他译述的《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一书的代序中也有交代：“为西方传学奠基的重要学者宣伟伯博士1977年应本人之邀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胡文虎传播讲席一年半中，与大家探索中国文化，发现‘中国人在数千年有记录的历史中，和比有记录的历史更悠久的传统中，一定经历了一切人的传通的经验与尝试。’他认为凡是会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事，几乎全在中国发生过。中国人在传通方面发展出来的概念，得到的深刻的体认、尝试过的方法，以及接受或者拒绝这种方法的经验，不仅可以促进传学思想在亚洲的发展，也可以大大供西方学者借鉴。他像我一样深信：从具有这么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一定可以找出不少亮光，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人类的传的行为。”②这种想法正好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兴起的港台地区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潮流相吻合，施拉姆在传播学界的号召力加上余也鲁的热心奔走，使本土化思潮在传播研究领域也渐渐成熟。
20世纪90年代，在余也鲁的进一步推动下，大陆学者开始正视和思考传播本土化问题。1993年5月，余也鲁和徐佳士到厦门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到大陆来落实他在10年前提到的设想。在那次会上，余也鲁、徐佳士、郑学檬和孙旭培组成了一个四人委员会，全面推动传播本土化研究。组委会不但想先搞一本概论性的著作，而且还按照余也鲁的设想，设定了12个本土化的研究方向，推出了相关项目向海峡两岸招标。余也鲁的设想在孙旭培那里得到最为全面的转述。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序言中，孙旭培指出：“传播学研究在经过必要的引进介绍以后，不能只依赖于西方人总结出的原理和方法。中国传播学者要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就必须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③甚至余也鲁对于本土化研究的那种急迫的心情和满腔的热情也被全面复制。在招标启示上，孙旭培进一步指明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工程将可能带来的光明结局，他说：“传播研究中国化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④两次厦门会议，使余也鲁关于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设想变得非常清晰：从目的上讲，余也鲁等学者希望能够通过传播研究本土化建立起一门名为“中国传播学”、“中华传播学”或“华夏传播学”的学科，以提升中国人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从认识论上讲，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具体实施框架应当是以西方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经验作为研究对象，“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就此形成。
但这一设想在认识论上一开始就被认为受到了挑战。1995年，李彬在参加成都举办的第四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时递交给会议一篇题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的论文，这篇论文有些语句刺激了孙旭培，以至于后者直接在《华夏传播论》的序言指出了有些文章对于他提出的“传播学研究中国化”或“本土化”有一些“误解，或者来自于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理解”⑤。孙旭培对李彬的文章作了如下的摘引：“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从本土化的实绩看，传统文化似乎不像被‘弘扬’，而倒像被拉到‘国际’博览会上被拍卖，一切都得按‘接轨’的标准办理，结果就跟金发碧眼的西方女子穿一袭旗袍，让人总感到有种说不出的不伦不类。”⑥对于李彬的观点，孙旭培强调，“我们越是能够发掘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就越容易成为世界传播学者容易吸收的东西”，“即使出现金发碧眼的女子穿旗袍，也会如黑发黄皮肤的男子穿西装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⑦
表面上看，李彬的顾虑似乎具有萨义德所界定的“东方主义”的味道，但实际上他在当时并没有清晰和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纵观全篇文章，李的思路似乎并没有以孙所引的几句话为核心，而只是顺便提了两句。李彬后来在接受访谈时曾表示自己并没有与孙旭培的观点发生什么冲突，只是一个误会，他说这篇文章“里面的思路并不很清楚……在考虑不成熟的情况下先把我的困惑端出来同大家一起探讨……其实我的那篇文章既不针对他本人，更不针对传播学本土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回应他的观点，支持他的观点的”⑧。据说后来他们之间就这一话题还有过互动，最后确认当年只是一场误会。
但李彬貌似歪打正着的这几句话，其实完全戳在了早期传播本土化研究者的软肋上。“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有着致命的认识论缺陷：用西方的理论为标准去解释中国的经验，不但不能创造出中国的传播学，倒是更有可能是用中国的经验去丰富了西方理论的案例库，拓展和强化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如是，传播研究本土化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而不会是什么“集东西方大成之传播学”。我们毫不怀疑余也鲁等学者的良苦用心，但他们的这种主张注定是手段与目的相悖离的。所以孙旭培的上述反驳可以说既无证据又无逻辑。十多年后，黄旦正是在这一认识论悖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早期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批判，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大陆的传播学‘本土化’打一开始，所遵循的就是把中国作为问题，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不断显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从心理上似乎是要跳出他者的支配，潜在则是向他者说明‘我的’不同。……‘我（被支配者）’与‘他’（支配者）成为统一战线的‘战友’，一起‘合谋’，于是形成一种以他者为映照的表面的‘对立’。”⑨也就是说，黄旦认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早期倡导者在用反对西方理论话语霸权的姿态与西方理论合谋。所以他认为，这一研究框架不但会为西方传播学的学术殖民鸣锣开道，而且会把本土化的学术自觉转变成一种对西方理论的学术盲从。
二、“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研究路径的形成
传播研究本土化早期的认识论尽管没有争论清楚，但在十多年前，各方并未就此深究下去，本土化争论的结果是以非常平静的方式告终的。在1995年的短暂交锋后，所有当事人不再就本土化是否可行进行进一步讨论，传播研究本土化便因此成为中国学者天经地义的任务。认识论的问题便逐渐转向方法论的问题，大家开始探索本土化的具体路径。有意思的是，不管后来的学者是否认同余也鲁等人的具体做法，他们都严格地遵守着余也鲁的中西二元框架。
在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诸多路径中，最先有成果的当然还是余也鲁团队。1997年，标志性成果《华夏传播论》一书出版。此后又经过了数年的努力，到2001年终于推出了《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首批研究成果：《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汉字解析和信息传播》以及《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余也鲁很早就表达过他对本土化研究具体路径的认识。在1982年的报告中，余也鲁强调了本土化研究的三步走原则：“中国的文化遗产里面有相当丰富的知识的积累，可以供我们从中找到一些通则，归纳成为一些原则，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把这些原则当作假设，在现在的社会中去实验，去找寻，去调查，看看它们是不是有效，这是第二个阶段，如果有效，而且有普遍的有效性，……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通用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断地产生，不但可以指导我们今后在中国国内政策的推行和媒介的活动，同时可以丰富现在世界上已经有的关于传学的知识。我想，外国人会很欣赏这些东西的。这是第三个阶段。”⑩顺便一提的是，这里余也鲁所流露出的思想，正是以西方主流话语为标准的，应和了黄旦对此的批判。
从这一研究路径来看，余也鲁的本土化设想在方法层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而且问题也就出自这两个层面：其一是主要倾向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入手，有比较明显的厚古薄今取向。其二是表面上强调归纳法在研究中的应用。然而，经验归纳不一定就会产生理论，这要看经验是否具有理论的价值，是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研究问题的缺失，余也鲁团队从古代传播的现象中整理出来的一系列结论仍然是经验，而不是理论。对此，张国良干脆给它命名为“回到过去”的研究取向，并评价说：“这种研究取向，确有必要，也很有特色，但最大的难点在于过于零碎，难以抽象成完整的理论。”(11)
到了世纪之交，“回到过去”的研究基本上告一段落，走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少，感觉越走越艰难。通过总结经验与教训，张国良提出了第二条路径。这是一种“借鉴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努力摸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可谓‘拿来主义’取向”(12)，借以与第一条路径相对照。张国良团队身体力行地进行了“拿来主义”取向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条路径也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对此，张国良感到很困惑，他说：“有点奇怪的是，上述‘拿来主义’的路径或取向，虽然对于学科发展极为重要，但在很长时间里，却迟迟没有形成气候，并受到非议和误解，这在其他社会学科看来，可能颇为费解。”(13)
然而，事实上张国良的困惑本身让人困惑。“拿来主义”当然是要的，因为这是一个体认西方理论的好途径，但如果这就是毫无非议的建立中国传播学的最终途径，那就有问题了。张国良路径对余也鲁路径的反对仅仅是认为他厚古薄今，但并没有反对余也鲁的“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认识论，而且更加强调了将西方理论放在中国来验证的演绎逻辑。所以，除了研究对象的历史空间不同外，这两种路径在方法论上实际上是一回事。西方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本土化理论，只能较好地解释特定的社会、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现象，并非普遍原理。所以，对这种本土化研究路径有非议，那是必然的。正如翟学伟所说：“首先要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学术思想、理论、概念、方法及成果究竟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的社会、文化、心理、行为及其现代化的进程。”(14)比如，自反性现代性、公共领域、议程设置等概念能不能用以形容中国的现象，尤其是表面相同，实际差别极其复杂的现象。如果以这些概念作为标准衡量中国的经验，任何理论建构都只是空中楼阁。在笔者近期对张国良的一次访谈中，他表示当前他自己也逐渐感觉这种路径有问题，并对这样走下去的结果表示担忧。但拿来主义的做法因其简单实用，似乎已经在中国扩散开来，形成多种庸俗化的路径，并正在误导许多学者的研究方向。
香港学者似乎致力于一条超越拿来主义的新路径。该路径与其说是传播研究本土化，不如说是传播研究的本地化。陈韬文是这样表述这一路径的：(1)简单的移植，把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这是传播理论本土化必经的一步，是学术本土化的初级阶段。(2)因为本土社会的特殊性而对外来理论作出补充、修订或否定。由于相关条件的改变，原有理论必然有所修订。(3)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这种新理论的出现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在本地社会有其独特性，因而引发新的理论建构。第二，有关的社会现象并非独特，其实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其他地方的同行视若无睹，没有进而探究，却让本地研究者捷足先登，当中可能是研究者的敏锐程度或是研究议题先后次序不一所致。(15)
按陈韬文的想法，拿来主义只是本土化的第一步，而此后则是一个融合和共同竞争的过程。对这一构想，香港的青年学者们似乎走得更远。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邱临川等香港青年学者的交流让我意识到，他们关心的并非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而是如何将传播的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称这种研究方式为“行动的传播研究”，比如他们一边参与到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中，一边进行研究，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公益结合在一起，知行合一。在世界已经存在的案例中，类似于香港路径的是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初期世界社会学重心从欧洲向美国转型的过程中，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本地化路径今天看来是相当成功的：他们很快就从拿来主义转向了构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从芝加哥学派建系到托马斯等人提出“社会情境”、“社会角色”等概念，时间没有超过30年。不过，这一研究路径今天是否还能再成功值得怀疑，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本身正处在成长的阶段，美国学者与欧洲学者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加之他们之间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又比较接近，与中国学者面临的情境完全不同。因此这一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模式能否在香港或大陆克隆，仍然值得怀疑。而且这种非批判的研究仍然遵循“中西二元框架”。
所以，尽管各种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彼此之间并不完全认同，但他们都坚持着同样的理论框架，因此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也都相似，基本上都是用西方传播学的视角与概念重述了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所以，与他们先前提出的目标相比，这些研究路径下的成果实在都差强人意。
三、“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研究路径的迷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化的努力，总体来讲并不成功。这与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中西二元框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看，“中西二元框架”不仅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认识论悖论，而且它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理解是非学术化的。其结果就是传播研究本土化迷失了发展的方向，与它当初的目标渐行渐远。
首先，什么是中国经验。中国的传播研究必须从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入手，可这并不是说只要是一切的“中国经验”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黄旦认为，早期传播本土化思想的重要问题在于，想当然地把中国本身当成了西方的问题：“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文字与传受行为不同于外国人；可见，之所以要提出‘本土化’，就因为我们是中国并且是中国人。‘本土化’就是研究‘中国’，研究中国也就是‘本土化’。‘本土化’不是因中国‘问题’而引起，‘中国’的存在成为‘本土化’的缘由。”(16)这样的研究容易陷入一片虚无之中：也就是多数没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成为了传播研究的对象。当常识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科学的脚步便停止了。正确的方式应当是：“用问题意识来本土化研究，……先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然后确定研究的角度、立场、概念和方法。”(17)所以，一直以来在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中的“中国经验”不是以一种学术的方式存在的。
然而，问题还不仅止于此。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什么是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从哪里来？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命力来自于经验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每个人都在接触经验事实，为什么只有学者才能加以社会科学理论的阐释？那是因为理论框架先于对经验事实的选择。如果我们头脑中的理论框架有问题，那么“什么问题有研究价值，什么问题没有研究价值”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的关系。
事实上，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态度一样，我们对于西方传播理论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轻佻的：随意地把西方理论与其语境剥离开，并不假思索地套用到所谓的“中国经验”之上，或是直接类比，或是移花接木，完全不顾二者之间的互动，是中国传播研究者最常见的手法。这种处置方式将西方理论鲜活的内容变成了空洞的形式。归纳起来这种对待理论的态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妥当之处：第一，西方的理论因此被真理化、客观化或教条化，而研究主体失去了学术思考的正确方式，陷入了评判西方理论或对或错的二极思维中；第二，研究主体成为了理论的搬运者并忽略了知识的社会背景；第三，研究的方法论程序存在问题。本来应当由理论框架所引导的经验问题的提出，变成了用现成的理论套用现成的事实。后者只是一个理论应用的问题，当然不可能产生什么理论创新。
以上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西方传播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客体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去考察。曼海姆建议要大胆地承认思想与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引入科学本身的领域，来解决知识受社会制约的问题，并用他们来检验我们的研究结论”(18)。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进行传播研究之前，还始终缺少运用知识社会学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当年，在与孙旭培论战的青年学者中，王怡红是比较温和的一位，但其实也是最不能绕开的一位。她认为，当时提“本土化”有些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始终缺乏一种对话的氛围和勇气”(19)。对此，孙旭培的回应是：“一部分人可以继续从事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或按照其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下去”，一部分人可以从事‘本土化研究’，因为“‘原原本本地了解’谈何容易”，“我们只能边学习、吸收人家的，边总结、创造自己的”。(20)为时是否过早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解读西方理论的方式方法。孙旭培的回应其实又没有说在点子上。根据我的理解，孙旭培当时是认为“原原本本了解”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方法就是把西方传播学的几千本书读一遍，并因此觉得王怡红的主张不可取。但王怡红始终强调是要用一种对话和反思的方式去解读西方理论。其实，解读西方理论不在于读书的多少，而在于读书的方法，读西方传播理论多的人未必就能批判性地解读这些理论。解读西方传播学更重要的也不是解读理论本身，而是要解读一种理论的历史与社会方位，解读一种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解读一种理论在传播理论框架中的定位。这样我们才能在深入理解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去寻找中国的问题。正如翟学伟所说，充分认识西方学术中既有理论方法及其文化背景和研究局限，从中获得研究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是本土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阶段。
所以，“西方理论，中国经验”式的本土化路径只是传播研究中的一场政治运动。它的存在方式是令人费解的，它的框架不但充满矛盾，而且也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框架。它之所以存在，是出于某些更为图底的利益考量。那就是通过这种在较短时间内在世界的传播研究领域要有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的传播学版图中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所以有学者居然把这种本土化路径看作是中国传播学的根本性出路和学者们的集体使命。这种甚至有些“雷人”的使命感与中国学者思想图底中的学术政治化因素不无关联，与我们家国同构文化传统中的深层心理因素——比如他人取向——也有莫大的关联。正是因为我们把传播研究本土化当作西方人承认我们学术地位，欣赏我们学术品味的手段，才会出现“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认识论框架，才会有“回到过去”和“拿来主义”的研究路径。这些路径实际上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当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某些学者有意识地在学术活动中发起一场政治运动，也许仅仅出于以往思维方式的惯性——那是一种我们特别熟悉的本土的学术生存方式。
那么，传播研究本土化本身是否像某些香港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没有意义，是伪命题或者折射出中国学者自信心的缺乏呢？似乎也没有必要走到问题的另一个极端。在笔者看来，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应当是一个多元化的学术自觉，它总体来说可以被形容为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学术对话过程中的那种批判意识。这种学术自觉恐怕是不能被丢弃的，它决定了我们这些非主流学术话语国学者的独特研究立场。它可以警醒我们不要落入西方话语霸权的圈套，要将学术研究与本土问题的复杂性和鲜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但传播研究本土化既不是一种操作方法，也不是一种研究路径，更不是什么整齐划一的思想运动或学者们的集体使命。它需要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而不是外显为一种政治口号，它需要理论与经验自然的融合和互动而不是二元对立。笔者认为，没有关于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统一路径，但它不能以西方为标准。真正的本土化是移植不来的，它是与多元化的学术批判共生的。
注释：
①⑩余也鲁：《在中国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7期（总第52期）。
②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见宣伟伯：《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最新增订本）》，余也鲁译述，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Ⅹ—Ⅺ页。
③⑤⑥⑦(20)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3、4、5页。
④钟元：《为“传播研究中国化”开展协作——兼征稿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
⑧参见张威：《探索与立场：30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五次争鸣》，王怡红、胡冀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7页。
⑨(16)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中国大陆传播“本土化”路径之批判》，“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传播学——海内外华人传播学者对话会议”与会论文。
(11)(12)(13)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见张国良：《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320页。
(14)(17)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9、14页。
(15)陈韬文：《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国传媒报告》，2002年第2期。
(18)［德］卡尔·曼海姆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9页。
(19)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