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统设计对大学生机会创业意愿的影响&来自重庆的实证研究_创业教育论文

教育制度设计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向的影响——来自重庆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意向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制度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1-0032-07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机会型创业是指个体在有较好的就业选择的情形下,为实现某种目标[1](如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理想等),寻求并把握市场机会而自愿创业的行为。机会型创业产生的经济贡献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多,是衡量一国创业水平的重要指标[2]。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生机会型创业非常活跃;中国的大学生拥有独特的机会型创业的优势,却没有担当起机会型创业的主力军[2][3]。

为什么中外大学生在机会型创业方面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影响创业活动的个体特质因素与环境因素两个方面[4]来探询个中的缘由。个体特质因素是创业的内因;环境因素不仅是创业的外因,也对个体特质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诸多的环境因素中,教育制度设计对中国大学生的创业型个体特质的形成以及机会型创业意向的影响最为深远。

在中国应试教育模式下,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我实现意识等个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同时,偏重于应试的个体也难以把握创业机会和运作社会资源。因此,应试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学生在个体特质和综合素质上均难以匹配机会型创业的内在要求,对国家倡导自主创业和各项创业优惠政策的刺激只能保持“无动于衷”。

教育制度设计对中国大学的个性特质以及机会型创业意向到底存在怎样的影响?作用的机理何在?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基于文献研究和调研结果,我们提炼出教育制度中对机会型创业的个体特质和环境支撑因素存在深刻影响的关键变量,演绎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验证,以深入探寻中国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水平低下与教育制度设计之间的深层次联系。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大学生创业问题是创业研究的重要领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Lüthje和Franke[4]将风险承担、内源控制、创业态度等社会心理因素与支持和阻碍的环境因素作为研究大学生创业行为的主要变量。贺丹[5]选择个人背景、企业家特质、学生特质、创业态度、社会网络、大学环境、宏观环境等变量建立大学生创业模型。刘沁玲[6]归纳出影响大学生创业的16个内在因素和20个外在因素。然而,迄今为止尚无研究深入探寻过教育制度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

教育制度是教育活动的规则、规范和规矩[7]。在中国,应试教育理念贯穿于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在中国现行教育制度安排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均以考试和升学为中心,学生没有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进行自主学习的自由;大学之前的教育均以高考为指挥棒,十余年的漫长教育最终以高考结果论成败,学生没有接受职业规划教育、创业教育和必要的社会实践教育的机会。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创始人及总负责人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注重知识传授,而世界一流教育体系注重能力和创新[8]。

柳云飞等[9]认为,教育制度是劳动者就业能力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自主学习”、“创业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制度变量对学生的个体特质以及“创业意向”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为此,本研究凝练出“自我实现需要”和“创业责任感”两个机会型创业的个体特质变量,以及“学习自主性”、“创业教育”和“创业牵涉程度”等三个教育制度变量,与“机会型创业意向”相整合,建立7个研究假设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

(一)“自我实现需要”和“创业责任感”等个体特质要素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向”的影响

“自我实现需要”和“创业责任感”是与机会型创业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的个体特质要素。其中,“自我实现需要”是人们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确立起来的人生理想的价值追求过程[10]。责任感是个体对自己及他人的需要和福利负责的程度[11]。责任感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1998年的世界教育大会呼吁大学毕业生“不仅是就业者,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因此,“创业责任感”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个人责任感的应有之义。

创业是人们展示自我的舞台[12]和实现自我的载体[4][13]。自我实现需要是个体创业的重要动机因素[14],对机会型创业具有积极的影响[15]。对于大学生来说,成就需要对创业意向也存在明确的影响[16]。基于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第一个假设:

H1:“自我实现需要”对大学生的“机会型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McClelland[17]指出,承担责任是个体创业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外研究[14]发现,创业动机受责任感驱动,有30%的创业者认为自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创造工作岗位、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而创业。

责任感强的学生更倾向于下更大的努力达到预定的目标[18]。刘海鹰[19]认为,我国大学生创业意愿更多地来自于对社会的责任感,绝大部分大学生能够把追求财富、地位与社会责任感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由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H2:“创业责任感”对大学生的“机会型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教育制度设计对个体特质的形成和机会型创业意向的影响

教育制度是教育活动规范的总和,不同的教育目的和目标决定相应的制度安排。国外的教育以人的综合素质发展为主要价值取向,“自主学习”、“创业教育”和“实践教育”贯穿于个体受教育的整个历程。中国的教育以应试为主要目标,大学教育之前,学生几乎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真空”式“被动学习”生活。

“自主学习”是教育制度为保障学生个性化发展而鼓励和支持学生独立地承担更多的自我监控和学习责任[20][21],掌控自己的思想、动机和情感能力,提高胜任力的过程[22];“创业教育”是教育制度为培养人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和创业技能等综合素质而安排的一种学校教育形式;“创业牵涉程度”是指个体与创业者接触的频次、深度以及参与创业相关活动的程度。对于学生而言,“创业牵涉程度”取决于学校对实践教育的设计和安排以及家长对实践教育活动的重视和支持程度。

1、“学习自主性”对“创业责任感”和“自我实现需要”等个体特质要素的影响

传统的教育模式下,教师承担了主要责任[21];自主学习模式下,学生独立地承担更多的学习责任[20][21]。支持自主学习有助于发展学生自主性和自我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个人责任感[22][23]。

在中国的应试教育框架下,虽然难以实现“自主学习”,但鼓励和支持学生提高“学习自主性”,即适当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其个人责任感的培育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相应地,对其“创业责任感”的形成也会产生正面影响。据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H3:“学习自主性”对大学生的“创业责任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自我实现需要是人们实现自己确立起来的人生理想的价值追求过程。自我实现的需要不是与生俱来的,受到个体因素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10]。Struzik[24]认为,独立自主和自我效能感在自我实现需要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良好的学校和家庭环境为之提供了土壤,鼓励学生的发展及成功为之提供和创造了机会。

应试教育模式下,尽管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但鼓励和支持学生提高“学习自主性”,适当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自我实现需要”的形成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四个假设:

H4:“学习自主性”对大学生的“自我实现需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创业教育”和“创业牵涉程度”等教育制度要素对“机会型创业意向”的影响

自信心对创业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拥有创业自信心的人更容易产生创业意向和行动[25]。自信心对大学生创业意向有明确影响[26]。创业教育可以孕育大学生创业信心[26],接受过创业教育的个体有更强的创业信心和更强烈的创业意向[27][28]。

此外,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是机会型创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大学生缺少实践经验,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较差。创业教育不仅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信心,还可以培育大学生对机会的敏感性[12]。

可见,创业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弥补“创业信心”和“机会敏感性”两个方面的不足。于是,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五个假设:

H5:“创业教育”对大学生的“机会型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Nanda和Srensen[29]认为,工作伙伴或同事对个体创业决策有重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创业是社会影响的结果。一些人之所以成为创业家是因为受到他(她)所交往的人的影响。创业者的创业经验、创业技能、创业知识等会产生“溢出效应”。在与创业者交往的过程中,个体可以熟悉和学习创业技能,训练对创业机会的敏感性和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

Gompers等[30]认为,与创业者交往可以帮助个体对创业者“去神秘化”,增强自己创业的信心,以创业者为榜样,树立自己创业的志向。Nanda和Srensen[29]认为,不管创业者是否成功,与之交往都可以从中收获经验或教训,帮助个体产生创业意向。Gelderen等[12]认为,家庭成员或朋友创业对商学院学生的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Autio等[16]发现,对创业“感同身受”的经历,如父母、亲戚创业,或在中小企业的工作经历等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创业意向。由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六个假设:

H6:“创业牵涉程度”对大学生的“机会型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自我实现需要”对“创业责任感”的影响

马斯洛指出,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体更倾向于负责任,每当人们担当责任的时候,也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肩负起对社会和对他人的责任,是自我实现的基本途径[10]。

具有自我实现需要的人关心自己和他人,致力于使世界更美好[31]。成就需求高的人更倾向于承担责任[14]。追求自我实现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视“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工作岗位,为家庭、国家和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为己任。于是,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七个假设:

H7:“自我实现需要”对大学生的“创业责任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基于文献和访谈的结果,我们针对“创业牵涉程度”、“学习自主性”、“创业责任感”、“创业教育”、“自我实现需要”和“创业意向”等研究变量设计了70多个测量题项,经过3次试测量和修正,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19个题项的量表。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二)调研设计

本次探索性研究以重庆理工大学的所有在校学生为样本总体,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2011年1月1日-11日,由2008级市场营销本科班从事市场调查课程设计的12个小组的同学在全校范围内发出调查问卷840份,收回有效问卷74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1%。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数据的可靠性分析

首先,我们使用SPSS15.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样本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KMO=0.819,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统计量为6692.134,自由度(df)为171,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1%。结果表明样本测度结果显著,该数据的相关阵不是单位阵,可以做因子分析。利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经七步迭代,提取出6个公共因子。每个公因子的因子载荷都在0.540-0.966之间,而在其他指标上的载荷都不大于0.40(表中小于0.40的数据被省略),这些指标所组成的共同信息就构成该因子的隐含特征;6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680,表明模型的建构效度尚可。通过对各个指标项进行考证,根据各因子中指标的原始含义,我们把6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创业意向、创业教育、自主学习、创业交往、个人责任感。因子载荷如表2所示。

接着,我们使用SPSS15.0软件计算6个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值。结果显示,“自我实现的需要”的Cronbach α值为0.828,“机会型创业意向”的Cronbach α值为0.860,“创业教育”的Cronbach α值为0.805,“学习自主性”的Cronbach α值为0.803,“创业牵涉程度”的Cronbach α值为0.780,“创业责任感”的Cronbach α值为0.791,总体的Cronbach α值为0.858。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Cronbach α值均大于0.7,表明本研究所编制的测量量表可信度高。

(二)计量模型的确认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变量间影响关系检验之前,进一步使用LISREL8.54统计软件对各隐变量做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变量在指标上的负荷值及显著性水平,以判断问卷的效度,选择最终进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测量变量。

根据黄芳铭[35]提出的检验标准,当标准化适配残余值(Standardized Residuals)的绝对值大于2.58时考虑释放或删除;当MI(Modification Indices)大于3.84,且期望修正值有实质性的改进时需要修正模型。经过LISREL8.54软件分析,依据标准化适配残余值和MI指数的修正标准,依次对jl3、cy1、sj1题项予以删除。最终,由16个测量项目构成了测量模型。各测量变量在相应的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负载值等指标见表3。

表3显示,各测量变量在相应的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负载值均超过0.5的水准,且无大的测量误差出现,因子负载值和测量误差值的t值均远远大于1.96,达到显著水平(p<0.01)。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包含16个测量项目的测量模型的数据有较高的会聚有效性和信度。进一步做评价模型整体适配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数据显示,在8个评价指标中,只有/df>3,不太理想。但是,Hair等[36]指出,当样本数大于200以上时,卡方与其自由度比率值(x[2]/df)会过于敏感,可能会大于3,必须参考其他配适度指标。规范拟合指数(NFI)、不规范拟合指数(NNFI)、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以及拟合优度指数(GFI)皆大于或达到0.90的标准值,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小于0.08。因此,根据黄芳铭[35]、Hair等[36]建议的评价标准,总体看来,该评价模型拟合程度达到良好水准。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使用16个测量变量来测度“自我实现需要”、“机会型创业意向”、“创业教育”、“学习自主性”、“创业牵涉程度”、“创业责任感”等6个潜在变量的模型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接下来,使用LISREL8.54统计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验证上文提出的7个研究假设。首先,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情况。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拟合优度指标如表5所示。

数据显示,8个指标中只有/df>3,规范拟合指数(NFI)、不规范拟合指数(NNFI)、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以及拟合优度指数(GFI)皆大于或达到0.90,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小于0.05。根据黄芳铭[35]、Hair等[36]建议的评价标准,总体看来,该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程度达到良好水准。

于是,我们进一步考察“自我实现需要”、“机会型创业意向”、“创业教育”、“学习自主性”、“创业牵涉程度”、“创业责任感”等6个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各变量之间的总体的影响关系系数、误差和显著性程度值如表6所示。

其中,“自我实现需要(ZW)”与“机会型创业意向(CY)”之间不仅存在直接影响关系,还存在间接影响关系,影响系数为0.06,误差值为0.02,显著性程度T值为2.76;“学习自主性(XX)”通过“自我实现需要(ZW)”与“创业责任感(ZR)”间接影响“机会型创业意向(CY)”,影响系数为0.22,误差为0.03,显著性程度T值为8.27;“学习自主性(XX)”不仅直接影响“创业责任感(ZR)”,还通过“自我实现需要(ZW)”影响“创业责任感(ZR)”,间接影响系数为0.17,误差为0.02,显著性程度T值为7.26。

上述各潜在变量之间总的影响关系系数在0.12-0.52之间,均达到显著性水准,T值均远超过1.96的门槛值,部分变量间影响关系达到中等以上强度;潜在变量间的间接影响关系也是明确存在的,影响系数在0.06-0.22之间,均达到显著性水准,T值均远超过1.96的门槛值。由此可见,我们前文所提出的7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具体情况见表7。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自我实现需要”与“创业责任感”等个体特质因素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向”存在显著影响。“自我实现需要”与“创业责任感”对“机会型创业意向”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52和0.12。没有“自我实现需要”与“创业责任感”,大学生就缺乏机会型创业的内在驱动力量。

其次,教育制度设计对决定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向”的个体特质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教育制度设计变量的“学习自主性”对“自我实现需要”与“创业责任感”等个体特质因素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36和0.45。教育制度设计如果不能保证“学习自主性”,学生就缺乏自我意识、独立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也就难以产生“自我实现需要”与“创业责任感”。因而,“学习自主性”是大学生“自我实现需要”与“创业责任感”形成的制度性基础。

第三,教育制度设计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向”存在明确的、直接的影响。“创业教育”和“创业牵涉程度”对“机会型创业意向”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15和0.12。可以说,“创业教育”和“创业牵涉程度”等教育制度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具有决定性影响,是大学生机会型创业的外在驱动力量。

第四,“自我实现需要”对“创业责任感”存在显著的影响。“自我实现需要”对“创业责任感”影响系数达到0.48。没有“自我实现需要”,缺失理想和抱负,大学生就不可能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就业岗位”视为己任。因此,“自我实现需要”是大学生形成“创业责任感”的重要心理基础。

综上所述,教育制度设计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向”存在直接的影响,也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个体特质的形成存在深刻的影响。中国教育制度设计存在的弊端是造成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水平落后的重要症结之一。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其一,在国内外创业个体特质因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凝练出“自我实现需要”和“创业责任感”等两个机会型创业的关键性内在驱动要素,并将大学生“个体责任感”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发展出“创业责任感”的概念。这为深入研究大学生机会型创业动机找到了新的切入点。

其二,在国内外创业环境因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凝练出“创业牵涉程度”变量。认为中国大学生与创业者接触的频次、深度不够,以及参与创业相关活动的程度比较低下,是导致其机会型创业信心和技能欠缺的关键外因。

其三,引入教育制度相关变量,对大学生创业问题进行“溯源性”研究,深刻揭示了教育制度对大学生“自我实现需要”、“创业责任感”等机会型创业的个体特质因素以及“机会型创业意向”的影响。本研究探明,中国大学生机会型创业内在驱动力缺失不能仅仅归因于大学教育,而是长达数十年的应试教育环境中,学生的自我意识、独立性、积极性、主动性、责任感没有得到充分孕育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教育制度设计中缺失一贯制的创业教育和实践教育活动也直接影响到个体机会型创业能力的形成。

(二)讨论

国外高校倡导自主学习,推行素质教育和创业教育,使得“独立自主”、“自我实现需要”、“创业责任感”和“创业素质”等均已内化于大学生基本素质之中,对机会型创业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应试教育模式下的成长经历严重制约中国大学生机会型创业特质和综合素质的形成。

对于中国现有的创业支撑体系来说,仅仅在大学阶段为学生提供创业教育和制定优惠的创业政策以期提高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水平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改革现行教育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从十余年的应试教育中彻底解放出来;设计出有利于学生的自我意识、独立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个性特质孕育和发展的教育教学制度,着力培育机会型创业的个体内在驱动力,是提升中国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水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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