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的两种经验转向及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哲学论文,经验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在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和伦理转向(ethical turn)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以便整合前两次转向的优势。(Verbeek,p.51)事实上，经验转向共发生过两次，它们各自发展出一种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进路。这两种进路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目前面临着分裂成两个独立领域的巨大风险。(Brey,p.45)如果无法消除这种分裂风险，那么它将会严重干扰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前景也将笼罩在分裂的阴影下。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消除这种分裂风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首先梳理两种经验转向及两种新技术哲学研究进路，然后分析它们面临分裂的原因，探讨消除分裂风险的方法，并提出相应的方案。
一、两种经验转向
布瑞(P.Brey)将技术哲学研究分为“经典技术哲学”(class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现代技术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见下图：
图 两种经验转向
经典技术哲学的起始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等人。他们聚焦于技术应用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经典技术哲学也称为“社会批判主义”(social criticism)。这种技术哲学研究范式后来在多个方面受到批判。首先，它不顾技术对现代社会和文明的正面推动作用，以及技术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诸多福利等事实，先验地对技术持单边否定(one-sidedly negative)态度和悲观态度；其次，它坚持技术决定论观点，认为技术发展是不可停止的、有着自身逻辑的；第三，它不关注具体的技术及其进展，只讨论宏观的和抽象的技术，即大写的技术(TECHNOLOGY)。(Brey,pp.38－39)最终，技术哲学家团体被冠以“意识形态团体”或“政治团体”的标签，并被认为是“不懂技术且憎恨技术的”。(Pitt,1995)因此，技术哲学和国际技术哲学学会越来越孤立，学科与学会的发展亦日渐困难。
现代技术哲学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最初十余年，它与经典技术哲学存在着一个过渡期。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运动是实现这个过渡的主要推动力。一般认为，克洛斯(P.Kroes)和梅耶斯(A.Meijers)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1998年)研究纲领的共同发起人。该纲领强调：“关于技术的哲学分析应该基于可靠的、充分的关于技术的经验描述(和技术应用效果)”。(Kroes and Meijers,p.XXIV)阿特胡斯(H.Achterhuis)在其主编的论文集《美国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中，也提到美国技术哲学的研究出现了经验转向。(Achterhuis,p.6)
布瑞认为经验转向运动共有两种。(Brey,pp.39－40)第一种经验转向(以下简称ET 1)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代表人物有伯格曼(A.Borgmann)和拉图尔(B.Latour)等。他们继承了经典技术哲学的相关主题和问题(topics and issues)，但他们对技术持非敌视的、更加实用主义的和全面的态度，借鉴了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STS、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等理论和工具，关注具体的(小写的)技术(technology)，致力于发展一种情境化的(contextual)、描述性的和非决定论的技术哲学理论。阿特胡斯主编的论文集是ET 1研究的集中体现。
第二种经验转向(以下简称ET 2)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和2l世纪初，代表人物有米切姆(C.Mitcham)、皮特(J.C.Pitt)、克洛斯和梅耶斯等。早期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皮特主编的《技术哲学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与克洛斯和梅耶斯主编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中；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于梅耶斯主编的《科学哲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第9卷——《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中。ET 2技术哲学家力图建立一种“内在的”技术哲学(inter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克洛斯，第2页)，强调对“工程”的关注和对技术本身的“哲学描述”(philosophical description)。(Brey,p.41)
米切姆和皮特作为ET 2的先行者，特别强调对工程或技术本身的关注。米切姆呼吁哲学家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技术，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将工程话语(engineering discourse)排除在外。(Mitcham,p.267)皮特强调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应该关注技术本身而不是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后果：“当我们给出我们这个世界和生活中技术带来的后果的评价时，这里有个先决条件，即首先要理解我们所知道的技术，以及理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可靠的”。(Pitt,1999,p.VIII)
如果说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是对经典技术哲学的修正，那么ET 2则是非常激进地扬弃了经典技术哲学的道统。(Brey,p.39；Verbeek,p.49)虽然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与经典技术哲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从经典技术哲学的“对技术的单边否定态度”到“非敌视的全面态度”，但二者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理解和评估现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布瑞将ET 1的研究进路与经典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都称为“面向社会”(society-oriented)的技术哲学研究，而称ET 2的研究进路为“面向工程”(engineering-oriented)的技术哲学研究。(Brey,p.40)
ET 1和ET 2虽然都被冠以“经验转向”之名，两者之间也的确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布瑞仍然很担心两种现代技术哲学研究进路会越走越远。“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关注现代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而“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则关注工程的实践和结果，即现代技术本身。目前，ET 1和ET 2研究团体之间已经出现分离迹象。例如，“斯坦福哲学在线”的“技术哲学”①词条，认为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论持续影响技术哲学领域的结果，而基于ET 2的现代技术哲学被认为是当代技术哲学的主流。(Franssen,Lokhorst and Poel)因此，布瑞认为基于ET 1和ET 2的现代技术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分裂的风险：两种现代技术哲学可能分化成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Brey,p.45)
两种现代技术哲学的分裂风险，其实就是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传统与工程传统分裂问题的延续。米切姆认为，经典技术哲学研究传统中有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engineer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并且这两种传统是分裂的。(Mitcham,pp.62－93)这种分裂风险带来的最大隐患是现代技术哲学与经典技术哲学一样，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起点。最终，我们也不能获得一个“合法的(技术哲学)研究领域”。(Pitt,1995)
国际技术哲学界已经意识到：技术哲学需要在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的基础上进行“第三次转向”，以便整合前两次转向的优点，即整合经验的哲学研究进路和伦理的规范研究进路。(Verbeek,p.51)但是，两种经验转向的分裂风险将严重干扰“第三次转向”的走向。因此，消除现代技术哲学的分裂风险是当务之急。
接下来，笔者将探讨现代技术哲学内部存在分裂风险的原因，以及消除分裂风险的方法。
二、分裂的原因
在探讨两种现代技术哲学的分裂原因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布瑞是如何将两种经验转向及两种现代技术哲学等容纳在一个框架中的。
笔者将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考察：
第一个层面是经典技术哲学与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的关系。阿特胡斯强调基于ET 1的新技术哲学家关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协同进化(co-evolution)问题。(Achterhuis,p.6)就研究主题来说，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与经典技术哲学是一样的，都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研究问题来说，经典技术哲学关注技术对社会的负面效果，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则不仅关注负面影响，同时还关注正面影响以及社会对技术的反馈，并强调两者共同发展。因此，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继承了经典技术哲学的主题和问题，两者都是“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Brey,p.40)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ET 1和ET 2的现代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布瑞将前者称为“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将后者称为“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这里的“工程”指的是工程实践与工程结果(practices and products of engineering)(ibid)，即技术本身。因此，“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其实就是“面向技术(本身)”的技术哲学。
如果将两者统一起来，那么，基于经验转向的现代技术哲学是“面向技术－社会”的技术哲学，并具有以下特征：
(1)批判经典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强调技术哲学需要更多的“经验基础”(empirically informed)；
(2)更加聚焦于具体的实践、技术和人工物；
(3)对技术一般是先描述，后评价；
(4)采用更少的决定论、更多的建构论或技术情境化的概念；
(5)打开“技术黑箱”，展示构成技术的各种实践、过程和人工物。(Brey,p.40)
第三个层面是经典技术哲学与现代技术哲学的关系。布瑞认为，无论是经典的还是现代的技术哲学都围绕着以下三大基本问题展开研究：(1)什么是技术；(2)如何理解和评价技术应用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结果；(3)对于技术我们应该怎么做。(ibid,p.45)
第一个问题追问“什么是技术”，“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包括经典技术哲学和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与“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都试图回答它。前者倾向于基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回答“什么是技术”，不管是持单边否定态度还是全面态度；后者倾向于通过澄清技术经验描述中的概念如工程、结构和功能，来回答“什么是技术”。
第二个问题讨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是“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的核心主题；从目前来看“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不讨论此类主题。但是布瑞认为，后者不是不讨论，而是间接地讨论技术的社会后果以及技术和社会的相互依赖性。(ibid,p.41)因为，许多“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家已经认识到工程(实践)是社会的一部分，且与社会相互影响。例如，在“技术人工物双重属性理论”中，克洛斯等强调功能与设计者和用户的意向及使用人工物的方式有关。(Kroes,2002,pp.296－297)
第三个问题反思“我们应该怎么做”，属于技术伦理的研究范围。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要基于对前面两个问题的研究，也即是说，要基于对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从三大研究问题可以看出，经典技术哲学和现代技术哲学都研究“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技术－社会”这样的二元概念框架是它们共同的基本概念框架。
综上所述，布瑞采用了“技术－社会”这样的二元概念框架将两种经验转向及两种现代技术哲学、经典技术哲学和现代技术哲学统一了起来。
二元概念框架的好处是刻画事物非常实用和便利。它能够暂时掩盖某些问题，将差异很大的两方捆绑在一起。例如，心身问题的心－身概念框架、技术人工物双重属性理论的结构－功能概念框架便是如此。然而，二元概念框架是有代价的，即掩盖的问题很可能成为这个二元概念框架的“难问题”，如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技术人工物双重属性理论的难问题。(Houkes and Meijers)
下面考察“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掩盖了什么问题。
基于经验转向的两种现代技术哲学都不满于经典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但是对于打开技术黑箱，它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阿特胡斯认为，ET 1有三个明显的特征。(Achterhuis,p.6)
第一，它打开了“技术发展的黑箱”(the black box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基于ET 1的技术哲学家不将技术人工物看做是给定的(given)，而是去分析这些人工物的具体发展和构成。同时，他们也不将技术描述成自主的(autonomous)，而是描述成由众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而成。
第二，它不将技术看作一个整体，而是将技术拆解为各种“具体的技术”，并认为需要对其作具体分析。
第三，它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协同进化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因此，ET 1打开技术黑箱，是为了强调现实中社会因素对具体技术发展的作用。
ET 2打开技术黑箱时也涉及社会因素，如技术功能可以由社会历史背景决定。(Scheele,p.167)与ET 1不同的是，它并不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在它看来，如果重点放在社会因素上，那是过于简单化地处理技术黑箱。
ET 2认为，为了打开黑箱、实现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研究需要一线工程师和哲学家在一起工作。打开技术黑箱后，技术可以作为技术人工物、知识形态或者行为方式出现。(Kroes and Meijers,pp.XVIII-XIX)此外，技术哲学家必须首先掌握“工程语言”，澄清工程实践中使用的各种概念及其体系，如工程、设计、技术人工物、结构和功能。之后，技术哲学家才能研究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因此，基于ET 2的(现代)技术哲学是“面向工程”的技术哲学或“面向技术(本身)”的技术哲学。
通过比较两种经验转向打开技术黑箱的方式，我们还可以看出，两种经验转向对“经验”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继承了经典技术哲学的研究主题和问题，但没有采用批判的视角和方法。经典技术哲学对技术持单边否定态度，自上而下地考察技术，认为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负面的；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对技术持全面态度，自下而上地考察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因此，ET 1的“经验”指的是现实中技术与社会之间具体的、全面的相互影响，而不是经典技术哲学强调的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转向”指的是技术哲学研究从“对大写的TECHNOLOGY的批判性研究”转到“对小写的technology的描述性研究”。
基于ET 2的现代技术哲学比较激进。它不但反对经典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还抛弃了其研究主题和问题；它甚至认为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只不过是科学技术论持续影响技术哲学领域的结果。(Franssen,Lokhorst and Poel)
克洛斯认为，当前技术哲学的一个重大改变是从外在进路(external approach)转到内在进路(internal approach)。(克洛斯，第3页)经典技术哲学强调从“外在进路”研究技术的使用方式及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但它几乎不关注工程学，对现代技术及其推动者——工程师持有敌意；经典技术哲学家也并不认为工程师的工作与他们有关。克洛斯和梅耶斯领导的ET 2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更加“内在的”技术哲学。因此，ET 2的“经验”指的是工程师眼中的技术研发的经验，而不是哲学家眼中的技术使用的经验；“转向”指的是从技术哲学的“外在进路”转到“内在进路”。
综上所述，“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将ET 1和ET 2统一冠以“经验转向”之名，代价是两种现代技术哲学始终面临着分裂的风险，且无法消除。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两难”：(1)需要“技术－社会”的概念框架，因为否则无法统一两种经验转向；(2)不需要“技术－社会”的概念框架，因为否则无法消除两种现代技术哲学之间的分裂风险。
三、方法与方案
对于“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面临的两难，类函数模型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解决思路。(潘恩荣，第108－128页)类函数模型针对的问题是“结构－功能”二元概念框架在描述技术人工物时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结构描述”和“功能描述”，这两者无论是分离使用还是混合使用，都不利于建立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肯定性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目标是建立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障碍是“结构－功能”二元概念框架造成的两难：一方面，因为两套描述系统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通约性，所以“结构描述”和“功能描述”越是分离使用，建立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就越困难；另一方面，复杂的技术人工物需要交叉使用结构描述和功能描述，但这种混合描述方式使用得越多，厘清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就越困难。
类函数模型中化解二元概念框架之两难困境的方法，是一种“二元框架转换方法”。该方法的原理主要来自于两类工程设计方法：面向对象方法(object-oriented method)和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是对象化。基于“面向对象方法”，二元框架转换方法将“二元”以某种方式集成到某个对象上。原来的二元转换为对象的两个特征。“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尽可能以人类自然的思维方式模拟现实世界的问题，使得解决方案与问题保持在同一层次上。对象可以是任何事物，具体的或抽象的、简单的或复杂的。与二元概念框架相比，“面向对象方法”虽然在问题研究的初始阶段不如前者实用和便利，但在最终阶段降低了获得解决方案的难度。
其次是分离。二元框架转换方法借助“发明问题解决理论”化解物理矛盾的分离原理，使得二元概念框架的两难状况能够合理地分离并不再产生冲突。物理矛盾指的是系统中某一参数或子系统具有两个对立的特征。“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矛盾分离原理共有四种：空间分离、时间分离、条件分离以及整体部分分离。
最后是统一。二元框架转换方法在另一个层次上将对象的两个特征统一，使得它们之间能够形成连贯性(coherence)。也就是说，基于某一个层次，我们能够寻找并建立对象的两个特征之间的交流通道。
现在开始探讨如何化解“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的两难。我们的目标是既能呈现两种经验转向及两种现代技术哲学的独立性，又能呈现它们相互之间的连贯性。而障碍是，使用“技术－社会”框架虽然可以统一ET 1和ET 2，但两种现代技术哲学之间的分裂不可消除。
首先考虑化解“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的两难的策略。“技术与社会”是基于ET 1的现代技术哲学和经典技术哲学的核心主题，但是基于ET 2的现代技术哲学则更多聚焦于“技术”本身，“社会”排在“技术”之后。结合前一节的论述，笔者认为，布瑞是站在“外在进路”立场上，使用“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描述ET 1和ET 2以及两种现代技术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考虑改变立场，即站在“内在进路”立场上，重新解读ET 1和ET 2以及两种现代技术哲学。
一般地说，“技术”与“社会”被看做是宏观的或抽象的描述。所以，这类描述与经验转向所倡导的主旨不符。两种经验转向的关注点已经从宏观的、抽象的层面转向微观的、具体的层面。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对“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实施微观化和具体化改造。
综上所述，笔者的化解策略是基于内在进路立场对“技术－社会”实施微观化改造，然后通过二元框架转换方法的对象化、分离和统一的步骤，重新解读ET 1和ET 2以及两种现代技术哲学。
接下来是化解“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的两难的具体过程。
在内在进路立场上，打开技术黑箱后，抽象的、大写的技术转换为具体的、小写的技术，表现形式有技术人工物、知识或行为方式。(Kroes and Meijers,p.XIX)其中，技术人工物是具体化技术最直观的体现。
克洛斯认为，“技术人工物是具备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的对象，且人们为了实现其功能有意识地设计、制造和使用它”。(Kroes,2002,p.294)因此，技术人工物与其设计情境和使用情境密切相关。
通过微观化改造，原来“技术－社会”二元概念框架的二元(技术与社会)转化为“设计情境和使用情境”。我们可视技术人工物为对象，并将两种情境集成到技术人工物身上。
对象化之后，通过“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空间分离原理，我们可以独立地在设计情境和使用情境中描述ET 1和ET 2以及两种现代技术哲学。在使用情境中，技术哲学研究的主题是某一技术人工物在使用过程中对人和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人和周边环境对该技术人工物的设计、制造和使用产生的反馈作用。这是从微观层面基于具体的技术应用事实讨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面向技术人工物使用”(use-of-technical-artifact-oriented)的技术哲学，对应于布瑞的“面向社会”的技术哲学。ET 1因而可称为“面向技术人工物使用”(use-of-technical-artifact-oriented)的经验转向。
在设计情境中，技术哲学的主题是工程师设计并制造技术人工物的过程、相应的知识及其辩护等。这是从微观层面基于工程师的具体实践讨论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可以称之为“面向技术人工物设计”(design-of-technical-artifact-oriented)的技术哲学，对应于布瑞的“面向工程”的现代技术哲学。ET 2因而可称为“面向技术人工物设计”(design-of-technical-artifact-oriented)的经验转向。
分离之后，现在接着讨论如何统一，即关于“设计情境”和“使用情境”的连贯性问题。传统设计理论一般只考虑设计和制造，并不关注前期的市场需求分析和后期的售后反馈等。也就是说，在传统设计理论中，两种情境之间是没有交流的，因而两种技术哲学是分裂的。现代设计理论的“生命周期设计”(life cycle design)方法则认为，一个产品(即技术人工物)的生命周期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市场需求分析、设计、制造、销售、使用和回收。现代设计理论表明，两种情境之间是有交流的。例如，在设计某产品(即技术人工物)之前，须首先确定其功能需求，这需要通过市场需求分析确定；产品使用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公众的环境诉求和舒适度诉求等，将反馈至产品设计和制造环节，以便于通过技术创新设计制造出“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产品”不仅反映了产品功能上的提升，还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一，从技术与商业文明角度来看，更好的产品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制造出更好卖的产品、利润更高的产品；其二，从技术与公众福利角度来看，更好的产品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以上例子表明，使用情境中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如关于技术人工物的功能需求研究，可以应用于设计情境中；反之，设计情境中关于结构－功能的研究，如低辐射技术，也可以应用于使用情境中。
因此，设计情境与使用情境在现代设计理论背景中是一个循环，两者是可交流的。所以，基于ET 1和ET 2的现代技术哲学可以相互支持：前者发展的关于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可以被后者使用；后者关于技术人工物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的理论可以应用于前者。(Brey,p.45)
综上所述，通过将宏观二元概念框架“技术－社会”转化为微观概念框架“设计情境－使用情境”，并集成在技术人工物身上，两种经验转向被重新解读为“面向技术人工物使用”的经验转向(即ET 1)和“面向技术人工物设计”的经验转向(即ET 2)；基于ET 1发展起来的技术哲学是“面向技术人工物使用”的技术哲学，基于ET 2发展起来的技术哲学是“面向技术人工物设计”的技术哲学；两种现代技术哲学在现代设计理论层次上保持了连贯性，在技术人工物的“设计情境-使用情境”维度上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在技术人工物的“设计情境－使用情境”这个微观概念框架中，两种现代技术哲学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开展各自的研究，另一方面能够消除分裂风险并相互支持。
四、结语
两种经验转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不少技术哲学家认为，基于ET 1和ET 2的两种现代技术哲学过于突出描述性研究，丢失了批判的规范性研究。因此，作为对“经验转向”运动的一种矫正，技术哲学界发生了“伦理转向”，涌现出一批技术伦理学和工程伦理学。(Verbeek,p.50)然而，这些新伦理学往往基于传统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和原理进行分析，即是一种不关乎技术的外在的、规范的伦理学。(ibid,p.51)因此，“伦理转向”与“经验转向”是冲突的，它们之间的冲突比两种经验转向之间的冲突要更加严重。这种冲突正是当前技术哲学与工程伦理学面临的挑战。维尔贝克(P.Verbeek)认为，为了能够克服这种挑战，技术哲学需要进行“第三次转向”，以便整合“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的优点。(Verbeek,p.51)
ET 1和ET 2及两种现代技术哲学之间的分裂风险若能消除，就为第三次转向扫除了一个障碍。未来技术哲学第三次转向的一个可能进路是将经验转向嫁接到工程伦理研究中。这样，就将发展出两种新工程伦理学：(1)基于ET 1的工程伦理学；(2)基于ET 2的工程伦理学。前者是从工程的外在进路探讨工程伦理，如干细胞治理或核能开发的伦理研究，可归入工程论(engineering studies)或者科学技术论(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范围；后者是从工程的内在进路探讨工程伦理，是“工程设计伦理”(engineering design ethics)，如价值敏感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②，可归入工程设计哲学(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design)或内在技术哲学(inter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范围。(克洛斯，第3页)这两种新工程伦理学对外与规范伦理学有所不同，对内既可以独立开展研究，又可以相互交流。
注释：
①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0/entries/technology/
②价值敏感设计强调在技术人工物的设计过程中，工程师做出的所有设计决定都会涉及道德，旨在用技术人工物设计阶段的技术道德讨论替代使用阶段的技术道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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