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西方科学技术进步理论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用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科学技术进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其实质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不仅研究了技术进步的原因、类型和经济结果，而且从数量上测算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从中得出来的结论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增加的贡献。从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不少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超前发展是英国最早成为工业国的重要原因，而政府对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教育不够重视又是英国经济后来衰落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德国和日本，大规模地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加以消化和发展，是经济得以崛起，迅速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西方学者中有不少人对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本文主要是评析西方科学技术进步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1883－1950）是美籍奥国经济学家，他著作甚多，其主要有：《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和统计的分析》（1939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24年）、《经济分析史》（1954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理论”，并在其他著作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创新是一种经济学概念，而不是一种技术概念。这是因为，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指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过程。它与发明不同，发明是指一种新产品、新技术或新经营方式的初次出现。而创新则是指把这种发明引入经济过程之中，引起经济过程的发展与变化，从而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在熊彼特看来，所谓“创新”包括五种情况：第一，引进一种新产品；第二，引进一种新技术；第三，开辟一个新市场；第四，获得一种原材料的新的供给；第五，生产组织方法上的一种新发明及其应用。并以此认为，创新是一种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很显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从生产技术、生产方法以及企业的新组合形式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过程的，而回避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及其变革的问题。
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强调了企业家的特殊职能。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利用一种生产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的没有试用过的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等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页。）这就是说，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 企业家有其特殊的精神素质，他们有眼光、有能力、敢于冒风险，有显示个人成功的欲望，有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战斗的冲动”。熊彼特的视野里，企业家不等于一个投机商人或只能想赚钱的商人，而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和奋斗精神的创新者。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了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它揭示了大生产的技术基础始终处于革命性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客观事实。战后40多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大的增长，本世纪50—70年代，西方在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和遥感技术等最新科技领域成就的推动下，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这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呈现出来的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容量，使经济学家纷纷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这种条件下，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广泛注意。就在1950年熊彼特逝世以后，创新理论不断被援用、引申和补充，并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二、技术创新理论
所谓“技术创新”，是指研究技术创新的过程、经济效果及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等。技术创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企业技术创新速度和潜力的研究，即对“模仿”和“守成”关系的研究。“模仿”是指一个企业首先采用一种新技术之后，其他企业以它为榜样，也相继采用这种新技术。“守成”是指一个企业首先采用一种新技术之后，其他企业并不“模仿”它，依然使用原来的技术。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一是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越快，模仿的企业越多，承担的风险就越少；二是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相对盈利高。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相对盈利增大，“模仿率”也增大；三是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所用投资额越大，“模仿率”越小，相反，“模仿率”越大；四是旧设备使用的时间越长，“模仿”的可能性越小；五是销售的年增长率越大，“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是新技术采用的速度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种新技术的推广，关键在于减少它的模仿风险，否则，就会造成损失。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反映了技术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近年来我国的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速度不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发展规律的制约所致。
第二，对于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主要是指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对技术创新有极大关系。竞争引起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企业规模影响技术创新所开辟市场前景的大小，垄断力量影响技术创新的持久性。一些学者认为，在只有垄断而无竞争的条件下，不容易引起重大的“技术创新”，因为这时缺少竞争对手的威胁。而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一是企业规模小，二是缺少资金等，也不利于技术创新。只有在“一个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将会促进最高速度的发明活动”（注：卡曼、施瓦茨：《市场结构和创新》，转引自《经济学文献杂志》，1975年3月，第32页。）环境中，才能大大推动技术创新。
第三，关于技术创新类型的研究。这就是从使用的角度将技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节约劳动的新技术”，即指能使产品成本中劳动所占比重有所减少的“技术创新”。二是“节约资本的技术创新”，即指那种能使产品成本中资本所占比重有所减少的“技术创新”。三是“中性技术创新”。这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类型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为“创新者”和“模仿者”发展、选择和引进新技术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三、制度创新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
（一）制度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或经济体制作为保证，就不能发挥其推动发展经济的作用。所谓制度创新是指能对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是经济组织形式或者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革新。它是经济组织形式或者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革新。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会形成一些能将自己的潜在利益与社会发展趋向联系起来的集团，当这些集团认识到只有进行制度创新，才能获得自身的潜在利益时，才会出现有意识的制度创新。戴维斯和诺尔斯把制度创造过程归结为五个步骤：第一步，预见到潜在利益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得到此种潜在利益的决策者，形成“第一行动集团”，它是制度创新的首创者；第二步，“第一行为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第三步，“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最大利益原则比较和选择各种方案；第四，“第一行动集团”得到“第二行动集团”的帮助，后者可能是政府机构，也可能是前者的服务组织或个人；第五步，两个“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他们认为在制度创新的方式中，在由个人、合作集团或政府担任的“第一行动集团”中，由政府担任“第一行动集团”而实行的制度创新最有优越性，以此来证明实行“混合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反映了国家垄断主义干预经济生活的愿望。
（二）经济成长阶段论
经济成长阶段论是技术创新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综合、深入和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来考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作用关系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是由于使用新技术和传播新技术成果的客观过程决定的，体现了科学技术进步理论的客观必然性，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从科学技术进步理论来考察，揭示了科学技术进步理论的某些规律性及其表现形式，比如经济成长各个阶段更替呈现规律性的变化。这是由于采用先进技术形成的产业主导部门通过先进技术的影响或扩散到其他产业部门体现出来的。同时，主导产业部门也不是一陈不变的，总是由新替代旧的而不断变化着的。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著作较多，影响比较大的是《经济成长阶段》一书，因为本书提出了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罗斯托把经济成长划分为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分别为：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传统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它的结构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的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在这个阶段，科学技术发展十分缓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水平很低，农业是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商品生产极不发达，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第二，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这是由“传统社会”到“起飞阶段”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为“起飞”创造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条件，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投资率超过人口增长水平，生产性投资率为国民收入的10%。资本积累的源泉是迅速提高农业和开采业的劳动生产率，迅速增加产量；二是政治条件，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民族国家。
第三，“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是一种产业革命，直接关系到生产方法的剧烈变改，在比较短的一段时期内产生带有决定意义的后果。”“起飞”是对传统的停滞经济的突破，经“起飞”的经济就能顺利地迅速向前发展。
第四，向成熟推进阶段。“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社会生产各部门普遍吸收现代技术成果，各种工业品大量涌现，生产的增长大幅度地超过人口的增长。
第五，群众高额消费阶段。在这个阶段，再单靠增加投资已经无法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需求和消费的相应增长，经济发展必然出现“减速趋势”。为了避免“减速趋势”，就要以高额消费来推动生产。因此，在这一阶段，“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供群众之用的廉价汽车以及汽车对社会生活和期望所造成的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这就是说，以汽车生产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为龙头，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群众高额消费阶段，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欲望已经达到饱和，经济增长将出现“减速趋势”。新的欲望是对生活质量提高的追求。要使经济持续增长，新的经济成长就必须满足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
罗斯托在分析上述经济成长过程时，把用新技术和传播新技术成果看成是经济成长的源泉和基础。他认为，“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的不断扩散。”“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中结果。”罗斯托还认为，经济成长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部门序列的变化，“现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部门成长过程”。这就是，经济成长总是先由一个部门采用先进技术而开始的。由于采用先进技术的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销售，增加了利润和资本积累，同时也扩大了对其他部门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这种带动作用的叫主导部门。罗斯托根据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观察，列出了五种“主导部门综合体系”。第一种是“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的主导部门体系有食品、饮料、烟草、水泥、砖瓦等工业部门。第二种是“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有替代进口的消费品制造业，主要是非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如纺织工业等。第三种是“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的综合体系，有钢铁、火车、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重工业部门综合体。第四种是“群众高额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有汽车工业综合体系等。第五种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综合部门体系，有服务业、城市建筑等部门。
四、新制度主义的制度结构改革论
新制度主义的制度结构理论是科学技术进步理论的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科技革命因素的利用，而且更加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对制度及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的讨论，认为在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社会结构也出现了不少弊端和新的矛盾，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缺陷和产生的原因。因此，这种理论强调国家制度的调节作用和制度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提出了对制度结构改革的种种设想。
新制度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战后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公司和工会经济集团有了巨大的发展，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使社会面貌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趋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滞胀”趋势的出现，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其特点是，这个社会由“公”与私两部分经济组成，而其中“公共”部分变得越来重要，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解决经济发展的“滞胀”趋势，在确定社会发展方向和经济进步的目标的同时，也要协调主要经济集团的利益，特别是政府和大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等。于是，注重制度分析和技术进步的制度学派便活跃起来，被人们称为“摩擦制度学派”或“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到至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属于新制度主义的重要学者众多，著作和观点甚多，比如本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其他学者如福拉斯帝埃的“消费社会”与“第四次文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布热津斯基的“技术社会”、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还有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等。这里仅介绍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思的有关论，并称加评点。
1.凡勃伦（1857—1929年）美国经济学家，是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在《企业论》（1904年）、《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0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12年）等著作中论述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把已存在的人类制度分为两种，一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二是私有财产制度。这两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也就是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和以获取利润为目标的企业主制度。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企业主制度靠有利的价格获取利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他指出：“企业的发展是依靠机械工艺作为物质基础的。机器工业在这里是不可缺少的，企业没有机械操作就无法进行。但机械操作的发展足以破坏企业主在精神上、制度上的基础，机器工业与企业的继续发展是有抵触的，归根到底，企业与机器操作是不可能和平共处、携手前进的。”（注：《企业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2页。）因此， 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和谐的、完善的，亦是有矛盾的、有缺陷的。他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中提出了一个改良方案，主张社会经济的控制权应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掌握，以代替企业主对经济的控制。在这个改良方案中，凡勃伦强调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甚至认为，由于技术的发展，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计划经济。
2.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加尔布雷思（1908～）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甚多，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概念，《新工业国》（1967年）出版后，“新工业国”理论名噪一时，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权力转移论。这有三层意思：一是， “技术结构阶层”掌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权力属于主要生产要素的供应者。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是土地的供应者，则权力归地主。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成了主要生产要素，则权力属于资本家。现代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专门知识已成了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了企业成功的决定性要素。谁有专门知识，谁就掌握权力。所以，当前企业的权力已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手里。二是，现代公司的新目标。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改变了原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实现新目标。这就是：第一，获得一定的利润。认为利润最大化，对技术阶层有两个不利，一是风险大，压力大，二是增加了股东的利息收入，对拿薪水的技术阶层没有好处。第二，是稳定和增长。这既防止股东卖掉股票，又能使技术阶层的地位越来越巩固。第三，“技术兴趣”，这能保证“稳定”和“增长”长期存在。三是，生产者主权。这就是改变消费者主权为生产者主权。生产者主权则是消费者听从于生产者的安排。建立生产者主权，必须制定计划和实现计划，必须控制价格权，又控制销售总量，通过庞大广告网等手段，劝说消费者购买商品。
（2）关于二元体系论。这里也有三层意思：一是， 二元体系的含义。加尔布雷思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称做“二元体系”，即“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并存的经济。大公司实行计划经济，称为计划体系；小企业听从于市场，称为市场体系；二是，两个体系的相互关系。市场体系中的小企业，“一般受环境支配”。计划体系“支配它所处的环境”。计划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系统所屈从的那个环境中的一部分。市场系统所使用的动力、燃料、机器、设备、原料和交通运输，就是计划系统供给的。而计划体系则是市场系统产品的一个重要买主。就农业而论，情况最为显著。在这两者交换关系中，双方所处地位是不平等的，主要表现是大公司对小企业的“剥削机会要大得多”；三是，二元体系造成的社会后果及其原因。这就是：第一，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计划体系发展快，而市场体系发展慢，比如住宅建设、交通设施、城市服务却得不到很好地发展。第二，两个体系之间的人们收入不平等。第三，失业增加、贫困存在、通货膨胀加剧，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环境污染等等。第四，上述存在的原因是，由权力不平等造成的，小企业无权，大企业的权力过大。
（3）关于结构改革论。加尔布雷思认为，大公司的发展， 虽然使美国国民总产值增大，商品日益丰裕，但由于二元体系的存在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必要在美国实行所谓“结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其途径有：一是，增加市场体系的权力。主要运用政府的法律和经济措施，提高市场体系中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使他们联合起来，以稳定自己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强同计划体系的议价能力；二是，减少计划体系的权力。政府采取措施，不让大公司的目标侵犯公共目标。其中有对大公司财政支出的管理，以保证财政支出有利于公共目标，对大公司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它的利用市场的波动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了顺利完成结构改革，政府必须从计划体系中解放出来，使政府的职能服务于计划体系目标变成为公共的服务目标；三是，发挥科学教育界的作用。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美国，只有科学教育界才能担负结构改革的任务。因为今天科学教育界的地位相当于50年前银行家们的地位。当时银行家集团供给资本而使企业界有求于自己，今天的科学教育界可以在人才的培养目标上，在制定政策和立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向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提供科学技术知识。
从上所述，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不少论述是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比如，关于小企业和小生产者的处境和遭遇、经济畸形发展，失业和贫困等问题的论述；也揭露了政府与大公司相互勾结一些情况等，还有强调科学和教育的作用等。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措施，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有时也提出什么“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也改变不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形象。
五、西方科学技术进步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已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重要指导思想，在这个重要指导思想指引下，我国的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正如党的十五大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不仅强调了科学技术进行理论已成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并为我们全面认识和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理论指明了方向。比如，既要肯定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作用，又要充分估量科学技术进步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既要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主导部门的带动作用，又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这就要求科学技术进步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相结合；促进科技、教育发展与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要相结合；鼓励创新、竞争和合作与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相结合；等等。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全面认识科学技术进步理论含义，才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正确分析和借鉴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中的科学成分是十分必要的。比如，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过程分析，关于科学技术进步对各个社会集团利益关系调整、对社会制度及经济结构的巨大影响的论述，还有技术创新同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的分析等，对于推动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理论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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