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文化，三晋文化，中华民族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娲论文,文化论文,中华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1999）04—0060—04
“三晋文化”作为广泛的概念，其源头并不仅仅开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也并不是单指“晋国文化”以及嗣后与此相连的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历史文化，而是以“三家分晋”为表征的“山西古代历史文化”的宏观代称。它以发展历史的源远流长的丰富深刻的文化内容，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深刻的理解“三晋文化”，首先要对它的源流、发展，对它与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一、“女娲文化”是“三晋文化”的源头
过去，不少中、外学者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其实，这一观点并不准确。据笔者近十多年来的研究、考察证明“三晋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历史人物“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的原始、远古时期。
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笔者先后在山西吉县柿子滩、晋城浮山、平定浮化山、赵城侯村等地，考察发现“女娲补天”遗迹“补天窟”、“补天台”、女娲氏眠之地——“娲皇陵”和一万多年前“中石器”时期的“女娲岩画”等重要遗迹；并且考证发现：女娲“斩黑龙以济冀州”等记载，与《尚书·禹贡》所记山西为“冀州之域”、太行山古称“女娲山”“皇母山”等内容互相吻合；同时，在黄土高原的山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女娲的动人传说，保留着许多崇拜女娲的古老习俗……这些情况证明：“女娲”不仅是一个传说中的神话艺术形象，也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远古时期的山西大地，曾经是一个“中华之母——女娲”的主要活动区域。
“女娲”，是原始社会“母系部落”时期，人们对“女性部落首领”的通称。由于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持续时间很长，当时众多的“母系部落”又分布于中华（主要是在北方）各地，所以形成了多个“女娲”人物（如与伏羲“兄妹成婚”的女娲、黄帝时的“风后”女娲等）和多处“女娲”遗迹（如山西赵城“娲皇陵”、陕西潼关“女娲（风后）陵”、山东济宁“女娲陵”等）存在的局面。
但是，从只有山西太行山又名“娲皇山”、“皇母山”，只有山西赵城的女娲陵寝被称为“娲皇陵”这一事实分析：居住和活动在黄土高原山西大地的这位“女娲”，很明显是远古时期“母系社会”时间最早、地位最高、功劳最著、影响最大、超越于其他所有“女娲”之上的母系部族首领，她不仅生前被尊奉为“娲皇”，死后还要享受“历代帝王崇祀”的特殊待遇；她生前活动所在的“太行山”，也被命名为“娲皇山”、“皇母山”，以作为永久性纪念。
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女娲的事业和行为，包蕴着昭示人类伟大精神的丰富思想、文化内涵：她在人类面临天崩地裂的巨大自然灾难面前，不胃牺牲、挺身而出，“炼石补天”，不仅表现出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勇敢、无畏精神，而且表现出常人无比的聪明和智慧品德；她面临地球崩溃、人类灭绝的险恶环境，不畏辛劳，“抟土造人”，表现出热爱人类的博大人道情怀；她面临“黑龙”肆虐、洪水泛滥的巨大灾害，毅然挺身而出，“斩黑龙以济冀州”，显示出痛恨残害人类的邪恶势力、坚决维护社会正义的崇高品德；她在人类遭受灾难、无处栖身时，调动自己的创造精神，首创“断鳌立极”（立柱支顶）的原始建筑方法，展示出征服自然的崇高智慧；她为了繁衍人类，造福人类，首创“婚姻”制度，为人类缔造了一个和平、幸福、安宁的新世界……这些生动的事实证明：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
女娲氏“聪明智慧、勇敢无畏，征服自然、造福人类，勤劳朴实、开拓进取，热爱和平、维护正义，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高尚精神，构成了“女娲精神”的核心内容，为“三晋文化”、“炎黄文化”和中华文化奠定了绚丽多采的原色和牢固厚实的基调。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不息，朝气蓬勃，奋斗进取、永不停息，永远屹立于生存竞争日趋剧烈的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女娲”精神的继承和延续，她的子孙炎、黄二帝、后稷、螺祖、唐尧、虞舜、夏禹、商汤……等中华先祖人物，也在山西大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一脉相承的伟大业绩，都为三晋儿女和中华民族子孙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精神文化和珍贵无穷的物质文明财富。诞生、形成于黄土高原山西大地的“女娲精神”、后续发展而成的“炎、黄精神”以及“唐尧、虞舜、夏禹”精神，为后来成形的“三晋文化”的核心内容，最后终于发展、衍变、千华、结晶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
二、春秋、战国时期是提纯“三晋文化”精神的熔炉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创造财富、造福人类的文明历史。从女娲氏“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积灰止水”；神农炎帝“辨识五谷”；到后稷“教民稼穑”、螺祖“养蚕抽丝”，以及商、周社会的“列土分封”，这一系列人类适应自然、谋求生存的举措，无一不与地土地及其衍生财富的依赖、占有、利用和分配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社会的“礼崩乐坏”，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从艰难险阻中脱胎而生的“晋文霸业”在“春秋五霸”中一度锐气逼人；嗣后分立的“韩、赵、魏”三国强盛一时，……在“三晋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史册中，都留下了灿烂篇章。
在这一时期，与统治阶级贵族人物的“不义”行为形成显明对照的是：人类本来应该具备的文明、高尚精神，反而在不少社会下层人物身上表现出来：“割股啖君”、绵山归隐”、“耡麂触槐”、“搜孤救孤”、“豫让吞炭”、“完璧归赵”等成语故事，无一不是在弘扬和赞美这睦闪烁着崇高人性光辉的伟大精神。介子推、陈程、公孙杵臼、豫让、蔺相如……组成了古代的“三晋义士”的光辉人物画廊。他们的名字誉满天下，他们的故事，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中留下了空前动人的篇章。
晋国初期，晋献公死后，在外流亡十九年之久、饱尝“险阻艰难”的晋文公才在秦国的援助下回国。他任用贤能，发展农业，积储国力、养精蓄税，使晋国走上了统一、强盛的道路。晋文公成就“春秋霸业”的历史，对启示和教导人类如何在野蛮中学会文明、在蒙昧中学会理智，在竞争中学会生存，在逆境中求得发展，具有巨大、深远的启示意义。
这一段充满刀光剑影、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了入许多内容丰富、发人深思、令人难忘的故事。其中，有关“三晋文化”的故事内容尤其脍炙人口、引人注目：“重耳出亡”、“割股啖君”、“秦晋之好”、“晋楚争霸”、“退避三舍”、“楚材晋用”“城濮之战”、“耡麂触槐”、“搜孤救孤”、“三家分晋”、“豫让吞炭”、“大义凛然”、“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壮士弹铗”、“信陵窃孤”、“围魏救赵”、“等等成语、典故久传不衰；豫让、介子推、耡麂、程婴、公孙杵臼、韩厥、蔺相如等忠臣、义士名满天下。“三晋文化”在中华民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是熔铸、提纯“三晋文化精神”的熔炉。
三、关公的“义能”精神是“三晋文化”的精神的升华和结晶
“三晋历史”和中华文化历史上另一个影响巨大的人物——与“文圣”孔子比肩并称的“武圣”关公。
关公是生活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历史人物。由于当时朝政腐败，社会动荡，使他从小“尤好左氏《春秋》”，“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春秋无义战”的冷峻历史，帮助他认识了人生，认识了社会，辨明了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这导致“读好书，说好话，做好人”成为他的人生信条；“见义勇为”、“轻财仗义”、“义重泰山”、“舍生取义”、成为他的思想、行为准则。他先是在家乡“路见不平”、“义杀权贵”，亡命涿州后又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戮力同心，赴汤蹈火，最终完成了大业。他以后镇守荆州，因大意轻失望而遭擒遇害。关公死后，其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唐、宋以后，他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推崇；到元末明初，由于小说家罗贯中的天才创作和精心塑造，关羽成为一个集“忠、义、勇”于一身的理想化的文学人物；到明、清两朝，关公更由帝而神、由神而圣，最终与“文圣”孔子比肩并称为“武圣”。
在人们心目中，关公是“义勇”精神的化身。“义”是什么？“义者，宜也”；“义者，事之宜也”；“义，人之正路也”。正如当年女娲在天崩地裂的巨大自然灾难面前，毅然“炼石补天”的勇敢行为一样，“义”就是中华儿女在“利与害”、“得与失”、“成与败”“荣与辱”、“生与死”等人生、事业的重要抉择关头，为维护人生的崇高信念和人类正义事业，而毅然作出的超越功利的选择；是面对“文明与蛮味”、“正义与邪恶”、道德与堕落”等人生观、价值观的激烈搏斗、较量时毫不犹豫的抉择。
在关公思想中、行为当中，“义”的内涵明确无误，但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条件下，“义”的内容又各有细微、本质的区别：他与刘备、张飞之间的感情，属于亲如手足的“情义”和志同道合的“道义”之交；而他与“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之间，却只是感念当年讨伐董卓、“诸侯会盟”时的“识护”“提携”之恩，以及后来“暂栖曹营”时馈赠金钱、美女的“恩义”关系。二者之间的孰重、孰轻不可同日而语。关公的光辉品德和高尚行为，是他从《春秋左传》中吸取营养的结果；是接受“三晋文化精神”感染和熏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哺育、培养的结果。
从三晋历史的源流、发展和延伸、继承关系看，“关公文化”是“女娲文化”、“三晋文化”精神的升华和结晶。在中国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心中，怀有“安黎庶，济苍生”政治理想、献身于“桃园集团”的正义事业、集“忠、义、勇”精神于一身、具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高尚道德的英雄人物关公，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和形象化身。关公的神格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社会民众心理需求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大浪淘沙、结晶升华的结果。
在关公身上得到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光辉精神，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起到了垂范千秋的重大作用。在汉语成语里，以下有关“义”的辞汇如：“义为人本”、“义薄云天”、“义重如山”、“义海恩山”、“义不容辞”、“义形于色”、“义无反顾”、“义愤填赝”、“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勇辞金”、“以义为利”、“轻财重义”、“重义轻利”、“义利分明”、“舍生取义”、“义不顾死”、“尚义为人”、“义断恩绝”等等，几乎都能够和关公的思想、行为联系起来。关公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光辉行为，把“儒家”的理想、学说体现到自己和人生实践当中，不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树立了一个值得敬仰、效法的楷模。“关公精神”是“女娲文化”和“三晋文化精神”的升华和结晶，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集中、光辉体现。
四、《义勇》悲歌动天地 中华精神传万代
人们对“武圣”关公，及其所体现的“忠、义、勇精神”的崇拜，已经到了“全民敬奉”的地步。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关公不仅是一个可以帮助他们伸张正义、释厄解危、警戒邪念的“道德神”；还是一个能够保佑他们合法经商、正当赚钱、以义生财、发家致富的“财神”。遍布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几乎都是“武圣”偶像和山西商人同居一宅、朝夕相处的“关帝庙”，在这里，整年累月流离他乡的山西商贾，以虔诚的心理供奉关公；以自己的行动体践“信义”诺言；以正当的手段赢利生财；以光明的手段公平竞争、发展；以手足之情帮助处于困境的同行兄弟……以“关公精神”为楷模的古代山西商贾，创造和发展了独特的“晋商文化”，不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晋商文化”的影响下，不少分布在海外各国的“中华会馆，也效法、修建成“关帝庙”的形式，成为令世人瞩目、赞叹的海外中华文化的一大景观。
可以说：关公庙貌满天下；信义美德佐晋商；《义勇》悲歌动天地，关公精神壮中华。
在人类社会朝着文明、富裕、繁荣、进步的未来前进，面临着“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欲熏心”、“物欲横流”、“醉生梦死”空前诱惑和挑战的时候，肇源于“女娲精神”、“三晋文化精神”、“关公精神”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更以其独有的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闪耀出日益巨大的思想、文化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