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改变国有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务之急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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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某些严重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农业发展滞后,国有企业仍未摆脱困境,社会分配不公,国家财政困难,以及大幅度的经济波动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都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谓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就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低产出下的财政困难和过量的货币供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工业的粗放经营势必挤压农业,农业投入不足,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得不到巩固;热衷于追求新建而忽视对老企业的改造,造成大批国有企业活力不足。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还导致频繁的大幅度的经济波动,以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差距的扩大,影响了社会稳定。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变国有经济的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内容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种。粗放型增长方式注重增加投入,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方式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效率高,国际竞争力强,通货膨胀率低,环境污染程度小。改变我国国有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事实上,转变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提出已经很久了。我们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以及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然而,我国国有经济的增长方式迟迟没有转变。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转移这个客观条件外,问题的关键是经济体制没有转换,政企没有科学地分开。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是和体制分不开的。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增长方式。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产物,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个是生产关系的改革,一个是生产力如何发展,两者是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要靠改革的深化,同时也有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要转变国有经济的增长方式必须改革现存的国有经济体制。

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一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密切联系的。建国初期,我国不仅基础落后,而且还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通过较高积累支持大量工业投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控制下,保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实践证明,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速度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当时国情下对改变落后的生产力面貌、对增强国家实力、对缓解供给严重不足、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是经过40年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16年的迅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我国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提前完成,标志着我国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已基本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局面,大部分消费品已可以满足人们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当一部分产品还出现了剩余。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供求格局。人民生活质量和消费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人们更加注重消费品的选择,开始追求商品的质量和档次。那种盲目的低水平的数量扩张已越来越没有市场。所以,从以低加工和低附加值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向以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转变,是当前我国工业经济面临的中心问题。

2.目前,我国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受到物价上涨过快的困扰,其根本原因就是效率低下的工农业的粗放型增长。由于我国农民相对收益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有效提高,增加农民收入就必然引发农价上涨,进而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不能很快提高,成本的降低速度抵消不了农价的上涨速度,将导致不同程度的比价复归。要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就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工农业的生产效率。

3.我国人口多、增长快,经济发展与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加剧。12亿人口,不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和水资源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石油为1/8,天然气为1/20。但是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我国一次产品的合格率仅为60%,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为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产品中物耗比重高。从1993年起,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据国外专家预测,下个世纪我国石油缺口高达3亿吨。粗放型增长难以为继,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4.经过40多年建设,我国国有经济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建国初期全部国有资产只有100多个亿。按不变价格计算,现在有4万多个亿,有一些产品产量已据世界首位。在整个国有资产中,工业资产约有3.5万亿,而国家每年能投入国有资产的新投资只有一千多个亿,现在的问题是,资产的存量还不能有效流动,在新的投入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不能产生效益。如果增长不能使3万亿或者4万亿的现有存量活跃起来,使它真正发挥作用,而指望于每年一千多亿的投资来增长经济,那是舍近求远,丢了西瓜捡芝麻。

5.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经济国际化的趋势将不可逆转。国际间竞争主要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市场竞争的法则不是数量的对比,而是效率的较量。以最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这是市场竞争胜负的关键。根据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我国资源状况,并参照世界各国经验,我国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资源的分配,而资源只能流向竞争中的强者。对于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大国,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国际竞争的胜负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要使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我国势必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且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对我们探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启发和推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历了建国以来快速工业化过程和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经济投入的国家来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应当以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刻领会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密切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思路来。

一、“九五”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应当以新的增长方式作为我国国有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即坚定不移地走内涵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经过40多年的建设,我国国有经济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4.4万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097个,小型项目超过一百万个。1994年我国国有企业已达215.2万户。但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存在着涉及面宽,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前首先要正确处理上新项目与利用现有基础的关系。多年来存在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得不到技术改造,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生产能力空放闲置;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却热衷于铺新摊子,搞了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这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优势,就应当在盘活现有国有资产存量的基础上适度收缩国有经济的战线,划定国有资产投资领域,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改革国有企业封闭的产权组织形式和所有制结构。对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实行分级所有、分类管理,增强各级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使国有资产的主体多元化,为国有产权的流动和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创造条件。坚定不移地把国有经济发展转到内涵集约的道路上来。

二、体制改革应当围绕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进行。能否使经济增长置于合理的体制保障之下,是决定能否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关键。今后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推进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经济机制的转换,从而转变资源的配置方式,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增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方式还没有转变过来,政企尚未分开,旧体制仍在起作用。政府只管投资,实际上很少管回报率和回收率,以致不少项目,一旦投产就亏损。同时又将投资分为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互不相关的两块、实际工作中又热衷新建而忽视改造;企业重视生产管理而不重视资产管理,重视数量而不重视效益,这是体制上造成粗放型增长的重要原因。

在市场体制下,企业应当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也必须是投资的主体,企业不仅应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而且也要有资产经营的自主权。盈利性投资活动的决策主体要由政府转为企业和作为出资者的集体或个人,投资的主要来源要由拨款改为贷款和债券股票融资,投资风险要由投资决策者和出资者来承担。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是使企业由投资的被动接受者、生产的组织者、执行者到生产的经营者、投资的主动决策者、资产的全面经营者转变。也就是由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为此,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宏观上要把计划、投资、金融体制的改革提到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上,强化宏观控制,加强对计划、投资、金融的科学管理,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波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分配不公,缩小地区差距,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同时,要确实做好政企分开工作,给国有企业以真正的投资经营自主权。此外,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用法律规范政府、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巩固改革成果,为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法律保障。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的1857年,马克思就揭示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经济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全集》46卷下册217-218页)的趋势。西方经济学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愈来愈大,技术对经济的贡献已取代劳动和资本而上升到首要位置,这些观点成为新的增长理论,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今后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关键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其实,小平同志早就敏锐地预见到了这一点,而且更明确地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前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并隆重召开“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就为我们有效的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把经济建设引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使我国在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现有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财政政策主要运用预算、税收手段和预算内外的综合财力,并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建立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着重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和地区分配结构;保证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应更多地考虑科研教育支出,加强对人才资源的开发;更多地考虑非盈利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优化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并通过税收、政府支出和公债,以预定的方式活动,干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及使用,达到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税收政策应贯彻公平原则,改变过去所有制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税负不公平的现象。分配政策应该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调整与选择恰当的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由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币值稳定转变。控制货币信用问题,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个宽松、稳定的货币环境。要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完善政策性银行机制,规范商业银行行为,构造充分竞争、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体系,转变专业银行的信贷投入方式,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信贷资金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凡是有悖于这“三性”的信贷资金投入都应视为无效投入。如果专业银行继续对濒临破产的企业进行“输血”救济,而对效益好、能够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不能进行充分支持,那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得不到改善和提高。

实施促进经济结构高度化的产业政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国家财力、物力可能,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及投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产业政策应着眼于弥补市场缺陷,注意力应转向企业不愿做或做不了、但对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至关重要的领域上。重点支持外部性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业和农业生产支持体系的投入,加快高新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的进程。更多地使用产业调整援助政策,对老工业基地进行改造,选择重点企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整个行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政策以促进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的扩张为重点。通过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使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形成一批大的企业集团,加强支柱产业,发展拳头产品,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转变国有经济的增长方式,只有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促进增长、结构、效益的不断提高。产业区域政策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地区间公平竞争,打破地区垄断。规范各级政府介入产业活动的行为,引导并干预区际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布局。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进程,逐步实现区域发展的相对均等化。

今后15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这一时期内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当前,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现状来看,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将成为我国今后15年经济发展中唯一可行的增长方式。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十分艰巨和紧迫的战略任务。对此,小平同志早有明确指示。他说:“当前主要任务,是对妨碍我国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同时指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革企业,要成千上万地搞起来。”江泽民同志在五中全会闭幕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贯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上来。”李鹏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指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今后15年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努力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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