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清代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着转变并面临着选择的重要历史时期。一方面，持续一百余年的盛世已近尾声，各种社会矛盾正在积聚，潜藏的危机逐渐暴露，清朝统治似乎仍未走出历代封建政权盛极而衰的怪圈；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的经济因素的萌芽开始出现，冲击着陈旧僵化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既加速了盛世的衰败，又预示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契机。而与此同时，随着东西方航路的开通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封闭的中国社会日益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中国向何处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处于转型前夜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逐渐暴露的各种社会矛盾，置身于已经或将要发生的社会变动之中，一代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由此而形成了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
一、今文经学的复兴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庄存与倡之于前，孔广森、庄述祖继之于后，至刘逢禄更大张其军，终于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并在乾嘉时期出现的经世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
庄存与生活在乾隆年间，于乾隆十年（1745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詹事府少詹事，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置身于当时汉学盛行一时的情势下，庄存与治学虽从汉学入手，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学的影响，但他却能不为二者所拘囿，而主张“研经求实用”，注重“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因此，庄存与在博通群经的同时，开始注意到时已久湮不传的春秋公羊学。他根据元明间赵汸所作《春秋属辞》一书，承袭赵汸重视《春秋》“属辞比事”之意，把《春秋》之辞分为九类，分别“条列其目，属比其辞”，“正列其义”，撰成《春秋正辞》一书。在这部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之作中，庄存与以《公羊传》为本，杂采他书，对《春秋》微言大义和圣人经世之志作了多方面的阐发。如“大一统”思想，《春秋》开篇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即据此发挥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曷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秦汉时期的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清代乾隆年间，国家政治稳定，疆域空前统一，因此，庄存与也大力揭橥“大一统”之义，认为“大一统”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在推阐“大一统”之义的同时，适应乾隆时期专制集权极端发展的需要，庄存与还特别重视君主的权威和表率作用。在“元年，春，王正月”条下，他引述汉代今文经学家何休、董仲舒之言解释“建五始”之义时，即十分强调：“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春秋正辞》卷一）
当然，庄存与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今文经学家，其《春秋正辞》一书，也未能摆脱汉学以及理学的影响，不时有杂采《左传》、《周礼》，乃至宋儒所说之处。尤其是处于今文经学的发轫之初，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仅仅本赵汸《春秋属辞》以立言，尚未能直接汉代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何休的统绪，探寻《春秋公羊传》的本义。但庄存与毕竟是在公羊学沉沦千年之后，第一个重新发现并初步揭橥其义的学者。尽管其学在当时隐晦不彰，却得到了其弟子及其子孙的阐扬。其中，孔广森和庄述祖的承先启后之功，尤为值得重视。
孔广森出身世家大族，“尝受经戴震、姚鼐之门”，（《清史列传》卷六十八）考中进士入庶吉士馆之后，又得到时任教习庄存与的指点。因此，其治经既沿袭了汉学重视训诂考证的途径，又不废经书的微言大义，在精研群经的同时，尤为致力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在他看来，《春秋》三传中，“《左氏》驰聘于文辨，《谷梁》圈囿于词例”，均未言“圣人制作之精意”，而“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十一）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却“时有承讹率臆，未能醇会传意”之处，因此孔广森以补正何休《解诂》为职志，“存其精粹，删其支离，破其拘窒，增其隐漏”，（《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并“旁通诸家，兼采《左》、《谷》，择善而从”，（阮元《春秋公羊通义序》）撰《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十一卷并《叙》一卷，藉以阐发《春秋》及《公羊传》“微言大义”。
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一书中，孔广森从训诂考据的角度，提出了诸多与何氏不同的见解。如何休著《春秋文谥例》，总结归纳《春秋》义例，提出了著名的“三科九旨”说，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并据此推之于对《春秋》及《公羊传》的解释。孔广森却不以为然，认为“治《公羊》者，旧有新周故宋之说。新周虽出此传，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谷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据他考证，《公羊传》之所以称“新周”，是因为“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难，更迁成周。作《传》者据实言之，故号成周为新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云耳”。（《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六）因此，孔广森对“”三科九旨”别立新解，谓“《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凡传《春秋》者三家，粤惟公羊氏有是说焉”。（《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
平心而论，孔广森阐释《春秋公羊传》的“一家之言”，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由于孔广森是一个汉学家，因此他以朴学方法研治《公羊》，不乏平实之处。如他概括的时、月、日之例，讥、贬、绝之辞，尊、亲、贤之义，都是《公羊传》原有之义。也许因为如此，孔广森视《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为其“最为惬心”的著述，自谓“余生平所述，讵逮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孔广廉《校刊公羊春秋通义叙略》）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孔广森解《公羊》不免识其小不识其大，未能明了公羊学本身的价值。因为公羊学之所以成为公羊学，就在于其中的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之所以被推为公羊学集大成的学者，也因其《解诂》总结了公羊学丰富的内容，保存了公羊学本身的传统。而孔广森批评何休，摒弃公羊学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恰恰失掉了公羊学的精义。所以说，孔广森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公羊学者，其《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也并未能真正接续公羊学的传统，阐发何休的总结。但是，孔广森毕竟注意到了发明《春秋》大义的汉代今文经学大师，并试图直接汉代公羊学的统绪，这在清代今文经学发轫之初，无疑对其后继起的学者起到了开启先路的作用。
庄述祖则与孔广森大致同时而生活的年代略晚，正值汉学日丽中天的乾嘉时期。因此，他治学既受到汉学的影响，究心音韵训诂，又直接受到其伯父庄存与为学的熏陶，推崇《公羊传》，强调经书的微言大义，最终以研治《夏小正》而卓然名家。
《夏小正》本为《大戴礼记》中的一篇。相传孔子正《夏时》，学者传之为《夏小正》，全书按月令节气先后，记载古代天象物候、草木昆虫，乃至四时祭祀、耕桑节令等，文字古奥，颇难索解。加以长期流传，经注混淆，讹误日增，几无学者研习。清代汉学兴起，《夏小正》始引起学者注意，但大多致力于文字音义的训诂、校勘、考证，鲜有阐发其奥旨者。庄述祖则独具慧眼，在厘正经文、注文，考证文字音义的基础上，大力推阐其微言大义，撰成《明堂阴阳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成为这一领域的集成之作。
庄述祖认为：“《夏时》亦孔子所正，《夏时》之取夏四时之书，犹《春秋》之取鲁史也，圣人之旨于是乎在。”而《夏小正》则出于“游、夏之徒，高、赤之等”，藉此犹可窥见“古圣王所以省躬，所以授时，所以敷政”等大经大法。因此，庄述祖先据世所传《夏小正》，“以古文大小篆校正其经文，共四百六十五字，定为《夏时》。而以《夏小正》为传”，仿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条例，“先列其等，次求其例”，（《明堂阴阳夏小正经传考释》卷首）致力于阐发经书大义。如《夏时》始于“正月，启蛰”，终于十二月“陨麋角”，庄述祖认为此间大有深义，他说：“《夏时》推原终始之运，本其所以兴，曰：正月，启蛰；又戒之以所由废，系之十有二月，曰：陨麋角。十有二月陨麋角，失闰也。《春秋》再书十有二月螽，终以西狩获麟，麟者，周之瑞兽也。《春秋》继乱反诸正，当修文王之政，《夏时》继治失其道，是为十有二月陨麋角。得失之戒，昭昭甚明，故《易》终《未济》，《书》终《秦誓》，《诗》终《商颂》，《春秋》终于‘西狩获麟’，《夏时》终于‘陨麋角’。戒之哉！戒之哉！”（《明堂阴阳夏小正经传考释》卷三）
在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过程中，庄述祖承庄存与之学，推之于对《夏小正》经、传的研究，颇得学者好评，他自己也十分自负，谓“庶几或附任城（何休）之后尘”。（《明堂阴阳夏小正经传考释》卷首）可以说，庄述祖对《夏小正》经传大义的推阐和表彰，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继孔广森，庄述祖之后，进一步为今文经学大张其军的是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刘逢禄生活的年代历经乾、嘉、道三朝，主要学术活动则在嘉道之际。他继承家学，严立今文、古文界限，不遗余力地推崇今文，贬斥古文，尤为褒扬《春秋》，崇奉《公羊》。为寻求《春秋》微言大义和圣人经世之志，刘逢禄倾全力于《春秋》并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研究，先后撰成《春秋公羊释例》、《春秋公羊解诂笺》等有关《春秋》之书十一种。
在对《春秋公羊传》的研究中，刘逢禄最大的成就与贡献，就是直承何休、董仲舒之统绪，“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家法，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魏源《刘礼部集序》），从而发现了董仲舒、何休对公羊学的总结，使湮没千年的《春秋》大义重新彰显于世。如“大一统”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三科九旨”说，历来被视为《春秋》微言大义的精髓。但由于今文经学久湮不传，清代学者已不能完全明了个中深义，故而此前孔广森释《春秋公羊传》，即反驳何休，于“三科九旨”别立新解。刘逢禄深明春秋公羊学，洞悉孔广森之失，指出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他明确宣称：“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三》）因此，刘逢禄高标“三科九旨”之说，揭橥“大一统”之义。以“三世说”为例。《公羊传》在《春秋》开篇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及绝笔哀公十四年三处均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本来，《公羊传》是以《春秋》作者的所见、所闻、所传闻来解释书例的异同，以阐释经书之所以“异辞”之因。但这一阐释本身无疑反映了《公羊传》对历史理解的独特眼光，即看到了历史的发展和变异，并划分出历史的不同阶段。至董仲舒，则进一步推阐了《公羊传》的历史分期及其与书法的关系，何休更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观点，把《公羊传》的历史分期上升到一种三世递进的历史观的高度。刘逢禄在归纳《春秋》经传有关文例的基础上，大力推阐董、何之说，明确指出：“《春秋》缘礼义以致太平，用《坤乾》之义以述殷道，用《夏时》之等以观夏道之不著，义将安放？故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刘礼部集》卷四）由此可见，刘逢禄相当准确地把握了公羊“三世说”所蕴含的微言奥旨，并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不仅如此，刘逢禄还把春秋公羊学注重现实社会政治，主经历史进化的传统推之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面临嘉道年间清政权统治日渐衰败的困境，面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逼中国的危局，他借助《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大声疾呼“《春秋》欲攘蛮荆，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诸侯；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刘礼部集》卷四）希望从最高统治者做起，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和巩固清政权的统治。当然，刘逢禄借助春秋公羊学所阐发的经世变革思想，还仅仅是初步的，朦胧的，他尚未能更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日渐显露的各种弊病，也还未切身感受到变革的迫切性，但他却直接影响到其后继起的龚自珍、魏源，为他们在“世风日下”、“世变日亟”的形势下，借助今文经学大倡经世变革，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乾嘉年间，在清朝统治逐渐显露出盛世之下的衰象，在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乃至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今文经学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涌现的各种经世思潮中的一支生力军。从庄存与，到孔广森，庄述祖，至刘逢禄，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沉潜千年的今文经学终于晦而复明，隐而复彰。诚如后世学者所言：“自《公羊》先师邵公而后，圣经贤传蔽锢二千年，徐彦、殷侑、陆佃家、铉翁、黄道周、王正中，咸相望数百载，虽略窥指趣，未能昭揭。迨所闻世，庄侍郎（存与）、孔检讨（广森）起而张之，至于先生（逢禄），干城御侮，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绪幽而复明，殆圣牖其衷，资瞽者以昭相哉！”（《续碑传集》卷七十二）
二、边疆史地学的兴起
18世纪中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前后一百余年的努力，清朝统治者终于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当时清王朝的疆域，南起南海诸岛，北至漠北和外兴安岭，西起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其疆域的辽阔和统一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相应提上议事日程。统治者迫切需要了解边疆，认识边疆，以便更好的管理边疆，巩固边防。乾嘉时期兴起的边疆史地学，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
乾隆年间，对边疆史地的记述最早发轫于清廷派驻西北边疆官员，特别是谪戍官吏士夫的记闻之作。前者如《西藏见闻录》，作者萧腾麟于“乾隆二年，以副戎移驻其地之所谓槎木多者，盖西藏之门户也。治军暇，为详纪其土地、物产、风俗之殊异，为二十门以括之，名曰《西藏见闻录》”。（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九）而关于边徼闻见之作中影响最大的，当推谪戍官吏士夫的著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任侍读学士的纪昀因事获罪革职，被遣戍乌鲁木齐。在戍所前后两年的时间，纪昀撰著《乌鲁木齐杂诗》并《杂记》一卷，详细记载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开谪戍官吏士夫边徼记闻作品之嚆矢。其后，陆续有因事获罪的官吏士夫被遣戍至西北边徼，亦多有“琐谈”、“闻见录”等著述。如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于嘉庆四年（1799年）被遣戍伊犁，其《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二书，即简要记述了塞外奇绝瑰丽的自然风光，当地独具特色的土俗民情，以及清朝政府对边徼的管理状况。户部郎中祁韵士于嘉庆九年（1804年）被遣戍伊犁时，亦因其沿途所见“山川城堡之雄阔，风土物产之瑰奇，云烟寒暑之变幻，一切可骇、可愕之状，有所触于外，辄有所感于中，悱恻忠爱，肠回日久”，（《濛池行稿》卷首）故而“寄之于诗”，发之为文，分别撰成《濛池行稿》、《万里行程记》诗、文各一卷。
这些出现于乾嘉年间的有关边疆史地的记闻之作，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强烈的真实性和豪迈的大一统气概。由于这些记载均系谪戍官吏士夫的亲历见闻，所以颇为真实可靠。祁韵士曾说他在翰林院任职时，“尝念国家版图式廓，西北尤广袤，为古所未有。戌索所至，部别区分，其山河幕落，传闻异辞。窃慕康熙间侍读图理琛奉使绝域之事，思亦躬履边徼，详志所见，以广所闻”，（《濛池行稿》卷首）故于遣戍途次“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万里行程记》卷首），然后笔之于书。特别是乾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疆域一统，这些谪戍官吏士夫尽管因罪获遣，跋涉万里，历经艰险，但其记闻之作却几无哀伤忧怨之词，而多有豪迈雍容之概。纪昀在戍所亲眼目睹边徼繁华景象之后，曾感慨万端，自谓“夫乌鲁木齐初西番一小部耳。神武耆定以来，休养生聚仅十余年，而民物之蕃衍丰朊至于如此，此实一统之极盛。昔柳宗元有言：‘思报国恩，惟有文章。’余虽罪废之余，尝叼预承明之著作，歌咏休明，乃其旧职。今亲履边塞，纂缀见闻，将欲俾寰海外内咸知圣天子威德郅隆，开辟绝徼，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用以昭示无极，实所至愿。不但灯前酒下，供友朋之谈助已也”。（《乌鲁木齐杂诗》卷首）故而在其《乌鲁木齐杂诗》并《杂记》中，留下了颇多关于当地山川风物、民情土俗的记载。时人在读到其作品时，亦盛称其“声调流美，出入三唐，而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无郁
愁苦之音，而有舂容浑脱之趣”。并且认为：“今天子神圣威武，自西域底平以来，筑城置吏，引渠屯田，十余年间，生聚丰衍，而乌鲁木齐又天山一都会也。读是诗，仰见大朝威德所披，俾逖疏沙砾之场，尽为耕凿弦诵之地，而又得之目击，异乎传闻影响之谈。他日采风谣、志舆地者，将于斯乎征信。夫岂与寻常牵缀土风者，同日而道哉！”（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与乾嘉时期有关边疆闻见之作的出现相互辉映并更进一步的，是专事边疆研究的鸿篇巨制的问世。最早开此风气者，当推乾隆时名为官修，实为祁韵士主创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以“国家开基定鼎，统一寰区，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札萨克、喀尔喀诸部，咸备藩卫，世笃忠贞”，各蒙古王公皆“抒诚效顺，建立丰功”，为“追阐成劳，裒辑传示”，乾隆皇帝下令国史馆会同理藩院纂修蒙古各部事迹、谱系及各王公表传。其后，又以新疆各城统一，复令将回部王公中“实心效力，克奏军功者，会同国史馆与蒙古王公一体纂立表传宣谕”。（《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首）当时，祁韵士以“喜谈史事”，“谙习清文”，被任为国史馆纂修官，负责纂修事宜，他“通核立传体例，计内札萨克凡四十九旗，外札萨克若喀尔喀士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赛因诺颜，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尔扈特，多至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均应立总传、分传。羌无故实，文献奚征，虽有抄送旗册，杂乱纠纷，即人名亦难卒读，无可作据。乃悉发大库所贮清字红本，督阅搜查，凡有关于外藩事迹者，概为检出，以次覆阅详校，择其紧要节目，随阅随译，荟萃存作底册，以备取材。每于灰尘坌积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积累既久，端绪可寻，于是各按部落，条分缕析，人立一传，必以见诸实录、红本者为准。又以西北一带山川疆域必先明其地界、方向，恭阅《皇舆全图》，译出山水地名，以为提纲，其王公等源流支派，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订正无讹。如是者八年，而书始成”。（《万里行程记》后附《鹤皋年谱》）这可以说是清代系统整理研究西北边疆民族源流世系及其事迹功绩的第一部著作，它使得历来纷纭散乱、文献难征的西北边疆民族状况，有了初步的条理和系统。自此而后，随着清政府对边疆治理的进一步加强，各种记载、研究边徼官制、地理、风土、物产、水利、疆域、宗教、民情等各方面情形的著述相继涌现，初步形成了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兴盛的局面。
松筠的《卫藏通志》和《西招图略》〔1〕， 是乾嘉时斯较早记述并研究藏地情形的著作。松筠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间出任驻藏大臣，为全面了解西藏各方面状况，便于管辖治理，他撰写了这两部著作。以《卫藏通志》为例，该书分考证、疆域、山川、程站、喇嘛、寺庙、番目、兵制、镇抚、钱法、贸易、条例、纪略、抚恤、部落、经典共16门，详细记述了西藏各方面情形，而尤重治理。如“卫藏事务，向由商上自行经理”，“自乾隆五十七年钦定章程，一切大小事件，统归驻藏大臣办理，责任綦重”。（《卫藏通志》卷九）故该书专立番目、兵制、镇抚等门，将藏地各项政务、职掌、定员等，顺序开列，颇有助于驻藏大臣的管辖治理。松筠还一并总结自己在藏数年的治边经验，另撰《西招图略》一书，分为安边、抚藩、抑强、除苛、厉俗、慎行、绥远、怀来、审隘、量敌、练兵、申律、制师、驭众、持志、守正等凡28篇，从驻藏大臣为政的实际情况出发，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治边之要，抚驭之道。
西藏而外，新疆作为边陲要地，同样也受到人们的重视。祁韵士被遣戍伊犁时，曾以其对“新疆旧事知之最详”，撰成《西陲要略》、《西域释地》二书，记述并研究当地疆域、山川、卡伦、军台、屯田、水利、城堡、职官等各方面情形。而松筠于嘉庆七年（1802年）、十九年（1814年）两任伊犁将军，在新疆主持政务达十余年之久。公务之暇，主持纂成《伊犁总统事略》一书，后上奏朝廷，道光皇帝亲制序文，赐名《新疆识略》，并付武英殿刊行。全书凡12卷，首列舆图，依次为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财赋、厂务、边卫、外裔，“凡河山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赋之储备，田野畜牧之繁滋，条分件系，颠末详胪，成宪旧章，粗已赅具”。（《钦定新疆识略》卷首）成为有关新疆政务最全面、完备的权威性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乾嘉年间相继出现的有关西北边疆的研究之作，基本上出自或适应清朝政府对边徼管辖治理的需要，因此，它们大多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很强的实用性。祁韵士就曾认为：“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西陲要略自序》）而《卫藏通志》、《西招图略》、《新疆识略》诸书，均详于政务，甚而“古迹、物产，无裨政务者，概置不录”（《钦定新疆识略·凡例》），体现出注重实用的特点。特别是这些研究之作还具有相当的系统性，既对以往零散阙佚的边疆史地资料进行了初步的爬梳整理，也对现实的边徼状况作了艰苦的实地考察和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它们与有关边疆史地的记闻之作一道，标志着边疆史地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乾嘉年间已然建立。可以说，清代中叶统治者对边疆的勘定和治理，空前的“大一统”格局的实现，既为边疆史地学的产生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提出了了解、研究边疆的客观需要，诚如当时学者袁枚所言：“此舆地之学，所以必详于大一统之朝也。”（《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而由诸多谪戍士子和封疆大吏在万里边徼中开拓出来的边疆史地学，不仅以其对现实的强烈关心和对边疆治理的参考借鉴作用，成为当时经世界思潮的重要部分，而且为19世纪国内外局势剧变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边疆史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经世思想主张的出现
乾嘉时期，清朝统治由盛而衰，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也逐渐由隐而显，就连号称朝廷大政的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重要经济领域，也有或多或少的反映。许多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和掌管有关事务的朝廷官员，以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正是面对这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思想主张。
1、河工 黄河的治理，历来是清廷首要大政之一。清初河患严重 ，自康熙年间大规模治理之后，黄河一度安澜数十年。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后，黄河漫决次数增多，决口长期不能堵塞，河患再次严重起来。对此，不少主持治河工作或关心河务的地方督抚和朝廷官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河主张，诸如疏浚河身，培筑堤坝，蓄清敌黄，疏通海口，等等。虽然这些主张大多沿袭传统的治河方法，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有识见的大臣已经突破传统的框框，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河患问题。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明确提出黄河改道入海的建议，即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入大清河，经山东人海。他说：“大清河之东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若开减河，“所费甚少，为害甚轻，而决口可塞，积水可消，漕舟不误，其利甚大”。（《清经世文编》卷九十六）此后，朝廷大臣裘曰修、嵇璜均提出过大致相同的建议，请令河流改归山东故道。这一主张，可以说抓住了治理黄河的关键所在。因为造成黄河灾害频繁的重要原因，除上游水土流失外，就是下游河床老化，日益淤高的河身已难以容纳奔腾东流的黄水，仅靠疏浚河身、培筑堤坝、开挖引河、疏通海口等局部治理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河决北岸青龙冈，黄水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这一路向，证明了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可行性。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昧于时势，因循保守，不敢改弦更张，认为黄河治理不可能“力挽全河之势，使之尽由北流”，“为今之计，惟有就事论事，救弊补偏，此外别无办法”。（《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六）因此，终乾隆一朝，乃至嘉庆、道光年间，黄河治理始终局限于堵决口、修堤坝、浚河身、通海口等传统的办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因此之故，数十年间河患不断，灾害严重，直至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终于“东注大清河入海”。“盖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河病而淮亦病。至是北徙，江南之患息”。（《清史稿》卷一二八）可见孙嘉淦等人提出的黄河改道的建议，确实是有远见的正确主张。
2、漕运 漕运关系清廷经济命脉，地位十分重要， 历来有“天庚正供”之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吏治民风整肃，漕运基本正常运行。至乾隆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吏治败坏，风气奢靡，漕政弊端丛生，形势日趋严峻。对此，一些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乃至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漕弊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漕运包括漕粮的征收、运输、入仓等诸多环节，本身即手续繁琐，关卡重叠。特别是贯穿南北数千里的运河一线，沿途需索，层层盘剥，致使各种损耗开销巨大，费用惊人，漕运也因之积弊丛生。蒋攸铦说，今“地方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款，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需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漕务积弊如此，一些大臣先后提出了整饬的办法，诸如申明漕船定式，不得夹带其他货物；优恤运弁旗丁，保证沿途开销；更定漕政章程，不得随意勒收折色，等等。但更多的官员士子则开始从根本上考虑漕运的改革方案，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主张。嘉庆九年（1804年），由于“河口淤沙，七省粮船全不能渡”，时任浙江巡抚阮元就曾“暗筹海运一法”。（《研经室二集》卷八）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因运河淤浅，漕船航行困难，皇帝谕令调查航海情形。一时之间，官吏士子多有持海运之议者。他们一致认为，海运一省费用，二能避免沿途需索，三可根据四时风信，通盘筹算，使南粮北货互通有无，种种优势，皆河运所不及。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终嘉庆一朝，海运之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诸多官吏士子对漕运的关注以及改革的设想，却仍然反映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并最终促成了其后漕政改革的实现。
3、盐政 清代盐的运销，实行官督商销的纲引制度， 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即“引”，按照各产盐区规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自清初至乾隆中叶的一百多年间，基本保持稳定，既为封建国家带来了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潜藏于盐业垄断经营体制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官与商皆视盐务为利薮，以官而言，凡与盐务有关涉者，上自官府衙门，下至胥吏衙役，无不欲从中染指，商人办理运销手续，所经各道关口，都需交纳所谓“公费”，受到层层盘剥；而商人为弥补漏卮，赚取利润，又往往将各种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造成官盐短斤缺两，质次价高的状况。私盐因之而兴，官盐滞销，国家盐课大量流失，弊窦丛生。为除弊兴利，许多忧国忧民的官吏士子，在寻求盐政改革办法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官府收税，听商民自贩的主张。甘肃按察使姜开阳认为，当仿唐代刘晏治盐之法，于产盐之场灶设局收税，“一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售卖，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国帑，下不病闾阎”。（《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九）福建布政使裘行简鉴于闽盐自乾隆末年以来，各项“正溢课银，悬欠至六十余万之多，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课之名，而无收课之实，岂可不变通盐法，保卫民生”，亦于嘉庆九年（1804年）疏请复行收税法，“听民自晒自卖，自运自销，每盐一担，交税钱一百五十文，皆先纳课而后给单，凡商、鱼、船户，肩挑背负，俱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毋论何场何地，自行售卖”。如此则“民无私盐之禁，场无商引之盐”，且“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无签商定地之烦，少缉私拒捕之案”，“于国课官制、民生，均有裨益”。（同上）可以说，这一主张，反映了18世纪清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试图摆脱封建桎梏的要求，不仅体现了当时有识之士对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而且为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4、铜政 铜政是清代矿政的主干。乾隆初期， 清政府对铜矿生产采取减轻税率、提高官铜收购价、允许“一分通商”，即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等措施，大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在铜斤主要产地云南，铜厂大者六七万人， 小者亦万余人， 铜产量也由乾隆五年（1740年）的六七百万斤，猛增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一千二三百万斤。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铜矿生产在极盛状况的背后，已然隐藏着危机，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物价上涨，吏治败坏，各种矛盾逐渐暴露，云南铜政也开始陷入困难重重，入不敷出的境地。对此，一些地方督抚大吏不乏有清醒认识者。乾隆四十年（1775年），云南布政使王太岳上《铜政议》二篇，就云南铜政的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铜价过低，京师及各省鼓铸取给铜斤过多，以及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等等，是造成云南铜矿生产积欠累累，困苦不堪的原因。如铜价问题，清代铜政定例，官给工本，招商、民承办，产量的20%作为课税无偿交官，其余80%由官府定价收购。其后为鼓励铜矿开采，清政府将税率降至10%，并允许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此即“每获铜百斤，准给商民通商十斤，抽课铜十斤，公廉捐耗铜四斤二两，余铜七十五斤十二两，给价收买”。但由于官府所定铜价一直很低，初期每百斤仅银三至五两左右，其后虽经多次加价，亦不过六两四钱，远远不敷工本，造成云南铜矿亏本生产，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状况。然而，格于国家“度支之藉制有经”，地方官虽明知铜矿生产日形竭蹶的症结所在，却不敢“以发棠之请，数相尝试”，此即“官给之价，难再议加也”。王太岳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多筹息钱以益铜价”，（《清经世文编》卷五十二）即增加云南本省各局铸钱卯数，以铸息贴补铜价而已。其后，云南巡抚裴宗锡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疏陈铜务利弊”，吏部右侍郎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因事赴云南回京后面奏，都曾集中言及铜价问题，和珅还提出：“向来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交完后，听其将所剩铜斤，尽数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竞相趋赴，丁多铜集，京运不致仍前缺乏”。（福康安《尚书额驸公福手札》，转引自《清代的矿业》）
上述地方大吏和朝廷官员对铜政的看法，特别是关于铜价问题的议论，触及到了封建制度下矿业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措施窒碍难行，致使云南铜政在乾隆末年以后，很快走向衰颓萎缩。但时人所作的思考，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救弊主张，仍然给予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乾嘉年间诸多有识之士对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思考，终于促成了经济之学的出现和经世派的产生，这就是陆曜及其代表作《切问斋文钞》。陆曜幼年家境贫苦，但他“奋励于学”，经举业入仕后，历任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按察使、湖南巡抚等职。幼时的生活经历和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了解民间疾苦。因而他既反对“闭户而谈天道，高座而说明心”的理学，又反对“揣摩应举，因循卑陋”的词章之学，对“挦撦细碎，抉剔幽隐”的汉学也持批评态度。（《切问斋文钞·序》）乾隆四十年（1775年），陆曜以“立言贵乎有用”为标准，（《切问斋文钞·例言》）选择清初至乾隆年间“有关人心世道之作”，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凡十二类，辑成《切问斋文钞》30卷。从而在18世纪下半叶明确树立一门经济之学，为嘉庆以后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派的崛起以及知识界风气的变化，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综观乾嘉时期出现的经世思潮，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矛盾和危机，警醒了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促使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或直面现实，或重视边疆，或试图从更古老的思想学术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而所有的探索，所提出的各种主张，均殊途同归，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术界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空，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小的书斋，摆脱理学的束缚，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当然，由于社会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矛盾尚未激化，危机尚未爆发，因此，各种思想主张也不可能十分系统、成熟。因此，尽管今文经学在1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不免流于武断、臆说，并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再如各种经世主张，也大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河工，或漕运，或盐政，或铜政，缺乏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看法，缺乏一种整体的、宏观的理论思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而较少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特别是乾嘉时期的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未能重视、倡导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
注释：
〔1〕《卫藏通志》原未署撰人姓氏，前人或疑为和琳辑著。 今人吴丰培考证为松筠所著。参见《卫藏通志著者考》，附载《卫藏通志》卷末，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