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的政治和文化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冲突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实用主义之传入中国及其遭遇
在五四以来被介绍到中国的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过广泛和长久影响的首推以杜威为最大代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受到误解最多、引起的非议和批评最多的，也首推实用主义。
现当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大体上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五四时期曾出现高潮。当时西方各国流行的哲学流派大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从影响所及的范围和深度来说，以杜威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最。当时罗素对中国的访问讲学受到过学术界关注，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杜里舒代替柏格森被邀来华，也曾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他们影响的范围远不及同一时期杜威对中国的访问。
杜威来华之时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之际。参加五四和当时正处于高潮中的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被杜威所竭力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即当时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所吸引，杜威也深为当时的中国民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与他自己的学说所要实现的目标一致受到鼓舞。双方的这种契合促使杜威这次原本是顺道由日本出发的短期访问竟延续了两年多时间，杜威讲学的地点遍及中国的东西南北，所到之处都引起了许多人（包括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毛泽东）对他的学说的热情。
五四和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是由国内外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运动中无疑起了领导作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是陈独秀最早提出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尚处于初期，尚未成为可以单独主导全国的力量。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发展为一次真正使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从学理层次上说是由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实用主义者及接受其他主张进步和改革的西方新思潮影响的人士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尽管他们之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但在反对封建旧传统、促进民主与科学这个大目标上却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用主义采取了相当求实的态度，既在原则问题上与之划清界限，又明确肯定其积极方面。
然而，随着20年代后期中国政局的剧变，五四时期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接受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统一战线被破坏了。双方之间的共同目标越来越变得狭窄，差异却越来越表现得突出，以致彼此越来越处于对立之中。加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受到30年代初苏联对杜威由尊重到敌视（由“民主和进步的哲学家”一下变成了“苏联人民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辩护士”）的影响，于是对杜威及其所代表的实用主义越来越趋向于全盘否定。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取得胜利后，在50年代中期从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实用主义被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私利的市侩哲学，在方法论上则是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十足的诡辩论。至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的某些肯定被简单地视为他们在理论上不成熟、不彻底。这场批判对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当时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有重要成就，但由于简单化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自此以后，在中国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实用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被当作体现反动和被批判一方的思想理论基础。例如，1957年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时，实用主义被认为是“右派”的理论基础；1959年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时，实用主义又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也把实用主义当作“党内走资派”的理论基础；1976年“四人帮”覆灭，中国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理论基础时，同样认为它就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这样实用主义在中国就成了处于当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加以剿灭的对象，似乎一切坏人、坏事、坏思想都可以从实用主义找到思想理论根源，在哲学、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一切最坏、最有贬义的称呼似乎都可加在实用主义头上。
对实用主义的这种简单否定态度必然影响到对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评价。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出现或流行的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从实证主义到当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从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到当代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同样被简单否定，或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由于实用主义在中国更为流行，受到的批判也更多、更严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局又发生了新的剧变，中国共产党人对延续几十年的左的路线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实行。这在哲学领域内也必然产生深刻影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大部分人越来越怀疑、甚至明确反对以往那种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认为它们同西方古典哲学一样具有积极因素，学习和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促使人们对实用主义过去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以及现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尽管一些受传统偏见影响较深的人士对谈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仍有所忌讳，哲学界、史学界、教育界仍有不少专家发表文章，对过去关于实用主义所作的那些几乎已成定论的否定性评价表示异议，并从不同角度对各领域内的实用主义观点重新作了适当肯定。
但也应看到，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哲学界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现象学运动、各种类型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对杜威等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及其学说显得相对冷落。尽管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出版了一些有关实用主义的论著，其研究水平大都也比过去已有的好得多，但这些论著似乎没有引起很大注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方面之一是以往对实用主义全盘否定的负面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人们在谈论实用主义时仍更多的是想到它的消极的、而且往往是被扭曲的意义（或者说粗俗的意义），因而都格外警惕。这种警惕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因过分而成了我们对实用主义进行求实研究的障碍，那就会转向反面。正因为实用主义在我国的影响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比其他哲学流派更为复杂，受到的评价前后相异，我们就更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现实上对之加以反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规划未来的研究方向。这种反思和研究也是多方面的。如何正确认识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特别是区分其多层意义，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哲学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背景和不同作用，是两个较为重要的方面。
二、实用主义意义的多重性以及它的根本意义
为了正确认识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首先需要分清实用主义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往对实用主义在理论认识上的偏向突出地表现在没有如实地区分它的各种不同意义、特别是没有区分它作为一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主要意义与它作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同义语的粗俗的实用主义的相通之处和不同之处，以致将粗俗的实用主义的意义当作实用主义的全部意义，这就造成了对实用主义本身的实际所是的认识存在较多片面性。
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流派，不仅其早期（古典实用主义）和后期（新实用主义）有很大区别，其创始人皮尔士及早期主要代表詹姆士、杜威等人之间也由于强调之点以及表达方式等的差异而有不同意义。当皮尔士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时，他强调的是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行为方法，即确定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应当怎样采取行动的方法，他不排除不同的人可以采用不同方法，但他所主张的是科学的方法，即通过探索和实验来确定思想和观念的意义，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既没有赋予实用主义以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意义，更没有赋予它以追求个人功利的意义。他甚至没有使用实用主义这个名称。他虽然企图建构一种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但他仍将其与实用主义区分开来。
詹姆士1898年在加州大学作《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的讲演时正式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哲学理论，并认为皮尔士是其创始人。但与皮尔士不同，詹姆士偏重于从人的心理意识状态（包括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和信仰）出发来建构实用主义，企图将其应用于个人日常生活，这容易使人感到他的实用主义具有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信仰主义色彩；他强调实用主义作为真理论的意义，提出“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有用”等主张，甚至还用“银行支票”、“兑现价值”等商场话语来解释[1]。尽管詹姆士这些话语都有前言后语，不宜简单从字面的意义来看待；但它们毕竟容易使人感到可以把他的理论视为一种不顾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性，只强调个人意志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意志主义，视为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只顾获得个人功利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学说，而这与作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同义语的粗俗的实用主义正好相通。詹姆士的这些理论当时就已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一片非议。尽管盾姆士曾不无根据地指出了这些非议出于人们对他的误解，但这些非议的影响依然存在。
为了与这种受到广泛非议的粗俗实用主义划清界限，皮尔士将自己的理论改称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杜威更注意排除詹姆士实用主义的偏重个人意识所导致的主观性和狭隘性，力图使实用主义具有较多客观和公共的特色，并改用“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等名称来指称。尽管他仍然把观念、理论看做只是行为的工具，或者说有用的假设，但他强调有用、有效是相对于公众而言。他明确排斥追求个人私利意义上的功利主义。他虽然倡导个人主义，但这不是指只求个人私利的主义，而是发挥个人能力以利于社会改造的主义。他对实用主义所遭到的种种误解作了申辩，对罗素等人的批评做了回答。
总之，皮尔士和杜威都对有用就是真理之类说法加了许多限定，企图与容易被粗俗化、因而容易遭到非议的詹姆士的理论划清界限。但他们之过分强调把实际效果当做检验观念的意义的惟一标准毕竟仍然容易被人将其与这种粗俗的实用主义相混淆。后者由此被误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由于这种被误认的意义恰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个人对利益的追逐、或者说狭隘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相一致，于是人们往往误把实用主义哲学当做是这种世界观的典型的理论形态，并由此把那些放弃或轻视普遍性和必然性、原则、客观实在、长远理想，而只追求眼前的特殊和个别利益、成功以及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倾向与实用主义联系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的这类倾向往往都被打上实用主义的印记。如果仅就此来概括实用主义的意义，那对它无疑应当从整体上予以否定。
然而，上述粗俗的意义毕竟不是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根本意义。对于后者，应当根据对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的具体研究来确定。总的说来，以杜威为主要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他们都反对旧唯物主义和传统的理性派唯心主义在经验之外寻找绝对的物质或精神实体以及客观的和先天的必然性、绝对原则等企图。他们大都承认在经验之外的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但他们都认为哲学的范围以人的生活和经验所及的世界为限。哲学不应当成为探究超经验的实体、原则的形而上学，而应当成为关于经验世界、即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
第二，他们所说的经验不同于传统哲学（包括经验派）认识论的经验，不是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不是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的意识状态，而是指人的行动、生活、实践本身，是心物主客统一的过程，或者说作为有机体的人与其面对的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不是过去的静止的现成已有之物，而是由过去引向未来的不断生长之物，具有内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他们认为人的适应环境、即人的行动、生活、实践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动、实践总是在追求某种目的，运用反省思维作为导向。因此，人怎样把理智作为导向的问题即方法论问题就成了哲学应当关注的中心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哲学无非是用理智作指导的方法论，即科学方法论。实用主义不排斥其他方法，只要能带来满意的效果，任何方法都是可以采用的。但应当提倡的是科学方法，而不是主观独断的、先验的、崇拜权威的方法。
第四，他们认为，一切思想、理论、学说都是为人适应环境服务的，是人的行为的工具。他们由此反对传统认识论的符合论，认为思想、理论、学说的真理性的标准全在于对人的行动、实践是否有用、有效，即是否具有实际价值。由于人的处境不同，目的不一，因此对作为行为工具的思想、理论的要求也不一。真理没有普遍和绝对的意义，只有特殊和相对的意义。任何一类真理都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各种思想、理论只要能充当行为的工具，就都可以接受，而不管它们是否真实。但是杜威等人也竭力避免在真理和认识论问题上过分的主观随意性，认为工具应有公众性和客观性，思想理论要成为行为的工具必须是能为大众接受并具有科学根据。
第五，他们认为行动、实践着的人总是每一个个人。个人为了自己生存必需依靠自己奋斗。应当解放人的个性，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行动和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因此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实行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但他们反对过分的任性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强调不要以个人的自由来损害他人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应受到社会调节。社会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绝对力量，但它应当为保障民主和普遍的自由服务，它应当避免集权主义，但也要避免无政府主义。
上述特征彼此相关，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贯串于这些特征中的核心思想是对那些具有抽象、独断、脱离实际等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及与之相关的现实世界的强调。这些在继承和发展了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基本思想的杜威哲学中有着更为完整和明确的阐述。总的说来，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最关注的是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或者说处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生存和命运。如何通过人本身的行为、行动、实践来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所面对的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他们的哲学最关注的根本问题。实用主义正是由此被称为是关于人的实践和行为的哲学。这一点正是实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流派的根本意义。
对实用主义的上述意义不仅不应当简单否定，而且应当联系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在近现代的转化过程来重新来加以思考和评价。
关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含义，传统的说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将二者统一起来，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表达方式有大量理论根据为佐证，自然可以成立。但由于没有突出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作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往往被抽象化。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实际上仍然可能将其分裂开来。例如，因强调物质的第一性而把自然界与人的实践活动分离开来，成为与人无牵涉的纯粹自然界或者说自然界本身，结果就将其唯物主义扭曲为纯粹的自然主义。因强调辩证法而把人的能动的方面脱离其人的实践的现实基础，变成了抽象的、归根到底也是唯心的辩证法。二者都是马克思所明确反对的。他在许多著作中都一再指出他把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他的哲学的基本观点。这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可明显看出。笔者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中对此已有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大致同时，西方哲学发展也出现了从近代到现代的方向性变更，或者说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西方哲学家通过曲折的道路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方面所实现的这种转型的主要意义，也正是以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来取代近代哲学对抽象的体系、本质、基础等的强调。笔者这方面的观点也在上述一书中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仅提出如下两点：第一，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实用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杜威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作了最为明确和系统的论述。他们的这些论述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论述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对此需要另外撰文论述。第二，当一些人以马克思主义名义简单否定实用主义哲学家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论述时，他们所否定的有时并非实用主义应当受到批判的东西，而可能是其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共同之处的东西。因此，他们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实际上可能也否定了马克思的学说，这样他们就可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方面去了。这样的批判越是激烈，往往就不仅越是脱离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而且也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这当然不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左和右的倾向。这些倾向的出现原因很多。对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简单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实用主义理论上的成败及其在美国的影响
为了较为全面地认识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命运，除了从理论上区分它的不同意义、特别是揭示它的主要意义之外，还需要分析它在理论上的成败得失，并由此分析它为什么在美国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哲学以及它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上面所提到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的共同特征、特别是作为他们的中心思想的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可以看做是实用主义作为一个现代哲学流派对传统哲学所具有的优胜之处，也正是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积极作用的主要原因所在。
然而，实用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善的哲学，它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影响上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上面提到的它的几个主要特征虽然都包含了积极内容，但又都存在严重缺陷。例如，实用主义哲学家在批判传统的唯物主义和理性派唯心主义的抽象性而强调应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时，往往没有阐释这个世界与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样他们所谓现实生活世界有可能会失去现实性，成为仅仅由人的经验所结构出来的抽象世界。又如，他们在反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的绝对性、思辨性和独断性时，把思想、观念、理论简单归结为方便的假设、行为的工具，只求获得预期的效果，而不问客观实际，这样在理论上归根到底必然陷入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在现实生活中沾染见利忘义等市侩习气，甚至可能为各种恶行辩护。再如，他们在强调人的实践和主观能动性时，往往否定了客观规律性，把它们归结为出于人的情感意志，这样最终必然导致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陷于盲动和机会主义。他们虽然倡导科学方法，但又明确反对辩证法，这样所谓科学方法必然失去科学性。实用主义哲学家虽然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主张进步、反对保守，主张平等、反对特权，但他们却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这样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转向保守方面。总之，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与粗俗的实用主义既有重要区别，又有相通之处。
对于实用主义的诸如此类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许多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即已有所揭示。英国的布拉德雷、罗素，美国的桑塔亚那、洛夫乔伊都曾针对实用主义在理论上的矛盾、含混以及各种片面性提出了质问和批评。例如罗素就认为詹姆士关于只要一个概念的效果是好的就是真理的观点从理智上讲有“重要困难”。依这种观点，连哥伦布1492年横渡了大西洋这种简单的事实也无法确定。为什么说是1492年而不说是1491年或1493年呢？信念的效果并不能回答。因此罗素认为詹姆士的哲学“不过是近代大部分哲学所特有的主观主义病狂的一种罢了。”[2]对杜威，罗素也作了类似批评。过去我国哲学界对实用主义的理论批判往往走向了极端。但其中不少批判不是毫无根据的。实用主义的这种既有优胜之处、又有严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状况决定了它在一定范围内能产生积极作用，超越了这个范围就必然转向消极方面，与粗俗的实用主义相通。这在它的发源地美国就是如此。
美国是一个由以西方为主的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市场经济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论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最早都是由欧洲移民输入的。由于在此未遇到强大封建势力的阻挠，它们的发展都比欧洲各国更为彻底和完善，因而与资本主义共生的以倡导自我谋划和自我奋斗为特征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或者说粗俗的实用主义情结在这里遇到了最好的流行环境。由于移民到此既较少受到旧的传统等外在约束，又面对一个对自己说是“空旷”的世界，各人都可以而且必须按照自己的信念去采取行动，以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功利色彩，人与人之间、人对社会以至人对上帝的关系往往都表现为买卖和契约关系。另外，作为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在文化上也必然是多元的。移民们带去了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由各种传统文化融合而成的新文化又是对这些文化传统本身的否定。任何一种传统都失去了作为判断标准的意义，只有那些对开辟这片新大陆有用、获得成功的才能得到肯定。对主体的活动的有效和无效、成功和失败超越了任何文化传统或思想原则，而被当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
上述这种情况使美国哲学的主要任务必然是较为直接地论证人们所追逐的利益、效果、功用，甚至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场的行话拿来当做哲学范畴，而不必像某些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客观唯心主义）那样受到各种传统原则、思想体系的约束。实用主义最符合这种要求。事实上，早在实用主义哲学家提出他们的理论以前，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种粗俗的实用主义情结在美国早已存在。实用主义哲学家所做的实际上是把这种情结系统化、理论化，将它的因粗俗而极端化的某些方面加以限制或修饰，使之能为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
正因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迎合了美国人的粗俗的实用主义情结，所以当它们产生以后就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渗透于美国的全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尽管现当代西方的几乎所有主要哲学流派无不传到美国，有的甚至最终以美国为中心（例如分析哲学），然而它们都只是在专业范围或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对于美国的现实生活、对一般美国人的思想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至于实用主义，尽管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在专业哲学领域并不始终具有主导地位，但实际影响却经久未衰。所有其他哲学流派在美国最后几乎都以特定的形式溶入实用主义。著名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曾谈到，作为美国人的人生准则的哲学不同于他们外表上所拥护的哲学。“在口头上他们可能是基要主义者、天主教徒或唯心主义者，……但是从他们的内心和生活来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注：参见桑塔亚那《杜威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原载Schilpp编《约翰·杜威的哲学》（1951年英文版）第248页。）事实上，美国的政界和商界人士大都承认自己所奉行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也由此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美国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的哲学。
也正因为如此，实用主义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大体上可以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来说明。
美国建国只有200多年，却成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等的发展都远胜于其他西方国家。这些成就的获得有多方面的原因，应当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从思想理论方面说，实用主义所倡导的那种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精神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美国人从内心和生活来说“都是实用主义者”，因而他们大都能善于摆脱旧的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有面向生活、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精神，有不断进行创造、不断地求得进步和发展的意志。实用主义的积极方面也因此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从另一方面说，美国作为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内在矛盾和冲突表现得最充分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暴行、欺诈、罪恶、变节等行径，都可以由粗俗的实用主义得到“合理”的解释。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自我奋斗可能变成演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坚定信念可以转化为盲目信仰。名义上的自由民主可能掩盖着事实上的奴役和压迫，对人权的尊重可能掩盖着对弱势群体的压制。总之；与资本主义制度共生的粗俗的实用主义的一切消极方面都可以从实用主义哲学的某些相关理论中找到根据。只要思考一下当代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及他们的政治代表们在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实下所实行的霸权主义，就不难看出粗俗的实用主义是何等虚伪。
总的说来，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由于强调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主张不断进步和创造，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在美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他们的理论存在着种种片面性，往往迎合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共生的粗俗的实用主义情结，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转向消极方面。
四、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的政治和文化冲突
实用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同样存在，但由于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等背景不仅与美国有很大不同，而且处于不断地变更和动荡中，因此实用主义在中国发生作用的方式不仅必然与在美国有很大不同。在传入中国以后的不同时期，由于遇到的社会环境发生剧变，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五四时期主要是发挥积极作用，五四以后人们看到的主要就是其消极方面。这点上面已经提及，此处再作进一步说明。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然而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持续了两千多年。它有过繁荣昌盛的世纪，又因为封闭性和保守性等消极方面而在其后期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社会制度上处于优胜地位的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既带来了比封建制度优胜的资本主义影响，又使中国人民受到外来殖民者的压迫和掠夺，中国由此逐渐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成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重负。扫除封建专制力的束缚，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已是广大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和改造，要求建立与新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这种要求由对社会和思想变更最敏感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早表达出来。五四运动中游行的学生所高举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欢迎德、赛二先生”的口号，目标都是进行这样的变更。五四运动和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为反帝反封建性质的革命运动。
正是适应着以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社会和思想变更的需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从国外输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其中革命性最强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输入了马克思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转向共产主义立场。至于参加运动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虽然同样有革命的要求，但都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他们不可能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他们中许多人来说，具有倡导民主和科学特色、主张社会的不断革新和进步、提倡人的个性解放的实用主义哲学是最易接受的，相信它可以用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更和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
当然，实用主义在中国受到欢迎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致用、轻体系等特点，这和实用主义有类似之处，从而实用主义较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较能适应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习惯。有的学者指出胡适在接受实用主义以前，其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思想方法已经接近实用主义。这种类似、接近当然有利于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实用主义所宣扬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正好适应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潮流。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五四时期之接受和倡导实用主义，是立足于实用主义的积极方面，而不是粗俗方面。胡适等人在中国宣扬和提倡实用主义，从主要方面说正是企图把实用主义当作批判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创建和发展具有民主和科学意义的新文化乃至制定中国社会改革方略所遵循的科学方法。胡适在他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这种企图的突出表现。
也正因为实用主义在中国五四时期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其积极方面，它才能在当时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也由此肯定实用主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后来谈到：“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3]
然而实用主义毕竟不是一种完善的哲学。上面已经谈到，即使在它的发源地美国，它在发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严重的消极性。它传入中国以后情况也是如此。除了因与粗俗的实用主义相通而必然像在美国一样产生副作用以外，它的哲学理论也不能适应已发生激变的中国社会环境，更不能为中国社会的变更指出正确方向。
尽管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对推动新文化运动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一开始就受到很大限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尚处于急剧的动荡中。旧的制度、价值体系动摇了，但没有崩溃和清除；新的制度、价值体系尚处于朦胧状态。当时的中国既有像胡适所提出的种种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更需要先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原则。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是无法解决的。实用主义的主要缺陷之一正好是忽视后者。这突出地表现在胡适一再宣扬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之中。这种主张本身就注定了实用主义无法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究竟朝什么方向变更、怎样变更这个根本问题，无法动员并组织社会上多数人朝着一个共同的确定的目标去奋斗。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当时就立即指出来了。他说：“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也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有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本质，才能一个一个地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发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仍然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影响于实际。”（注：参见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35号。）所以尽管实用主义当时曾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鼓舞了他们破旧立新的热情，但未能引导他们走上一条自觉的、确定的斗争道路。
当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与青年学生、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汇在一起的时候，胡适等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将退出了向旧制度、旧传统进攻的战场，有的人甚至站到了革命力量的对立方面。陈独秀等原来部分地接受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区别有了较深的认识，比较坚定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一方。至于许多原来欢迎过实用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有的也抛弃了实用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当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越来越被挤出中国社会变更的大舞台，主要仅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思想和行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失去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
还要提及一点：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造成的对立，使它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斗争发展中越来越成了被批判的一方，当然谈不到它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之所以能发挥某些积极作用，是因为它当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西方思潮在倡导民主和科学上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与之相应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制度。然而，随着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局由多元并立转向国共两党的二元对立，原来存在的统一战线被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封禁，实用主义和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无形中被当作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政治斗争越是尖锐，马克思主义越是受到曲解和攻击，实用主义也就越是与马克思主义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实用主义在五四以后的种种遭遇，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在这种局面下，实用主义理论本身的是非成败如何、它是否存在积极因素已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焦点完全集中在政治冲突中，对实用主义的评价的标准也完全取决于政治需要。在这种局面下，自然也谈不到对实用主义的学术研究。
实用主义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已80多年，许多人对实用主义都不陌生。人们即使不研究哲学，也会在政治和道德批判中遇到它。然而，正是因为政治斗争需要，许多人并不询问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本来意义是什么？它同与资本主义制度共生的粗俗的实用主义情结的区别何在？这样，人们越是批判实用主义就越是远离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这是实用主义的悲哀，也是按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批判和评价实用主义的悲哀。有幸的是这种悲哀局面即使不能说已经终结，也可以说临近终结了。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重新正确研究和评价实用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西方思潮，并由此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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