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183;福音#183;传教——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卢公明弃教从商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个案论文,福音论文,茶叶论文,公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福建武夷山区是近代世界红茶的主要产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对武夷红茶的觊觎导致福州成为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和近代东南沿海重要的传教基地。于是，西方商人所关注的茶叶贸易与传教士奉行的传播基督福音使命在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当时在福州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这二者之间恰恰扮演了沟通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他在华传教十余载，先是办学传教，后又一度弃教从商，直接参与茶叶贸易，其撰写的两部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1867）和《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以及其个人日记、书信手稿， 为我们研究近代茶叶贸易与福音传播及传教事业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历史记载。本文拟依据收集到的卢公明出版著作和至今在美国尚保存下来他的个人档案资料及其它相关的中外文资料，通过他与茶叶关系的个案，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经济活动的关系特别是与茶叶贸易及商务的相互关系、茶叶与福音关系等作一深入的探讨。
一
卢公明是19世纪50—60年代福州地区最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之一。他1850年刚到福州不久，就因在南台郊区的街道上售卖书籍成功而出名[1](P152)。1853—1858年间，卢公明在福州编写、出版各种传教小册子25部（注：笔者搜集了卢氏编写的20部中文传教小册。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搜集了其中的15部中文传教小册：《劝戒鸦片论》（福州话本）、《乡训》、《神十诫其注释》（福州话本）、《悔罪信耶稣论》、《妈祖婆论》、《守礼拜日论》、《神十诫注释》、《耶稣教小引》、《中外问答》、《劝戒鸦片论》、《寒食清明论》、《钟表匠论》、《赌博明论》、《生意人事广益法》、《异端辩论》；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图书馆收集了其他5部：《辨鬼神论》、《辨孝论》、 《劝戒鸦片良言》、《天文问答》、《西洋中华通书》。），是早期在福州传教士中出版最多的一位[2](P111)。1856年4月，外国教会在福州皈化的第一个信徒，就是出自于他所办学校任职的教师。后来恰恰也是他，走出了弃教从商的第一步。究其原因非常复杂，而经济因素——即由茶叶贸易所带来的福州商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是导致他传教活动“由衰及盛”，又“由盛及弃”的重要原因之一。
福州茶叶贸易的兴盛首先“拯救”了传教士们的福音传播事业。考察卢公明传教活动的轨迹可以发现，随着1853年前后茶市的兴衰，福州的福音传播事业也呈现出较大的起伏。1842年，福州因其邻近茶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潜在商业价值而被英方强迫开埠，茶叶把传教士带到了福州。但英商们所期待的福州茶市大开放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福州开埠初期茶市之萧条，也大大出乎认为福州茶市的繁荣必将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的各国差会（如美国美部会、美以美会、长老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瑞典信义会等）的意料之外，传教活动一开始就陷入困境。1853年福州至武夷山新茶路的开通带来茶市的兴旺，避免了福州口岸险遭撤销的命运。这对传教士而言，就等同于保住了福州这一重要的传教基地，福州的传教事业也逐渐有了起色。卢公明说：“一开始的时候，当地存在着对我们的敌对态度，现在看起来，对我们的偏见和抵触情绪，正在慢慢地减退。”[3](P102) 以他兴办教会学校为例，办学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办学场所也从地下室移到了地面，学生人数增加并开始招收女生[3](P102)。此外，卢公明来华后在传教书籍的编撰和发售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当时传教效果最明显、成绩最突出的传教士之一。
茶市兴盛的另一直接影响是福州社会物质环境的巨大变化。五口通商之后，福州开始进入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并“与东南沿海其他口岸城市一起，在国内长期处于领先水平”[4](P129)。较之其他城市突出的是福州的教会教育事业， 卢公明举办的格致学校即是当时中国早期教会教育机构中的佼佼者，而越早开办教会学校的地方，就越早培养出一批思想开放的学生，并带动了本地区“趋新”的风气。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推动进一步带动了福州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福州物质条件的变化带来新的社会心理和新的价值取向，形成追求享受、崇尚财富的思想潮流，经商逐利的社会风尚开始渐渐形成[5]。这种变化不仅对当时福州民众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同时与传教士们微薄的薪金收入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在华传教士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入不敷出的薪金。福州茶市开放后，茶叶贸易带来的丰厚商业利润与部分传教士个人生活的拮据形成强烈反差，导致一小部分传教士的心态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卢公明出生贫寒，在美国汉米尔顿大学和奥本神学院的学业是靠朋友资助及自己通过布道和贩卖宗教书籍获得酬劳才得以完成。来华后，美部会付给他的工资偏低，为了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他几乎月月都要向同事们借钱，有的一个月还不止一次，例如“1851年10月6日向摩怜借5美元；10月8日向杨顺借30美元，还5美元给摩怜；10月15日还杨顺30美元”[3](P79)，这样的字眼在其日记中随处可见。1853年福州茶市的兴盛给中外茶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卢公明等美部会传教士的薪金水平并没有大的改变。为此，他在1853年8月27 日给波士顿美部会总部寄去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件，强烈要求加薪，并称美部会福州传教团的薪水不但“比美部会其它地方传教团的薪水都来得低”，而且比同在福州传教的其它差会的传教士也低得多。他还抱怨目前的薪水连日常的开销都应付不了，并威胁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来资助朋友，做些善事，以及偶尔购买一些书籍，衣物及来自美国的食品的话，我非常不乐意再在这里生活。……不用老是因为那一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日常必需的开销而感到不知所措”[3](P110—111)。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来中国强夺豪取的，也不全都是依附列强的“侵略分子”。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靠的是微薄的差会薪金资助来维持传教工作和他们在华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一旦经费来源中断、薪金水平太低甚至薪金发放的延误都会引起他们的情绪的波动，乃至影响他们对福音的传播，并萌生他意。
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极差的健康状况。福州地处闽江下游，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炎热潮湿，伤寒、斑疹、肝炎、痢疾、肺炎、霍乱等都是当时死亡率很高的病。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奉五帝为瘟神，其庙宇城乡皆有，认为敬瘟神可以驱除瘟疫。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对瘟神五帝信仰最为关注，介绍的也最为详细[6]，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传教士们对疾病问题的关注和担忧。
从卫生、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度来到福州，传教士们普遍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疾病频发，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传教工作。在卢公明每半年度向波士顿总会所递交的汇报信中， 传教士令人堪忧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他经常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 例如1854年2月6日的信中，他详述了福州传教团缺乏医生而导致的种种不便，强烈要求差会能马上派一名医生到福州，并在信末强调“如果你们可以为我们物色到一个懂得口腔技术的医生来当我们的随团医生的话，那将是更好”[3](P119)。他本人一生饱受疾病的困扰，刚到福州不久就“因为间歇性高烧，把学习搁置在一边了。卢公明夫人自我们到达福州也大约病了一周的时间”[3](P74)。这似乎是不祥的预兆。1854年6月间，由于严重的喉咙疼痛，卢公明中断正常工作离开福州抵达香港治疗。1864年2月，由于失音症他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疗养， 结束了第一次来华的历程。随他来华传教的亲属也屡遭不幸。1856年6月卢公明第一任妻子索菲亚（Sophia A.Hamilton）、1862年9月年幼的女儿、1865年8月第二任妻子露西（Lucy E.Mill）在福州患病相继去世。这一切使他倍受打击。1868年底，卢公明的失音症再度发作，是导致他弃教从商的直接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卢公明在福州传教的19世纪50、60年代，正是福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福州门户开放后，茶叶作为外商垂涎之物和福建最大的经济作物，其贸易出口量猛增，茶业也因此成为福州除了传统手工业之外的又一大行业，带动了近代福州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福州与上海、武汉并称中国三大茶市，长期处于第一的位置[7](P199～200)。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得早期通商口岸的中国官员和民众对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的态度日趋宽容，传教环境开始改善，社会风尚则日趋享乐逐利。另一方面由于教会对传教地出现的社会物质条件变化情况估计不足，没有及时采取安抚基层传教士的相应措施，导致一部分传教士出现“军心动摇”的现象。因为信仰之外，传教士们是要食人间烟火的。从遥远的国度来到中国，当生活渐渐稳定之后，原先无暇顾及的个人生计问题开始凸显。他们除了身陷中西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漩涡中外，还要受到薪金水平、健康状况、教会之间矛盾、教团中人际关系等的困扰。当传教士的最基本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时，侍奉“玛门”（注：玛门即财神）虽不情愿但不可避免。因此，卢公明最终黯然弃教从商有着其独特的时代背景。
二
以茶市兴旺为龙头的福州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对传教士心态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还不足直接诱发传教士投身经济活动的行为。1866年，福州茶叶贸易开始全面进入兴盛期[8](P155)[9](P13—14)。洋行看到了福州所蕴藏的巨大商业利益，出于拓展业务的需要，他们采用各种物质手段吸引一些薪俸不高的传教士加盟。当时福州茶叶商务方面人力资源十分稀缺，此情形与现代市场激烈竞争环境下“人力资源规划”（Human Resources Planning）中的“人力资源供需平衡”问题极为相似[10](P97—104)。
1、洋行对熟悉茶叶商务人力资源强烈需求的市场背景：19世纪60年代福州港的茶叶出口量虽曾受到英国国内商业萧条的影响而起伏波动，但总体是继续稳步和急剧发展的。以1863—1864年间的茶叶旺季为例，“截止到5月31日， 福州运往英国的茶叶额达43，500，000磅，到澳大利亚的是8，300，000磅，美国7，000，000磅，总计超过58，000，000磅。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福州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11](P207) 卢公明强调指出，正是“由于红茶贸易的缘故，福州已经大踏步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领事港之一。……茶叶是福州的主要输出品。”[11](P20) 茶市的繁荣导致贸易中的投机风盛行，许多洋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依赖性加大，1866年间福州茶市就曾因为谣传英国大银行倒闭和伦敦信用崩溃，人心惶惶。茶商损失惨重，“可能亏本2，500，000两之巨”[12](P25)。1867年的情况并未好转，“商业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方人士缺乏信心，许多人手中有大笔钱，但不愿信赖任何人。最近的不景气使信誉大损，有钱人不肯轻易贷款给别人”[13](P61)。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当地茶市商务运作，尤其是对金融方面业务熟悉的人才在市面炙手可热，人力资源供需双方“失衡”的现象十分突出。
2、人力资源的需求情况：根据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在企业扩张期人才供需的特征是，人力资源需求强烈但供给严重不足。福州茶港的兴盛和旗昌洋行“内地收购”方式的成功，使外国茶商意识到“广东的光荣已经迅速地消逝了，如果我们要继续交易的话，就必须在福州建立分行”。美商琼记洋行1854年在福州设立分行，怡和、宝顺、太平、林赛、雷氏、洋泰等紧随其后[14](P6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商无论在已开口岸还是新开口岸，都曾出现竞设以经营茶叶出口业务为主的商务机构，积极开拓业务的高潮。1867年底，“福州已有15家英国商行，3家美国商行，2家德国商行，1家布律吉商行，3家银行，2家货栈和1个印刷局。”[13](P60) 在福州“茶叶交易是一个高度竞争性和经常遭遇风险的行业”[15](P58)，洋行之间、中外茶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每年茶季一到，众多国内外茶商都进入武夷茶区采办新茶，再集中到福州分类包装，各国船只驶运茶者，呈争先恐后状，对茶叶资源的争夺呈白热化状。
竞争激烈最主要的表现在茶行对精通茶叶贸易业务人才的争夺上。当时外国茶商均急需人才解决语言沟通上的困难、货币度量衡的复杂、中国商业惯例社会风俗不同、信息闭塞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当时晚清资本最为雄厚的洋行之一的琼记洋行，其业务之一是为海外委办商在华代办采购茶叶、生丝，并把茶丝装运出口[16]。1868年底，琼记洋行为开拓福州茶叶市场，急需招聘一名能自如地用汉语来谈论茶叶，且能处理各种茶行事务的翻译[3](P203)。
3、人力资源的供应情况：符合琼记洋行人才标准的 The External Labour Market（外部劳动力市场）（注：指在某一时间内， 具备招聘方所需技能和知识的潜在的特定应聘者。 参见Gerald Cole，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148.） 主要有两类人：买办和在华外国人。由于买办为洋行和中国商业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他们一直受到洋行的青睐。但随着外商对中国商业环境的熟悉和一些买办本身的“不道德行为”，洋行雇用买办的欲望逐渐削弱（注：据笔者分析，以下原因影响了福州琼记洋行对本地买办的使用：①摆脱对买办的过分依赖。如琼记洋行50—60年代在福州的大班乔治·F.韦勒（George F.Weller）曾说过：“当买办〔阿启（Akit）〕生病时所有事情都得搁下来”。②对买办的所谓“不道德行为”的反感。他们滥用权利，可以从一项交易中得到数笔收入，“榨取”的数额甚至比他们的外国雇主还要多得多。③洋行不喜欢雇用福建人做买办。郝延平指出：“唯独福建不出买办”，他们甚至在“本省都不能成为好买办”，因为在福建茶区，广东人“特别精于茶业生意，……在那儿广东人通常受雇为做茶业生意的买办。”（[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方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于是，文化背景相同、忠诚度高、熟悉中国本土情况和精通当地方言的传教士群体开始纳入洋行的招聘视线中。
卢公明的条件与买办相比毫不逊色，完全具备了去洋行任职的条件：其一，对福州当地情况的熟悉。此时他在福州传教已逾14年，并曾在天津、北京、山东等地游历，对中国社会民情十分了解。其二，丰富的商务知识。他的著作中有许多福州商业社会的各种法规、惯例习俗以及金融机构运作等的大量记载，并亲历了1851—1861年间福建曾连续出现的三次金融危机[17](P252—272)，特别对1855年福州城内由于钱号倒闭而引发的一次严重的“挤兑”事件有详细的描写[18](P142—144)。可见他对福州钱号的运作和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极为熟悉，对茶行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其三，语言优势。卢公明有较高的语言造诣，来华不到半年就能用福州方言布道，编写出版了多种中文传教小册并用方言翻译了圣经。
此外，熟悉茶业实务更是卢公明的优势所在。福州是福建重要的茶叶生产地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可上溯到758年唐陆羽《茶经》。1042 年宋林世程重修《闽中记》中言“福茶所产在闽县十里，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边”[19](P69)。1737年郝玉麟、谢道承篆修的《福建通志》卷十“物产”中记载：“茶，诸县皆有之。闽之方山、鼓山，侯官之水西、凤冈尤盛。”[20](P297) 福州郊区海拔较高的北岭、鼓岭等均有大片茶园，为卢公明实地了解茶叶生产情况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置身于茶区之中的卢公明很早就对茶叶的生产、制作工艺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茶园进行过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如1861年5月，他陪同“一位美国朋友”专程来到距福州北部12—15英里的北岭茶园，对茶叶种植、制作及生产等情况进行了考察，对福州茶叶贸易的前景相当看好[11](P47—49)。
分析上述人力资源供需双方的关系可以得知，卢公明无疑是当时福州“外部劳动力市场”中最为合适的人选。琼记洋行向他发出邀请之时，正是他在天津传教，处于工作进展很不如意、情绪非常低落的阶段。如1868年10月，卢公明经过痛苦的思考后，终于作出了返回福州，弃教从商的决定（注：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已接受了福州琼记洋行的邀请，职责是充当译者。从那天起我与美部会的合作就终止了。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的声誉代表了我向往一种积极的生活；第二、我喉咙的病况使我无法进行有规律的频繁传教；第三、由于我的学校经营失败，没有任何美好前景。”参见Rev.Justus Doolittle， Justus Doolittle's Diary（卢公明日记手稿），p.204.）。需要说明的是，失音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卢公明在茶叶贸易领域发挥的空间，以致他在琼记洋行的工作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
关于卢公明在琼记洋行的经商情况，我们可以从他所著《英华萃林韵府》附录中进行了解。虽然这些资料没有直接描述他的工作情况，但由于其内容多集中描写茶叶贸易具体过程，绘声绘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据此多少可以判断当时他工作及茶叶交易中的一些细节。
从卢公明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当时茶行与广东茶商的贸易往来较多， 他收录的113条买卖茶问答中就带有明显的广东口音[21](P656—657)。茶行里的分工也非常细致，计有“看门，看更，上更，下更，理茶工人，印招牌，裱招牌，打席包人，打藤人，钉箱人，裱箱人，挑工上落水人（Coolies carrying to and from water），洋行人等列，账房内人等，买办，帮买办，管帐先生，管数，收银先生，银房管店，报税人，茶楼人等，茶楼，帮茶楼，茶楼管店，泡水管店，栈房人等，管仓，管栈，帮管仓，茶船人等，押船头人，押船人，行艇头人，水手，行艇人等，茶栈人等列，老板，经手，接水，山里茶庄人等，总理，银盆，货盆，秤手，押帮，大小装，装茶人等，筛茶人，捡茶人，焙茶人，铲茶箱人，打铅箱人，做茶箱人”[21](P632—633)。林林总总达五六十种之多。 做为晚清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之一，福州销售的最上等红茶品种如工夫和小种，主要来自福建武夷山区，“如星村，赤石街，侣口，邵武，建阳界首，水吉浦城（注：原文如此。按现在行政区划，应为建阳界首、水吉；浦城），荚阳，洋口，政和，东风塘，南雅口，建宁府，河口，黄台，书坊街，曹塾仔，黄坑，伯林，北岭，坦洋”。青茶品种，如乌龙和宝春，则大部分来自“沙县、高桥、高沙、洋溪、尤溪、永安、福安、宁洋”。而最好的白毫多来自“邵武、梨源、将口、小湖、麻沙、仁寿、屏南、坦阳、白淋”[21](P633)。出售茶叶的品种非常繁多，以卢公明从商的1869年至1870年茶季期间为例，在福州销售的茶名就达281种之多[21](P559—562)。
此外，对曾有传教士身份的卢公明而言，茶叶买卖中的诚信问题始终是他所特别关注的。据一名福州英国籍海关官员在1867年撰写的报告中称：“这里（指福州）与其他地方一样，在茶叶贸易中肯定存在大量的不公平交易现象”。西方人自开埠以来对此类问题一直是采用双重标准的，一方面夸大中国茶商的欺诈行为，要求福建当局颁布严格的禁令予以重罚，另一方面外国茶商却“理所当然地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各国领事在处理此类事件时也“并不总是严格和公平的”[15](P58—59)。卢公明无疑受此影响，他用《圣经》所说的“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注：《旧约·申命记》第二十五章，第十三、十四、十五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2003年版，旧约第190页。） 这一标准来对照中国人时，说过这样一句不客气的话：“如果要比商业贸易中欺骗无知、诈骗粗心人的方法的话，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几个国家的人能超过中国人。”[18](P365—366) 卢公明并未描述茶叶造假的具体过程（注：福州伪茶之制作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即开始，外国商人曾抗议道：新茶中混有老茶；茶叶中掺有大量之茶末；装箱时没有使用足够的铅，以致茶到目的地时已失新鲜味或受潮发霉等。福州当局有采取取缔市场之伪茶并烧毁的措施。参见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六种），1982年版，第252页。此外， 英国著名园艺学家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 ）也曾“全面详细地叙述”了当时中国一些不法之徒将出口绿茶染色的全过程。为了让茶“色泽和谐，鲜亮好看”，作假之人在茶叶中加了大量染色剂，以至“英美人喝的每磅染色绿茶中，就有半磅靛青和石膏”。参见Robert Fortune， 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ese， 1852，pp.92—94.），而是在其书中引用了同治十一年“福建省会通商总局”严禁茶叶掺假的一则告示来表达他所持的立场[21](P437—438)。
从以上所述，卢公明作为一名茶商也许是称职的，但他毕竟是美部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传教是其一生的追求，从商对他而言是件不体面的事，故其日记中对此讳莫如深，这与他记载凡事都面面俱到的风格迥然不同。耶稣对门徒训谕道：“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21](P90)，这对他不会没有影响。 虽然在新教在华早期“创业阶段”，“多的不成比例的传教士得担任世俗职务”，比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担任过东印度公司和阿美士德使团的翻译、李太郭（G.Tradescant Lay）1842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郭士立（Charles Gützlaff）担任过翻译和行政官员，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和伯驾（Peter Parker）曾担任过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秘书[23](P606)。但上述职位多是行政性质，真正经商谋生的少，况且卢公明从商的时间早已过了新教的开创期，此时的传教环境较之前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也总是要求他们的传教士要专心致志于传教事业。所以，卢公明矛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卢公明从商与某些传教士利用教会在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得的特权和外国传教士的特殊身份自主进行买卖土地、放高利贷等各种经济活动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的从商是在与美部会停止合作即放弃传教之后，从商时间相当地短暂且无“经济剥削”成分，是又一类型的代表。
四
19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在新教入华后期并不多见，但决不是偶然的。在卢公明弃教从商个案背后，除了上述所分析的经济因素以外，还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我们可以通过探寻他艰辛的传教足迹以及他对茶叶与福音关系的独特见解，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在基督教福音书中，约翰对天堂里一种神奇叶子有这样的描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注：《新约·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二、三节，圣经，新约。） 1894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指出：“根据勒南的看法，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第542页。 ”（注：厄·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著名哲学家、 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反基督者》为他关于基督教起源著作的第四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9、759页。） “树上的叶子”是否是茶叶还尚待考证，但到长满茶叶的中华大地去传教，去拯救无数陷入信仰“泥潭”的中国采茶人（teapickers），则是当时还在美国奥本神学院读书的卢公明的一个最大的愿望。茶叶与福音都具备“提神醒脑”的功效。茶叶中含有的微量咖啡因有益健康，常饮能起医疗和保健作用，而福音则能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卢公明希望他所传播的福音能像茶叶一样成为福州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因为“茶”是卢公明眼中“福音”的潜台词，在中国“最穷的人家也必须有自己的茶，这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11](P46)。如果中国人也能象饮茶一样把崇拜上帝当成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那么福音也就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人也将成为上帝的子民。
卢公明来华前对在中国传教将要遇到的障碍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注：据笔者分析，以下原因影响了福州琼记洋行对本地买办的使用：①摆脱对买办的过分依赖。如琼记洋行50—60年代在福州的大班乔治·F.韦勒（George F.Weller）曾说过：“当买办〔阿启（Akit）〕生病时所有事情都得搁下来”。②对买办的所谓“不道德行为”的反感。他们滥用权利，可以从一项交易中得到数笔收入，“榨取”的数额甚至比他们的外国雇主还要多得多。③洋行不喜欢雇用福建人做买办。郝延平指出：“唯独福建不出买办”，他们甚至在“本省都不能成为好买办”，因为在福建茶区，广东人“特别精于茶业生意，……在那儿广东人通常受雇为做茶业生意的买办。”（[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方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来到福州后，他身体力行，通过开办教会学校、翻译圣经、出版传教小册、售卖书籍等各种手段传教布道，但数年后却是看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那些为数甚巨的为海外市场种植、采摘、焙制茶叶的男女老少当中，只有寥寥数人，甚至仅有孤身一人是耶酥的信徒”；而另一方面，西方人品尝着从“这个盛产既能提神醒脑但又不会使人贪嗜成瘾的茶叶之帝国”运来的香茗却对此状况无动于衷[18](P436)。据卢公明记载，在1858年只有87位传教士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等六个城市传教。按平均计算的话，每四、五百万个中国人中才拥有一个传教士。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传教事业漠不关心，不把精力放到中国来[18](P429)。为此，他呼吁西方要“为这个帝国皈依基督而频频热诚祷告，一如常常啜饮他们喜爱的香味四溢的茶水一样……。但愿在基督徒们的体验中，茶叶与传教使命之间的联系——在饮茶与为异教茶农皈依基督所作的祷告之间——变得明显而密切。但愿有更多的西方饮茶者变成中国人宗教利益的坚定而热忱的祈祷者，以及在中国人当中所进行传教活动的慷慨支持者”[18](P436)。他把清除基督教在华传播障碍希望寄托在西方教会和广大的西方基督徒身上，认为教会只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有着更大潜力的国家”，把“最好的传教士”[18](P434) 派往中国，西方众多的基督徒把对中国的兴趣从茶叶转移到传播福音上来，就能大大推进中华归主的进程。
但在中国人看来，“福音”不可能是“茶叶”的替代品，包括茶农在内的许多中国民众对超现实、非功利性的基督福音普遍缺乏兴趣。卢公明曾经担任过主编的《教务杂志》上报导过这样一个事实：1874年4月，福州美部会吴思明（Simeon F.Woodin）和美以美会武林吉（F.Ohlinger）前往内地游历，在闽北下洋茶区遇见一群“快乐的”采茶人，可当这些茶农得知他们系传教士而不是来采购茶叶的洋商时，喜悦很快被“失望的表情”所代替[24](P154)。也许经济的因素，如茶市的繁荣可以改善传教的社会环境，暂时对传教活动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基督教在华传播遇到的重重阻力归根结底是基督宗教本身未解决自传入中国以来“水土不服”的问题。来到中国前，他把布道成功的主要对象寄托在中国茶区的众多茶农身上，结果来华六年后才皈化了第一位教徒（注：作为卢公明心目中潜在传教对象的晚清茶农人数具体数目不详。台湾学者王良行依据民国初年的统计，运用量化方法推算出在卢公明弃教参与茶叶贸易的60年代后期，全国茶农数量约为109.2户，546.8万人。该数字与信徒的数量有着天壤之别。参见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湾）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5页。），而其所属美部会的业绩也并不理想（注：1847年1月2日美部会第一个传教士杨顺（Stephen Johnson）来到福州，到1880年三十四年间，美部会仅仅皈依了215个信徒，且大都在郊区农村，福州城内和南台地区只占很小的比例。参见Ellsworth C.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福州教士），p.77.）。对于这种的结果，卢公明不可能从深层次上明晰其中原因，因为中西方文化上的鸿沟，是任何一个传教士都无法填补的。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卢公明等西方传教士在福音传播方面困难重重时，同样由西方人带来的、另一种具有强烈“提神醒脑”功效的鸦片贸易却成果斐然。“福州唯一重要的出口货是红茶，鸦片则仍然是最大宗的进口货”[25](P611)。截止到“1863年12月31日，福州进口货物总值超过1050万美元，其中500 多万元是用于购买鸦片的”[11](P20)。据卢公明记载，福州口岸在未输入鸦片前，民风纯朴，“接待朋友或生人时，在人家一踏进门就要招待一些热茶，通常也会请客人抽上一口水烟。如果茶不是现成的，人们会认为这主人不礼貌，不适应文明社会的要求。”[7](P46) 但到了鸦片泛滥后，鸦片与茶叶一样开始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谈生意的过程中，或者在平常的聊天中，朋友之间经常会互相请抽鸦片。在一起抽抽鸦片已经变得很流行。在上层社会里，请客人或朋友抽鸦片可能已经达到和美国三四十年前请朋友喝葡萄酒、朗姆酒、白兰地等传统的待客之道一样普遍了。”[18](P351—352) 对此，卢公明也颇为尴尬，唯一的办法还是“教尔拜一位高明医者，他有奇方妙药，……知此医者乎？即是救世主耶稣。此奇方妙药，即是耶稣教道理”。对此，中国人则以“耶稣若能革鸦片即拜他，不能革则不拜他”反唇相讥[26]，宣告了他的“劝戒鸦片论”的失败，也最终导致了他弃教从商的举动（注：卢公明在日记中自己解释弃教从商的主要理由是在天津传教区工作时的受挫：“1866年（第二次）回到中国之后，尽管我努力了，但我认为很糟糕，而且我得不到支持……。”参见Rev.Justus Doolittle， Justus Doolittle's Diary（卢公明日记手稿），p.209.）。
“茶叶”与“福音”这两个毫不相干、意思完全不同的名词，就这样通过“传教士”这个桥梁紧紧地联系起来了。在卢公明福州传教期间，亲身经历了福州茶叶对外贸易从无到有、由衰而盛的全过程，是福州近代茶业发展史的见证人。其记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19世纪福州茶叶对外贸易史的珍贵资料，他所撰写的描写中国人社会生活（包括茶叶方面）的著作以及他回国后致力于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的举动，使西方对中国，对福建的茶叶，有了更多的认识。作为一名传教士，他经历了许多坎坷，但作为一名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者和汉学家，他却是成功的。
注释：
⑨1849年6月20日，卢公明在奥本神学院毕业典礼上， 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化进程中的特殊障碍》（Peculiar Obstacles to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的毕业演讲，分析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四个主要障碍，即语言障碍、民族虚荣心、孔子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对祖先的崇拜。参见Rev.Justus Doolittle， Justus Doolittle's Diary（卢公明日记手稿），pp.19—24.；16年后其所著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又增加了二个障碍，即中国民间习俗与民间信仰的影响和中国文人的“偏见”。参见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II， pp.42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