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竹书综论《周易》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竹书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0)04-0008-13
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有关先秦古籍的竹简、帛书纷纷出土，分外引人注意，已引起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相信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和重新评价具有较大的帮助。就出土竹简《易》书或与《易》相关的简书来看，从古至今已经有几次颇为重大的发现，它们都已成为或即将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与资料来源。
一、《说卦》三篇后得问题
《说卦》三篇后得问题，事因王充《论衡·正说》篇中的有关叙述而起。《论衡·正说》：“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同篇又说：“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
《论衡·正说》篇所言“秦燔《诗》、《书》”的说法，多见史载，《史》、《汉》皆有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之言云：“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对秦始皇的这番秦言，主要是针对民间学术和诸儒的妄议而发的，维护的是强秦的既独统治利益。秦燔《诗》、《书》、百家语者，乃燔烧民间此类书籍；秦博士所职及皇家所藏图书，则不在燔烧之列。秦所藏图书殆毁于项羽焚秦之时。不过据《史记》秦燔《诗》、《书》及“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两点，一般认为《易》因本卜筮之书而得不燔，此说可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隋书·经籍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而《史记·儒林列传》：“乃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土，六艺从此缺焉。”“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汉书·儒林传》亦云：“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六学”即“六艺”。“六学从此缺矣”，有多种理解，从《易》来看，或说《易》因卜筮之书不焚，其他五经皆焚；或说《易经》因卜筮之书不焚，而《易传》及诸说《易》之文章，同其他五经、百家语皆在焚烧之列。[1]前一说，在《论衡·正说》篇中可以得到旁证：“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吏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经》谓之书矣。”此引一段话第一、二句有点费解，可能有误字，不过大意是清楚的。王充云秦“尽烧五经”，联系它文，当指《诗》、《书》、《礼》、《乐》、《春秋》，《易》因卜筮之书不焚。而后一种推论，持说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史》、《汉》皆言《易传》曾经孔子之手整理或他亲自创作，经过几百年的传播，《易传》已具有经典的意味。《史》、《汉》系列易学的传承线索比较分明，与其他五经的传承显有较大的区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因此，《易传》及说《易》之作是否列入“百家语”的范围而予以烧焚，应当审慎考虑。而只要《易经》不在禁绝之列，则随其传播、应用，传说之学必然兴盛、流衍。马王堆帛书有大量《易》书，这些《易》书当有不少传自先秦，有些亦有可能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被传抄过，因此《易经》及其《传》在传《易》诸学派之间，比较可能是自由传播的，不存在禁绝的问题；即使有禁令，亦当是虽禁而实未禁。马王堆帛书《易传》自身表明的研《易》诸家有孔子、子贡、缪和师、昭力师、缪和、昭力、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平等人、皆其证。
顺便指出，李学勤先生认为：“昭力的昭，如所周知是楚氏，楚同姓昭、屈、景三族之一。缪和的缪，通穆，也可能是楚氏。……两篇（《缪和》、《昭力》）以缪和、昭力冠首命题，说明它们很可能是楚人作品。”[2]王葆玹认为：“帛书中的缪和其人显然即是荀子的再传弟子穆生。”[3]王博对缪和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认为：“《缪和》中提到的缪和或即是穆生，而穆生也同时是《缪称训》的作者。”[4]
不过《史记》、《汉书》所记与申公相关的缪《或穆》生有二人，一为申公同学，一为申公弟子。《汉书·楚元王传》云：“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此穆生即申公同学，鲁人，年岁可能长于申公，二人俱为荀子再传弟子。鲁穆生善《诗》，习《易》，能以《易》理“见机而作”，以微知彰。《楚元王传》云：“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酒醴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穆生察几微之动而预知吉凶，后楚王戊果“与吴通谋”，起兵作乱。而穆生离开楚王戊之后是否立即投到了淮南王刘安的门下啜食残羹？史书未言。但从穆生的智慧与性格来看，不当刚离狼窝又入虎口。淮南王刘安封于文帝十六年，自杀于武帝元狩元年，在位共四十二年。《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后一直阴密谋反，“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终致杀身之祸。因此，穆生不太可能托身淮南王刘安门下以寄生糊口。至于刘安门下是否还有其他穆生，或谁作《缪称训》，因问题不在讨论之列，故不议。既然穆生不太可能投入淮南王门下，那么他离开楚王之后，是否远游到了长沙，而作帛书《易·缪和》？衡量时间上的差异（楚王戊继位在文帝前元6年，帛书下葬年代为前元12年），及缪和在帛书中自称为弟子这一身份来看，此种可能性是很难成立的。如此，则又是不是鲁穆生年轻时的学《易》作品？穆生年轻时与白生、申公、楚元王习《诗》于浮丘伯，习《易》的可能性是有的，因古从在精研一经（或一书）的同时常兼读诸书，但谓此鲁穆生即为缪和，恐流于推测、附会而已矣。而帛书《缪和》中的缪和只是六位问《易》的弟子之一，没有可靠证据说明该篇为缪和所作；相反容易说明此篇帛书更可能成于其弟子辈之手。又，帛书缪和是不是《缪称训》的作者（所谓“缪生”）？衡量证据的多少与可信的程度，实不敢妄断。
《史》、《汉》所记还有另一缪生，是谓兰陵缪生，乃申公弟子。《史记·儒林列传》云：“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汉书·儒林列传》所叙亦同《史记》。兰陵缪生并不就是鲁穆生。兰陵与鲁地望有别，而“缪”与“穆”两字史载有异，是此二氏本来相别乎？当然，缪可通穆，但字音上的相通并非必定姓氏上的相同。帛书《缪和》之“缪”正与兰陵缪生之“缪”相同，且兰陵为楚故县，因而即可谓此兰陵缪生作《缪和》篇么？兰陵缪生当系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耻之而归鲁教授时期的百余名弟子之一。学成，缪生为《诗》博士，后官至长沙内史，与《缪和》易书的下葬年代已差有年矣。如果《淮南子·缪称训》亦为某一缪生所作的话，那么我们可知的就有四位缪（或穆）生，帛书《缪和》篇之缪和，申公同学鲁穆生及《缪称训》的作者所谓缪生，三人皆通习《周易》，而作为申公弟子的兰陵缪生于《易》是否熟习，则未尝确知。总之应把四位缪（或穆）生分别开来，一为帛书缪生，一为鲁穆生，一为兰陵缪生，一为淮南缪生。当然四位缪（或穆）生从其地域看，皆与楚密切相关，但帛书缪生（名和）必定出自荀门么？实难推定。不应把四位缪（或穆）生滚作一团。
回过头来再论暴秦是否焚《易》的问题，在史书及帛书中有些补证。《汉书·艺文志》易类记有汉初几家《易》书，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从先秦到两汉的易学传承头绪比较复杂，秦帝或未曾焚烧诸研《易》之书。而从逻辑上推论，设若《易》（《经》）因卜筮之书而不焚，可以任由民间传播、研习，则此间学习者必甚夥众；而既然研《经》不已，则说《易》之作前后衍生、相传，不可免矣。因此《周易》经传大体皆在未禁之列，这也是易学昌明，到汉代跃居五经之首的原因。帛书《要》篇云：“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廖名春认为“‘於’当通‘疏’”，不当作“阏塞不通”解。[5]“疏”训“失”。“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两句正相对为意，可从。但《要》这两句话是在什么时代说的，尚难肯定。如果认为是汉初的创作，则“《周易》未失”一句表明《周易》经传的传播未经秦火。
《论衡·正说》云：“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秦之”，“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逸《礼》、《尚书》各一篇具体指什么，今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只就《易》来说，所益逸《易》一篇，《正说》并没有指明。又所谓得逸《易》一篇，并云“《礼》、《易》篇数亦始足，”，可知未得此逸篇之前，官方《周易》或正统派《周易》所据的传本原当有一个固定的篇数；而得此逸篇之后，当合乎《周易经传》十二篇本或当时师传所云的流行说法。扬雄《法言·问神篇》云：“或曰：《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问神篇》所云“《易》损其一”的记载与《论衡·正说》相一致，所缺一篇当即是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佚《易》一篇，推敲《正说》“《礼》、《易》篇数亦始足”之语即可知。因此，不当认为河内女子得佚《易》一篇后，仍阙《杂卦》一篇。（注：王葆玹认为河内女子发现的逸《易》乃《说卦》，而《法言·问神》篇所云“《易》损其一”的一篇乃指《杂卦》，在西汉末年补入，“极有可能是王莽时的创举”。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393-395。）[3]那么河内女子所得逸《易》一篇到底是什么？是《说卦》三篇，《序卦》或《杂卦》么？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
黄晖《论衡校释》注解《正说篇》上述一段，引《经义丛抄》徐养原云：“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大誓》，唯《礼》无闻。”所谓以他书考之，不知考之何书，这是后人“《说卦》三篇后得说”的先导之一。不过《隋书·经籍志》早已有如此看法，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论衡·正说》云孝宣帝时得逸《易》一篇，《隋书·经籍志》则云得《说卦》三篇，不但指明了篇名，也说明了篇数。但两种说法之间的不一致是颇为明显的。于是为撮合二者，抹平裂痕，故有《说卦》一篇变为三篇的说法，三篇者《说卦》、《序卦》、《杂卦》也。（注：郭沫若云：“《论衡》所说的‘一篇’，《隋》说为‘三篇’，好像不相符，其实只是证明《说卦》、《序卦》、《杂卦》的三种在初本是合成一组，后来分成了三下罢了。”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6]今观《易传·说卦》以下三篇，大体各有其内在的中心内容和编联方式，而谓此三篇本为一篇，实淤塞不通，不足取论。又，到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时，《说卦》以下三篇本为一篇如可成立，那么《淮南子·缪称》引《序卦》文来推断，则《说卦》以下三篇在汉初皆存，何来“得逸《易》一篇”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序”，今人一般理解为动词，有“叙”、“编系”、“作”等义。《史记正义》则云：“序，《易·序卦》也。”依此，则上句当逗点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云云。如此，《易》十翼《史记》唯缺《杂卦》一篇未叙。孔子时，《易传》六《或九》篇是否已全备？已不得确知。不过史迁的叙述表明了《序卦》、《说卦》乃先秦之作，当初并未将其合为一篇。《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亦表明《说卦》、《序卦》、《杂卦》三篇皆当是先秦作品，且未见将《说卦》以下三篇合为一篇的蛛丝马迹。《淮南子·缪称》：“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此即引《序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两引文辞有不同而语义相同，且《缪称》直接称“《易》曰”，可知《序卦》必出自于先秦。张岱年先生即有此论[7]。我颇为同意这一观点。这样，加上后得的一篇《杂卦》，《易十翼》其实都传自先秦。
何以见得后得的一篇《易》书即是《杂卦》而非《说卦》呢？首先，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言先秦有所谓《说卦》一篇，亦可间接说明《说卦》在当时似已流行。李镜池认为“《史记》不特没有‘《说卦》’二字，连‘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一句也是宣帝时京房等插入”的看法，[8]除了浮想臆断之外，一无是处。其次，马王堆帛书《易之义》已包括了《说卦》前三章内容，说明《说卦》的成立至少已有较早的渊源，而直谓《说卦》作于焦京之后，河内女子所发一篇逸《易》即是《说卦》的观点，已失之武断。其三，《说卦》的许多内容已散见于子、史诸书。《说卦》的八卦诸象说，多已见于《左传》、《国语》及《彖》、《象》、《文言》、《系辞》，而八卦的时空分布说亦有悠久的渊源。（注：刘大钧云：“在《周易大传》几篇中，当以《说卦》篇为最早。”刘大钧《周易大传我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9]《说卦》云：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说卦》“帝出乎震”一段文字的要义，就是以四时八方与八卦相配合，并进行易学的解说的。实际上仍然是阴阳家学说与易学的一次结合，也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八卦的一次相互配合。[10]其渊源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以及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是难以分开的。《汉书·魏相传》云：
（魏相）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秦之，曰：“……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
魏相，武帝至宣帝时人。上引文乃魏相上秦宣帝之言。《魏相传》云相“少学《易》”，又说“相明《易经》，有师法”，可知魏相的《易》学颇有渊源和成法。魏相秦文把阴阳五行思想与八风、八卦配属起来，亦当有渊源与成法，《传》云“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秦之”即是明证。《明堂月令》或谓即《礼记·月令》，刘向《别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月令》属《明堂阴阳记》的一篇。《月令》是阴阳五行系统的扩展，然并未纳入八卦方位。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至武帝时，阴阳家们早已把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这些因素统合起来，而在此系统中颇为容易显现的“八位”一环亦非常容易与八卦配合起来，不应该武断地否定阴阳五行与八卦方位早已有机结合的那种可能性。（注：朱伯崐：“（《说卦》）八卦方位说，是受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朱伯崐《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53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1月北京第1版。）[11]
《易阴阳》不知何书？顾名思义及兼察魏相所言，可知是《易》学与阴阳家理论相结合的作品。因此《易阴阳》一书当不缺少八卦与阴阳、四时（甚或五行）相配合的内容。这样看来《易阴阳》确有同于《易·说卦》“帝出乎震”章的内容，而成为当时的流行观点之一矣。但《易阴阳》并不就是《说卦》，甚至基本上不同于《说卦》，不然当时的学者就会已如是指出了。那么到底《说卦》出自何时？是宣帝时吗？恐不应当如此推测。细察《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文字与思想尚较为原始。文中特别强调“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等内容，可见其时尚处八卦与四时八节八方相配合的初创阶段。因此，《说卦》必当出于《易阴阳》一书之前，而为先秦作品。此外《说卦》在西汉时被人引用多次，见于《汉纪》、《汉书》之中，[12]因此，以《说卦》必定出于汉宣帝之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既然《说卦》在汉初仍然流行，那么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一篇逸《书》就只能是《杂卦》了。《杂卦》虽然晚得，但因为是发老屋所得竹简，故其制作必定在先秦，而有可能匿迹于秦颁禁书令之时。
对于《易传》还需要指明的是，其一《易十翼》的名称当自后起，《汉书·艺文志》正式有“十篇”之说，而《史记》则只叙有六篇《或九篇》。《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该文开篇即云：“《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易大传》并非就是《易传》，二句皆在《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传》出现，因而不太可能是二名混用。但《集解》及颜师古注引张晏的话说：“《大传》谓《易·系辞》。”《易大传》即是《易·系辞传》，今人亦信之颇笃。然《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记刘向对曰：“……《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此句不见于今本《易·系辞》，亦不见于《易传》，帛书《易》也无此句话。看来，《易大传》可能别为一书，虽与《系辞》有些语句相同，但究竟不是《系辞传》。
其二仔细考察司马迁在不同地方对孔子与《易传》关系的记载，用字都准确一致，然则否定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史记》只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等，而《汉书》更云孔子作《易传》（亦示后人毁谤孔子与《易》有干系的把柄），以帛书《易》观之，否定孔子与《易》有很深关系的看法，已经完全错了。
其三比较《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易》六传的编排顺序与今本距离颇大，而《汉书·艺文志》所记十篇较合于今传本顺序，试列表如下：
今传本
彖传(上,下) 象传(上,下) 文言 系辞(下,下) 说卦
序卦
《汉书艺文志》
彖(2) 象(2)系辞(2)
文言(2)
(说卦)(1) 序卦(1)杂卦
《史记·孔子世家》 序(1) 彖(1) 系(1) 象(1) 说卦(1)
文言(1)
杂卦(1)
《汉书·艺文志》所记《易传》篇目顺序不但与今传本基本相同，而且篇文的分解亦相同，表明《易传》经过汉儒的章句解析，已经成熟定型了。而《史记》论研易或“正《易传》”，以《序》传列为诸传之首，颇有道理，不同的《序》传表明有不同的传本、不同的经文编排卦次以及不同的易学传承流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或《儒林列传》所云易学之传递脉胳，当是孔门易学之嫡传，未尝不可信也！帛书《易经》的排列顺序与今本颇为不同，更强调八经卦相重的有序组合，黄寿祺、张善文归纳其组织原则为：“上卦为纲，下卦为目。”[13]诚有见地。帛《易》，与楚地《易》学传承颇有干系。以帛书反证孔门《易》之嫡传，则把《序卦》传列为诸传之首，以见与他家的分别，及作为自家的标识来看，是十分必要的。而《序》传不在着重阐明今传本《易经》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孔颖达《周易·序卦正义》）的组织原则，而在于着重阐明如此组织所蕴含的道理，通过此顺序而来的道理而有效地规范了孔门嫡传《易经》的编排顺序。孔子尚德义而后其祝卜的言行（帛书《易·要》），正与此相一致。
总之，从出土材料和世传文献相结合来看，“《说卦》三篇后得”说是不正确的。《说卦》、《序卦》、《杂卦》皆当出自先秦，其中《杂卦》篇是否必定传自孔门，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虑；而《说卦》、《序卦》二篇按《史记》的记载则与孔子本人有较大干系，虽然二篇未必就是孔子研《易》亲手之作。又，“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此篇当即是《杂卦》，说《杂卦》后得可，但说《杂卦》出自汉初传《易》家之手不可；而把《论衡》云“得逸《易》一篇”，一分为三，云“得逸《易》三篇”，也当是错误的。
二、晋汲冢竹书《易》述论
西晋汲冢出土竹书，《晋书·武帝纪》、《晋书·律历志》、《晋书·卫瓘传》、《晋书·荀勖传》、《晋书·束晰传》、荀勖《穆天子传序》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等皆有记载。《荀勖传》说：“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祕书。”《中经》，由魏祕书郎郑默始制，荀勖因之更著《中经新簿》。汲冢竹书即列于《新簿》丁部（《隋书》卷三十二《经籍一》）。
竹简出自何墓，诸书记载不一。《晋书·武帝纪》、《晋书·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见《晋书·卫瓘传》）皆言汲冢为魏襄王墓，王隐《晋书·束晰传》言汲冢为魏安厘王墓，唐修《晋书·束晰传》或言汲冢为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注：《晋书》卷五十一《束晰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竹简出自何墓，诸书记载不一。除此之外，汲冢竹书何时出土，也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有太康元年说，有太康二年说，和咸宁五年说。）诸书言冢冢为魏王墓，当有所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竹简）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国，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戍，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韩襄王之十三年，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楚怀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齐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位，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独记魏哀王之二十年”之“哀王”二字，竹简原文当作“今王”，下文云“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可知。但“今王”真的是指“哀王”吗？竹书《纪年篇》并未直接点明为哀王纪年。《史记·魏世家》“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句，《集解》云：“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和峤所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与杜预在秘府所见简文原本一致。而裴骃《集解》又据《世本》判断《史记》之误，认为“无哀王”，进而断定《纪年》所谓“今王”实即“魏襄王”，（注：朱希祖认为杜预把“今王”当作“哀王”有误，“哀王”实为“襄王”。朱希祖《汲冢书考＿·汲冢书来历考第一》附《魏哀王魏令王考》，中华书局，1960年。）[14]论据是坚实的。不过《索隐》云：“《系本》（《世本》）襄王生昭王，无哀王，盖脱一代耳。而《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工甚明，盖无足疑。而孔衍叙《魏语》亦有哀王。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纪年》出自先秦魏王墓，《世本》传自先秦，魏有无“哀王”，当以此为据，而谓“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殊不足论。《春秋左传正义》亦从《史记》之说，云：“《史记·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位；十九年卒，子安厘王立。哀王是安厘王之祖，故安厘王之冢埋哀王之书。”是不辨行简《纪年》原文，而直以《史记》裁断出土竹书，误矣。比较诸书记载，杜预最详，汲冢竹简《纪年》所记事件年代当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但是《纪年》终结的年代并非即是汲冢人葬的年代，汲冢墓入葬于公元前299年之后是可以断定的。这样汲冢墓到底是魏襄王墓还是魏安厘王墓呢？比较可靠的推测当然是以靠近竹简《纪年》终结的时间为妥，荀勖《穆天子传序》即如是云：“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对于此点，李学勤先生论证道：“1975年末，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小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编年记》一书，记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今’三十年的史事。此‘今’指秦始皇，其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墓主名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鉴定其骨骼约年四十至四十五岁，可知他应即卒于始皇三十年。这个例子和汲冢的《纪年》相似，从之可以推论，汲冢的墓主很可能死于魏襄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或稍晚一些的时候。假如冢确为王墓，那就只能是襄王的墓，不会是更晚五十多年的安厘王的墓。”[2]据此汲冢很可能是公元前296年或此后不久入葬的魏襄王墓，宽泛说来即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这样汲冢竹书皆当是战国中期或此前的作品。
汲冢竹书颇丰，《晋书·束晰传》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束晰传》说“得竹书数十车”，又说“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晋书·武帝纪》云“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祕府”，卫恒《四体书势》说“得篆书十余万言”。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春秋左传正义》云：“《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据《束晰传》，其中的竹简《易》书有《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师春》一篇。与《易》或有关系的竹书有《琐语》、《穆天子传》。此外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又说“别有《阴阳说》”，《阴阳说》不见于《晋书·束晰传》，但亦是当时《易》书一篇。
《易经》二篇，王隐《晋书·束晰传》称“《周易》上下经二卷”。此《易经》二篇与今传本上下经同，杜预《集解后序》云：“《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唐修《晋书·束晰传》也云：“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可见汲冢竹书《易经》与汉晋儒家正传的《易经》本子是相同的，亦与汉中古文经相同。《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如此，今传本《易经》的定本早已流行于战国中期矣。马王堆帛书《易经》卦爻辞与今传本略有不同，差别不大；但六十四卦的排列是在八经卦的两组顺序基础上相重合的结果，与今传本“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序卦》原则颇有差别。因此从汲冢竹书《易经》、刘向所见中古文《易经》到今传本《易经》近属同一易学传统，其卦序排列相同；而帛书《易经》当属另一易学传统，或系前者的交通。
不过，有学者认为帛书《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是在今传本《易经》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基础上改编拟定的，恐只是一种比较可能的推测而已。从今传本被史载为孔子编定的儒家正统易学本子来看，设想帛书《易经》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起源晚于今传本《易经》的排定是合理的。由于春秋战国传《易》诸家多矣，因而帛书卦序未必晚于今本《易经》的确定。今传本和帛书本《易经》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都非常有规则，当反映了两派传《易》学者的不同玩《易》标准。今传本《易经》的标准显现于《序卦》传中，正是由于《序卦传》的存在，使从孔子到两汉，儒家正宗的易学传统延绵不绝，不自扰乱。而帛书《易经》的卦序传统，是否可以在秦汉之际的认识基础上继续向前追溯？不当以两本卦序的比较，轻易否定这种提问的必要。
《易繇阴阳卦》二篇，《晋书·束晰传》云：“《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王隐《束晰传》，谓“有《易卦》，似《连山》，《归藏》”。王隐所说的《易卦》，是否即是唐修《晋书》所说的《易繇阴阳卦》二篇尚不得而知。唐修《晋书》言《易繇阴阳卦》二篇，王隐所著《束晰传》对《易卦》未言篇数，一般应看作一种。唐修《束晰传》说《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大体相同，繇辞不同。而汲冢《易经》，汉中古文《易经》、帛书《易经》、今传本《易经》、阜阳汉初竹简《易经》[15]，其繇辞基本相同。由此可以判断《易繇阴阳卦》二篇当是另一系统的《易》书，这一《易》书是否即是《连山》、《归藏》的传本？颇难断定。不过相传从上古流传到后代的卜筮之书有三卜、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太卜》），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不反对与三易之说相关。因此，把《易繇阴阳卦》二篇与《连山》、《归藏》联系起来尚不失为一种较为可能的推测。[2]而王隐《束晰传》说汲冢竹书中有一种简书“似《连山》、《归藏》”，则《易繇阴阳卦》二篇当与《连山》、《归藏》的传本相关，而《易繇阴阳卦》颇有可能即是《易卦》，二者当属异名同谓。
《连山》、《归藏》，《汉书·艺文志》未录，《隋志》亦无之，后儒多疑其为晋隋间的伪作。不过“自孔子降而至始皇时，《连山》、《归藏》又尚无恙也”[16]。《隋书·经籍志》云：“《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桓谭《新论》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说：“《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金楼子·立言》引杜子春云：“今《归藏》先坤后乾，则知是殷易知矣。”《礼记·礼运》郑玄注亦云“其书存者有《归藏》”的话。“《连山》八万言”的说法，黄宗炎已力驳之。总之《归藏》汉时可能仍尚存，至三国晋初时损失惨重，隋尚存其遗，所以《隋志》说《归藏》“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隋志》又说：“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此即是列于易学诸书之首的“《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由前面的引文可知，此十三卷《归藏》已注入了非常多的水份，当合于“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的评价。此点与当今相继发现的卜筮简书情况相一致。晋《中经》即荀勖所著《中经新簿》。荀勖，汲冢竹简的主要整理者之一。荀勖未言《易繇阴阳卦》或他篇竹简《易》书似《中经》《归藏》，则竹简《易》未必基本合于当时《归藏》。于是，王隐所见《归藏》其来源如何，也是颇有疑问的。郭沫若说：“《易繇阴阳卦》，又有《归藏易》的名称。《隋书·经籍志》上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但晋的《中经》所著录的都是汲冢的出品。《晋书·荀勖传》上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述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据此可以知道所谓《归藏易》不外是由荀勖对于《易繇阴阳卦》所赋予的拟名。……荀勖得到了《易繇阴阳卦》，便任意把它拟定为《归藏》罢了。”[6]郭氏此说太过于奇巧，不可过分信任，但也说明不应该把《易繇阴阳卦》（或《易卦》）简书与《归藏》直接等同起来。虽然今传本《归藏》有许多地方颇为值得怀疑，但是这并不反对它有许多材料来源颇为悠久古远的看法。[17][18][2][15]且惟其因为如此，才可能发现《归藏》与简帛书《易》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总之，有关《归藏》的真伪，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不应该把问题简化为只通过比较简帛《易》与今存本《归藏》有相近或相一致之处，即断定《归藏》本身在制作、传统的问题上不伪。
回过头来反观王隐《束晰传》“有《易卦》，似《连山》、《归藏》”之语，可知当时《连山》、《归藏》已相混淆，而《易卦》并不即是《连山》、《归藏》。或许王隐所见《连山》、《归藏》是经过多次辑录或由其他卜筮材料编纂而成的。因此对于此篇简书当依唐修《晋书·束晰传》所云，其性质与《周易》大体相同（“与《周易》略同”），不过爻辞比较不同而已。《易繇阴阳卦》当为另一学派易学经书，或系与孔门《易》并传之《易》书。这是春秋战国易学发达，流派纷呈的又一个例证。
《卦下易经》，《晋书·束晰传》云：“《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李学勤先生指出，《卦下易经》这个题目或当分成两载读：
卦下
易经
《易经》是大题，《卦下》是小题。这是古人标题法之一。如此依今人习惯，当断读为《易经·卦下》。[2]依此读，可以推论《易》（或《周易》）已被尊称为“经”了，这与郭店楚简提供的相关信息较一致。郭店简的入葬时间与汲冢简基本同时或略早（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的墓葬年代约当战国中期偏晚的时候[19]），可互相证明。有《卦下》，则当有《卦上》，《卦上》、《卦下》相补充配合，就是一篇完整的《说卦》文章。不过，《卦下易经》只是“似《说卦》而异”，而不是《说卦》的一部分，所以《卦下易经》与今传本《说卦》只是在性质上相似或相同，而在具体卦象论上则有较多的差异。又《说卦》前三章见于帛书《易之义》篇中，于是《说卦》原来的样子也需要论证。今本《说卦》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乃前三章，通论象位结构的义理本原，第二部分即四章至十章综论八卦诸象，末八章即第三部分分论八卦诸象。其中第一部分与第二、三部分分隔较大，并且出现于帛书《易之义》中，证明《说卦》前三章与后面诸章是经过一次拼接组合起来的。《说卦》还有许多象例已见于《左传》、《国语》及《易·彖》、《象》、《文言》、《系辞》等书，[20]说明《说卦》可能曾综合前人象例而成。又《左传·昭公二年》说韩宣子骋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是其时《易象》已成篇。今《周易》有《象传》，当可省称为《易·象》。如此，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即是今传《周易·象传》否？如果不是，那么《易·象》有可能与《卦下》、《易经》、《说卦》三书性质相同，但有时间先后的差异，而《说卦》的成立不得晚于战国末期。然则《说卦》前三章与帛书《易之义》的关系怎样？我认为二者各异传而分流，不应该简单地认为谁抄谁。审帛书同于《说卦》前三章之文，在《易之义》篇中与前后文不相接而独立为一段落，正是供人挪动文本的内在依据，由此也可以说明《易之义》也许是重组抄作之文。（注：以上论述是建立在《卦下易经》可分读为《卦下易经》的基础上的。但是否应如此分读，还是一个问题。）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杜预云《彖》、《象》、《文言》、《系辞》四篇，恐是省文，乃以《易十翼》前四传概括而言《易》十传，这种方法古书多见其例。依此则《阴阳说》当不与通行本《易传》相同，此正是杜预言“别有《阴阳说》”之义。今出土帛书《易之义》开篇即云：“子曰：易之义谁（唯）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21]是《阴阳说》与《易之义》相关之证。《易之义》出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第六幅帛书易传中的第三篇。它紧接帛书《系辞》，另起一行，顶端有墨钉标志。篇末有篇题，并记有字数，由于字迹模糊，释写者尚未识出。今拟篇题，乃摘取首句三字而成，未必允当。此篇首句即云“易之义唯阴与阳”，又全篇文章与阴阳、刚柔概念相关紧密，乃或亦可称之为“易阴阳义”类题目。（注：廖名春云：“所谓《易之义》应称之为《衷》，《衷》才是这一篇佚书的书名。”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周易研究》1997年第2期。）[22]如此，则与杜预说汲冢竹简有《阴阳说》一篇正相配合。杜预所记《阴阳说》，不见《晋书·束晰传》，可能表明《束晰传》并未把全部易书标名出来，不当以为《阴阳说》必定同于《束晰传》所列的某一部分。汲冢竹书，史载有“数十车”，“十余万言”，《束晰传》所列竹书可能并非其全。《阴阳说》对于先秦阴阳思想的流布及其与易的关系，当有重大的意义，惜其重佚，后世学者只好空自喟叹。
《晋书·束晰传》：“《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公孙段与邵陟论易”，表明二人的关系密切，且对《易》有较深的研究。而《公孙段》二篇，性质类似帛书《缪和》、《昭力》以及《系辞》等篇。[2]再次表明，先秦除有孔子一派儒生研易外，他家研易者实不在少数。
《师春》一篇，《晋书·束晰传》说它“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师春》是竹简原有的标题，此标题与“书《左传》诸卜筮”并无字面上的关系，因此才有所谓“‘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的推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变云：“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杜预《后序》所云比《束晰传》更为详细。《后序》说“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表明《师春》一篇是完整有序地照抄照录了《左传》原有的卜筮文字，包括龟卜与《易》筮两方面的神事；不仅如此，《师春》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一定的疏解，而文义又同于《左氏传》。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师春或许与左氏（左丘明）有较密切的关系，是左氏后学乎？无可确知。而《左传》当是战国早中期的作品，竹简完全可以证明。而今人说刘歆把《师春》割裂编入《左传》（注：郭沫若说。李镜池已驳之。）[6][23]，颠倒古书源流之序，殊不足论。
《师春》，宋代尚存。宋仁宗嘉佑年间，苏询编定六家谥法，采及《师春》。北宋末，黄伯思校雠秘阁所藏《师春》五篇，事见所著《东观余论》卷下《校定＜师春＞书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汲冢师春》一卷。宋人所见《师春》多云“诸国世次”、“律吕谥法”、“卦变杂事”等内容，与杜预所云有较大差异。
竹书《琐语》记“诸国卜梦、妖怪、相书”（《晋书·束晰传》），似看不出与《易》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不过这类竹书许多记载着以《易》进行占卜的结果，当今出土楚简多见其例。《穆天子传》卷五则有一条筮例与《易》有关：
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畋猎则获。”□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絺紵三十箧。逢公再拜稽首。赐筮史狐□……
穆天子狩猎于苹泽，先以《易》问天意。筮史狐□筮得一卦，遇讼。讼，坎下乾上。逢公占曰有“薮泽苍苍”之象，此象例不见《说卦》。今联系《说卦》及《左传》易象例，勉强解之，坎，陷也，有水象，所谓“薮泽”也；乾，天也，天之正色，苍苍然，所谓“苍苍”也。讼九五爻得其中正，又遇天子求筮，所以说“其中□，宜其正公”。《讼》之繇，“薮泽苍苍”，又“宜其正公”，正是“畋猎则获”之意。所以这一次占筮是大吉大利的。这也是穆天子为什么要赏赐逢公及筮史的原因。
此筮例，当属于卦占，不属于爻占。卦占比较便于占说，逢公以意逆之，可谓于天人两不偏失。在《周易》，九五爻得其中正，往往吉辞。讼九五爻辞云：“讼，元吉。”可知此爻亦一卦之主，又与天子求筮相合，所以穆天子就非常高兴了。由此可以推论，如果《穆天子传》此筮例不是用的《周易》筮法，那么当时诸《易》的架设理论基础当有相互一致的地方，如卦象的相近，爻位的相通等。从逢公所占之辞来看，与《周易》有较大差别，因而我比较相信此便不是用的《周易》筮法。《左传》筮例，往往先用它《易》，然后才及《周易》，似乎在当时《周易》尚未占据正统地位。《周易》属于流传民间而影响颇大的新兴易学。《易》筮有一定的法则，一般由筮史来做。但解释的好坏或其意向，往往与释占者密切相关。《左传》易筮尤见分晓，而此则筮例已发其端。此外，由于当时卜筮之学甚浓，说易者当甚众，而能理解易筮的人则更不在少数。从此例到《左》、《国》，可以知其大概。而《易》为卜筮之学，其所由来者远矣。
附记：本文的写作，陈伟先生及业师萧汉明教授提供了部分资料；本文的修改，得到了刘大钧、陈鼓应先生的批评和指正。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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