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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7）01—0156—03
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从《新青年》杂志的创刊算起，至今已跨过九十个年头。这场文化运动，其实质是要在民国已经建立、政权却落入军阀之手的新历史条件下，积极介绍西方近代进步思潮，进一步推动国民觉醒，促进传统文化的承传、革新、发展，使之符合中华民族的现代需要。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向中国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其中已经隐含了后来叫做“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两项纲领性主张。正如当时的“德先生”实际上包括了反专制的人权、平等、自由、博爱以及个体本位观念等相当宽泛的内容，当时的“赛先生”也已不仅指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而且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以及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怀疑精神等诸多内涵。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为开展新的国学研究准备了条件。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从第二期起，就连续刊载了易白沙评述墨家的长文《述墨》三章（《墨学之起源》《墨子》《墨经》），还连载了同一作者的《孔子平议》（上）（下），可以说，这些都体现了作者试图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国学所作的努力。在《述墨》中，易白沙对墨家作了很高评价，认为“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在《孔子平议》中，作者以有理有据、较为平实的态度对孔子进行了历史分析，并提出自己在文化上的理想是兼取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长：“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吴虞的《读〈荀子〉书后》《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或许也可作为新的国学研究的一家之言看待。至于《新青年》的其他同仁如鲁迅、胡适等，则取得了更为重要、更为出色的成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首次在一个“自来无史”的领域，破天荒地创建了至今在史识与审美见解上仍无人能够超越的业绩。胡适的小说考证与《中国哲学史》，也在《新国学》史上有筚路蓝缕之功。顾颉刚的怀疑精神虽然有时走过了头，但他“无征不信”的原则以及在古史辨上所做出的一些成绩，依然值得肯定。在《新青年》影响和推动之下，郭沫若1921年就写了《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一文，不但评价了王阳明，还充分肯定孔子和早期儒家的历史作用。我认为，这些都应该说是“新国学”早期的业绩和成就。
这也启示和告诉我们，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上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的老传统，还有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后一个传统，是在引进西方近代进步思潮并且与中国本土文化逐渐磨合的过程中出现的。它的最大特点是充分重视科学、理性，要求将一切事物放到科学和理性的审判台前重新接受检验。国学的老传统内涵异常丰富，有的部分科学性非常高（例如乾嘉学派），但是有的部分经验主义比较多，不够精密，有时还夹杂着迷信的成分。经过几十年、近几百年的演变，如今老传统本身已发生很大变化，连考古在内，许多方面已用上最现代的技术（包括用碳14测定年代），尽管还很不平衡。新传统也与本土文化有了更好的结合，摆脱了最初的比较幼稚的状态。这两个传统应该是能够融合的。然而至今仍然未能融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
在一些学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特别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在上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不少人都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林毓生教授在这本书中认为：“文革”的所作所为，都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没有“五四”就没有后来的“文革”，这两个运动都是以“全盘反传统”为特点的。有的文学史教材还把这种看法写到了书中。这大概就是王富仁先生上次会上所说“感到很大压力”乃至仿佛“有‘原罪’感”的原因。
对于王富仁先生提出的“新国学”口号，我是很能理解并且赞成和支持的。我认为“新国学”早已是现实的存在。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革新国学，使国学符合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需要，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学术前进的做法，它的良好效果已经被现实所证明。不过，我主张对现在的“国学”和海内外的“新儒学”等思潮，要实行两条：一要给予理解，二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廓清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误解。之所以首先要给予理解，是因为建国以来较长时间里实行厚今薄古的方针，这对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的人来说，压力也是够大的。比方说，大学中文系里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课程时间的比例，最厉害时达到1∶1，甚至现代文学还稍多些。几千年同几十年相比，居然是1∶1，这难道不荒唐吗？当然，要说那个时代的现当代文学受到重视，也是不对的，那只能说是一种违反学术原则的利用、歪曲甚至篡改而已，其实这个学科自身也处于畸形的状态，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然而，古代文学方面、国学方面既然在长时间中受到更大的压抑，反弹一下也应给予理解。其次，我认为也要根据历史实际，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讲明事实真相，廓清种种误解，得出在学术上永远推不倒的结论。作为例子，我想在这里集中澄清一下林毓生先生所说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没有“五四”就没有后来的“文革”这种看法。
我觉得，林毓生先生这个看法完全是凭着想当然地推论出来的。真正经历中国“文革”的人，到现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谁有这种看法。事实上，1915年《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是尊孔的，它告诉青年要以孔子、墨子为榜样来积极进取地做人，完全没有批孔的内容。后来虽然因为康有为要将主张“三纲”的孔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袁世凯、张勋又先后复辟帝制，所以不得不严厉批判“三纲”，并且涉及到孔子和儒家，但即使在批评孔子时，也还承认孔子是伟人、是圣人、是改革家，不过认为他尊君、专制、轻视妇女这类思想，是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的。无论是第一个起来写《孔子平议》的易白沙，或者是评孔、批孔最激烈的陈独秀，还有李大钊、胡适、吴虞等，这些人里面，没有谁要打倒孔子，也没有人批判过儒家的“仁政”。我翻遍《新青年》，也没有看到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所以，怎么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呢？在我看来，说“五四”“全盘反传统”，在三个层面上都是不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五四猛烈批判的“三纲”，只是儒家学说中的一部分，不能把“三纲”当作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儒家内部，历来都有主流部分和非主流的部分，汉代的王充，明代的李卓吾，清代的黄宗羲、戴震等，就是儒家内部非主流的“异端”，正如清末邓实所说，他们是历代帝王不喜欢的“真正的国粹”。“五四”继承了他们，不正是继承了“国粹”，何来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与“断裂”呢？
说到“五四”先驱者的偏激，那是确实存在的。尤其是钱玄同，对待京戏、汉字、骈文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否定得都比较厉害。但《新青年》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的。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语，不但他的老师章太炎反对，连鲁迅以及傅斯年也不赞成，鲁迅1918年在《渡河和引路》中说：刚刚从“四目仓圣”面前站起来，又要在柴门霍夫面前跪下去。那就是说的钱玄同。周作人把《西游记》《聊斋》等好些小说划入“非人文学”的行列，但胡适等人就不赞成，认为太简单了，后来周作人也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胡适最初把“文言”说成“死去的语言”，刘半农、傅斯年都不认可，认为并非所有的文言都已“死去”，要作点具体分析，第二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改变了调子。正是在这种讨论和争论中，“五四”先驱者避免了某些偏激的提法和不好的后果。钱玄同在1917年前后非常激进，但到1925年前后他的看法就有很大改变。
至于对毛泽东，“五四”这些偏激的方面可以说完全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恰恰相反，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倒是批评了“五四”这些形式主义的不善于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他还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正面肯定了孔子，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可见毛当时是赞美孔夫子的。后来他发动“文革”，同“五四”是没有关联的。1974年搞的“批林批孔”，更是为了掩盖林彪叛逃而上演的一场政治闹剧。在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的体验中，“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在上面是由于个人专制变本加厉，中共内部本来就薄弱的民主生活受到彻底破坏；在下面是个人迷信盛行，几亿人只剩下一个头脑。这上下两方面的结合，才会有“文革”的悲剧。“文革”同“五四”完全是反方向的。“五四”提倡“民主”，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就是为了反对愚昧迷信。两者完全是南辕北辙。“文革”表面上是打倒一切，封、资、修全批判，实际上却是封建主义大回潮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起作用。为了避免“文革”的悲剧重演，我们得出的结论同林毓生先生的应该相反，不是去否定“五四”，而是应该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性精神，继续进行反封建思想、反愚昧迷信的斗争，继续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继承一切对人民、对民族有益的好的内容，而摒弃那些反人民、反民主的有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也是“新国学”应该奔向的目标。
（本文是作者2006年10月14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时有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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