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社会技能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技能论文,农民论文,资源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9.14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c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2-12-13
一、引言
要成功地创建一个新企业，创业者需要各种不同的资源[1-2]，而其自身一般并不拥有足够数量或质量的创业资源，因此，创业者需要从外部获取所需资源[3-4]。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农民创业者如何能从外部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
社会网络被视为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重要来源[3,5-6]。创业者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四类创业资源：财务资源[6]、指导信息[7]、情感支持[8]和联络介绍[9]。虽然有关社会网络对获取创业资源作用的论述不少，但大多是在社会网络与企业创建、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中论及的，少有实证研究直接分析社会网络对资源获取的影响。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创业资金的获取，如吸引金融资本和风险投资等[9-11]，而对其他创业资源如信息、知识、情感支持等方面研究甚少。
中国是最具集体主义文化特质的社会，社会网络在中国的创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13]。中国农村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农民创业者通过撬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资源来获取有价值的创业资源[2，14]，社会网络更广的农民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15]。边燕杰的研究也表明，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所需的商业情报、创业资金、首份订单等关键资源均来自其社会网络[16]。
近期也有研究探讨了网络活动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认为网络活动对新企业创建和绩效有正向作用。但令人惊讶的是，基于边际效益递减的假设，更多的网络活动对获取创业资源以及创业绩效的影响是负面的；过多的网络活动花费了创业者较多的时间和资源，使其减少了在创业方面的其他投入，从而负面影响了创业绩效。因此，研究认为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和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倒U形的关系[17-18]。
除了社会网络，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社会技能对创业的影响。社会技能影响创业者获取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有效性，进而影响新企业的创建和企业绩效[19-20]，因此，社会技能也被视为获取创业资源的关键技能[21]。
目前，国内的农民创业研究主要聚焦于地区差异、农民创业行为、农民创业培训、农民创业意愿以及创业机会识别等方面[22-27]，关于创业资源获取的实证研究很少。
仔细梳理目前的研究，我们发现存在几个不足之处。第一，农民创业资源获取的实证研究缺乏，需要定量的经验研究建立起社会网络与资源获取之间的联系。第二，农民创业者的社会技能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研究缺乏。社会网络只是给创业者提供了准入的门槛，而要撬动和利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就需要创业者进行有效的交往；社会技能正是这样一项关键的能力，能够帮助农民创业者成功地从社会网络中获取所需的创业资源。第三，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研究不足。农民在创建新企业期间的网络活动对资源获取的影响是否呈现正向但边际递减的效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影响农民创业资源获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农民创建新企业中的网络活动对资源获取有什么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聚焦于探究农民的网络规模、关系强度、社会技能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以及农民在新企业创建中的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
二、研究假说
(一)社会网络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
社会网络是由个人主要社会关系组成的人际关系网，其中，网络规模是影响人们获取创业资源的主要网络变量[14]。新企业创建需要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源，创业者一般自身很难拥有足够数量或质量的各种创业资源，因此他们需要从外部获取所需资源，而社会网络在资源获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5-6]。
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网络特征如网络规模显著影响创业者从网络获取资源的数量[2，28]。同时，有学者认为，网络规模会影响创业者获取创业所需的信息和知识，如客户信息、管理知识等等[5]。
在农村地区，人际交往更加体现出关系导向的特点，城市居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从市场获取资源，而在农村地区，社会网络更有可能成为农民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途径。农民创业者的网络规模越大，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就越丰富，农民创业者就越能从个人社会网络中获取市场上难以获取的创业所需资源，或者以较低成本获取创业资源。由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农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对其获取创业资源有正向影响。
西方研究者一般认为弱关系能给创业者带来更多的异质信息，充当更好的信息桥作用[29]。而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情景下，强关系更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30-31]。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一般信任度或社会信任度是较低的[32]，只有群体内的，也即强关系的信任度才较高。创业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个体往往不太愿意为创业者提供物质帮助，因此，只有那些对创业者高度信任的强关系才能提供支持[33]。
社会网络关系强度代表了交往频率、信任水平、亲密程度等，通过频繁的交往，创业者能够与网络成员间分享信息和知识；基于情感、信任的网络关系能更有效地从网络成员中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所利用关系强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
中国农村地区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由于社会信任感的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家人、亲属、朋友，而非弱关系。因此，建立在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关系能够有助于农民创业者获取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由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农民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对其获取创业资源有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是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重要来源，但社会网络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创业者获得了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社会网络特征如网络规模、关系强度等影响创业者可以通过网络接触获取资源的数量[2，14]。网络活动中的投入越多，创业者的网络规模就越大，就越有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创业资源；更多的网络活动能够提高与网络成员的关系质量，进而提高创业者从网络成员中获取资源的可能性。
研究表明，维持网络关系有利也有弊，通过网络联系获取资源需要付出两类成本[34]：首先是直接成本，也就是从网络成员获取创业资源需要交换付出的服务、信息和其他资源；其次是在维护网络关系中需要付出的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可以视为通过网络交易获取特定资源需要付出的价格，一般来说这个价格比市场价格要优惠些[35]。间接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创业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构建与维护网络关系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这样可能会影响他们完成创建企业的其他任务。因此，只有在收益超过成本的时候，更多的网络活动对创业者才是有利的。
农村地区的人际交往更能体现出关系导向的特点，社会网络更有可能成为农民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途径；而农村地区的集体主义文化使人们更愿意相信家人、亲属、朋友而非弱关系，因此，农民创业者可能会花费主要时间和精力在强关系上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在某种情况下，网络成员已经有足够的动机愿意提供各种资源，而农民创业者额外的网络活动则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并不会带来额外的效益。综合以上分析，农民创业者的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边际递减的。由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农民创业者的网络活动对其获取创业资源有正向但是边际递减的影响。
(二)社会技能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
社会技能是指有效地理解他人以及影响他人来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36]。人们要有效地与他人交往并达成自己的目标，就需要具备较高的社会技能。较高的社会技能能够给他人留下较好的印象，拓展并优化社会网络。有学者也认为个人社会网络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其社会技能的部分结果[37]。
先前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创业者的社会技能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而言也非常重要[38-39]。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创业者难以独自处理面临的各种问题和不确定性，需要他们构建各种关系来帮助其突破各种障碍[40]。同样地，农民创业者希望从社会网络中来获取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技能。社会网络为获取资源提供了一种可能，农民创业者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技能，积极地与网络成员互动交往，才能有效地获取所需的各种创业资源。
由此看来，农民创业者的社会技能影响其对创业资源的获取。社会网络构成决定着个体可以从网络中获取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但并不意味着具有相同社会网络的个体能够获取同样的资源，因为社会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对社会网络开发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4：农民创业者的社会技能对其获取创业资源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搜集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搜集
本研究以农村本地及户籍为农民的居民为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搜集数据。本文中的创业农民是指创建各类工商企业或个体户的农村居民，而在农村从事一些简单经营行为如摆地摊以及简单农村服务的微小实体如小店、维修等作为生存和就业形式存在的农民不属于创业农民。
由于受研究经费和时间的限制，本研究委托浙江大学在校大学生开展调查。调查者主要由农业经济与管理系的研究生和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中来自农村的学生组成，考虑到样本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从中随机抽取了全国17个省市的200名学生确定为本次调查的成员，并在调查前对其进行了培训。本次调查的时间是2011年1-2月寒假期间，调查者在农村老家随机抽取2—3位创业农民进行调查，采取自填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数据，考虑到部分农民文化程度较低，要求调查者给予相关的指导和说明。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00份，对于其中明显缺答的以及填写中存在明显雷同的问卷予以剔除，最后得到有效问卷324份，问卷回收率与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80.0%和64.8%。
本次调查获得的样本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占83.33%，女性占16.67%；从年龄分布看，3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6.98%，30—39岁占21.91%，40—49岁占50.00%，50岁以上占11.11%；从受教育程度分布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64%，初中文化程度占37.04%，高中文化程度占37.04%，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28%；从样本所在地区看，浙江省最多，占39.81%，河南省次之，占8.33%，宁夏和陕西最少，各占1.85%。从总体上看，本研究的样本分布较为广泛。
(二)变量与测量
对于资源获取的测量，本文主要考察农民创业者获取各种创业资源的行动效率和效果。资源获取效率可以体现在农民创建企业的行动效率上，而企业的首笔销售是公认的企业创建最后阶段中的关键行为[41]。因此，我们以农民创业者开始筹建企业到完成第一笔销售的时间来衡量其资源获取行动效率。资源获取效率是一个定序变量，数值越小，意味着所花费的时间越少，其行动效率就越高。
对于资源获取效果，我们借鉴其他学者的观点[42-45]，使用“能够通过社会网络获得所需的资源”、“能够通过社会网络获得所需物质资源”以及“能够通过社会网络获得所需的信息、知识资源”来度量，用利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本研究使用同一份问卷搜集数据，在324份有效问卷中，随机抽取100份问卷划分为样本1，用于资源获取效果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用剩余的224份问卷作为样本2作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1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测量量表信度系数为0.816，该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符合要求；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0.680，说明样本数量是比较充分的；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87.661(p＜0.01)，说明适合提取公共因子。提取的这个公共因子就是资源获取效果，以该公共因子值代替原来的三个观测变量值进行回归分析。
我们同时依据该结构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单因素模型拟合较好(
/df=2.513，CFI=0.931,LTI=0.918,RMSEA=0.043)。
对于网络规模测量，本研究并没有采用创业研究中通常采用的讨论网规模[5]。与创业者讨论创业事宜的网络成员可能并没有提供创业资源，而没有参与讨论创业事宜的网络成员可能提供了相关的帮助。因此，我们采用Hansen的行动集观点[46]，询问被调查者“创建企业时得到过谁的帮助”[47]。该问题所获得的人数就是该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规模。
关系强度反映的是创业者与联系人之间的关系亲疏程度，本文采用提名生成法来测量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在网络规模问题的基础上，本调查进一步要求被调查者依次列出对其帮助最大的五个联系人情况。我们参考其他学者的测量方法[48-51]，以认识时间、交往频率、熟悉程度、亲密程度和信任程度多重指标来测量，用利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分。
同资源获取效果的样本划分一致，本文选取上文中提及的样本1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剩余的问卷为样本2作验证性因子分析(表2)。
表2是对帮助最大第一人关系强度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符合要求；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0.751，说明样本数量是充分的；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99.660(p＜0.01)，适合提取公共因子。我们接着依据该结构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单因素模型拟合良好(/df=3.113，CFI=0.928，LTI=0.930，RMSEA=0.067)。
运用相同的方法，我们对其他四个联系人的关系强度进行测量和因子分析，得到另外四个因子值。将这五个因子值取平均值，就是社会网络关系强度，下文以该均值代替原来的观测变量值进行回归分析。
对于网络活动，我们参考Aldrich等的测量方法[52]，询问被调查者“每周大约花费多少时间维系社会关系和商讨创办企业的事宜”，以此来衡量农民创业者的网络活动。
我们采用Baron和Markman[19]的社会技能量表来衡量农民创业者的社会技能，由13个项目组成，用利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用样本1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测量量表信度系数为0.771，该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符合要求；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0.752，说明样本数量是充分的；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351.945(p＜0.01)，说明适合提取公共因子。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可以提取三个因子，参考Baron和Markman的构思[19]，将这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适应、社会感知和社会表现。
对该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三因素模型拟合不理想。接着验证了单因素模型、两因素模型，结果见表3所示：
结果显示，包含社会感知五个项目和社会适应的五个项目的两因素模型拟合较好，社会表现的三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65，社会感知和社会适应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显著(r=0.481，p＜0.01)。因此，我们考虑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利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表3中的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得到的因子包括10个项目，命名为社会技能(信度系数=0.816)。
先前研究表明，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先前工作经历和创业经历对获取创业资源会有影响[53-56]，因此，我们将这些变量设为控制变量，分别采用“您有过多少年的非农工作经历”以及“您以前有过创业的经历吗”两个问题来测量先前工作经历和先前创业经历。另外，创业者创业时的家庭收入会影响他们从外部需要获取的资源量，企业所在的行业也会影响创业所需的资源数量，由此，我们询问农民创业者“创业时的家庭年收入”来衡量家庭收入，而创建企业所在行业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最后，创业者可以分为机会型和生存型，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对资源获取的需求也会不同。参考Schjoedt和Shaver的方法[57]，我们询问农民创业者“选择创业是因为：(1)为了抓住难得的商业机会；(2)没有其他工作选择；(3)对其他的工作选择不满意”。选择第一项为机会型创业者，选择后两项则为生存型创业者。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表4和表5分别是模型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相关系数矩阵。其中，网络规模、关系强度、社会技能、网络活动等变量与创业资源获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一般来说，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测量社会网络，也就是网络活动、网络结构和网络收益，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34]。因此，我们将网络特征、网络活动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分开处理。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分两部分操作：首先分析网络规模、关系强度等对资源获取的影响，然后分析网络活动对资源获取的影响。本文采用层级式的多元回归方法，资源获取效果是一个连续变量，可以采用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资源获取效率是一个定序变量，采用Ordinal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第一部分的数据分析包括四个模型，模型1、模型3和模型2、模型4分别是控制变量模型和全模型。自变量为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和社会技能，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创业经历、家庭收入、所在行业以及创业者类型，其中性别(女性为参照)、创业经历、所在行业(制造业为参照)、创业者类型(生存型创业为参照)为分类变量，以哑变量的形式进入回归，其余控制变量均为连续变量。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问题进行了相关检验。各个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1且小于2，说明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对回归模型以标准化预测值为横轴、标准化残差为纵轴进行残差项的散点图分析，散点图呈无序状态，说明各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网络规模、关系强度、社会技能等对资源获取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2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者嵌入的网络关系强度对其获取创业资源的效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742，p＜0.1)①，而网络规模对资源获取效率的回归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模型4的结果表明，网络规模对资源获取效果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91，p＜0.01)，而关系强度对资源获取效果的回归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假说1和假说2得到部分支持。模型2和模型4结果表明，社会技能对资源获取效率和效果都有正向预测作用(β=-0.592，p＜0.1；β=0.283，p＜0.05)。因此，假说4得到验证。
上述研究结果也提示我们，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对获取不同类型的资源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创业资源获取中主要的物质资源获取和信息资源获取作为因变量来分析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对它们的影响。我们询问被调查者“能够通过社会网络获得所需的物质资源”以及“能够通过社会网络获得所需的信息、知识资源”来度量，用利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5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者嵌入的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对其获取物质资源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31，p＜0.01；β=0.113，p＜0.1)。模型6结果表明，网络规模对获取信息资源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52，p＜0.01)，而关系强度对信息资源获取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创业者的关系网络越广，就越有可能获得创业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由于创业的高风险性，能提供实质性物质帮助的一般是强关系，所以，农民创业者所利用的关系强度越高，就越有可能获取物质资源。
第二部分的数据分析也包括四个模型，模型7、模型9和模型8、模型10分别是控制变量模型和全模型。网络活动对资源获取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模型8和模型10的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者创建企业期间的网络活动对其获取创业资源的效率和效果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1.209，p＜0.05；β=1.374，p＜0.05)；同时，我们也发现，网络活动的平方值对资源获取效率和效果的作用是负向的(β=0.168，p＜0.1；β=-0.192，p＜0.1)，也就是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因此，假说3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获取创业资源是创建新企业的关键任务，那么农民创业者如何能从外部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特征、社会技能以及网络活动是影响其获取创业资源的重要因素。
首先，农民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特征影响其对创业资源的获取。网络规模影响资源获取的效果，农民创业者的网络规模越大，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就越丰富，农民创业者就能获取足够数量的创业资源。网络规模更大的农民创业者往往更容易获取丰裕的资源，但不一定能以较快的速度获取资源。关系强度是影响资源获取效率的主要因素，建立在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关系能够有助于农民创业者更迅速地获取创业所需的情感支持、信息和物质帮助。虽然通过其他途径或者弱关系也可能获得创业资源，但效率相对较低。此外，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对获取不同创业资源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对获取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都有影响，而后者则只作用于物质资源的获取。
其次，农民创业者的社会技能影响其对创业资源的获取。农民创业者希望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技能。社会网络为获取资源提供了一种可能，只有农民创业者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技能，积极地构建与拓展各种网络关系来帮助其突破各种障碍，才能有效地获取所需的各种创业资源。虽然先前的研究提及了创业者的社会技能影响资源获取，进而对新企业创建和创业绩效产生影响[20]，但没有将创业者的社会技能与资源获取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
最后，农民创业者的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边际是递减的，即呈现倒U形关系。农民创业者投入更多的网络活动用于拓展网络规模和加强关系，的确提高了其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的可能性。然而，研究结果也表明，额外的网络活动投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可能获得递减的资源回报。这意味着更多的网络活动投入若不能进一步有效地促使关系人提供更多的资源，也就无助于提高创业资源获取的效率和效果。本文的研究结果部分地解释了Watson[17]发现的关于网络活动与新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的现象。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特征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的关系，发现了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对资源获取效果和效率以及不同创业资源的不同影响。这一发现支持并强化了有关社会网络作用于创业活动的理论判断，并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其次，本文验证了农民创业者社会技能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技能对农民创业者资源获取效率和效果均有影响。这一发现增添了社会技能对创业活动关系的理论解释，有助于启发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创业者社会技能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内在机理。最后，本文发现了网络活动对资源获取呈现正向但边际递减的影响，增添了社会网络与创业活动关系的解释视角。通过假说验证，本文支持了先前研究中关于网络活动投入边际资源回报递减的观点[17]，并进一步提供了网络活动投入时间机会成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农民创业实践和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启示：第一，在创业资源获取过程中，农民创业者可以利用强关系网络提高资源获取的效率，但也应该注重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利用强关系网络撬动其他网络资源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这将有助于提高资源获取的效果，提高创建新企业的成功率。第二，农民创业者可以考虑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社会技能，积极地在实践中锻炼与他人融洽相处并达成自己目标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创业者更有效地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完成新企业的创建。第三，农民创业者应该投入时间和精力构建和维护社会网络，并充分利用社会网络来获取各种创业所需资源。然而，他们应该清楚这可能有个适度的问题，更多的网络活动投入可能带来递减的回报。因此，农民创业者需要平衡网络活动和其他的创建企业任务，合理安排他们的时间和资源投入。第四，研究表明，社会技能能够通过特定形式的培训得以提高[58]。因此，对相关政府部门而言，在一些农民培训项目中，应该考虑加强关于社会技能方面的培训，这有助于农民创业者更好地创建和运行新企业。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测量是基于自我报告的，虽然先前的研究已经支持这些测量方法的信度和效度，而且本文也对这些测量方法进行了检验，但仍有可能存在偏差。因此，对于本研究的结论应该审慎对待，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多重测量方法或更为客观的度量，例如，对社会技能的测量可以通过第三人报告的方式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其二，本研究仅使用农民创业者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来衡量网络活动投入，因此，我们不能确定他们实际花费在某一特定网络接触的时间。某些农民创业者可能平均分配时间花费在各个网络伙伴，而另一些则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小部分网络成员上，因此，网络活动投入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挑战。本文只能从研究结果中推断投入在固定网络数量接触的额外网络活动对资源回报的收益是递减的。另外，本文仅使用时间作为网络活动投入的衡量指标，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衡量金钱等其他方面的投入与资源获取的关系。其三，本研究所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不太确定的。例如，是因为农民创业者的社会技能提高了其获取创业资源的可能性，还是创业的成功提高了农民创业者的社会技能，这可能需要纵向的跟踪数据来检验本研究的结论。
注释：
①在变量测量中我们已经说明，资源获取效率以农民创业者开始筹建企业到完成第一笔销售的时间来衡量，其数值越小，意味着所花费的时间越少，表明资源获取效率越高。因此，回归系数为负表示网络关系强度对资源获取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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