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自觉论文,自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通过“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由于“中华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既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又包括五四运动以来所积淀的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这一文化传统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代中国，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础上，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则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为必要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其理论原则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活动中没能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讲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传统文化被视为主体，儒家思想成了主流，而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受到贬损；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各种学术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成了主角，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实践则被漠视；讲改革开放，西方经济学理论成了“指导”，西方的人权思想成了“救星”，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和价值则被忽视。
诚然，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网络的覆盖化，决定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用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指导一切社会生活、取代一切学术思想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但是，被载入党章和宪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政治生活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边缘化的现象，却值得反思。
这一现象的外因，是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和“过时论”的挑战。然而，由于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这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内因，或者说其根本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其客观原因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斯大林模式”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主观原因是，现实社会中某些党政领导和理论工作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尊，在回应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各类新的社会矛盾时，以及在为某些决策作辩护时，往往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而忙于求助其他各种理论根据；或者只是在重大政治场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为口号来点缀，而在为重大决策寻找理论基础时，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忘了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因此，为了延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之脉，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对于党政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而言，有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尊的必要。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是坚定这样的信念：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依然是解蔽社会矛盾、引导社会进步的理论武器。正如邓小平在苏联刚解体的第二个月就坚定地指出的那样：“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P383)
(一)从世界坐标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首先，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锐利武器。资本主义因其对资本、市场和科技的运作，使人获得了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相对独立性，但这一相对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使人成为“物”特别是“资本”的奴隶的问题。正如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希克尔所说：马克思为我们解释剥削问题，并把资本理解为经济强权的表达方式。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有投机资本支配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投机资本追逐的目标完全在于短期利润，但其代价却是工作岗位的丧失，对于这种投机的泛滥，马克思已经有所预见”。[2]德国马克思博物馆馆长波维尔女士也认为，近来的金融危机显示出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窘境，以及必然走向危机的固有缺陷。正因为如此，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的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3]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探索当代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指导原则。20世纪以来，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所经历的胜利，归根到底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成果，而所遭遇的挫折，也归根到底是背离或教条主义地对待这一理论的结果。在成功的经验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保罗·诺尔特所说：“作为社会理论家，马克思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并勾画出一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远景。”[2]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而各方面都实行高度垄断的“官僚社会主义”，[4](P227)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社会主义经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改革，一定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当代世界矛盾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世界历史”和科技革命作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的，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诸如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新科技革命的社会作用，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当代世界各种重大问题和矛盾，依然是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精神力量。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立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19世纪实现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解放，但是，人的解放的历史课题，迄今在世界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因此，法国理论家德里达说得好：当代世界“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5](P21)
(二)从中国坐标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压力，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减弱，反而越来越大。这里固然有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不适应的原因，有不同文化传统所造成的价值观差别的原因，有西方媒体因趋利本性而诱导舆论所造成对我不利影响的原因，但西方某些人通过宣扬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实现其战略意图，依然是重要原因。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我们既要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袭，又要保持文化的开放性，这就需要将意识形态工作观念，从筑起“钢铁长城”，转换到构筑“安全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上。其现实要求便是：一方面，构建既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化的精神力量，又符合中国当代社会进步要求，同时又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价值观，使之在国际上能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概括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为后发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现代化理论，争取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并为人类文明宝库增添新的内容。这些工作，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改造和整合。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方向盘”。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避免成为具有强势话语权的西方的附庸，就需要坚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在政治生活领域，必须凸显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价值观的一致性。这就需要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科学发展的人文价值因素，以此作为制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价值观基础，从而保证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繁荣的“推进器”。在社会思想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承认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所具有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而摒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同时应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于实现上述各项文化功能，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马克思主义在透析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矛盾背后的问题时，在回答现实热点、理论难点和思想疑点时，在评价各种文化传统时，能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起到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并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作用。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社会转型的“稳定仪”。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产生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使社会公众对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造成人们在权利表达和维护上的非理性状态，而不利于维持必要的稳定。为了社会进步，在无法统一多样化价值观的状况下，只能形成一种能把各种多样化价值观中积极因素“整合”起来的价值观，使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马克思主义能够评价各种价值观的合理性及其实现条件，“整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成果中的精神因素和群众对自我价值追求中的积极因素，使人们在多样价值观的选择中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从而成为社会转型的稳定仪。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其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具有比较优势
人们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充分必要条件作论证，这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6](P550)但是，如果不顾其精神实质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教条式地照搬这段话，充其量只能充当心灵慰藉而不能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阶级关系越来越复杂化，阶级统治和被统治已不能涵盖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基本状况，因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即便能凭借政治权力而成为“统治思想”，却并不必然能掌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而成为社会的“支配思想”。以自己的理论文章难以发表而责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没有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这一把“话语权”仅仅视为自上而下赋予的“政治权力”的想法，亦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尊的表现。
人们还常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成“唯一科学的真理”，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可能性作论证。但是，在人类各种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日益频繁的今天，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宣称自己穷尽了真理因而能垄断真理。事实上，科学哲学已证明，任何一个具有科学性的理论体系，其相容性和完备性之间，就存在着内在矛盾。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的根据。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需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础上。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并非是把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斥为思想“异端”的盲目自信，而是指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对于其他思想理论的比较优势。这一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诸多理论内容上，更体现在它的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上。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优越性，是它超越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目标以及两者的统一。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以实践观为基础、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线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马克思的价值取向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这两者的统一体现在：社会基本矛盾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得以解决。这样，所谓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就存在于实践条件的特殊性之中。所谓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存在于人作为主体选择的合力之中。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性的优越性，是它的彻底的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强烈主张：“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7](P7)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对资产阶级理性批判精神的继承和超越，因为它实现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结合，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总体性批判，以及自我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同以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及其根源的批判，以及对由这一根源所蕴含的前景的揭示。正如他们自己所精辟地表达的那样：“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P539)也正如列宁所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8](P281)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的比较优势，使它具有对现实问题揭示的准确性、对社会矛盾批判的深刻性、对未来价值把握的科学性，从而实现了人类思想史的革命性变革。它不仅能回答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而且在当代社会主义遇到艰难曲折和当代资本主义出现诸多变化的情况下，其基本原则，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
今天，我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并不是期待马克思能给我们提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优势，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提出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正确评价问题，揭示“问题”背后包含的意识形态成分，并对试图为解决问题而提供的各种具体方案背后所包含的“主义”(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导向)进行评价。当然，执政党需要意识形态具有为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作辩护的功能。但是，这种辩护性是建立在批判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就不可能有对现实矛盾的解释力，也就无法有效地为一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意识形态辩护。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范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充分运用和发挥资本的作用，同时，又应该对资本文明作用的局限，以及它对于人成为物的奴隶的消极影响，加以自觉的批判。今天，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权益方面的满足和发展，才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置于以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变革和发展之中。这一建立在批判性基础上的分析范式，对于中国改革的深化，依然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反思对其理论教条式理解的意识形态根源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干扰，只有理论深刻，才能思想清醒，而只有思想清醒，才能政治坚定。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P11)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为必要条件，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包括自我批判在内的批判武器，自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性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从而体现这一理论的彻底性，以真正说服人。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反思对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教条式阐释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不仅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从而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而且它还使马克思主义无法回应当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给争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设置了障碍。例如，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我们的国际战略是推动建设“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9]而有些理论工作者坚持认为，当代世界依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我们的国际战略依然应该是立足于埋葬资本主义。又如，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现阶段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一些理论工作者坚持认为，如果不强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强调市场经济、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强调以人为本和民主、不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破不立”而强调文化建设，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强调社会和谐，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某些理论工作者之所以会“真诚”地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问题恐怕出在固守将马克思主义隔绝于人类文明的“绝对普遍主义”观念。这一观念根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其根本表现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由自然物质运动推演出人类历史五种社会形态的线性更替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在根据是：“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0](P658)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可以从历史定位和理论定位两个层面来澄清“绝对普遍主义”的观念。
所谓历史定位，即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中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传承人类文明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性真理，而不是游离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之外所谓“唯一科学的真理”，或人类文明的“异端”。
青年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以追求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你好好听着，我决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1](P190)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史，就是对人类文明之火的传承和超越的历史。
19世纪上半叶，两个新的历史课题摆在欧洲资本主义面前：被视为理性体现的资本主义，为何会爆发如此不理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该向何处去？工人阶级高举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来反对资产阶级，为何遭遇失败；工人运动该向何处去？资产阶级理论对这两个课题均陷入“无知”之中。而马克思凭借具情感、智慧和意志，解决了上述“无知”。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奠定了马克思献身于解决资本主义时代课题的情感基础。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汲取，奠定了马克思解决资本主义时代课题的知识基础。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2](P167)马克思所具有的彻底批判精神、艰苦探索精神和忘我牺牲精神，奠定了马克思创造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志基础。马克思上述情感、知识和意志，正是人类文明精神发展到那个时代的体现。马克思的价值在于，他在继承人类文明薪火的基础上，超越了由资产阶级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文明薪火的传承和超越，就一定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就像任何科学理论一样，也受到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制约，而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①，否则，它就是宗教信条。
所谓理论定位，即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展开，是在批评资本主义旧世界中发现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具体的批判理论，而不是以物质为逻辑起点、从自然到社会再到思维发展的关于整个宇宙普遍规律、再以此“规律”“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的演绎理论。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社会的“物质关系”，而不是离开人的实践的物质。在“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揭示了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物质出发来观察世界和唯心主义只是从主体出发来观察世界这两个完全相反缺陷的共同根源，即都不是从实践出发看待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于是，他转向以“实践”的理论立场，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实践”便成为马克思构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
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视野中，所谓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不是纯粹物质运动的规律。人们历史活动选择的依据，是在物质性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不同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关系。这样，人类历史最根本的规律，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简要地表述”的“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那段话，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变革要求。
“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立场和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立场。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P527)这一立场，包含了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先进生产力代表，因而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力量的政治立场，以及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异化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的理论立场、政治立场和价值立场，统一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之中。马克思是从西欧资本主义在19世纪暴露出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特殊性切入，论证了欧洲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3](P589)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3](P466)然而，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带来了“世界市场”，从而把各民族“地域的历史”推向“世界历史性”，由此，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于是，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批判，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便具有了普遍性的价值。这一从“特殊性”所揭示出来的“普遍性”及其两者的统一，从内容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性”。
于是，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更替，都遵循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但其所走道路和实现模式不会完全一致。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因而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14](P561)也没有关于“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15](P243)“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P548)
而在斯大林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恰恰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是以物质为逻辑起点而演绎出的人类历史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线性规律的学说。这样，历史规律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冷冰冰”的机械的东西，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和各民族发展的特殊性被抹杀了。它试图要证明的是：由斯大林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由自然物质运动所“预设”好的历史规律的绝对普遍性所决定的，因而它的上层建筑完全适合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从而是人类历史最优越和最完善的制度。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普遍主义”的阐释，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其动员群众的“意识形态合理性”。然而，它也留下了两大后遗症。一方面，它将某一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选择的体制，当做取代资本主义的绝对模式，从而造成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另一方面，它为这一模式辩护的根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化。
吊诡的是，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使今天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尊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悖论之中：本想以此来证明现实的社会主义战胜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却反而造成“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应该先搞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推论；我们现在欲以世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来否定西方某些势力所推行的“颜色革命”，却因这一“绝对普遍主义”的阐释而否定了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误读作自觉的理论反思，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定位和理论定位，坚决摒弃笼罩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绝对普遍主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来面目实现与时俱进，从而增强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解释力，增强与当代世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能力，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注释：
①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引用时，是打上引号的，表明这只是文学修辞手法的运用，而不能代替科学的认识。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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