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詩之政治功能——兼“新黨詩人群”行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群论文,政治论文,功能论文,荆公詩论文,新黨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王安石爲首的新黨詩人群有別于蘇門詩人群和江西詩人群，他們並不以文學主體標榜，更多是基于政治上變法的現實需要走在一起，政治亦是其詩歌題材之一。作爲革新派，新黨詩人群的參政角色是很突出的，其主要成員都爲進士出身，不乏館職詞臣，但他們多以政事爲立身之業，注重政治行踐，除王安石外，總體上政治詩創作量並不突出。然而，他們之中不乏寫詩的能手，是宋詩研究不應忽視的一個群體。近人重要宋詩選本如高步瀛（1873-1940）《唐宋詩舉要》和錢鍾書《宋詩選注》，除王安石外，未見選録其群體其他詩人的作品，有所偏頗。本章首次從學術層面提出“新黨詩人群”，集中考察這個群體的代表詩人王安石，並考述“新黨詩人群主要成員行履”及統計其政治詩作的數量。
二、王安石的政治詩
王安石乃北宋杰出的政治改革家①，在詩歌方面，被推爲“成宋調一代之面目者”。②王安石于慶曆二年（1042）進士及第後，歷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今安徽潜山縣）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職。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曾上萬言書，力陳時弊，冀望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英宗治平四年（1067），詔知江寧府。熙寧初年（1068），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與宋神宗議論治國安邦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熙寧三年（1070），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大刀濶斧進行改革，對北宋的政局發展影響深遠。熙寧九年（1076）正式辭相，退隱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巿）鍾山，病卒于此，政治生涯的升降呈兩極化。③
在北宋詩人中，王安石是把詩歌創作和政治活動緊密聯繫起來的代表人物。他主張文學必有補于世，認爲“文者，禮教治政云爾……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于世而已矣。”④又謂：“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于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于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⑤主張創作應以適用爲本，故對于西崑體無病呻吟的詩風，也極力反對。他指出：“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⑥反對文學創作流爲雕蟲小技。其詩歌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表現出爲其政治改革服務的一面。這類作品，大都能做到針砭時弊，通過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確的主張。細析其政治詩，主要具備下列四項功能。
（一）表達政治觀點
其一，作爲表達自己政治觀點的工具，即使在日常的酬答詩中，也不例外。如在《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法利害見寄》一詩中寫道：
余聞古之人，措法貽厥後。命官唯賢才，職事又習狃。
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嘗摧其子，而爲民父母。
當時所經營，今十已毁九。其一雖幸在，飄搖亦將朽。
公卿患才難，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數下，紛紛誰與守？
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爲，安能辨賢不。
區區欲救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咎。⑦
王安石在這首詩中，對于當時官吏的昏庸無能，官員晋升制度的混亂，予以直接的揭露。詩人以上古用人唯賢來說明當世用人制度的不足，認爲政府豢養了一群尸位素餐的官僚，考核既無標準，自不能達到各司其職，發揮各人所長。但是，這些官吏看到別人積極挽救時弊，卻群起而攻之。當國家有難之時，卻找不到棟梁之才來擔負重任。
又如《和王樂道烘虱》這首詩，王安石把貪官污吏比喻爲令人討厭的蝨子：
秋暑汗流如炙輠，敝衣濕蒸塵垢涴。
施施衆虱當此時，擇肉甘于虎狼餓。
咀嚙侵膚未云已，爬搔次骨終無那。
時時對客輒自捫，千百所除纔幾個。⑧
指出即使有官員去職，仍可輕易死灰復燃，難以根除，並表示欲除之而後快：
皮毛得氣强復活，爪甲流丹真暫破。
未能湯休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
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灶張衣誠未過。
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
欲毆百惡死焦灼，肯貸一凶生弃播。
已觀細黠無所容，未放老奸終不墮。
詩的最後不忘警告這群官吏禍去禍來皆自招：“熏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蟣恨未除，自計寧能久安臥。”
王安石的酬答詩歌中，如這類政治主題鮮明的詩作達八十首之多，這些寄贈詩並不是純粹的交游作品，而是藉以表達對政治的看法，乃北宋詩人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對于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王安石不少詩篇表達了其看法。如《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鞚急，走勢能追北風及。
逶迤一虎出馬前，白羽橫穿更人立。
回旗倒戟四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
爪牙蹭蹬不得施，磧上流丹看來濕。
胡天朔漠殺氣高，烟雲萬里埋弓刀。
穹廬無工可貌此，漢使自解丹青包。
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
低回使我思古人，此地摶兵走戎羯。
禽逃獸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晏眠。
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⑨
詩人從陰山健兒的射虎，聯想到古代將士們曾在這裹擊退敵人的英雄事迹，詩中極盡描寫其威懾敵人的氣勢，使邊疆平安無事，來對比當時“胡天朔漠殺氣高”，而朝廷卻苟且偷安的無能。其他詩作如《同昌叔賦雁奴》、《白溝行》等，也抒寫了對邊備不修，國家前途堪憂的相同政治主題。
（二）作爲新法的輿論工具
王安石的政治詩，另一功能是作爲推行新法的輿論工具，指陳時局，揭露積弊。如其《河北民》一詩寫道：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
老小相携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顔色。
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⑩
此詩作于仁宗慶曆六年（1046），當時遼和西夏經常擾邊，焚燒村舍，俘掠人民，致使農桑廢業，閭里爲墟。爲了求得暫時的安寧，北宋政府采取妥協政策，致使黄河以北的平民百姓深受邊患、賦稅、徭役之苦。這首詩便是當時現實社會的真實寫照。詩中描述了黄河以北邊地人民的生活苦况，先寫賦稅之苦，指人民勞力的成果，只供朝廷用作償付夷狄之用，諷刺了官府搜刮民脂民膏的行爲；次述徭役之苦，寫千里大旱之時，州縣官吏仍然繼續催逼人民做苦役；三叙流亡之苦，指人民因不勝賦稅徭役之苦，只好老少相攙，背井離鄉，以求脫離苦海。詩中所寫，可以看出王安石對民間疾苦有充分的了解，能够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可追溯熙豐變法以“富國强兵”爲目標的思想淵源。
又如其《兼併》一詩，詩云：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异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
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
禮義日已偷，聖經久烟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併可無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争，民愈可憐哉。（11）
這首詩寫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當時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全國耕地十分之七以上集中在地主和官？的手中，但這些人卻擁有免役和減賦的特權，農民因而成爲了賦役的承擔者。王安石此詩將矛頭指向俗吏，認爲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推波助瀾，而使人民的生活負擔百上加斤。王安石推行新法時，特別重視免役法和方田均稅法，這與其在變法之前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認識是分不開的。
對于幫助人民克服青黄不接和婚喪嫁娶的問題，王安石的《寓言十五首》其三有云：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營。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
物蠃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併。（12）
朝廷在人民婚喪之際，貸款以玉成其事；春天播種之時，借給他們種子，以防青黄不接的情况；爲了穩定物價，由國家統一調節市場，以防止有人從中謀利，囤積居奇。這些舉措，實乃青苗法和市易法的思想淵源。
又見其《省兵》一詩：
有客語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
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衆亢彼寡，雖危猶幸全。
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敗孰繼？胡來飲秦川。
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驕惰習已久，去歸豈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13）
宋神宗時，爲提高國防力量，王安石改革軍制的新法，主要有省兵法、將兵法。省兵法，即簡編並營，裁汰老弱、冗兵。將兵法，乃改變更戍制造成的兵將分離情况，使武將對所部有統領和指揮作戰的權利。依這首詩的議論內容來看，此時王安石認爲將兵法中的爲將之道更勝于省兵法，詩中“兵省非所先”、“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之言，直接指出了更戍制度用人不得其法、斷事多方制肘與兵不知將等等弊端。
王安石的其他作品，如《苦雨》極言雨灾之害，《何處難忘酒》痛陳因爲賦斂之苦而造成的舉國之貧，《收鹽》、《發廪》表現詩人改革弊政的理想，等等這些詩作，皆具有現實意義，乃其實用創作觀在詩歌中的具體表現。
（三）表達變法的决心
其三，以詩歌表達變法的决心，捍衛政治改革。王安石政治上深得神宗之倚重，得以學以致用，但推行變法時，反對者衆，王安石藉詩歌來表述其變法理想之不可動搖。試見《衆人》、《商鞅》二詩：
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
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
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
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14）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15）
前一首以王莽、周公旦兩人事例來說明流言並不可怕。據《宋宰輔編年録》熙寧四年（1071）紀事，引王安石應對神宗云：“如今要立事，何能免人紛紜？”（16）又《續資治通鑑長編》亦載：“朝廷制法，當內自斷以義，而要久遠便民而已，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人議論？”（17）可見其變法態度之堅决。前一首詩貶王尊周，極言作爲參政主體，成大事者必一往而前；後一首則贊揚商鞅（前395-前338）變革精神之可貴，有自許之意。這兩首詩與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變法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表現出其力排衆議的决心。詩雖簡短，但引用典故評騭歷史人物，爲當前政治改革服務，所藴含的政治內涵頗堪解讀。
（四）表現參政意識的消退
但是，隨著新法的推行，新黨內部亦發生了矛盾。熙寧七年（1074）八月，變法派內部出現分裂，互相攻擊。呂惠卿本爲王安石一手提拔，王罷相時，還推薦其代己爲相。可是呂惠卿卻在掌權期間“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18），意圖影響王安石重登相位。《即事》其一，即有感而發。詩云：
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我意不在影，影長隨我身。
交游義相好，骨肉情相親。如何有乖睽，不得同苦辛。（19）
先寫身影相隨不離的戰友，相從甚密；繼而寫交游重義，骨肉重情，直斥故友背離，未能同甘共苦。
熙寧九年（1076），新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王安石離開政壇，歸隱金陵，對新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分析其罷相之原因時，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支持動搖是核心所在。（20）同時，也離不開以司馬光、蘇軾爲首的舊黨反對勢力。司馬光雖閑賦西京，但就思想意識形態對新學以至新政的無形壓力是巨大的；蘇軾論事好夾詩人氣質，其名動朝野，就輿論所造成的張力也是不可低估的。新法推行之初，由于得到神宗的支持，熙寧之初尚能風行無阻；但以司馬光爲首的道統與政統之分庭抗禮，加諸來自社會各方的巨大壓力和神宗之動搖，使王安石不得不重審政局，全身而退。這種退則獨善其身的前提是無奈的，昭示著王安石參政意識的消退。（21）見其《偶成二首》其一：
漸老偏諳世上情，已知吾事獨難行。
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求田豈爲名。
高論頗隨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
相逢始覺寬愁病，搔首還添白髮生。（22）
“相逢始欲寬愁病，搔首還添白髮生”句，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飽經風波的政治老人，不復見王安石推行變法時的昂然鬥志。詩歌雖歸結爲抒情，前數句卻是在擺事理，“世上情”、“吾事”、“衰俗”、“故人傾”云云，正是“愁病”與“白髮”的緣由。對世情功名的淡化以至勘破，致使王安石將其生命價值投寄于金陵的山水之中，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解脫，其《書湖陰先生壁二首》其一、《木末》、《金陵》等詩，皆可見之。
王安石今存詩一千六百三十二首，其中涉及政治題材的有二百零五首，占百分之十二有多，其詩作和變法時期所倡行的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省兵法等等都有直接的關係。這些詩作，表明自己的變法立場，抨擊反對者，表現出一位政治改革家的决心。晚年的王安石，政治詩已無復變法初期的鬥志激昂。因爲政治上的巨變，令他把重心轉向抒寫個人情懷，但有些詩仍含有政治元素，數量上有三十餘首。除此之外，王安石的大量贈寄和唱和詩作，往往藉以表達政見，從內容上考察，有逾八十首，不應視爲純粹的應酬之作。
三、新黨詩人群主要成員行履
新黨詩人群直接參與了新法的推行，和政治的關係最爲密切，但令人意外的是，除了王安石外，其他成員雖有政治詩的創作，總體上所作詩歌總數甚少，政治詩的絶對數也少，政治題材的廣泛度比起同時期的蘇門詩人群相形失色。詩歌總體特色方面，新黨詩人群于熙豐時期多能表現出激勵昂揚、更新天下的氣概，論政的方式直截了當，元豐中，尤其是車蓋亭詩案後，則轉向抒寫個人貶謫情懷，以詩論政的熱情消退，直接議論政治的詩作難以覓得。下表考述了“新黨詩人群”主要成員行履及統計其政治詩作的數量。
今存王安石詩一千六百三十二首，其中涉及政治題材的有二百零五首，占八分之一，在北宋詩人中算是突出的一位。其政治詩作，作爲變法的輿論工具，抨擊反對者，爲新法掃除障礙，發揮了實質的政治效用。除此之外，王安石的大量贈寄和唱和詩作，往往藉以表達政見，從內容上考察，有逾八十首。
從目前遺存的資料來看，其他詩人如安燾、呂惠卿、舒亶、沈括、章惇、曾布、蔡確、王雱等人，無論是創作總量抑或政治詩數量，都相當薄弱，當中有成員甚至連一首政治詩也没有。在舒亶、沈括、呂惠卿等重要成員的詩中，他們之間或與王安石之間，並没有唱和的作品，這說明新黨詩人群體之間不太喜好唱和，不甚重視詩歌的游戲功能和交際功能，詩人之間的關係更多是基于政治立場的一致性，著眼于實際事功；又由于受到“文學必有補于世”創作觀所影響，他們並不以純粹的詩人自許，競尚文辭。這兩個因素同時也解釋了新黨詩人群成員雖然大多于熙寧四年（1071）罷廢詩賦前入仕，而詩歌總創作量卻不突出。
①參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漆俠：《王安石變法》，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賀裳（約1681年前後在世）《載酒園詩話》謂：“宋人先學樂天，學無可，繼乃學義山，故初失之輕淺，繼失之綺靡。都官倡爲平淡，六一附之，然僅在膚膜色澤，未嘗究心于神理。其病遂流于粗直，間雜長句，硬下險字湊韻，不甚求安，狀如山兕野麋，令人不復可耐。後雖風氣屢變，然新聲代作，雅奏日湮，大率敷陳多于比興，藴藉少于發舒，求其意長筆短，十不一二也。讀臨川詩，常令人尋繹于語言之外，當其絶詣，實自可興可觀，不惟于古人無愧而已……特推爲宋詩中第一。”載郭紹虞（1893-1984）編：《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8頁。梁啓超《王安石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亦謂：“世人之尊荆公詩，不如其文。雖然，荆公之詩，實導江西派之先河，而開有宋一代之風氣，在中國文學史中，其績尤偉且大，是又不可不尸祝也。”《荆公之文學下》，第288頁。又參趙曉蘭（1948-）：《宋詩一代面目的成就者——王安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22卷2期（1995年4月），第78～86頁。宋詩面目的形成于何時，說法較爲紛紜，有以始自西崑體之說，也有以始自梅堯臣之說。
③參見脫脫：《宋史·王安石傳》卷三二七，第10541～10542頁。
④王安石著，李之亮箋注：《王荆公文集箋注》卷四○《上人書》，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第1362～1363頁。
⑤同上，卷四○，《與祖擇之書》，第1367頁。
⑥《王荆公文集箋注》卷四七《張刑部詩序》，第1631頁。
⑦王安石著，李壁注，李之亮補箋：《王荆公詩注補箋》卷六，第120～121頁。
⑧同上，卷一五，第282頁。
⑨《王荆公詩注補箋》卷一二，第235～236頁。
⑩同上，卷二一，第378～379頁。
（11）《王荆公詩注補箋》卷六，第117頁。
（12）同上，卷一五，第270頁。
（13）同上，卷一七，第315～316頁。
（14）《王荆公詩注補箋》卷二一，第378頁。
（15）同上，卷四六，第903頁。
（16）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七，《四庫全書》第596册，第46頁。
（17）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三，熙寧四年五月丙午條，第5433頁。
（18）佚名撰：《宋史全文》卷一三上，《四庫全書》第330-331册，第25頁。
（19）《王荆公詩注補箋》卷八，第149頁。
（20）參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三節《略論宋神宗王安石二人間的關係》，第289頁。
（21）參見杜若鴻：《論王安石、司馬光與蘇軾之三角互動》，收于杜若鴻：《柳永及其詞之論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88～289頁。
（22）《王荆公詩注補箋》卷六，第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