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承诺下的价值与时间——普里戈津和海德格尔对“时间价值论”的证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价值论论文,时间论文,本体论论文,普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意义的问题，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城。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书前题辞
（1 ）笔者在《“价值即时间”论纲》一文（注：见王玉
等主编《中目价值哲学新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4—82页。）中，曾试图用当代“自组织理论——新进化论”成果（主要是1977年化学诺奖获得者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及其哲学结论）拓展唯物史观容量，说明在本体论意义上“价值即时间”（本文以下简称之为“时间价值论”并简写为“时价论”），同时认为只用主客体模式研究价值哲学存在一定局限，它须与本体论方法互补才能形成对价值的全面把握和新的学术生长点。在进一步研读中，我发现，作为哲学史上的一种猜测，时价论的真正萌芽甚至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1927年出版的存在主义名著《存在与时间》，后才被诺奖得主普里戈津证明，但却很少受到价值哲学研究者的注意。这是有待补救的。
《存在与时间》对时价论的猜测
（2）《存在与时间》的最终目标， 是证成“存在的意义”即时间，其实就是也证明广义价值（包括主客体方法所讲狭义价值）即时间。对此，该书反复申言，无庸置疑：“只有把时间状态的问题讲解清楚，才可能为存在的意义问题提供具体入微的答复”（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887年版第24，48—49，28，49，225—256，383，23页。）； “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捉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887年版第24，48—49，28，49，225—256，383，23页。），等等。
猜测出时价论是一回事，证明它是另一回事。海氏是如何论证时价论的呢？《存在与时间》第八节《本部论著的构思》明确给出了思路：“存在的意义问题是最普遍最空泛的问题”，可以“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实际指现世生存的人。又可译为“亲在”、“现存”、“限有”、“实存”等——引者）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为此，论证须“分为两项任务”。其一，是“依时间性阐释此在”，又包括三个小的组成部分：（A）“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B）“此在与时间性”；（C）“时间与存在”。其二， 是“依时间状态问题为指导线索对存在论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析的纲要”，实际是依照时价论回顾哲学史（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887年版第24 ， 48—49，28，49，225—256，383，23页。）。比起西方传统本体论，这条思路的特异点很突出。
（2－1）海氏思路的最大特异处，是它对主客体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均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峙中迷路，忽略了对存在意义的认真思考。因之，必须在彻底否定主客体方法的同时，贯彻现象学方法。由此出发，海氏坚决摒弃“主体”概念，并从“存在”的意义上把生活在现世中并融合主客双方的个体常人称为“此在”；此在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它只是“在世”；此在相当“原始”，甚至是主客未分的混沌状态中的人，作为一种存在者，此在与其它存在者平等地共融于存在中，等等。
“需要把由传统作成的一切遮蔽打破”，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析为一些源始经验”，不搞唯心论，也不搞唯物论，这是海氏在确立自己的非主客体模式时的宣言（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887年版第24，48—49，28，49，225 —256，383，23页。）。应当说，这的确是西方哲学中的一种极独特的思路。海氏的一位同胞曾说：“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中包含有非常独特而且极难理解的思想观点”（注：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上册第168页。）， 它“是一种能够在哲学史上引起转变的事业”（注：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 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上册第209页。）。 人们也许会对它所凭藉的“源始经验”直觉以及它的非逻辑表述等等提出种种质疑，但是，应当肯定，在认识论中，主客关系除了“分”的方面，的确还应含有“合”的方面，海氏因此并非毫无道理。此外，还应肯定的则是：海氏思路实际上昭示了时价论与非主客体方法是二而一的东西；打不破主客体方法的牢固传统，只在主客体模式中彼此论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触及时价论的；时价论的出现、证明和应用，不管是否自觉，都必须以非主客体的本体论方法作为前提。对于我国当前价值哲学研究，这一昭示值得充分注意。
（2－2）海氏论证时价论的思路，首先是从此在与时间的关系入手，证明此在的真义系乎于时间；然后扩而大之，证明一切存在的意义即时间。这思路是从此在出发推出一切存在的意义，除去其中对此在的非主客模式的界说，它与哲学史上那些从主体出发推衍客体世界的思路十分相近。因此，这一思路实际上又与海氏自己反对主客体方法的论述矛盾。也就是说，在《存在与时间》中，时价论的观点与论证它的方法是彼此悖离的。这正是海氏失败的原因。现在公开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只完成了《本部论著的构思》所宣布的两项任务中第一项的AB两小部分。全书末尾乃是未解的大问号：“从源始时间到存在的意义，有路可循吗？”终其一生， 海氏都未能按预定计划正式完成正面论证时价论的C部分（即“时间与存在”部分）。后来海氏曾宣称出版了它的替代成果（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887年版第24，48—49，28，49，225—256，383，23页。）， 但那实际并非对时价论的真正正面证明。我国有论者说，可以把《存在与时间》按其论说实际理解成《存在与此在》（注：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157页。）。此命名较准。因为， 《存在与时间》的确并未证明时价论。美国著名的海氏哲学研究者约·科克尔曼斯写道：“一旦时间性被揭示为此在存在的意义，还必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即从这种时间性引向为存在的意义所独有的时间性。在《存在与时间》中，这最后一步没有迈出”（注：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7页。）。
海氏曾以各种曲折形式表露了自己对证明失败原因的反省。在后期代表作《论人道主义》（1947年发表，见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7—134页。 以下不再注）中，这一点较明显。
（2－2－1）例如， 《存在与时间》曾写道：“只有当此在存在”时，“才‘有’存在。当此在不存在的时候，那时，‘独立性’也就不‘在’，‘自然’也就不‘在’”，“存在（而非存在者）依赖于存在之领悟”（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887年版第24，48—49，28，49，225—256，383，23页。）。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这不是毫无根据，但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认定只有人才是一切存在的根据，显然是把世界看成人的创造物了。实际上，《存在与时间》之所以把此在的意义系乎于时间看成时价论成立的基础，正是把此在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看成既定逻辑前提的。离开这一前提，《本部论著的构思》所示思路便不可理解。问题在于，把此在视作一切存在的出发点和根据，与《存在与时间》一再申言的反对主体化（《存在与时间》的《导论》里明确写着：“存在不是存在者的种”，“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以及主客体方法的矛盾太突出，所以，海氏最终不能不把沿着主体化方法正面论证时价论的部分“割爱”。二十年后，他写道：《存在与时间》虽然写着上引的那一段话，但那意思“并不是说，在是人的产物”；它的“意思是说：只有当在的澄明出现的时候，在才移转到人身上去。”紧接着这种圆转，海氏又写道：“从此在的光亮中来对在的本质所作的倒回去看的规定，对预先想着的对追究在的真理的问题之发动来说，仍然是免不掉的。于是思就证明了它的老练的本质。它决不会妄图从头开始并把一切先行的哲学都说成错的”；存在论研究忘掉存在的倾向“间接地表现为人只是考察与处理此在”。如果联系此文把西方哲学及其主客体方法一概斥为“形而上学”错误，那么，海氏这段话的自省含义便十分明显。他自悔于自己在反对主体化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即“老练地”）按其行事，从而断送了证明时价论的可能。
（2－2－2）海氏说，“成为问题的一篇扣下未发表”，原因是， 在那里“说中的思并不中用，而乞灵于形而上学的语言也无济于事”，这时，“宁可适当地无言”。鉴于海氏此时号召用“多思”代替“谈哲学”，认为人的语言已经深深地烙有主体化化哲学的印痕，显然，海氏在这里实际是说了这样的意思：时价论是用现有语言难以证明的，它只是非哲学的“思”的成果并且“不可道”，一旦道出便全“不中用”了，所以，他只能把正面论证时价论的一篇“扣下未发表”。一方面，对于哲学运思表达而言，语言的确是有局限性的，海氏之言也并非全无道理。但另一方面。把语言的局限性看成在时价论表述证明中语言完全无用无能，这是片面的。它是海氏无可奈何心情的遁辞。
（2－3）尽管对时价论证明未成，但《存在与时间》毕竟经受住了岁月冲涮而出脱为二十世纪哲学名著之一，原因在于它对此在与时间关系分析的深刻和精彩。人们可以认为海氏分析的论点、论据及其表述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只要咬牙读完这部“砖头一样厚的书”，那么，你就不能不为海氏的奇思异论所感染。海氏绝不是哲学庸才。
（2－3－1）当海氏把此在的意义系乎于时间时，在我们看来， 他实际上是在全力以赴地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人及其意识的历史性、时代性和个性。当海氏用“烦”、“畏”、“死”来说明此在的存在样态时，经受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赞尝它力求在哲学层面上升华自己人生的体验；当海氏书中提出“时间性之为烦的存在论意义”（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887年版，第24，48—49，28，49， 225—256，383，23页。）时，长期生活在战乱中的人们又从中领略到了人生的有限性、受动性和“勘破死生争自由”的本体况味。与康德、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家相比，海德格尔是伤感的，语无伦次的，甚至多少有些神秘主义。当他抛弃了西方由亚里士多德拓开的主客体方法时，他同时也抛弃了亚氏开创的时间客观性思路，沿着奥古斯丁对时间的主观性解释前行，把作为主观情绪的“烦”、“畏”等等看作时间的真正载体，要求人们与对时间的“通俗领悟”划清界限，把客观时间视作主观时间的派生物，因而在时间观上陷入唯心主义。这正如一位研究海氏哲学的学者所说：“海德格尔从一种通过客观的测量得到的时间转向了与我相关、与我正在从事或必须从事的事情相关的时间”，“从而也引导到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我的灵魂，我在你中测量时间”（注：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第279页。）。海氏无法证明时价论，理论原因也在于此。
应当承认，直到今天，时间问题仍然是一个最令人头痛的哲学难题。其中包括，人对时间的把捉和意识问题，的确含有主体的或主观的因素，康德当年把时间意识看成主体性的重要内容，是对时间哲学的一大突破。但是，事情的真象毕竟是：作为存在的演化，独立于人的客观时间通过不同时代的人的社会实践而积淀为不同时代的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在总体上，是作为存在之演化的客观时间派生出了作为此在的人的时间意识和观念框架，而不是海氏所说的相反情况。
（2－3－2）在我看，海氏把此在意义系乎于时间， 实际也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借仿。据我所知，也许是慑于哲学大师的威名，西方东方至今均无人提及这一点，应予补说。当然，“劳动价值论”并非作为时价论的组成部分而被提出和流传的，它只曲折地反映着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劳作的人生观。由于劳动时间的可量度性和可通约性，劳动价值论成为当时揭示商品价值的基础理论之一曾获得巨大声誉，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甚至成为海氏生活时代席卷全球的劳工精神战旗。海氏熟悉它毫无疑问。在自己的著述中，他按照亲身体验用“烦”、“畏”代替了劳动，通过玄思把它们与时间挂钩，并试图用这种人生观外推出时价论，不仅把人生观看成价值哲学的基石，主观化倾向十分明显，而且，在理论展述上也颇为别扭，一般人对于“烦”、“畏”作为时间性的逻辑常常莫名其妙。
问题在于，正是劳动价值论第一次把某种时间作为某种“价值”的实质凸现了出来，在主客体方法的框架内，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可以直接推出价值实体便是时间的结论（参见国内外有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海氏的劳绩是玄仿它并在本体论意义上猜测到了时价论。
（2－3－3）海德格尔关于时价论的猜测， 的确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哲学突破。起码，它给人们从本体论上探索价值的实质指出了方向，至今仍高明于许多价值哲学研究者，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存在与时间》中的时价论不是一两句话。它也出于对西方哲学史的精熟：“实际情况是：在‘在时间中存在’这种意义上，时间充任着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时间如何会具有这种与众不同的存在论功能，根据什么道理时间这样的东西竟可以充任这种标准？再则，在这样索朴地从存在论上运用时间的时候，是否表达了一种可能与这种运用相关的本真的存在论上的东西？这类问题迄今还无人问津，无人探索”（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887年版第24，48—49，28，49，225—256，383，23页。）。这一段史说，并无违背史实之处。的确， 与东方哲学相异，西方哲学主流一直在时间之外考察存在的意义。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虽然也在本体论上用演化“过程”说明“实在”，但其代表作《过程与实在》的出版却晚于《存在与时间》两年，并且也并未明确提出时价论。以《易经》为代表的东方哲学虽然常常把人天两界均理解为变易过程，隐含着某种时价论，但时价论毕竟未被明确开显。应当承认，时价论的发明权属于被劳动价值论开启的海德格尔。
（3）客观地说，《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的海德格尔，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仍未获得结果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时价论的正面证明（注：参见《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版第263页。）。 它充分显示了：任何主客体方法均不可能证明时价论，任何唯主观化和唯主体化的思路也不可能证明它。它只属于本体唯物论。
（3－1）如果说，《存在与时间》已提出了一切存在表现为演化过程的见解，那么，后期海氏并未放弃这一基本观点，并从不同的方面思考它，其中包括进一步借鉴中国“天人合一”和“道”的哲学，力求在存在的意义与“自身的缘构发生”论之间架起桥（注：参见张祥彪《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 1996年版。），包括淡化此在之“烦”，转而更强调此在的“天命”及其与自然的谐合互动。这种架桥工作虽然由于仍过份玄思而征服力不巨，但毕竟为时价论的证成开拓着思路。事实上，时价论的证成也与此思路在科学层面上的当代深化有关。
（3－2）在强调此在的“天命”本质时，海氏认为，“伦理”一词的本义是“居留”，它在当代意味着此在所有存在者中间存留（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5，134，133，87，120—121，115页。）。“人之所是，即居住在全部存在者中间，而绝不是在一个根基的意义上亦即人转达着担当着全部存在者的意义上成为存在者的中心”（注：参见《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版第187—188页。），这是海氏伦理思想的基石。这思路与他对当代科技后果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促成了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诞生。后者是伦理学史上的革命。它冲破了伦理学只注目人与人关系的旧框，使之首先注目人与自然的和谐。其隐含前提之一，就是人并非一切价值的中心及最终源泉，人之外的自然也有自己不依赖于人的价值。这一隐含前提本身不仅是对主客体模式的否定，而且也只有时价论才能从最深层面上说明它。显然，海氏后期已经逼近时价论在伦理学上的应用。而证明时价论的普氏也从时价论推论过伦理问题（见后述），但赶不上海氏的深度。
（3－3）在展开对当代科技的批评时，海氏呼吁限制技术框架，恢复人在自然事物（首先是大地）那里的“诗意般的居留”。他后期对诗歌的哲思欣赏，对人的“诗意般居留”的再三吟哦，都使人把他看成“诗哲”。显然，他的美学是以主客合一最高担承者的姿态出现的，也是作为其生态伦理学指向的又一种升华被提出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他晚年拒斥一切“哲学”而倡言“多思”（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5，134， 133，87，120—121，115页。）并把“思”与“诗”并列（注：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5，134，133，87，120—121，115页。）的思想，以及他关于“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的说明，关于“人被使用”而通由“人言”表达“大道”的议论（注：参见《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版第251页。），等等，那么，应当说，海氏的美学相当新进，有的地方十分深刻，言人未言，悟人未悟，堪称一绝。证明了时价论的普里戈津也从时价论角度说过审美（见后述），两人已形成新的时间美学流派。
（3－4）对于时价论证明而言，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海氏对价值哲学研究中主客体论方法的持续批评以及对本体方法的推崇。在他看来，在主客体方法之下，“通过把一种东西评为价值这回事，被评价值的东西只被容许作为评价人而设的对象。但一种东西在其在中所是的情形，并不罄于它是对象这回事中”，因此，在目下的一切价值研究中，“要证明价值的客观性的特别的努力并不知道它自己在作什么”。为改变这种情况，就应当“反对把存在者主观化为对象，而要把在的真理的澄明带到思的面前”；在这种“思”中，“人从来没有首先在世界的此岸是人而作为一个‘主体’，无论这个主体是被作为‘我’也罢，或者作为‘我们’也罢。这个人也从来没有才是而且只是主体，这个主体固然总是同时也和客体有关系，但这个人从来没有才是而且只是其本质寄于主客关系中的这样的主体。人倒是先行在其本质中存在到在的敞开状态中去”（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5，134，133，87，120—121，115页。）。
写在海氏后期哲学“宣言”（注：宋祖良《拯版地球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226页。）中的这一段话， 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方法论价值。它好像是针对我国目前价值哲学研究现状而写的，读来份外亲切。
其一，从实践检验角度看，正如当代许多可持续发展战略论者所指，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包括作为它的哲学承担者的西方哲学主客体模式，已经造成了严重“全球问题”。地球资源为什么被超负荷使用甚至被破坏？从思维方式看，概由于主体之人要“征服自然”，“剥削”客体。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批评主客模式，提倡“天人合一”，已是“代天立言”的事业。海氏批评主客体模式，确是“代天立言”，应予聆听。
当然，只有作为此在的人才居于进化价值阶层的最高处，人与非人的界限是客观存在。因此，主客二分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的正确提法似乎应当是：既然主客有“分”，为什么不能有“合”？本体论又怎能避开此“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又怎可淡视此“合”？海氏把“合”绝对化不妥，但它言“合”却是对的。也把主体“合”于存在中，以当代科学破译时价论，正是普里戈津建功立业处。
其二，海氏指出：一种东西有价值，并不罄于它是对象。他明确坚持“价值的客观性”，批评主客体方法不是努力证明它。这些论点十分深刻，抓住了价值研究中主客体方法隐设前提的缺陷，指出方向，促人再思。的确，从主客二分关系中引出价值，未经证明。“全球问题”给人类的启示倒是：人之外的自然，自有它们离开人类的价值；价值源于自然演化。海德格尔的高明在于他要把价值之源追溯到“道”的“自身缘构发生”之中。这一追溯，被普里戈津在当代科学水平上实现，从而完成了时价论的证明。
其三，明确指出主客体方法在追索价值本质时具有“主观化”性质，是警世之论。的确，在通向时价论的路上，被绝对化的主客体方法只能是对价值本质的主观化。
其四，把“主体”改铸成“在其本质中存在到在的敞开状态”，改塑成合于“天命”的“天人合一”的在世者，是海氏精明处。普氏用数理充实了海氏的精明（见后述）。“主体”在那里既“消解”又“重构”了。
普里戈津对时价论的证明
（4）晚期海德格尔面对证明时价论乏术的局面， 曾寄热望于“罕有的手笔”（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5，134，133，87，120—121，115页。）。完成他的遗愿的人，并不是一个在书桌前想入玄玄的职业哲学家，而首先是一个在化学实验室里繁忙的科学家。普里戈津把对时价论的证明首先写在他的“耗散结构”理论中并荣获诺奖。此后，他还写了一系列哲学著作，用哲学提升其耗散结构理论，完成了时价论证明。其中，《从混沌到有序》（以下简写为《有序》）可以被看成《存在与时间》未竟证明的当代成果。
普里戈津曾指出：“时间是大多数自然研究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和自然哲学联系起来。正如波普所说明的，这一点既适用于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也适用于当代像海德格尔流派的现象学家，对海德格尔来说，时间性是所有关系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有可能认识时间性的原始意义”（注：湛垦华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 普氏把自己对时价论的证明视作海氏启发的结果。但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如此，虽然普氏在《有序》中还明确写着该书对时价论的证成，是对“海德格尔的推测给出了新的内容”（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 ，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 372 —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 但在国内外，无论是“海学”研究者，“普学”发挥者，或者是价值哲学家，似乎很少有人论述《有序》作为《存在与时间》后续证明的事情。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存在主义哲学与生物化学之间的学科距离太远了，“海学”研究者往往缺乏当代化学知识，“普学”发挥者又往往溺于存在主义式的玄思；在价值哲学研究中，同时对这两极端学科有兴趣的人也很少。但是，普里戈津象所有杰出科学家一样，对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哲学进展了如指掌，于是，时价论及其证明终于通由距离很远的两学科间的交叉而被促成。这段当代学术佳话，启示着价值哲学研究应开拓学术视野，勇于“远缘杂交”。
（5）舍弃过份专业性的数理内容， 通俗简略地回顾普氏对时价论的证明也是可能的。让我们从生物化学和价值哲学两侧面展开。
（5－1）作为生物物理化学家，普氏的专业兴趣特长相当前沿化。他注目于生命起源的研究。与此同时，普氏又明确表示，他“一辈子”研究的是时间问题（注：湛垦华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大量资料显示， 普氏对西方历代科学家和哲学家关于时间问题的论述相当了解。他对时价论的证明，是这两个特点有机互动的结果。
所谓“耗散结构”，是普氏在研究生命起源时揭示的一种化学现象。“它是指当体系处于平衡状态时，通过体系与外界进行能量和物质交换而形成和维持的一种稳定化了的宏观体系结构，即在非平衡态下宏观体系的自组织现象”（注：湛垦华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 由于这种结构在一定条件下的产生和发展，最早的生命便从化学反应中形成了；由于这种结构是自反馈、自调节、自催化和自组织的，所以，它不仅产生了最早的生命，而且促使生命沿着进化之阶不断发展，由无机物而有机物，而植物，而动物，而人类社会。有人说，普氏揭示的耗散结构，实际是在生物化学的层面上重新发现了进化论。这是很准确的。普氏本人也直接把作为模式的耗散结构图式称为“进化范式”（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湛垦华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页。）。当然，这种进化是不可逆转的。 它沿着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展开。在关心时间问题的普里戈津看来，这种横贯于自然及人类社会的进化（或演化）的不可逆性质，实质上就是时间（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 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于是， 时间的奥秘在新的科学层面上又一次被发现了。热力学和当代信息论也在“熵”的不可逆性中发现了时间，但它们均未能证明时价论。从学理上看，这是因为，“熵”还不像“进化范式”那样能充分地横贯自然和人类社会，它对人类社会事物的说明还须其它条件的补充。
普氏理论只是在生命起源问题上获得突破，但它尚不能涵盖宇宙及其起源。在普氏看来，作为不可逆性的时间的起源“是一个宇宙论问题”（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这表明了普氏对自己理论并不过份估价。问题是，对当代价值哲学研究而言，普氏成果已经是科学上品，因为，宇宙学即使彻底搞清了时间起源，它也不能推翻进化范式，只能给时价论证明增加新的科学内容。
（5－2）时价论的证明，也是在普氏阐说耗散结构理论哲学含义过程中展开的，其内容包括：
其一，“科学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是重新发现时间的历史”，“每一代”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试图对时间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如果说，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仅仅是外界参数，那么，在当代科学中，时间就成了主要的内在变量，于是，“我们开始能够建造从静止自然观通向运动自然观的桥梁，从‘存在’通向‘演化’的桥梁。因此可以说，耗散结构理论使人们“正在发现时间与变化的首要地位”（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 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和“根本作用”。在自然界进化中， “存在”只不过是演化在某种条件下出现的“系统某一状态”而已；演化与存在是彼此互相转化的，它们是“现实的两个有关方面”，“我们不能把存在约化为时间，我们也不能讨论一个缺乏时间内涵的存在”（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 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 普氏的以上论点，均立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科学事实之上，给时价论的证明奠定了根本前提。
其二，与海德格尔的唯心主义时间观针锋相对，普氏明确说：“我们的物理学重新发现了时间的实在性”，因为，耗散结构及其展示的不可逆性并不是“什么假设”，而是“自然界中的存在，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必要性”（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 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 372 — 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为了坚持时间的客观性，普氏还一方面重申莱辛巴赫关于只能通由自然科学认识时间本质的看法（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 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 另一方面坚决批判“从一个主观时间开始，然后移到自然时间”的唯心论（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实际上， 这是吸取海氏教训，为唯物地证明时价论奠定的又一块基石。
其三，与海氏从“此在”的“烦”入手证明时价论不同，普氏把生命的起源（注意，不是主体，不仅仅是人。它是从无机界到有机界的突变）问题作为全部证明的突破口。他说：“只有在理解了生命之后，科学才能指望得出关于自然界的任何连贯一致的看法”（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这既是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普氏的“天赐”专业好运，实际也是普氏具有哲学本体论自觉的选择。可以设想，这一选择比起海氏来，至少有一系列优长之处：避开海氏由主体化而难于达到唯物本体论并陷入失败的陷阱；使自己的理论在出发点上兼顾自然与人类社会两个方面并可以提升为本体论结论；在当代科学层面上揭示横贯自然和人类社会两大领域的“进化范式”，借以在本体论上揭示时间的本质乃是“进化的度量”（注：湛垦华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 ）（社会科学注目的历史性是时间性的社会表现）（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历史实质上也是人类及社会进化的“度量”），等等。
普氏的这一选择及其成功，再一次说明，既然时价论是被从本体论层面提出的，既然从唯主体唯心的侧度证明它已彻底失败，那么，对时价论的科学证明，只能首先在唯物本体论范围内非生命与生命的交界处展开。纯粹的非生命科学不行，纯粹的生命科学也不行，只有对生命起源的研究才行。生命不是主体，但却是在世的主体始源处；生命也不纯粹是客体，它孕育着主体的胚胎。它比海氏的此在更具有“天命”色彩。普氏的证明成功也是把握“天命”的结果。
其四，既然时间在本质上是进化的度量，既然种种存在均是自然界进化在一定条件下的系统状态，那么，一切存在的真正意义当然就是时间；不同层阶上的存在实际上均是时间演化的不同表现形态。其中，普氏特别突出地强调：“在人类生存这个水平上，不可逆性是一个更根本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它不能与我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分割开”（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 355， 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 —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作为存在者的人们的生存意义（或价值）即时间的结论，十分清晰。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证明力图由作为此在的心理情绪的“烦”推出此在的本质系乎于时间，并进而而推出时价论，那么，普氏的证明则完全把这条思路翻了过来。他首先从本体的角度证明了一切存在的意义均在于时间，这个时间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自然界进化的不可逆性质，它显然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由后者决定，然后推论说，人的存在的意义也在于时间。对此，普氏曾直言不讳地说：在我们自身存在的意义是时间的结论下，“我们不再把不可逆性的内部感觉看作是把我们和外部世界隔开的主观印象，而是看作我们参加在一个由某种进化范式统治着的世界内的标志”（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 355 ，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 2 （译者的话），370页。）。这里所谓人对“不可逆性的内部感觉”，实际就是指康德曾加揭示的主体具有的时空感性框架或认识形式。在康德那里，主体的时间框架只是“把我们和外部世界隔开的主观印象”，正是立基于此，康德有力地显化了主客体的界限并使主客体方法更成为哲学研究的唯一通用模式。而在普氏这里，主体时间框架却是主体作为自然界——物参与自然进化的标志，因为，在耗散结构中，“进化范式”统治着主客体系统，统治着一切客体，也统治着一切主体及其精神模式，主体的时空认识形式只不过是“进化范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康德的二元论，在普氏这里实际上被唯物一元论扬弃了。主体的实质被勘明了，主客体之间的绝对界限被摧毁，主体的神秘面纱也就被揭示了并被还原为自然进化的一种形态。对普氏在当代科学——哲学层面上摧毁康德二元论以及主客体方法唯一性的哲学意义，眼下无论怎么估价均不过份。
其五，既然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物的价值均是时间，那么，人与物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普氏说：“对定向时间的理解水平随着生物组织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很可能在人类意识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点”（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 355， 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随着复杂性的增高，从石头到人类社会，时间之矢的作用在增长”（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 （译者的话），370页。）。一方面，自然界一切存在的东西， 均是进化即时间的产物，它们均具有价值，人无权自视为一切价值之源（这也是生态伦理学和环保学说在价值论层面的根本依据），彼此理应共处，另一方面，时间（即历史）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和去向的力量，其作用的节奏也快，与此相适应，很可能只有人对时间的理解，对一切存在及自身及在意义的理解，比其它一切存在者的水平都高，其中包括，只有当代人类才能意识到并证明时价论。
其六，普氏还把基本证明了的时价论试图应用于伦理学和美学，意在使用时价论的证明更加挺立。
对伦理学，普氏指出，“我们不再能接受在科学价值和伦理价值之间的那种古老的先验区分”，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一种建设，因此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 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 2 （译者的话），370页。）。 生态伦理学显然是对古典伦理学只注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纠校。它从时价论指向伦理学，还要求后者应首先注目于生态平衡和环保等等。显然，普氏站立在伦理学发展最前沿，与海德格尔的伦理学遥相呼应。
对美学，普氏的议论也足以惊世骇俗：“一方面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东西，不可逆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在时间之外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正是人类符号活动之始。也许在艺术活动中尤其这样。确实，一个自然客体，一个石头，在它转变成一个艺术对象时，转变的一个方面是和我们对物质的作用密切相关的。艺术活动打破了该客体的时间对称性。它留下了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把我们的时间不对称性翻译成该客体的时间不对称性。从我们所在生活的可逆的、近乎循环的躁声水平中升起了同时是随机的又是时间定向的音乐声”（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 358 ，357，2（译者的话），370页。）。认真地说，这是我看到的美学论著中确令我震动的一段话：它用时价论改写了美学，从作为本体的时间层面揭示了人类艺术活动的特殊点，的确撼人灵魂。把它与海德格尔的“诗”论并读，当代美学新天将展露出万道霞光。由这里，可能生长出一片美学大树林，它也会把主客体美学大树作为一部分怀抱于自身，但它肯定比后者更博大，更鲜活。
（6）有论者曾指出， 任何哲学上的本体论实际都是“自我相关”的，意指任何本体论的后面都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个持论主体，因此，这种本体论总也逃不出主客体方法的惩罚。照此思路前推，人们可以说普氏对时价论的证明是无效的（要知道，《有序》一书的副标题便是“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也可以说，海氏的失败是人类认识局限性的必然表现：海德格尔当年从本体论出发，对主客体模式的批评十分坚决，但最终也未能逃出认识论及其主客体方法的掌心。看来，普氏依然面临着解决本体论及认识论关系的问题。弄不好，前述证明虽在自然科学层面已被公认并获诺奖，但将在哲学层面被彻底推翻。我们看到，普氏在当代科学和哲学水平上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使时价论证明划上了圆满句号。
与老式唯物本体论论者不同，普氏充分承认并尊重认识论及其主客体模式和方法，并乐于用它反观自己对时价论的证明。他认为：“无论我们把实在叫做什么，它只是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的”（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 ，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 所有自然科学家均“属于他们那个文化，他们又对那个文化做出基本的贡献”。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普氏进而用耗散结构理解认识论的主客体关系图式，把认识主体视作耗散结构中或进化范式中与客体彼此互动的一个因素来看待，并明确说包括自然科学家在内的所有人在认识论中都与客体彼此作用，都是“演员”。
普氏的精明应于，他设想自己跳出了认识论“舞台”，作为一名“观众”反观认识论“节目”。在这种设定条件下：自然科学家参与其中的认识活动，作为进化范式或耗散结构，“并不是可以从某些逻辑结构中推演出来的那种先验图式。事实上耗散结构在自然界中的存在，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必要性；要使宏观世界成为“观察者们”居住的世界，必需的是有一个远离平衡的宇宙这个“宇宙学的事实”。所以我们给出的这个图式并不与逻辑学真理或认识论真理相当，但却考虑到了我们作为一个远离平衡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所处的条件”（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 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 这是普氏《有序》一书《演员和观众》一节一段十分重要的关于了本体论与认识论关系的论述。其中，普氏已经明确说出本体论与认识论属于思辨的不同层面，它们面对的是不同条件的约束，不宜混同。
其一，认识论面对的总是包括持论者在内的人作为“演员”也在“舞台”活动的状况。在这个条件下，人与客体形成了一种自组织的或可用进化范式来概括的实践结构（注：湛垦华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101页。）。其中，主客体彼此不可分离，即主客体双方的存在和演化均离不开对方，包括客体存在演化以主体存在演化为必要条件。在这种限定下，一般地孤立凸出唯物本论论是不妥的，因为一当你说出客体根本不依赖主体而存在演化时，它往往与认识论事实相悖立。
其二，如果设想让认识论中的某个主体“演员”脱离“舞台”，作为“观众”来反观其他“演员”与客体的互动“戏剧”，那么，整个“舞台节目”均成为独立于这位“观众”的自组织进化图景。“舞台”上的“演员”，即在认识论中被看作主体者，在“观众”眼里也只不过是这进化图景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上引普氏的论述，说的正是这种独立于“观众”的自组织进化图景。“舞台”上的“演员”，即在认识论中被看作主体者，在“观众”眼里也只不过是这进化图景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上引普氏的论述，说的正是这种独立于“观众”的“舞台图景”。正如普氏自己说，它们“并不是”什么“认识论真理”，亦即它们只是本体论真理，是不依赖人的客观真理，其中，主体的人只不过是“远离平衡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并与客体形成自组织结构而已。在这里，“我们是被嵌入在物理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 （译者的话），370页。）；一当“舞台”上的“演员”缺席，那么， “舞台节目”仍然在演出（唯物本体论最厉害的论据是：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就存在，人类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对后者，普氏曾明确论定说：“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是马克思所断言并由恩格斯所详细论述过的。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不可逆性所起的建设性作用的发现，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早已由唯物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界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界”（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257，355，355—356，355，359，373，372— 373 ，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
其三，本体论是持论主体超越认识并设想自己作为“观众”而产生的。它比认识论高一个阶次。实际上，它是对人类认识中反复出现的事实（即被实践证明了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把握。它当然可被当作许多科学模式建构的起点。它也是人类理性最根本的基石（参见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篇）。时价论被放在其中证明，至少在哲学前提上不存在任何不足之处。
（7）一般来说，哲学所讲本体是“存在”， 而价值哲学所讲本体是“应该存在”。严格地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普里戈津，实际上首先讲的都是“存在”本身，而不是“应该存在”（本文文头所引一段话中的“存在的意义”，首义是指“存在”的定义）。目前，我国已有论者对价值哲学研究中混同“本然”和“应然”的方法提出了批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其中， “生态伦理学”等等均成为缺乏本体支撑的东西。由以前推，时价论的以上证明将被否定。
这的确是又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事情。
在我看，当本体论处于只面对“存在”的时候，把“存在”和“应该存在”严格区分开来，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无论是海氏还是普氏，实际上在本体论上均着力于从“存在”到“演化”的视角移动，普氏如实地明确说他的本体论实现了“从存在到演化”的“转变”（注：普里戈津等《从混沌到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55， 359（及349，340，281），356，365，370，358，140，262，119—120， 257，355，355—356，355，359，373，372—373，350，356—358，358，357，2（译者的话），370页。）。可能关键正在这里：在以“演化”作为本体承担者并把“存在”看成一定条件下“演化”的某种状态的体系中，“应然”与“本然”合二而一了。时间承担着“本然”，同时，它就是“应然”，不可逆性和进化本身就是应然的本体。这样，普氏对时价论的证明也就不是“文不对题”了（当然，这实际也是一个较大学术工程的题目，其中，“应然”与“本然”统一下的区分仍是必不可少的，细说尚有待来日）。
最终证成时价论的展望
（8）既然普氏本人都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 把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组织理论与唯物史观相融合，应当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当然，难度确实很大，包括要把唯物史观中的结构主义思路整理清楚，并要找准其中的结构主义思路与耗散结构理论的“焊接面”，在这个“焊接面”上把真正唯物史观意义上（或社会唯物本体论意义上，参见卢卡契《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价值哲学与自组织理论（首先是进化范式理论）冶于一炉，同时扬弃普氏本人哲学阐释中有悖于唯物史观的部分，以及把主客体方法研究成果（包括我国主体性实践论之下的成果）的绝大部分改造后吸纳于自身，等等。笔者在《“价值即时间”论纲》中，已经对此略有初步探讨。不过，难关尚多，细节处的难关更多，例如把已证明了的时价论具体化到伦理学和美学中加以检验，在我国尚无草创成果。但是，在我看，大思路清楚后的细部精化，并非绝对不可越过的铁关。时价论的最终证成绝非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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