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与今后趋势之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国留学生论文,群体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特殊群体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运动和留学群体，直接导源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那种屈辱、苦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由于文明、古老而大一统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此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确实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但是，换言之，如果从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以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更新发展，适应世界独立、自由、民主、科学和法制的时代潮流而不断地把中国推向近代化的上下求索的历史。在这一空前而艰难的变革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持续不断的留学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人走向世界整体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向近（现）代化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一种特殊运动。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留学生及其群体，就是中国最早、最直接地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和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特殊的群体。
事实上，这一点应该成为时下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学者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总趋势之不同程度上的共识，对此，笔者将另文专论。本文重在根据留学运动之发展，从纵的趋势上划分其阶段（这有别于以往的留学研究大多一落笔就偏重于切块分析之特点），并在此前提下，根据时间和地域相结合的原则，概略地分析留学人员所形成之小群体；通过数学分析，说明其规模；并列举出其中部分名人。最后，从宏观上分析留学运动之性质，并对不同时期的小群体，按其主要影响和总体的价值取向进行分类，概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前留学生群体对中国之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留学趋势及潜在影响予以预测、展望，旨在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作出一种新的总结，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假洋鬼子之出现与留学生群体之产生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他是1847年被美国人布朗博士带到美国去的。实际上，在现代意义上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也应该是容闳。他最早提出了以当时进步的西方文明使中国富强的观念：
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难能可贵的是，容闳在回国以后艰难曲折的岁月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左右交通，上下奔走，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的开始，揭开了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序幕，开创了中国直接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所以，在民众强烈的认同意识中，他不仅是中国近代，也是现代意义上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是中国留学运动的首倡者和奠基人。由于容闳这个富有“中国心”的假洋鬼子的出现和推动，空前的留学潮开始渐渐涌起，乱石崩云，惊涛拍岸，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走向，都在悄悄地又惊天动地地发生变化。
从留学历史来看，留学运动经过了八个阶段，形成了22个小群体：
（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朦胧、拓荒阶段
此阶段正是清廷洋务运动时期，社会风气尚未开化，绝大多数国人对留学尚持异议。由容闳倡导开始，奕、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沈葆祯等洋务派官僚在其中起了较大作用。此期的留学生又可分为两个群体：
1.留美幼童学生群
始于1872年，共4批，每批30人，到1875年结束，共120人。因顽固派的阻挠、反对，未按预定时间完成学业，提前回国。留学幼童赴美留学，开中国官派留学之先河，影响极其深远，表明中国开始正式走向世界。其中名人有唐绍仪、詹天佑、梁敦彦等。
2.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群
留美幼童撤回国后，洋务派鉴于幼童天真，出国容易“西化”，丧失“国民性”，由沈葆桢、李鸿章奏请清廷，派遣已有一定基础的年轻海军人员赴欧学习，以适应建设海军和巩固国防的需要，于1877年3月、1882年1月、1886年3月、1897年6月，分四次以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为主，派出80余人到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业务和枪炮机械制造等。其中名人有严复、萨镇冰、马建忠、林泰曾、刘冠雄、李鼎新、刘步蟾等。
（二）甲午战争——民初：觉醒、救亡、革命阶段
甲午战争后，朝野震惊，莫不感到有亡国灭种之虞，国人渐醒，留学成了救亡→革命的途径：清廷亦较前主动，实行较开放的留学政策；并初步拟定了一些留学方针、政策。于是大批志士仁人纷至海外，特别是到日本“寻药求医”，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规模空前的留学运动。
1.涌向日本的留学群
1895年，御史杨深秀上奏：日本明治维新功在留学生，奏请派人赴日学习。1896年官派留日开始，此后几年内，中国留日的学生剧增。其间虽因国内外政局的影响，起落较大，但到辛亥革命时，较普遍的说法是总数在万人以上。据笔者推算，当在22000[1]人以上。名人有：黄兴、宋教仁、于右任、陈天华、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涛、方声洞、赵声、汪精卫、陈其美、冯自由、蒋介石、何应钦、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蔡锷、张绍曾、吴禄贞、鲁迅、陈独秀、吴玉章、李汉俊、钱玄同、周作人、丁文江、王国维、王揖唐、古应芬、成仿吾、朱希祖、孙传芳、杨度、梁希、李四光、李叔同、李烈钧、吴稚晖、范源濂、范旭东、林长民、秋瑾、胡汉民、阎锡山等。
2.晚清留学欧美学生群
自留美幼童撤回后，清政府官派留美停止，民间亦只有少量的沿海华侨子弟如孙中山等赴美学习，在1876年—1902年间，在美读大学的仅75[2]人。直到1901年，北洋大臣袁世凯从北洋大学堂选派8人赴美才又重新开始。而自船政学堂学生赴欧以后，直到1902年清廷才正式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此后，留学欧美之风始兴。到辛亥革命前已形成东西两个至少在600[3]人左右的留学欧美学生群。其中1908年前官派留美生约110人[4]；1912年前官派留欧生在310[5]人以上。1892—1911年在美入高校者561[6]人。此群名人有：孙中山、颜惠庆、孔祥熙、李石曾、宋庆龄、王宠惠、王宠佑、顾维钧、蔡元培、马君武、赵元任、胡刚复、钱崇澍、竺可桢、周仁、梅光迪、宋美龄、施肇基、翁文灏、任鸿隽、丁绪贤、马寅初、伍廷芳、梅贻琦、胡适、伍朝枢、伍连德、蒋梦麟等。
（三）民初——二十年代末：自由发展阶段
辛亥革命后，封建的教育宗旨被否定，留学政策有较多改进；民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多种学说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为建设不同模式的中华，不同派别、集团、方方面面的人士继续到海外学习。但由于国内政权更迭频繁，留学生在域外困难重重；也因同样的原因，国内政治控制空隙较多，派系杂乱，留学的自由度较大，得以充分扩展，形成了百家竞派的自由局面。
1.人才济济的留美学生群
其时，留美人数激增，一是早期留美人员的影响，二是庚子赔款的作用。庚款留美始于1909年，主要由清华学校选派，到1929年结束，21年间共派出1279名，另有476名庚款津贴自费生，10名特别生，和各机关转入清华的60人，四者之和达1825人。事实上，这仅是此阶段留美总人数的一小部分，在此期间历年赴美入大学、学院学习的人数达5362人[7]。而这也并非全部，并不包括：(1)自1850—1853年间（计算的实际年头为70个，有的年头空缺年份不详）的5133人在1901—1921年中入学的人数。如加上5132人在70余年中的平均数与21年之和1543的话，当达到6910人。(2)在此期间未入大学的预备生、技校生、实习生。如果这几类学生为高校生的八分之一的话，当为1150人，这样留美总人数将达到8050人，恐怕不会再低于这个数字了。其中名人有杨杏佛、胡先骕、茅以升、侯德榜、姜立夫、梁实秋、冰心、吴文藻、陈衡哲、李济、陈鹤琴、闻一多、徐志摩、洪深、梁思成、林徽因、萨本栋、蒋廷黻、杨荫榆、陶行知、罗隆基、廖世承、陈瀚笙、杨石先、陈岱荪、汤用彤、曾昭抡、金岳霖、周培源、倪征
、方令孺、方东美、叶公超、叶企荪、冯友兰、冯文潜、朱湘、全增嘏、庄长恭、江泽涵、孙科、孙本文、孙越琦、杨廷宝、吴有训、吴国桢、吴泽霖、吴贻芳、宋子文、张伯苓、张奚若、陈立夫、孙立人、张孝骞、凌鸿勋、杨武之、傅鹰、邓叔群等。
2.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群、
勤工俭学是一场由社会名流倡导，以受过初等教育为主的中下层家庭出身，多种职业、不同年龄层的人参加的特殊的留学运动。酝酿于民初，结束于1925年，正好以五四运动时期为中心，可见它首先是五四思想大解放的产物。其次导源于法国的基本情况及发起人对法兰西文明的崇拜。其宗旨为通过“勤工”与“俭学”达到留学目的。前后共计有1700名以上的人赴法，但最终造就的则是一大批共产党员名人：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徐特立、李立三、蔡畅、王若飞、陈毅、萧三、傅钟、刘伯坚。此外，还有刘清扬、盛成、程茂兰、任光、朱冼等各界名流。
3.二十年代留苏的政治家群
二十年代留苏学生主要是由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所派出，这是一次完全以夺取中国最高政权，在中国开展全国的革命为目的。的政治性的留学运动。1920年开始，共产国际开始设立专门的学校为东方被压迫民族培养干部。1921年，在陈独秀的组织下，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余人首次赴苏联留学。此后，由法国勤工俭学转道来苏一些共产党人。1924年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共同或分别派出一些人赴苏。1927年蒋介石反共清党后，完全由共产党派出，并达到高潮，总计约在1600人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国共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政治家，还有的成了军事家，如：刘少奇、任弼时、赵世炎、肖劲光、张浩、关向应、董必武、邓小平、廖承志、左权、陈延年、陈乔年、何叔衡、刘仁静、伍修权、王明、甘泗淇、叶挺、陈伯达、王若飞、叶剑英、刘伯承、林铁、杨秀峰、陈郁、李维汉、李立三、俞秀松、许光达、秦邦宪、乌兰夫、聂荣臻、李富春、蔡畅、刘伯坚、朱德、杨尚昆、林伯渠、章汉夫、陈赓、傅钟、吴玉章、孙冶方、叶青、蒋经国、邓文仪、贺衷寒、康泽、郑介民、谷正纲、谷正鼎、皮以书、屈武、王叔铭、王懋功、王新衡。陈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也曾不定期地在东方大学学习。
4.愤激的留日学生群
辛亥革命以后，留日之潮依然汹涌。不过，因中日关系的复杂化，留日人数时增时减。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行径所激怒，留日学生常常表现出愤激的归国罢学行为。但总的说来，人数依然众多，不过，迄今为止，尚无较具体权威的说法。有的只是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人数。如据陈启天统计，1913—1917年派往日本的公费生人数共计为6405[8]人。而据二见刚史·佐滕尚子《中国人日本留学关系统计》1906年至1921年留学日本人数统计表”：
时间 人数 时间 人数 时间 人数
1912 1437 1916 2790 1919 3455
1914 3796 1917 2891 1920 3521
1915 3111 1918 3724 1921 2119
共9年，被重复计算的总人数为26574，若每人被重复计算2次，实际人数也当在13287。而据刘志强《北洋政府时期的留学教育》[9]：“到1927年，留日人数为1924人，1928年为2496人，1930年为3064人”，那么四年之和为9969，用同样的方法，可求得这四年留日的实际数为4984。用13287+4984得18271。也就是在1912—1930年的19年间，其中13年留日人数为18271。那么，可以推测，民初到二十年代末的19年中，留日人数也当在2万人以上。其名人有：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张资平、丁衍庸、王亚南、王学文、丰子恺、方光焘、方振武、邓初民、艾思奇、田汉、叶籁士、吕澂、汤恩伯、苏步青、宋希濂、李大钊、李亚农、李达、陈抱一、陈建功、陈望道、周恩来等。
5.留欧学生群
辛亥革命后的20年，国内政局动荡，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到万里之外的欧洲留学带来了许多不利。到国外后，学子们为生计又常随物价的起落在英、法、德等国之间移学，因此这时期留学欧洲的学生较留日、留美的困难得多，形成了留学英、德、法等国的留欧学生群。虽然尚无确切的数字证实这二十年中留欧的人数，但实际上这个学生群在规模、数量上都较同时期留学日、美的留生群要小。有关较为可靠的零星数字是：(1)1913年—1917年到欧洲各国留学的公费生是999人[10]。(2)1924年留英学生有200多人[11]；1927年留英人数约300[12]人。(3)《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认为，1924年德国柏林一地有留生近千名。(4)1925—1929年5年中历年留德人数依次为：232、214、193、174、153[13]。虽然这样，在这二十年间留欧的人数也当在5000以上（这个数字是否接近于实际尚待资料进一步证实），名流亦不乏其人：朱家骅、刘半农、王力、宗白华、贝时璋、梁伯强、金问淇、王光祈、徐志摩、王世杰、傅斯年、曾琦、徐悲鸿、刘开渠、熊庆来、杨钟键、李四光、何鲁、何思源、张玉良、张君劢、张道藩、陈寅恪、严济慈、伍献文、丁西林、马思聪、王炳南、巴金、邓兆祥、左舜生、朱德、朱东润、朱光潜等。
（四）1930—1937：抗战前准备阶段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所制约，一时尚无暇顾及留学教育。越二年实行所谓“训政”以后，提出“教育为立国之大本”，留学教育也渐被重视，而且因有以往较长期的留学教育之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还因为回国的留学生的参与，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正规的措施，准备长期实施，并开始了对留学生的“党化”教育，以培养其需要的“建国”、“建党”人才。其分布情况为：
1.战前留美学生群
目前有案可稽的数字是：根据梅贻琦等的调查，(1)1930—1937年八年中历年进入美国高校的人数之和是1638[14]，而根据《中国留美留加学生概况》：1935年在美国大专院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共1443；若再加上1936、1937年新入学的499[15]，当为1892人。梅贻琦为严肃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其调查可以说是宁缺勿滥，也就是说他的调查是可靠的，又是最低限度的，而事实上却超过他的调查；若再加上技校生预备生和实习生等未被收录的，最少也不会少于2000人。这一群体之中的名人有：林巧稚、金善宝、孟昭英、赵九章、施汝为、钱伟长、钱思亮、唐明照、谈家桢、喻宜萱、褚圣麟、钱学森、马星野、吴大猷、殷宏章等。
2.战前留欧学生群
因当时中德关系较好等原因，此阶段的留欧学生以留德为热点。但据冯至回忆，在1930年他到德国时，大学城海岱山中国人寥寥无几[16]，其它城市的中国留学生也当不会太多。以后才逐渐增加。到1934年蔡廷锴旅欧时“我留德学生约四百余名”[17]，到1937年已增至700余人。留英人数与留德人数相仿，1934—1936年为最多，达到500余人。[18]留法及欧洲其它国家者亦当不下于百人。名人有：蒋纬国、卢嘉锡、邱清泉、钱钟书、冯至、季羡林、戴安国、梁宗岱、朱契、艾青、贺麟、熊伟、乔冠华、伍蠡甫、许宝禄、杨宪益、李浩培、吴大任、吴征铠、吴恩裕、何泽慧、汪德昭、张文裕、钟惠澜、费孝通、桂永清、钱三强、翁文波、黄维、廖耀湘、王竹溪、王仲侨、王淦昌、卢鹤绂、白希清、吕斯百、朱自清、储安平、黄汲清、陈省身、柯召、严恺等。
3.战前留日学生群
进入三十年代，日本侵华行为日益公开化，给留日学生以极大刺激，引起他们的极大愤怒，留学人数较之以往有更大的起落。但由于一衣带水，对日留学管理较松、经济和“师夷制夷”的心理等原因，留日人数仍较留学其它国家为多。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1933年，留日人数降至1417人，而到1935年11月，又增到8000[19]人。到1936年，又降到5909[20]人，卢沟桥事变前，留日学生绝大部分回国，参加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其中的名人有范寿康、周扬、张友渔、林默涵、王亚平、王式廓、王铁崖、叶君健、朱维之、杜宣、张香山、林林、林基路、林焕平、罗元贞、贾植芳、殷孟伦、韩幽桐、覃子豪、傅抱石等。
（五）1937—1945战时收缩阶段
卢沟桥事变以后，大量国土先后沦陷，全国转入战时阶段，留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转为收缩阶段。
（六）1945—1949战后留美热阶段（战后留美学生群）
抗战胜利后，留学潮流涌向美国，这是因为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战败，而英、法又深受战争创伤，能够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能力有限；自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已不派人员留苏，30年代以后，仅有少量的共产党人赴苏。战后内战激烈，共产党人赴苏也很少。而美国此时因战争的胜利，影响达到高峰。加上当时中美两国政府亲善，为战后建设的需要，中国派出多种人员赴美国学习、进修、实习；而民间亦崇美，因此，留美自然地形成一股大潮，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战后留美学生群。据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到1949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达3797人，但此数字保守。据梅贻琦等《中国百年来留美学生调查录》，1946—1949年四年中在美入大学（院校）的人数即达3659人，假设这批人在此期间无一人回国，两者相差也仅102人，即仅102人是未进大学（院校）的，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战后四年留美的实际人数当超过4000人。其中有名的有杨振宁、李政道、谢希德、王世真、毛汉礼、邓稼先、业治铮、朱光亚、乌沧萍、庄逢甘、关肇直、姜泗长、李林、李赋宁、严东生、唐敖庆、吴阶平、张芝联、张存浩、张道真、张锡泽、陆裕朴、陈荣悌、周与良、周廷儒、查良铮、侯学煜、梁晓天、程民德、叶连俊、魏荣爵、李荫远、蔡启瑞、叶笃正、郑哲敏等。
（七）走向两极的留学教育阶段（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
1949年，中国政局发生剧变，原南京国民政府被推翻，一少部分残余人员逃到台湾省；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存在的分裂状态，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走向两极状态，留学教育也走向了两极阶段，形成了两大不同的留学生群体。
1.留学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学生群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所致，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自觉地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经过极其严格的政治审查之后派出的留学生，也以到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其次少数人到社会主义的朝鲜、越南和古巴。在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以后，派出的人员渐少。直到1965年国务院批准本年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学习自然学科人员50名，才首开新中国成立以后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先例。文革十年中派遣留学生工作几乎全部停止。因此，在1950—1977年间，大陆派出的留学人员，不仅基本上分布在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国家，而且大部分加入共产党，因此，我名之曰“留学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学生群”。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50—1976年新中国的留学生总数为12695其中相当数量的人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党、政、军、科技、文化界的领导和骨干。如江泽民、李鹏、刘华清、邹家华、李铁映、丁衡高、聂力、肖秧、刘剑峰、刘国光、刘振元、李贵鲜、尉健行、张皓若、田震环、徐世平、田曾佩、吕同六、刘纪原、刘鸿儒、阮崇武、孙家栋、李德伦、严加安、吴大英、吴祖强、何竹康、宋健、张羽、张学思、罗干、郑光迪、赵东宛、贾志杰、顾明远、钱其琛、殷承宗、黄毅诚、戚元靖、干福焘、王厚德、王家福、王梓坤、方守贤等。
2.“自由世界”的留学生群
国民党困守台湾以后，鼓吹“反共抗俄”，力图把此岛变成“反共复国”的基地，极端依附美国，也形成了“一边倒”的倾向，留学教育也被纳入了这种政治和外交的轨道，陆续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谓“自由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留学生。最初是仍然按照1949年有关的规定派遣。1954年以后，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派出人员的方法及管理规则有所调整。其中较大的为1976年12月颁布的《国外留学规程》，宣布取消自费留学考试（此类考试录取人员占留学人员的大多数），实行开放的宽松的留学政策。因此，本文把这作为台湾留学教育进展的一个分期标志。这与大陆文革结束即将进入新时期的时间相近，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但却给笔者的论述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据统计，在1950—1976年间，台湾地区的留学人数达4万人左右，也就是说留学人员占人口总数的五百分之一。这相对于总数还不足2000万人的台湾地区人口总数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和财富，对台湾经济的七十年代的起飞有直接影响。其间的名人有：王建煊、叶能哲、孙震、李元簇、李钟桂、张建邦、房金炎、郑心雄、范光陵、施启扬、高玉树、郭南宏、李登辉、连战、许信良、许水德、纪政、於梨华、丁肇中、李远哲、白先勇、余光中、宋楚瑜、张丰绪、陈履安、钱复、章孝慈、章孝严、郭婉容等。
（八）开放、和谐的留学教育阶段（七十年代后期—本世纪末）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陆地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时期。就政府而言，需要大批的多方面的人才，而以往的教育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造成人才的断层，急需送出大批人员到国外学习、深造；就民间而论，被文革窒息多年，此时就如关闭已久的笼中之鸟，抓住时机急不可待地飞向长空。更由于大陆以往那种非红即黑的阶级分析和非好即坏的政治意识不再行时，在留学问题上，也不再以政治意识的红黑去规范去留学的国家和学习的内容。以后又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裂变，留学人员主要涌向原来政治意识格格不入的国家，如美、英、法、德、日、加、澳等国家。据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天保1995年6月7日介绍，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中国大陆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各类留学人员22万人。而台湾自1975年蒋介石死去，逐渐进入所谓“蒋经国时代”之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对大陆的政策都渐有变化，留学教育依然成为台湾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得到发展。大批留学人员到美国、西欧、日本去学习，从1976—1985年，已达52208[21]人（平均每年出去5000余人），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在七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近20年的时间即有30余万人出国留学（1986—1995年间台湾留学生的数字待以后补证，这里，按1976—1985年每年的平均数字计算），而且海峡两岸的留学生，出现空前的和谐相处的新格局。据此，我把此阶段中国的留学教育称之为“开放、和谐的留学教育阶段”。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称清末的留学生运动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22]，而我则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留学运动，是二十一世纪之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留学运动。这批人对中国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的前30年中将逐渐显现出来，目前尚在成长发展阶段，已有重大影响的韦珏、姜伯驹、陈章良等已脱颖而出。
三、几点简略的分析和展望
（一）留学运动之出现与留学生群体之产生，最初是“冲击—反应”的结果，即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列强对古老的中国进行野蛮的侵略之后，国人开始警醒，力求自强和更新的一种反映，这在甲午战争之前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在此以后，逐渐地变为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试图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种自觉行动。这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虚怀若谷，“见贤思齐”的文化心理，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摆脱传统文化中保守、消极、专制的落后因素，而力图超越自己，更新民族文化的精神、活力和生机。从留学者绝大部分都是自费出国这一事实来看，更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愿望、毅力、魄力和能力。
（二）留学运动与留学生群体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影响极大，已被还将越来越被中国社会发展的事实所证明。除了一小撮臭名昭著的民族罪人、汉奸和卖国贼外，他们都力图把中国引向近代化（方向不同）。为了表述的方便，可分为三种情况，姑用“集团”名之：
(1)“留学日本集团”：最初大多为同盟会会员。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亦有重大影响。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一“集团”对中国的整体影响到四十年代末基本结束。
(2)“留学苏联集团”：其成员大多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坚，从二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以1949年中国的成立为标志，一直影响到当今。
(3)“留学美欧集团”：这一“集团”对中国的影响最早，但在1949年前，由于中国的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消除，加上各种战乱等种种复杂的原因，美欧的政治体制和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上层建筑始终未能全面施行和普及；1949年后，由于与之相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处于支配地位而受到荡涤（但和平演变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这一集团对中国最大的影响相对于前二种的政治影响而言，集中地表现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应充分估计。近年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裂变和改革开放及国际交往的进行和扩大，美欧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留学生之信仰、思想、理想和行动，反映或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和中国走向世界的信仰、思想、理想和行动，决定或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走向和命运。
需说明的是，笔者在此无意贬低其它群体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此论有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有关论述和他1957年在莫斯科对留学生的讲话可证，在此恕不详述。因此，应重新充分肯定留学生群体在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而这正是笔者思考“留学生与近代中国”这一课题之主题理由，其中心问题则是“留学生与中国的近（现）代化”。
（三）以往的留学运动虽然屡受挫折，但总的看来是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今后的趋势和影响是：
(1)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这两者也势不可挡），中国的留学大潮还必将“卷起千堆雪”，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或二十一世纪末达到顶峰，即当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的总体水平与世界接近或持平以后，才会慢慢回落。
(2)根据七十年代中期之前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之认识，笔者在此大胆地预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留学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
这绝不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原因很简单：要治理和建设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12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必须有一个为人民大众真正从心底拥戴的、具有现代化知识结构的不断发展的精英集团，这不仅需要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还需要掌握世界上能反映或代表人类先进水平的思想和文化，甚至还要从以往批判的思想体系中，择取其有益部分，并从宏观上了解世界大势，从而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在世界的格局中规划中国的走向，领导中国人民营造辉煌！实现近150年来多少代中国人为之追求奋斗的理想！而这，中西合璧的留学生群体无疑具有比其它群体更多的客观条件。
所以，建议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放眼二十一世纪，以前所未有的气魄，集思广益，革故鼎新，励精图治，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改革的速度，更加重视留学生问题，更合理、科学、配套地制定留学生政策，更进一步加强对留学生的派出、教育、管理、培养、宣传和使用，使之尽可能多地返回祖国，并在再次认识国情的基础上，把自己所学到的丰富的中西文化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转化为建设祖国的智慧，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中华而奋斗。
注释：
[1]根据是：1)1898—1902年每年在日学生数为72、143、159、266、727，见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堂学生题名录；2)1903—1904年在日留学人数1242、2557，见董守义《清代留学生运动》；3)1905年数字采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8000人之说；4)1906年数字取实藤惠秀8000人之说与陈清元《中国教育史》6000人之说的折中数7000人；5)1907—1911年各年的数字6797、5216、5266、3979、3328取之于二见刚史、佐藤尚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因此1898—1911年逐年被重复计算的在日本留学生总数为44752。又据对笔者主编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所收录的在此期间留日人员在日时间的分析：一般为二年，即被重复计算2次左右，故用44358÷2得22179人。
[2][6][7][14][24]根据梅贻琦、程其保（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1854—1953)逐年大学、学院）入学人数相加而得。
[3]《美洲留学界情形》一文，认为1910年在美人数为500余人；王琪《中国近现代留学大事记》认为1907年“当年，中国留美学生约600人”。笔者综合此二说与其它材料、观点，持600左右说。又据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1908年到1910年前后，中国留欧学生总计约500人，其中留法学生140余人，留英官费生124人，留德77人，留俄23人。留比人数不详，今证之如下：1903年，湖广总督端方在湖北各学堂中挑选36人赴欧，其中留比24人，1904年四川选派13名赴比；湖南选派3人赴比；1905年商部派遣100人留比；1906年袁世凯动用天津海关税收派人赴欧，其中5人留比；1911年，浙江报考20人分送德、法、英、比；例如平均的话，当有4人赴比。这样留比的具体数字当在137人。而实际上，限于当时的情况，未被收录的自费人数还有相当一批，故我亦推测辛亥革命前留欧的人数至少在600人左右。
[4]根据王琪《中国近现代留学大事记》中数字相加，见《中国留学教育史萃》。
[5]根据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22年），第55—56页所引资料相加而成。
[8][10]《近代中国教育史》，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第323页。
[9]刘志强《北洋政府时期的留学教育》，见《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73页。
[11]《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第245页，周恩来致表史陈式图的信（1921年2月23日）；
[12]《留英学报》发刊词，1927年第1期。
[13]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1989年版，第5页。
[15]《中国留美留加学生概况》，见《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第一卷8期，1935年8期。
[16]《海德贝格纪事》，见《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203页。
[17]《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4页。
[18]《我国留德学生之状况》，见《兴介日报》1937年3月5日。转引自《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19]见《教育杂志》第25卷19期，1935年10月。
[20]见《教育杂志》第24卷1期。
[21]1995年6月8日《光明日报》第一版。
[2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93页，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