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贫”与“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1995年5月26日的一份报纸上，我读到一位云南民办教师的信和一位学者的答复。这位教师在信中说：“我是一个民办小学教师，月薪180元，离我不远的镇上，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人月收入一万多元，这算不算‘两极分化’？听说沿海地区有很多百万元户，是这样么？”
这位学者在题为《正确对待贫富差距》的答复中说：“不能这样比，要看有没有‘两极分化’”，“中国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例，比新加坡高；中国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例，比新加坡低。这一高一低，足以说明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太大的。”以上是从量上说的。
答复中又曰：“从贫富差距的性质上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向上的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有相当多的人是合法经营的，是劳动得来的，靠歪门邪道发家的，毕竟是少数。况且中国的富者分散在不同社会阶层，他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远没有配套，一时难以形成独立阶层，难以成为‘一极’的。”
怎么办呢？答复中还提出了对策设想：“尽快完善中国的市场机制，尽快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推向更高阶段，并进一步用完善的市场经济来战胜非市场化和泛市场化，从而把中国的贫富差距缩小。”
读了这篇答复，我感慨良多，久难释怀。这无疑是告诉这位民办老师，请你等着看吧，你总有一天会脱出涸辙入于大海的。不过，眼下你还是要对“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太大的”这种情况知足。
〈二〉
“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123页）。
这样简单明了的语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的语言，是没有“过时”的，是不应被我们的经济学家忘记的。
我们的经济学家绝不能做拜物教的信徒，绝不该在“物”和物的数字里玩游戏，见物不见人，有意或无意地做出自欺欺人的论断。
像上述答复那样的文章，我曾看过几篇，它们玩弄着许多词藻，绕出许多弯子，不肯把亿万、千万、百万富翁与年收入不过几百元、上千元的贫户之间的差别说成“贫富悬殊”，而说成“贫富差距并不是太大的”。
我完全相信“中国低收入者的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例比新加坡高；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例比新加坡低。”不但现在相信，退回五六十年，我也相信这个情况的存在。四大家族的资产总额也不过几十亿美元，在国家资产总额中不会占很高的比例。几十年前就有一种理论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并没有阶级。我听了有的专家的论断，觉着与这个理论并无什么创新，或者还不如他们的用语易解。
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旧社会那样完整的阶级对立，可是有阶级的残余。这个阶级的残余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得到国际资产阶级的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持。国际、国内反动势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力求使社会主义“大失败”，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是他们毫不隐讳的立场，也是他们不遗余力的实践。苏联解体和东欧演变的事实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从这一事件里受到很大鼓舞，使他们断言：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从理论指导上不给出确实有效的指导和措施，只寄希望于“市场经济推向更高阶段”的话，贫富悬殊引出“两极分化”或“阶级分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是经过先富、后富的过程达到共同富裕。在这样的全过程中有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就是抵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行的“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挡住“两极分化”，建设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是新历史条件下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沿着商品拜物教之路是走不通的。古典经济学家走过的见物不见人的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抛弃了。
〈三〉
在上述那位学者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太大的”，并由此断定是“没有两极分化的”。
什么是“两极分化”？的确不能简单地从抽象的“贫”与“富”来判断。收入千元的人，比收入百元的人富了十倍，不能因此便判定两者处于“两极”。但要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欣闻县宰加朱绂，定是黎民血染红”，也是古人透过“物”的贫与富，看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关系的。
这样比较还不周到，应该从“物”的生产与占有上来分析。“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一个人钱多了，除了吃喝嫖赌、吸毒、住好房子、穿好衣服、坐好汽车等高级享受之外，很自然地要想生财之道，即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之道。不外两条路：把它投入金融市场（放高利贷、搞证券、期货、房地产等投机）或投入生产，雇工剥削。那位学者说他们的收入大多数是“合法经营的、是劳动得来的”，“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远没有配套，一时难以形成独立阶层，难以形成为‘一级’的”。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从总体上看，那些富者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远没有配套”是事实。可是，我们懂得：一旦要“配了套”，那含义是社会主义毁灭，人民民主专政的崩溃。我们不能坐等它们去配套呀。
我们还要看到，阶级的“配套”，是在“存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行动”规律的支配下，自然而然地走出来的，并不需要有人召集他们开会给以组织。“钱权交易”（也还有钱色交易）的经验，至少吕不韦时代就已经总结得很明白了。不韦问父曰：“耕田之利几倍？”父曰：“十倍。”不韦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父曰：“百倍。”不韦再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父曰：“无数。”于是不韦贿赂华阳夫人，得立秦质子子楚为太子，又把已孕之赵姬赠子楚。子楚继位，赵姬生秦始皇，不韦为相，封文信侯，食蓝田12县。可知钱权交易之利，不可胜计，也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配套”的过程。君不见靠“关系”、“后台”组建了许多“父子公司”、“夫妻公司”、“兄弟公司”，把持着若干国有资产，在搞“公私不分”或“化公为私”么？
晋鲁褒说得更明白：钱之为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阁。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在商品经济激烈竞争之中，一些“能手”不是用钱开路，买信息，夺抢手货，调动党、政、军、民以及黑社会力量为之服务？偷税漏税，诈骗贷款，不是屡见不鲜的事吗？中国本来不进口外国香烟，外国香烟却到处皆是。从1983年就开始严打，至今已有13个年头，党中央确实对反腐败尽了极大努力，而此风却不见小，可知抵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腐败源之艰难，可知在不少的局部，那些“捞钱手”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已经配套或正在配套。
“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既然允许剥削工人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不发生虐待工人、过量劳动、侮辱人格等类事件。个体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里有一个量的问题，过了量就会引起质的变化。这是在生产体系中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交换体系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积极有益的好经验，我们应该大力吸取。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痼疾就是使用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公开的、秘密的欺诈、哄骗、收买等手段，追求超额利润。这个负面因素，一定程度上已经带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起着严重的破坏、腐蚀作用。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与风尚，便是由此滋长的。证券市场与股份公司可以把社会游资集中起来，转入生产、发展生产，这是进步的，应该采用的；可是在投机者的哄抬作用下，证券价格涨落，瞬息万变，投机者可在一日之中化为巨富（当然也有一日化为穷光蛋的，但能左右股市价格的大亨是不会失败的），证券市场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于是大量货币不但不转入生产，反而失去了货币本性，成为一般商品，在证券市场中倒来倒去，几千亿资金滞留在这里。期货市场也是进步的。它可以促进期货的稳定供应，保持有计划、按比例的均衡生产，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但资本主义的期货市场，加进了欺诈、拐骗行为，便成了买空卖空的大赌场，把不少期货合同变成了空文游戏，制造出许多无法追补的三角债。在这里又滞留了不知多少资金。房地产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一开始就是投机赌场；英国地主阶级最初以出卖地产为业投入了资本主义。几经周折，他们觉悟了，这样干，在资本主义行列里站不住脚，便改变了方式：地主出土地，产业家投资盖工厂，建农场，50年后，工厂、农场一律归地主所有，英国的地主阶级便转化为产业资本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是国有的，其自然升值不应该属于私人或小团体，更不应该利用自然升值去倒买倒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研究。但已在房地产市场中滞留了大量资金。
这些情况表明了“合法经营”与“不合法经营”总是难解难分的，经济学家的任务在于找出“趋社会主义之利，避资本主义之害”的出路，讳疾忌医，空头支票，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
这里有一个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根本上是反腐倡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找出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并要培育人民与干部自觉地而不是以强制为主地去执行。
〈四〉
从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都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排除商品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的商品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有共性：都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体，都受着价值规律的制约（社会主义商品受价值规律制约，又不完全受价值规律的制约，无私奉献精神及其劳动就不受价值规律的制约）。但社会主义的商品有其个性：货真价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生产和交换本身的产物，而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才能产生的崭新的生产与交换。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极大地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意识”笼罩了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同上）这个负面因素，是我们必须抵制的。削除了这个负面因素，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以使“贫富差距”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使之不引向“两极分化”。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批判、继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一切进步的因素，排斥其一切腐败因素。抽象地谈市场经济等于照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是容易的，却带有毁灭社会主义的危险。
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和货币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就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反杜林论》）。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议员、州长、总统、总理，都是各资本家出钱，才“竞选”出来的。各路资本家为了要他们成为忠实代言人，没有不以多种形式行贿的，揭开幕前挂的锦帐，他们很少有清白的。这是铁的事实。从根本上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反腐败”，多半做的是虚伪的文章。
商品和货币的这种腐蚀作用，随时随地可以发生。今天，腐败风之所以蔓延、屡禁不止，而且侵入党的肌体，是值得深深警惕的，更值得深入思考的。到底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抵制资本主义商品所带来的腐蚀作用，建设有社会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见物不见人”的学者侈谈丢开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积极性的所谓“科学管理”，用低级的数学原理，花样翻新地给出同一内容的公式：1+1＝2。他们不懂高等数学早已给出的结论：1+1＝±2。我希望我们的学者应当理解，人的积极性是科学管理的唯一支柱。
我们不可以任意夸大“贫富悬殊”和已经引来的危险性，可也不能不承认这已是现存的实际：有的统计数字说百万富翁已有百万。这个数字可能不准确，但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已经有了相当数目，则是事实。雇工几千人的私营企业也不是一、两家。搞剥削的也可以入党，一个人娶6个老婆能得到6份结婚证，生了6个孩子都得到了城市户口，至于投资选美的奥秘在香港报上是有披露的。那位学者说：收入相差13倍，“应当说不算小，可是，同国外的几十倍之差相比，那还是不能算大的。”我不相信这位学者不知道：洛克菲勒、杜邦、摩根索、福特等家族的收入与美国三千万贫困线下的人们的平均收入差距才几十倍；我也不相信这位学者不知道：我们国内亿万富翁与收入几千元户的差距才是几十倍；我也不相信雇四五千人的富户，不是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因此，我说：第一，不要怕说“贫富悬殊”，只说“贫富差距”；第二，富人的钱有许多已经转为资本；第三，既然转为资本，为了夺取尽可能多的超额利润，就必然用钱买“关照”、“优惠”、“走私”、“偷税漏税”、“各种方便”，就必然用钱打通各种“关节”使之为他们服务；第四，为了追钱不可免地衍生出数不清的怪胎。中央一再命令，党政机关不许搞“经济实体”，要脱钩，实际上许多是明脱暗不脱。所谓“经济实体”都是从国有资产中挖出来的一块，然后承包出去，许多户把“实体”赔光，富了承包人家；金融市场活跃起来之后，有的夫妻、有的几个哥儿们，通过“关系”（实际上是内外合作，利益均沾）从国家银行贷得一笔钱，便注册成立“公司”、“信用社”，然后，又可以用这笔“资产”为抵押，再以“合法的形式”借一笔，又成立“公司”或“商店”，如此连环借贷，然后，一家把资金转走，资不抵债，形成一串债务无法解决，最终由国家银行背起这无可奈何的包袱。这些就是“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的过程。
我们允许先富后富，允许贫富差距，因为这是历史规律的规定；但是我们不允许先富后富，贫富差距，演成无限的悬殊，无所制约，这是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历史规律的规定。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容有时间去研究，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不行的。
小平同志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指示：“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139页）1992年一月至二月，小平同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对贫富差距的发展引起了注意，他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同上书，第374页）
〈五〉
怎么办？党和人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党采取了许多措施，这是可信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大问题还是理论问题。“没有革命的实践，不能产生革命的理论”，我们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去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取得切合新时代历史实际的理论；胜利时，我们好好研究取得胜利的原因，一分为二地考查一下胜利成果，何者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便坚持下去；何者不符合于上述要求，便坚决扬弃；这样，成功才可以成为下一步胜利的起点。“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所谓“革命的运动”，不但是摆脱了盲目的实践，而且是符合无产阶级的目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一国无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统一；共产主义者相信，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人类都得到解放，才有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共产主义者的实践，永远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这种“革命理论”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马恩全集，没有一篇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
有些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有人指责：“新时代还在教科书里用过时了的马克思经济条文当教材”太不应当。说这种话的人有的是一生反马克思主义的。像尼克松、布热津斯基、克林顿等辈，他们和他们的150年前的前辈一样寄希望于人民“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社会的方针”，“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从马克思主义一出现，他们的前辈早就说过这类话了，这类话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著作中，都说得很明白。中国人说这种话的，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也有另一种人是随声附和的，像《丑陋的中国人》《山坳上的中国》《河殇》《红高梁》等的作者，他们没有读过中国史，更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凭“灵感”在发泄精神空虚的“哀叹”。跟这些人不但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连炎黄文化也谈不上。
当然还有的学者，他们有的可能是“读书破万卷”的，他们可能“下笔如有神”。这神却不是马克思主义之神，说不定是其他什么之神。他们也常提起马克思主义，却常常借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削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坚持阶级分析的学说。丢掉了阶级分析，谈抽象的爱，口饮一万多元一瓶的法国路易十三美酒，怀抱如花似玉的陪酒女郎，口口声声都是爱，可是爱不到食不饱、穿不暖的贫家男女；大谈抽象的和平与战争，表现着爱和平、恶战争的“热情”，却对霸权主义只许自己造原子弹、化学武器，不许别人保卫祖国，只许他去镇压别国人民和本国人民，不许别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这种人把独立、自主、自由的和平与霸权主义者要求的把殖民地和本国人民踩在脚下、不许反抗的和平，把侵略别国、镇压人民的反动战争与民族反侵略、人民求解放的正义战争混为一谈，实际上为霸权主义者的邪恶开路；在经济上无限夸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力，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可以“长出社会主义”，好像垄断资产阶级都是大慈善家，可以自动放弃资本和政权。
这些花色的议论有一个共同点：对历史的发展，不作阶级分析：一种人是不承认阶级分析；一种人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阶级分析学说，故意忘却。他们都一样要丢开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次开辟出来的指导人类自觉遵循历史规律创造历史的宝贵学说：马克思主义。
列宁继承发展了这个学说，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继承、发展了这个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这个学说，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指导我们前进的力量。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们规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我们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我们规定了必须选拔德才兼备干部的组织路线，还特别指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147页）
小平同志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具体的阶级分析为起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同上书，383页）。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成败“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同上书，第381页）他指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同上书，第379页）他对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有许多指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必须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论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民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将是并行的”，“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上书，第208页）“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同上书，第124页）。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阶级分析的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书，第373页）
我引来小平同志许多论点，目的是：第一，不要把改革开放，搞四个现代化，安定团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立起来，相反，反对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有真正的安定团结。第二，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同上书，第369页）正确理解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确领会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一个不学、不懂、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正确领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实事求是”为精髓，但不是丢开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所谓“实事求是”。它不回避现实，讳疾忌医；在现实面前，不搞主观随意性，也不惊慌失措，而是按历史规律寻求解决办法；它承认实事是现象的存在，“求是”不是现象的罗列或机械的排比，而是对事物内在规律（本质）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观人鉴物的追求；它认为人格的卑鄙、堕落、腐败不是抽象人性的表现，是人在商品经济中商品化的结果；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商品意识”的泛滥不是商品本身之过，是交换价值溶化了的资产阶级追求超额利润的结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实践，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为基础的。
还是用小平同志的话收尾吧：“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同上书，第143—144页）
小平同志说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他说的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他要建设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丢掉“社会主义”，高谈阔论，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跟走向共产主义的目标，根本不能沾边，是没用场的话，或混乱视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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