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思想史”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新经济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1-0074-12
作为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相比，一直被严重忽视，目前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人才流失也异常严重，一些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后继乏人的状态。如何振兴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最近20多年来现代哲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为背景，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出初步尝试，以便抛砖引玉，推动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与创新。本文首先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入手，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然后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主要缺陷进行剖析，分别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历史渊源、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作为基本内容，扼要讨论笔者所谓“新经济思想史”的初步设想，最后则简要说明这种“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一、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新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
战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之分，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内部又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划分是否有其历史渊源，它的根据是什么，它对思想史研究又有何意义，这是笔者所谓“新经济思想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我们可以注意到，从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1898年老制度学派诞生为止，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体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边际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在这些学派中，只有边际学派作为目前新古典经济学的前身在战后成为主流学派，其他学派则都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对者，换言之，它们都是现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这种所谓主流与异端的分裂是否还能继续向前追溯？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的研究表明，我们还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①
但是，这种追溯或历史起源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可以使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些概念作为研究的基础吗？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这两个概念对经济学流派进行划分，但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都包括众多流派，因而，这些概念难以对同一阵营中众多流派加以概括；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概念一般适用于明确定义一种经济学说，而对于长达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些概念就凸现出其静态和非历史的性质，因为无论是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对于西方异端经济学来说，从其遥远的先驱一直到现代范式的思想演变，不仅存在着经济思想的渐进式流变，而且也发生过经济思想的革命。那么，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框架，才能比较科学地把握西方经济思想史演化的脉络呢？
经济思想史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经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先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象。②有意思的是，这种想象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现，而且每当有人告诉我们，从某一角度观察事物，而这个角度的来源不能从这门科学原有水平的事实、方法与结果中找到时，那么，这种想象也许会重新进入每一门已经确立的科学发展历史之中”③。按照笔者的理解，熊彼特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世界观或哲学基础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决定性影响。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类在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种是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另一种则是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构成了人类关于世界的影像或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薛定谔所谓的“世界的图式”，自形成之日起，它们就通过科学传统或文化传统而得到传承，从而形成科学哲学家劳拉所说的“科学研究传统”。
如果我们按照现代世界观对西方经济思想史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所构成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前一种传统被看做是异端并遭到贬斥，而后一种传统则被视为正统并得到推崇；在其编撰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由于缺乏现代哲学作为“分析前的认知行为”，基本上是按照后一种研究传统组织其编撰思路的。
但是，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对于处理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显示出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陈旧的世界观。而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在其直觉意识上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宇宙观具有一致性，其理论工作具有朴素的现代世界观要素，其哲学基础先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此，这种经济学研究传统对未来经济学发展的价值要远大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所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⑤，“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唯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⑥。因此，为了重新定向经济学⑦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本文提出一种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见图1)。按照这种新思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将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化过程并对各种经济思想进行重新评价。
图1 西方经济学说的演进：两大研究传统与三大理论体系(简图)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缺陷与“新经济思想史”的创新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按照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世界观来编撰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如果把图1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的家谱》(请见图2)加以比较，这一点尤为明显：后者基本忽略了另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主干之一对西方经济思想演化过程的影响，这不仅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驱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由于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科学思维，西方经济思想史基本上就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课程，并成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家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要涉及德国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等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思想。但是，除了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以外，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界从没有人对萨缪尔森的这种简单化处理提出过异议，这就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思维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对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思想评价很低，这在我国，除了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评价外，同样也不例外。
图2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的家谱》
资料来源：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18版，内封底，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
那么，“新经济思想史”的创新何在呢？前几年，我国哲学界曾经比较多地讨论过“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在这一讨论中，有学者指出，所谓“重写”就是“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比较好地概括了“新经济思想史”的旨意所在：提高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先驱的评价并降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先驱的评价，这无疑是一种“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按照这种总体思路，对“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框架做如下简要说明。
首先，所谓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是按照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或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进行划分的。因此，就经济思想史中的某种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来说，它不可能完全具备某种传统的全部特征，甚至他们当中的一些同时具有这两种传统的不同要素。例如，虽然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主要是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世界观为其哲学基础，但他们也在其著作中容纳了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一些要素，尽管这些要素在其体系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正如理查德森在对亚当·斯密作出评论时指出的，“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的两种理论”⑧。然而，在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亚当·斯密的经济演化思想却被严重忽视了，这反映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即使是在处理其先驱人物上也具有支配性影响和严重缺陷。
其次，对于重写西方经济思想史来说，不仅要恢复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主干之一的地位，而且也要注重并不属于这种研究传统的某种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有关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演化思想。这是因为，尽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具备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的某些要素，但就其先驱流派和人物来说并非如此。例如，虽然19世纪的奥地利学派对边际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但它不仅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一直就是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丢失掉其先驱者及其流派的某些多元主义思维，主要是由边际革命受机械世界观的严重影响和战后数学形式主义革命对其范式的纯化所造成的。因此，笔者所提出的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虽然主要是以西方异端经济学为主，但也吸收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并不属于这种研究传统的某些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演化的合理思想(如图1中虚线箭头所示)。
最后，在这种新的体系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因为同属于一种研究传统，因此，它们具有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的前景(目前在图1中用虚线的双向箭头来表示，将来有可能用实线的双向箭头来表示)，这不仅可以从他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同反对和目前日益扩大的交流中观察到，而且从哲学基础上来说他们也具有共同的起源：批判实在论作为演化经济学现代综合的哲学基础，其主要的理论先驱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卡尔·马克思。对于演化经济学的现代综合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大视野和深刻的结构分析是其必须认真研读并加以大量吸收的，否则其现代综合是难以实现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新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许多人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错误认识，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经济思想史的灵感来源，本文下面就将专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历史渊源问题。然后，我们再分别讨论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这些内容都是针对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展开的，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总体思路实质性变化的具体体现。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历史渊源
按照“新经济思想史”的总体思路，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都属于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德国历史学派则是源远流长的德国经济学传统的产物。德国经济学传统诞生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之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300年里，一直是德国的主流经济学。赖纳特指出，德国经济学传统自17世纪上半叶被创建以来，在此后的300年内，对整体性的强调就成了德国经济学和德国哲学共同的标志，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相比，德国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始终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⑨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也指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⑩，因此，图1标明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都共同起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这种历史渊源。此外，笔者研究发现，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都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而出自德国历史学派的熊彼特则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创始者，这就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之间是否存在着密切的历史渊源问题。
首先，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革命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知道，按照列宁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列宁的这种表述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上，往往忽视德国古典哲学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我们前面强调的，哲学对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是决定性的，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经济学说的大分水岭总是由作为哲学家的经济学家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灵魂。由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静态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之上的，所以，如果马克思不是首先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那么他就不可能实现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和有价值的要素纳入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从而实现经济学范式的革命。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是否还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如此重大，我们不能贸然妄下断语，但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两者之间惊人的类似性。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的人；资本不创造价值；技术创新是竞争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报酬递增和社会演化的关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生产而非交易；对收入分配问题和系统协同效应的强调；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阶段和形态；历史特定性问题；对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各组成要素之间不可孤立的相互联系的信念以及社会是有机体的隐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无法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其起源，但我们却可以在德国历史学派中找到类似的论述。(11)
事实上，一些证据已经说明，德国经济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来源。例如，据苏联学者考证，马克思大概是在1843年末和1844年初有关李斯特著作的摘录中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的；而按照张雪魁的研究，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力”概念来自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不仅直接继承了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而且他把生产力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把握也深受李斯特的影响；直到晚年，马克思仍在关注和研究李斯特经济学，并对李斯特经济学有了更为客观的新认识。(12)
又如，据赖纳特的研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罗雪尔的思想，罗雪尔曾好几次引用巴贝奇(13)和尤尔(14)的著作，尽管巴贝奇和尤尔曾专门写过与大规模工业经济学有关的论文，但首次把这些创见纳入一种整体主义经济理论之中的却是罗雪尔，他因此而成为深入理解技术变迁与大量生产的首位经济学家。(15)罗雪尔的著作有26个版本，在当时的德国影响非常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引用了巴贝奇和尤尔的著作。因此，一种合理的推测是：罗雪尔的著作极可能对马克思形成和发展有关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正因为上述原因，赖纳特指出，李斯特、马克思和熊彼特作为对德语之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在经济发展动态视角上的观点极其相似，如果把他们的理论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这个传统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进行比较，这一点尤其明显。特别是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前言中说明了他是如何探寻“经济体系能量的源泉的，这个源泉自身将打破任何可能达到的均衡……我当初并不清楚……这些思想和目的正是马克思的学说中所蕴涵的”(16)。实际上，熊彼特的技术竞争理论是在马克思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拓展和发展。因此，赖纳特直截了当地断定，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都根植于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之中。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就有了两个来源，这个结论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退一步说，即使读者不赞同上述结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经济学传统之间惊人的类似性也是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价值的。我们可以研究这种类似性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导致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是如何分化的，从而在有关社会经济重大问题上如何产生分歧，这种研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且还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视角。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者都高度关注欠发达理论、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民族产业、收入分配、劳工待遇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而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国民经济学并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非常类似的问题，因此，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如何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及可以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对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仍是非常具有借鉴价值的。
四、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
“新经济思想史”对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它忽略了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或对其进行了错误的评价，从而成为其严重缺陷之一。正如赖纳特指出的，“由于经济思想史现在已经被简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家谱学，所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无法学到’当今工业化国家以往政策的历史纪录。由于没有一个诸如‘经济政策史’的学术子学科，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强国现在似乎都对它们自己的过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忘记了国家在带领它们走上脱离贫困之路上所发挥的作用”(17)，张夏准也指出，“富裕国家在过去并不是在他们现在所推荐的、并常常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不幸的是，这种事实目前鲜为人知，因为资本主义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改写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18)。与缺乏“经济政策史”子学科一样，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有意识地遗漏、低估或错误地评价曾经导致他们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下面就分别以19世纪的美国学派和重商主义经济学为例对此加以说明。
首先，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清除”掉了在19世纪曾经存在的美国学派。在美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以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立国、政府重要作用、高工资战略和教育以及技术创新重要性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经济学作为美国经济崛起的意识形态，对其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除了姚开建在其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中有一处提到“美国学派”(19)以及蒋自强和张旭昆等人的《经济思想通史》曾提到“早期美国经济学派”一词外，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通过查阅中英文版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共计32种，非常遗憾地发现，再没有其他著作提到这个学派，这些教科书只是零散地提到美国学派的一些人物，如提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有4本；提到丹尼尔·雷蒙德的仅3本；提到凯里的最多，高达14本，但其中对凯里经济思想的介绍大都是阐述他的“阶级调和论”，而对凯里有关技术创新甚至贸易保护的经济思想却只字未提；约翰·雷等其他重要经济学家几乎完全被遗忘了；更不用说目前的教科书能对美国学派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了。因此，我们认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曾占据重要地位的美国学派基本上已经被遗忘，(20)由此产生的恶果是，“(美国)这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实施了百余年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子’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它后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化身”(21)。为了响应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即将到来的大变革(从以外部需求、自由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保护主义和独立自主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恢复美国学派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历史地位，笔者组织翻译了赫德森研究美国学派的专著。(22)
其次，目前几乎所有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麻痹了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起源及其原因进行探索的意识。在经济思想史中，曾经存在两种对重商主义针锋相对的评价：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认为重商主义把金银或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这种看法被目前的教科书所采纳，尽管有一些教科书指出了晚期重商主义是重工主义，但给人总的印象仍然是，重商主义是用来描述坏经济学的贬义词；另一种评价则对重商主义经济学持肯定态度，其代表人物是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领袖古斯塔夫·施穆勒。李斯特指出，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海运事业和对外贸易；正如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的，“在欧洲工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中，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特殊的、发愤图强的阶段……(这些)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混在一起，统称为重商主义”(2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施穆勒认为，重商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建设的学说。经济史确凿的史实也说明，英国从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830年工业革命完成时，一直都在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因此，重商主义是英国崛起及其工业革命诞生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错误评价无疑掩盖了英国脱贫致富的真正原因，纠正这种错误就成为“新经济思想史”责无旁贷的任务。
就“新经济思想史”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商主义经济学(15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美国学派(从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到19世纪末美国老制度学派诞生前)和德国历史学派(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构成了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学说；而长达300年之久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则包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焦万尼·博塔罗和安东尼奥·舍拉等“意大利国家经济学派”(李斯特语)、英国重商主义、法国柯尔贝尔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派、德国官房学派等丰富的内容。详细的“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将说明，英国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实际上构成了支配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时期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日本的崛起虽然没有产生可以明确定义的学派，但德国历史学派对日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偏爱德国模式的学派——德意志学派——对日本社会的建设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人接受了支配德国历史学派的独立自主的观点。”(24)
那么，为什么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系统地忽视了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并对这些学派评价很低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来说，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为什么意义重大呢？首先，由于西方经济学目前的研究对象是发达经济，因此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经济思想史家并不关心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其次，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经济学流派不能称作经济学；最后，正如李斯特和张夏准一针见血指出的，这些曾经也是贫困的国家一旦跻身富国之列，它们就踢掉了通向富裕之路的梯子，(25)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一些西方经济思想史家有意识地从其教科书中淡化、排除甚至丑化这些经济思想的可能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家来说，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对于他们的国家才是有帮助的，这个问题是研究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推荐了与他们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截然相反的“华盛顿共识”，由此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将使人们不得不寻求替代性的发展道路。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有历史感的学者不难得出结论，全球化是美国支配世界的战略工具和手段，在“华盛顿共识”的支配下，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已经成为“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绞索”(或者称作“五贼乱中华”)，“中美国”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与寄生虫(新型宗主国)的关系，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马上作出抉择的危急时刻：独立自主还是依附型国家？近几年来，笔者一直对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大面积控制中国经济忧心忡忡，中国重新选择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遭遇到买办利益集团及其主流经济学家的巨大阻扰，但笔者相信中国人民迟早必然要作出这种新的选择。(26)为了启迪这种选择过程，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就尤为迫切。笔者研究的结论是，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这些经济思想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强国富民的经济学说。
五、“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
目前的经济思想史界存在着一种偏重于系统的经济学说的倾向，重点放在以特定的假定为基础的抽象的经济理论上，轻视那些以历史经验、现实观察和实际政策为基础的抽象程度较低的、有时可能不被视做经济理论的经济思想，尤其忽视了那些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我们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实际问题导向的必要性，因此削弱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解决当代经济发展问题所应发挥的启发价值。特别是当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遇到非常棘手的重大问题，并试图从发达国家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的解决办法中寻求借鉴时，往往特别需要的就是这种以历史经验、现实观察和实际政策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因此，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应该有意识地扩大，“新经济思想史”试图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其重要研究内容。
在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上，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1944)(27)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卡尔·波兰尼的这本著作分析了欧美国家从18世纪市场受到严重管制的社会经济状态如何转变为19世纪“没有控制的”市场经济，然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如何再转变为对市场经济进行限制和实施国家干预的过程，并把后一种转变命名为“大转变”。卡尔·波兰尼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十足的乌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种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的倾向，因此，社会必然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从自我调节市场体系诞生之日起，社会保护就必然成为其伴随物。但是，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这种长期的“双重运动”并非一直能够保持钟摆式的平衡，有时甚至能够酿成重大的社会灾难。例如，作为对19世纪末自由放任运动的反应，反向性社会保护运动的不同强度产生了福利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以及东亚发展型国家四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其中法西斯主义给人类社会造成空前的灾难。卡尔·波兰尼的这本名著虽然在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名不见经传”，但他的上述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经济学说提供了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而且对于认识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经济政策思想史”是对经济政策制订者制订其经济政策的原因、目的、意识形态和所接受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赖纳特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史”和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政策思想史”都属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交叉研究的领域，而且是互补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美国的“进步时代”(1900-1917)。美国在“进步时代”采取了市场监管、最低工资、保护中下阶层利益等许多立法和社会改革，目的是为了纠正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社会影响，对这些政策产生影响的经济思想不仅来自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B.克拉克和理查德·伊利，(28)而且还有新闻记者赫伯特·克罗利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中提出的“新国家主义”。虽然社会性质不同，但因为我国现在面临着与美国那个时代非常类似的问题，因此人们为了寻求借鉴，目前对美国“进步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个例子是日本经济政策史与思想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日本的崛起并没有产生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经济学流派，但如果研究日本经济政策史，人们就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产生的无形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可能不是通过经济学家们产生的。例如，日本在战后初期曾经就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爆发过激烈的争论，日本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主张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但却遭到了并不是经济学家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顾问们的坚决反对，而后者的胜利对日本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否则这个国家现在就不会保有第二技术大国的地位。
最后，作为“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笔者在这里简要地说明如何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著名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和“历史重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哲学解释学的看法，过去思想家的所有文本都需要被重建，因为它们并不是用一种声音来说话，其含义也从来不是不含混的，甚至这些文本作者自身也没有真正了解他自己的思想。因此，重建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的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并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这是布劳格从当代哲学家罗蒂有关哲学史编撰的讨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其含义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来表述其思想。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虽然“历史重建”的方法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这个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唯一正确方法。(29)
笔者赞同布劳格的观点，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察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境特定的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新经济思想史”来说，“历史重建”的方法是不够的。按照中国哲学史家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解释学”，我们不仅要“历史性重建”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他真正的意谓是什么以及他可能还要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问：假定这些作者今天还活着，他们愿意根据新的情况来修正或扬弃已有的说法吗？怎样进行修正或扬弃？因为原作者已不在人世，因此，只有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才能千方百计为其作答。(30)作为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视角和新思路？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通过这种“创造的解释学”，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成为创新型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之所以成为开创新思路和新方法的独创型经济学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同时也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创造型解释学家。因此，以“创造的解释学”为核心进一步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经济思想史”的设想是笔者基于对经济学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而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和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等一系列事件都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在西方经济学界，重新确定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已成为西方异端经济学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推动经济学范式的创新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统治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经济学范式创新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的阻力仍然很大，因而难以得到较大发展。按照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和竞争激烈的地区，因此，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新最有可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还没有锁定并处于其外围的地区通过“间断平衡”的方式而得到更彻底的发展。基于此，中国经济学落后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如果中国经济学界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核心，坚定地拒绝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体系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化”，奉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学发展方针，就能够在未来引领经济学创新的国际新潮流。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将作出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首先，对于重新定向经济学来说，“新经济思想史”不仅在破除西方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上具有解放思想的功能性作用，而且对于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范式创新来说，它也是活的灵感来源。正如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指出的：“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31)。因此，对于重新定向经济学及其范式创新来说，它必然要涉及与经济思想史的对话，涉及与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可以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为其创新的成败提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它还可以发现目前的创新中没有得到重视或被完全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从而为创新提供指导并提供新思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前面提到的创造型解释学家都是以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其理论创造的活水源头的，“新经济思想史”也应当具有这种作用。
其次，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来说，“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核心，对目前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对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成功地解决类似于我国目前和未来所面临挑战的相关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结合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我国国情和目前所处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历史上的这些经济思想目前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是否需要扬弃或者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发展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研究，经济思想史学科可以为解决中国重大经济问题提供重要的支援意识。二是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异端经济学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共同的基础，为建立本土经济学传统提供思想和哲学基础。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已经探讨了马克思和怀德海等人的思维模式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所具有的惊人相似性；而在哲学基础上，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中从怀德海和皮尔斯经由马克思恩格斯再往前追溯的思维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在思维模式上与中国哲学传统也具有惊人的类似性，中国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
最后，“新经济思想史”对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繁荣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和总体思路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由于受到整体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中国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蕴藏着大量相关的经济思想，运用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不仅会产生更多的新发现，而且还有可能按照中国思维模式的范畴体系比较系统地整理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相对于我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来说，我国在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上要落后许多，主要表现为经济史学科已经形成了影响经济史学科发展的理论：经济史理论(经济史论、经济史观)和经济史学理论(主要是经济史研究方法论)。而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类似的学科理论建设上目前基本上仍然是空白，这与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不发达不无关系。“新经济思想史”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理论的发展，而且还需要系统地发展史论结合的“经济思想史理论”(包括经济思想史论和经济思想史观)，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推动经济理论进步的基础性作用。
论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11月上旬
注释：
①埃里克·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另一种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论以非物质和生产为基础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中的作用》，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6页。
②这句话的英文原文为“[T]his 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 will be called Vision”，因为“cognitive”在经济学中翻译为“认知”，而“Vision”具有世界观、通见、先验的信念和意识形态的含义，因此，如果把该句意译为“这种分析前的认知行为称之为世界观”就比较好理解了。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4页。
④贾根良、徐尚等：《“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系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Georgescu-Roegen,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3.
⑥转引自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以斌等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6页。
⑦“重新定向经济学”是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一本著作的书名，见Tony Lawson,Reorienting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 Press,2003。
⑧参见G.B.Richardson,"Adam Smith On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Returns," in S.Skinner,A.S.Wilson,T.(eds.),Essays on Adam 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351。
⑨埃立克·赖纳特：《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⑩Geoffery Hodgson,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London:Routledge,2001,p.56.
(11)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2)参见张雪魁：《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唯物史观研究中被遮蔽的视界》，《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3)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London:Charles Knight,1832.
(14)Ure,A.,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or,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Moral,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London:Charles Knight,1835.
(15)埃立克·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6)转引自埃立克·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17)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18)张夏准：《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政策史》，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9)姚开建在其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中讨论“凯里的经济思想”时提到“美国学派”一词：“凯里被看作是美国第一个经济学家，有的人把他称为美国学派的创始人”，见该书第2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0)贾根良、束克东：《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5期。
(21)马丁·沃尔夫：《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基于张夏准和赖纳特新书的争论》，康健、王晓蓉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5期。
(22)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系列，贾根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待出。值得说明的是，该书中文版的书名曾计划采用《产业帝国的设计师：19世纪的美国学派与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体系》。
(23)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黄其祥、纪坚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3、47页。
(24)埃里克·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另一种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论以非物质和生产为基础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中的作用》，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25)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6)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重新确定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重大机会，但这个机会恐怕要错失掉了，很可能要等到中国遭遇更大危机的时候，这种发展道路的革命的必要性才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到。参见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7)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等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28)约翰·B.克拉克在德国留学时，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罗雪尔和克尼斯的学生，而理查德·伊利则是克尼斯的学生。
(29)Mark Blaug,"No History of Ideas,Please,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5,No.1,2001,pp.150-152.
(30)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51-52页。
(31)转引自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定性问题》，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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