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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9)05-0028-06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光辉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指导思想。然而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从不同意这一提法，到默认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经历了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并删除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到最终恢复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究其原因既有党内的又有党外的；既有国际的又有国内的十分复杂。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对其原因只进行了部分探讨，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有关文献资料，就这一问题做深入探讨，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的态度
“毛泽东思想是本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一系列独创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确立首先是其理论上的成熟。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投入巨大的精力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他遵循着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出发，撰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做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这就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从我们现在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延安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同志。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2]11-12。
以后，党的其他理论工作者，以及党的各级领导人都在一些理论刊物上和不同场合的讲话、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概念。例如，1941年8月，艾思奇等人，在《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的范例”“典型著作”。
1941年9、10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详尽地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同志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理论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如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3]1。
对此，毛泽东非常焦虑。这时他深感自己的理论还不成熟，所以他在许多场合或文件批示中不同意鼓吹他，更不同意对他的过分宣传。1943年4月22日，他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同志的信中提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4]212。虽然毛泽东本人的指示比较明确，但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对22年来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根本原因，就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毛泽东是全党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全党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已经形成了共识，所以，这之后，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理论的宣传不仅有增无减，同时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也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
从我们现在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是王稼祥同志。1943年7月5日，他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他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5]1。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首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1945年6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政治局在“七大”所作的报告，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他在“七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6]8。至此，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并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确定下来。
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当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决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正式写入党章时，毛泽东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7]7。当中央政治局决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称为毛泽东思想时，他又说：“如果同志们要把这种思想找一个人的名字作为代表，我可以接受。但是，必须说明，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这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中国革命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的结晶，是很多同志的正确思想集合而成的”[8]4。
在这里，毛泽东本人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别开来使用的，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接受了这一提法。
二、毛泽东对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七大”正式确定下来以后，全党掀起了学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人的讲话里，都比较突出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全党要广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之下。
特别是“七大”之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为适应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纷纷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及毛泽东的各种传记。例如晋察冀中央分局继1944年5月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5卷本之后，于1947年3月又出版了一套《毛泽东选集》6卷本，同年12月又出版了一部《毛泽东选集》续编本。同时，这一时期苏中区党委、晋冀鲁豫中央分局、东北中央分局，以及东北大连大众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华书店冀东支店、太岳新华书店、华中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等，都出版或翻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除此之外，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还出版和翻印了数十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专题文集。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在党的一些文件、出版物和许多负责人的讲话中，逐渐出现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或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摘抄平列，以及提出毛泽东主义概念等。从我们现在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的是邓小平。他在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的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首次将马、恩、列、斯、毛的论述平列是周扬。他在1944年4月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中，将毛泽东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有关论述与马、恩、列、斯等关于文艺的论述平列[4]228。首次正面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是萧三。他在1944年7月1日写的一篇题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当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整个体系”[9]5。
随着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各级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逐渐从“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如果仅仅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作指导，而不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并使之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同样，仅仅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或简单抄袭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使中国革命获得胜利。显然，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结合在一起的最高成果。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感觉到，需要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位和评价，同时，应该把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1948年8月13日，首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同志，在给周恩来并请示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4]304。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当即给吴玉章回电报表示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在电报中说：
“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4]303。毛泽东在给吴玉章同志的电报中，不仅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同时，他在电报中还批评一些同志在刊物上将他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他在电报中说：“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并说“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4]303。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关于这一点，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他是这样解释的：“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10]260-261。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把他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他是这样解释的：“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10]260。
毛泽东为了避免党的重要领导人，及其理论工作者和党的各种刊物再出现上述类似提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倡导并通过了六条规定，其中一条就是，“不要把中央领导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会议通过该决议规定的当天，毛泽东便按照决议和规定的要求，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主席台上与马恩列斯平列的毛泽东、朱德画像摘下来。
三、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用语的删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改变了中国历史，使亿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自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明领导，中国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认识基础上，新中国建国之后，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之情，在他们的讲话、报告或党的宣传理论刊物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或频繁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对此，毛泽东深感不安，他在很多场合不仅公开表示不同意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多次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删去“毛泽东思想”这一用语，并指示今后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提法。
从我们现在查到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首次明确指示删去“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是在1949年1月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他在送审的草案中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1]328。随后，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草案）》时，同样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新中国建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修改。”[11]329。“决议”最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收录到《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原稿相比，重要改动之一就是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概念的地方一律删去了。这样，收录稿通篇都没有“毛泽东思想”的用语。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倡导的六条规定，同时毛泽东也曾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不同意将他与马、恩、列、斯平列；不同意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是由于全党对于这个问题认识的不一致和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之情，所以，一直到党的“八大”前，党政军各级领导人，以及党的宣传部门，在他们送审的报告、文件，以及重要文章中，一直都没有完全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用语；以及将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平列这一提法。对此，毛泽东把凡是送他审阅的党政军文件、报告或重要社论中，凡有把他与马、恩、列、斯平列，或有“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或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1950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一、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二、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际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12]563。另外，他在9月25日对这个提纲草稿的批语中明确指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12]563。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1953年4月3日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会的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都应将这些字删去”[13]192。
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军训部部长肖克1953年5月15日为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3]228。
1953年6月4日，毛泽东在审阅由彭德怀呈来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1953年5月1日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时，作了三处修改，其中“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删去”[13]243。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1954年3月27日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的报告上，批示：“‘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13]473。
由于毛泽东在文件批示中或在口头上多次提出不同意将他与马、恩、列、斯平列；并多次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用语，指示今后不要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和提法，结果有些省市委对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以及在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用语应如何处理等问题电询中宣部。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于1954年12月5日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了一个通知稿，如下：“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稿中还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13]623。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他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13]623。中宣部这个通知下达后，党的各级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报告，以及党的文件和出版物中，将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平列，以及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便逐渐减少了。
新中国建国后由于毛泽东坚持不同意将他与马、恩、列、斯平列；不同意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不同意“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所以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全体代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所以，“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不仅通篇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同时也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
四、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用语删除与恢复的原因
新中国建国前后毛泽东反对把他与马、恩、列、斯平列；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删去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其原因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自觉其思想还没成熟，现在不是全面学习宣传的时候。要大张旗鼓学习和宣传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而不是独树自己的一套东西。关于这一点胡乔木同志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这个想法是毛主席删去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11]328-329。二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的考虑，出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姿态”[14]8-9。胡乔木同志在回忆《关于若干历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入《毛泽东选集》，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进行修改的原因时指出：“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形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11]329。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正是处于上述原因，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删改和加重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分量，来突出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来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如果没有头，力量就会削弱”[15]649-650。
然而，随着斯大林的逝世，随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否定，随着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意见逐渐分歧到全面爆发中苏论战，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恢复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从我们现在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中共中央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是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全面爆发中苏论战之后，关于这一点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1]329。196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转发1960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该决议中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16]385-386，而没有像以往党的文件那样不提“毛泽东思想”。由此表明，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的严重恶化，中共中央毛泽东也就没有必要再委曲求全地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上来考虑苏共对其所持的态度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旗帜鲜明地树立自己的旗帜——毛泽东思想。
收稿日期：2009-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