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自治精神与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政治论文,精神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8)07-0070-10
一、理论朔源与研究主题
现代政治知识是公民文化的成长之内源性基础，阿尔蒙德等人的调查就充分证实了政治知识在现代公民文化培育中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地域型和依附型文化几乎都是一种以感受性为基础的非反思性政治文化，而参与型文化则是建立在一种主体自觉的反思性基础上的文化，它与政治知识的有意识引导分不开。尽管参与型文化并不仅仅是政治知识和认知，它也包括政治情感和评价，但知识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与地域型和依附型文化是不同的。阿尔蒙德认为，测量政治效能感的基本指标就是政治知识的拥有量，如果公民认为自己有丰富政治知识，他就更有可能运用政治知识来实现对政治的参与。所以，主观上认为自己有政治知识的公民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公民。阿尔蒙德等人以两种基本的政治知识为基础，广泛调查了五个国家民众的政治知识量对公民文化的影响。这两种政治知识包括识别各自国家的主要政党的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以及识别内阁职责与国家政府各部门的能力。他们调查的最后结论是：“民主能力与拥有关于政治问题和过程的有效知识以及在问题和制定影响政策中运用知识的能力是紧密相关的。”①
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这似乎在近现代一些西方学者那里形成了共识。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对英国历史悠久的乡镇自治以及人民陪审制度等公民的自治参与形式给予了极高的赞赏。他认为英国人民的民主精神以及他们极为丰富的政治知识是与他们长期以来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自治参与密切相关的。他赞赏古希腊雅典的陪审员制度和公民大会的实践将普通雅典公民的智力水平提高到远远超过古代乃至现代民众的高度，赞赏雅典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尤其是人民陪审制度使他们得到了知识和美德方面良好的熏陶。英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则认为，现代民主制度都起源于基层的民主自治，“无论何处，自治的制度总能养成人民自由的精神，及为公共目的合作的习惯。”②
地方自治是天生的政治教育学校，如布赖斯所言“地方自治实在是全国民治之最好的训练。因为训练是会把知识变活的”。③“民治制度最好的学校及其成功的保证，就是实习地方自治。”④布赖斯指出，“在美国，关于政治制度及其运用的知识很普遍地传播到全体民众方面，这大半是因为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及地方报纸公开地讨论政治范围以内的各方面所致。”⑤
托克维尔也非常欣赏美国公民的自治精神对美国民主政治和政治知识的推动作用。他指出，乡镇自治是民主在美国得以持守自由的根本原因，从参与乡镇自治的生活中他们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知识，并为以后参与州以及联邦政治生活奠定了基础。在乡镇，居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选民的任务是经常开会审议乡镇的管理措施；而各式各样的官职则独立于选民之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代表权力很大的乡镇自治体，并以这个自治体名义行动。美国公民乡镇自治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各种自治组织的繁荣。在美国，几乎每个公民都参加或多或少的几个组织，正是通过参加这些组织，一般美国民众才享有比其它国家民众丰富得多的政治知识，培养了美国公民高度的自治精神与自由精神。托克维尔热情洋溢地肯定了美国公民高度的乡镇自治精神，他说：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目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作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⑥在托克维尔看来，在自主治理乡镇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乡镇居民积极的自治参与使得他们从实践经验中获得了比单纯的文化教育、思想启蒙更多的知识。托克维尔感慨地说：“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假如美国人不是逐渐地习惯于自己治理自己，他们学到的书本知识也不会为他们的成功提供太大的帮助”。⑦在托克维尔眼中，地方自治政府就像无与伦比的政治学堂，参与地方政治生活不仅可以使公民积累政治经验、权利与义务意识，打破极端个人主义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坚冰，还可以节制人们对于平等所造成的政治方面的一般理论的过分爱好。
由此观之，从理论层面而言，公民自治精神是现代政治知识成长与形成的基础条件之一。约翰·洛克在其《政府论》中论述国家起源时指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公民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和最终的判断者；国家是个人为确保他们自己目标所不得不承受的负担；而且国家必须在范围上受到限制，在实践上受到制约，以确保每个公民最大可能的自由。而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也认为，民主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必要的条件，使之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应该坚持民主与法治，以保护和培养公民的自由精神，使每个公民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目标，但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显然，自由主义很重视公民的自由平等，强调每个公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民主国家里的公民要有自治精神。“自治”即“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⑧公民拥有自治精神意味着公民主观上相信自己有管理国家和地方公共事务的能力，也认为自己有这样的需要。公民自治精神经由促使公民生成自主和参与的公共精神、民主与平等的公民意识、合作与互惠的道德品质而推动着政府与公民之间良好合作关系的构建与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
福林威德曾分析了福利国家中公民资格的三个基本要素：作为自足自立的公民、作为好邻居的公民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公民。⑨而其中，自足自立是最为重要的，是公民作为好邻居和组织参与者的基础条件。中国历史上，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比较盛行，传统文化以忠、孝、盲目服从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种伦理价值标准足足在中国影响了两千多年，它已经深深渗透到民众的思想深处，因而造成了大批心理畸形的臣民，它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臣民文化盛行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公民自治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孱弱。如果从实证层面来考察，当前公民自治精神发育之现状究竟会对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二、调查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抽样及样本分布情况
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06年笔者在南京市所作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采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定额抽样法，系统抽样法、户内抽样法等方法。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并按按定额(配额)抽样法确定每个区(县)的样本容量。第二阶段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2个街道(镇)。第三阶段按系统(等距)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村委会中按系统抽样原则抽取家庭户。最后，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再采取“Kish选择法”的方式进行户内抽样，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根据这种方法，每户家庭中所有的成年人(即18岁以上者)都具有同等的被选中的概率(机会)。⑩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478份，回收率达95.6％；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11份，还有467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93.4％。最终的样本分布情况如下表1所示：
本次调查样本的性别、文化程度比例均与《南京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结构比较接近的，而其他背景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月收入、居住时间与居住地区这些公民背景变量为控制变量，以考察这些背景变量对公民自治精神成长的影响。其中性别、职业、政治面貌与居住地区为定类变量；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与居住时间为连续变量，分别叙述如下：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公民自治精神。公民自治精神主要通过李克特五点式量表来测量，量表中的题目主要是公民对“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关心时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民主化”、“我是我居住地方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得关心”等说法的认同度。使用五点法即“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作为量表中各题的具体选项。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公民政治知识。参照[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1989)的公民文化测量问卷，将公民对政治知识的认知情况分解为以下维度来测量：公民对中央领导人的认知，公民对地方政府政治领导人的认知，公民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认知，公民对国外政治知识的认知，公民对我国国家机关基本职能的认知，公民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认知，公民对政治符号的认知，公民对民主的认知等。公民政治知识部分由13个单项选择题组成，例如“您知道南京市的现任市长是谁吗？”，选项为“蒋宏坤、李源潮、罗志军、梁保华、不知道”。
三、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成长之影响解析
首先，通过对公民自治精神量表(见下表4)中各题的分析来对公民自治精神成长之现状进行阐述。当问到公民是否同意“我关心时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民主化”这种说法时，有32.2％和15.7％的公民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24.2％的公民表示“无所谓”，24.5％与3.4％的公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对于“我是我居住地方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得关心”这种说法，分别有33.8％与16.3％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的则分别有26.2％、20.4％与3.2％。
对于“我会主动关心南京市政府的重大举措(如构建和谐南京等)”这种说法，有54.4％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6.1％表示“无所谓”，15.4％表示“不太同意”，4.1％表示“很不同意”。在公民对“为了有效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说法的认同度的调查中，也有50.5％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而对于“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则只有24.4％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9.2％的公民表示“非常同意”，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的公民却占了66.5％，比例相对还是比较大的。
此外，当问到公民是否同意“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这种说法时，有62％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在对公民对“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社区(乡村)公共事务，为社区(乡村)尽一份力”这种说法的看法的调查中，则有高达70.9％的公民表示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14.8％的公民表示“无所谓”，只有10.3％的公民表示“不太同意”，4.1％的公民表示“很不同意”。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有半数左右的公民对“我关心时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民主化”、“我是我居住地方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得关心”、“我会主动关心南京市政府的重大举措”、“为了有效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公共事务”这几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对于“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社区(乡村)公共事务，为社区(乡村)尽一份力”这两种说法，则有大半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对以上几种说法表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或态度比较模糊。而对“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公民的认同度明显偏低，以上的分析表明南京市公民的自治精神与自治意识已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相当一部分公民的自治精神仍比较欠缺的，这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
公民自治精神发育之现状会对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对公民自治精神发育的基本现状进行考察之后，下文将对公民自治精神的发育现状与公民政治知识成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解析。首先，通过比较直观的交互分析，可以初步发现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有一定的影响。
如表3所示，对公民对“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与公民对南京市现任市长的认知情况进行交互分析。经Pearson X2检验可以发现，对“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认同度不同的公民在对南京市现任市长的认知情况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对这种说法认同度越高，则正确选择南京市市长为“蒋宏坤”的比例就越高。因此以上的交互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公民自治精神越强，则公民的政治知识也相对越丰富。
接着再通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对公民自治精神与公民政治知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首先计算出公民自治精神量表中各题的平均得分(均值)，即对于以上公民自治精神量表中的各题，对于其选项“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1—5分，然后计算公民自治精神量表中各题的平均得分。接着对公民自治精神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分析后得到以下分析结果：
对公民自治精神量表经过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和方差最大旋转法(Varimax)分析后可知：KMO抽样适度测定值(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是0.712＞0.6，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卡方值(Approx.Chi-Square)为839.003，自由度df为21，显著性水平Sig=0.000＜0.01，比较适合作因子分析。抽取两个主成分因子，这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54.475％，解释效果一般。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得到两个因子，从模型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因子F1基本上支配了Q1、Q2、Q3、Q4这几个变量，给这个因子取名为“政治参与因子”。第二个公因子F2则支配了Q5、Q6、Q7这几个变量，给该因子取名为“志愿参与因子”。
以政治参与因子、志愿参与因子为自变量，以公民政治知识的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公民政治知识均值的计算方法是对于公民政治知识维度下的各道选择题，如果选择正确就赋值为1分，如果选择错误则赋值为0分，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公民政治知识部分选择题的均值。回归分析后得到以下回归模型：
由表5可知，回归模型的解释力R2为41.3％，这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公民政治知识的41.3％，也表明公民自治精神的发育状况对公民政治知识成长有很大的影响。F值为152.79，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1，由上表可见，政治参与因子和志愿参与因子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t检验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政治参与因子与志愿参与因子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回归系数(B值)均为正值，这说明公民的自治精神与自治意识越强，公民的政治知识也相对越丰富。而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则表明，志愿参与因子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相对更大(0.464)；而政治参与因子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相对小一些(0.439)。
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自治精神与自治意识对公民政治知识有着正向的影响，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需要公民自治精神的支持，公民自治精神发挥着公民政治知识内源性基础的作用。即公民自治精神越强，则公民政治知识也相应地越丰富，而公民自治精神中的核心即公民志愿精神或公益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影响更大。
四、影响公民自治精神发育现状之因素解析
前文的分析向我们昭示，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意义重大，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有赖于公民自治精神的充分发育。而公民自治精神的成长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下文将对影响公民自治精神成长与发育的各种因素进行剖析，以找出对公民自治精神产生影响的各种公民背景因素。
志愿精神或公益精神是公民自治精神的精髓，因此首先对影响公民公益精神成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前文的分析表明，对于“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这种说法，有大半的公民表示认同；而对于公民实际参与公益活动的情况而言，当问到公民“在过去一年里，您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或从事过不计报酬的社会公益活动？”这个问题时，则有61.9％的公民回答参加过，38.1％的公民回答没有参加过。这里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对影响公民实际参与公益活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即以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人们对于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或从事过不计报酬的社会公益活动的选择为因变量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其中“否”的编码为0，“是”的编码为1，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6可知，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为159.294，P=0.00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2倍的似然对数值为363.346，Cox & Snell R2为0.326，而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44.9％。正确预测百分比(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为77％。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5，文化程度、月收入、郊县和无党派人士的Wald检验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在所有自变量中，这几个变量对公民实际参与公益活动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Exp(B)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月收入每增加1000元，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发生比就增加2.103，即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级别，公民选择参与公益活动的发生比则增加1.194，即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也不断提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无党派人士选择参加公益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224倍，郊县地区的公民选择参加公益活动的发生比是城区公民的0.409倍。因此在各种公民背景变量中，文化程度、月收入、居住地区与政治面貌对公民是否参加公益活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中无党派人士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比较低，郊县地区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也比较低；月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的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
接着，进一步深入分析影响公民自治精神成长的各种因素。以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公民自治精神均值为因变量，作公民背景变量对公民自治精神均值的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将性别、职业、政治面貌与居住地区这些定类变量转化为“0”或“1”的虚拟变量，然后对影响公民志愿精神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后得到以下结果：
由表7可知，回归模型的调整的确定系数R2=41.7％，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公民自治精神的41.7％。(11)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30.155，P=0.000＜0.01，说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非常好，因变量与自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以建立线性模型。从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来看，回归模型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自治意识反而越低。收入有正向的影响，收入越高，则公民的自治精神也相对越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自治精神也不断增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职业方面，以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为基变量，工人的自治精神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0.162分，农林牧渔劳动者的自治精神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0.326分，下岗失业人员的自治精神均值则比党政机关干部低0.421分，而离退休人员和学生的自治精神均值分别比党政机关干部高0.599与0.484分。在政治面貌方面，以中共党员为基变量，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的自治精神均值分别比党员低了0.267分与0.302分。由此可见，在影响公民自治精神的各公民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与政治面貌这些背景变量对公民自治精神的影响比较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在对公民自治精神现状的分析中，有半数左右的公民对“我关心时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民主化”、“我是我居住地方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得关心”、“我会主动关心南京市政府的重大举措”、“为了有效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公共事务”这几种说法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对于“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社区(乡村)公共事务，为社区(乡村)尽一份力”这两种说法，则有大半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对以上几种说法表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或态度比较模糊。而对“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公民的认同度明显偏低。以上的分析表明南京市公民的自治精神与自治意识已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相当一部分公民的自治精神仍比较欠缺。
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对公民自治精神的现状进行考察之后，再对公民自治精神发育之现状对公民政治知识成长之影响进行剖析。首先，通过比较直观的交互分析，可以初步发现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有一定的影响。对公民对“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与公民对南京市的现任市长的认知情况进行交互分析。分析后可以发现对这种说法认同度越高，则正确选择南京市市长为“蒋宏坤”的比例就越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公民自治精神越强，则公民的政治知识也相对越丰富。
接着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对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进行解析。在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回归分析中，公民自治精神量表的两个因子即政治参与因子与志愿参与因子对公民政治知识都有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B值)均为正值，这说明公民的自治精神与自治意识越强，公民的政治知识也相对越丰富。而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则表明，志愿参与因子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相对更大，而政治参与因子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相对小一些。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有着正向的影响，即公民自治精神越强，则公民政治知识也相应地越丰富，而公民自治精神中的核心即公民志愿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影响更大。
以上的分析向我们昭示，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有赖于公民自治精神的充分发育，而公民自治精神的成长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本文接着对影响公民自治精神成长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剖析。志愿精神或公益精神是公民自治精神的精髓，因此首先对影响公民公益精神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影响公民是否“为公益事业捐款，或从事不计报酬的社会公益活动”的各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表明，在各种公民背景变量中，文化程度、月收入、居住地区与政治面貌对公民是否参加公益活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中无党派人士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比较低，郊县地区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也比较低；月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的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
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深入剖析影响公民自治精神成长的各种因素。回归模型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自治意识反而越低。收入有正向的影响，收入越高，则公民的自治精神也相对越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自治精神也不断增强。在职业方面，工人的自治精神比较低，农林牧渔劳动者和下岗失业人员的自治精神相对更为消极。在政治面貌方面，无党派人士的自治意识比较低。由此可见，在影响公民自治精神的各公民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与政治面貌这几个背景变量对公民自治精神的影响比较显著。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公民自治精神的发展与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与形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公民自治精神发挥着公民政治知识内源性基础的作用。今后对于南京市政府而言，必须特别关注影响公民自治精神成长中的各种重要的公民背景因素，诸如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政治面貌与不同居住地区的公民，采取不同的提升公民自治意识与自治精神的政策。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社区自治尤其是郊县地区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建设，要使社区自治与村民自治由“政府推动”逐渐转向“市民自主”、“村民自主”，由“政府给公民权利”转向“还权于民”，真正发挥公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性；只有使公民树立起这样的自信心和价值理念，经过不断地努力和实践，公民才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这种自治的精神正是政治知识成长的力量与源泉，公民志愿精神与自治意识赋予公民个人自由和利益诉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又要求公民确立相应的责任感、规则意识和义务意识，从而凝聚成公民政治知识成长的动力和纽带。托克维尔早年就曾说过，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15)重温托克维尔，我们似乎也有充足的理由诘问：随着公民自治精神的不断成长，现代政治知识之发展岂能止步不前？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②③④⑤[英]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张慰慈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第80页、第134页、第624页。
⑥⑦(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3页、第353页、第8页。
⑧[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⑨Robert K.Fullinwider,"Citizenship and Welfare",Amy Gutmann ed.,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261-278.
⑩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11)随着自变量个数的增加，余差平方和逐步减少，确定系数R[2]随之增大，尽管有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关系不显著，将其引入方程后，也会使R[2]增加。所以R[2]受自变量个数与样本规模影响的系数，有时R[2]倾于高估实际的拟合优度，因此在这里还是采用调整的R[2]来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