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日文化交往视域中的皖人与日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晚清论文,日本论文,人与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3—43043—08
在晚清中日关系的历史场域中，既有国家层面的交流和斗争，也有地方层面的交流和融合；既有战争，又有文化交流和融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以往的研究对国家层面的交流和斗争论述颇多，而对地方层面的交流和融合研究尚嫌不足。随着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史研究由“面”向“点”铺开，横向开拓、纵向挖掘将是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史着力的主要趋势。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围绕皖人这一群体，着重就中日建交初期皖人与日本的交往、杨文会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皖人与赴日教育考察、皖籍留学生与日本等四个方面，初步梳理皖人与日本交往的主线，并对皖人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中肯的分析和合理的评判。
一 中日建交初期皖人与日本的交往
作为皖人，李鸿章在中国同日本建交和派驻公使赴日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李鸿章的屡次建言和条陈的基础上，中日之间才建立了比较平等的外交关系。须知，在当时朝野上下绝大多数人仍将“华夷之辨”作为“春秋大义”的背景下，同“小邦”日本订立平等的条约，是需要勇气和识见的。而李鸿章能够因应时势的变化，开启中日文化交流的大门，诚可谓皖人的骄傲。
中日建交初期，国人去日本的机会逐渐增多，其中有确切姓名可考的皖人有3人，他们有的是以私人身份去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有的是以使馆随员的身份去日本处理外交事务。在中日建交的草创时期，他们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友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19世纪晚期中日文化艺术交流上，胡璋无疑对当时的东瀛艺坛产生一定影响。胡璋，字铁梅（1848—1899），安徽安庆建德（今东至县）梅城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祖父胡正通晓诗古文词，精通绘画，游粤时曾入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父胡寅曾随胜保赞军务。胡璋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又得祖父绘画真传，成年后专攻书画，时人以郑虔三绝看待。1878年，胡璋第一次赏游日本，润笔极丰，受到日本画界的赞赏，遂声名大振。日本国王以胆瓶求他绘画作色，画成后，国王爱不释手，钦赐金牌，予以奖赏，此后日本国学子从他学画的日益增多。① 在日本期间，与日本书法家北方心泉交往。北方心泉（1850—1905），出生于金泽市内常福寺（东本愿寺派）内，为住职北方致风之三男，幼名佑必，字心泉，号月庄、小雨、云进、文字禅寺室主人、听松阁主人、忆松阁主人等，为近代日本著名书法家。1899年胡璋亡于日本，遗命其子将他安葬于日本神户。北方心泉为其写有墓志，碑文正面刻有“清江南名士胡铁梅先生墓 辱知心泉迂衲谨书”，背面刻有“明治卅二年十一季建”字迹。其中“辱知心泉迂衲谨书”可译成“愧为挚友之愚僧心泉谨书（此碑）”②。
早期驻日使馆的随员也在官方层面同日本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中不少人都是文人学者，除了处理日常外交事务外，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日本的调查研究和文化交流上，其中就有皖人陈家麟和孙点，他们在日期间的工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陈家麟，安徽六合人，曾在李鸿章幕府做过幕僚。1884年，随第三任驻日公使徐承祖去日本。在日期间，原拟写一部全面介绍日本的通志，由于才识、资料等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只是广征日本报刊、报表、公文、史籍等，并参以见闻编成《东槎闻见录》。全书共四卷，仿地方志体例，首叙日本之四邻、历史，次及经纬、气候、时刻、山川、形势、沿海、田地、建置、都会、户口、物产、车船、名胜等，再次及官署、皇统、亲王、将军、世系、华族、历史、政治、官制等，最后叙姓氏、时令、人情、风俗、街市、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祭祀等。该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沿革、社会风俗都有较全面的记载，但突出日本近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介绍，具有“详今略古”的特点。在卷首前言中，陈家麟还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认为“立学校，整矿务，开铁道，设银行，以及机器、电线、桥梁、水道、农务、商务各事，此利政也”，而“易服色，费汉学，改刑罚，造纸币，加赋税，以及用人、饮食、跳舞之属，此弊政也”。③ 可见，其思想既有开新的一面，又有守旧的一面，代表了刚刚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知识分子的认识境界。《东槎闻见录》中专设货币一章，简略介绍了日本货币的沿革史，指出日本国内以使用纸币为主，仅十钱、二十钱以下的辅助币才用金属币；又专设银行一章，介绍日本“银行之设始于明治五年十一月五日，官定国立银行条例，九年八月一日复行厘正。至是争相开设者竟至一百五十余家，然各银行散处一隅，同业者未能互相联络，故金货银币时有壅滞之尤，于是政府摹仿欧洲各国之制设一银行于中央使各小银行隶属之，名曰日本银行，流通货财以便商贾；其后日商又复禀明政府在横滨设一行专供贸易往来兑换等事”。他认为银行相当重要，“数年以来，商业之兴实因乎此”，并摘录了日本国立银行条例目次。《东槎闻见录》还记载了日本的文化与风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处汉字文化圈的中日文化的共同和差异。如他记载日本店铺的招牌大多用汉字书写，有的一看就能明白，如书铺曰“汉和洋书”，茶铺曰“御茶”，照相馆曰“写真处”等；有的名词却让人难以理解，如成衣铺称“万物仕立所”，钱铺称“两替屋”，布店称“吴服太物类”，船行称“诸国万间屋”等等，“营业如是者，指不胜屈，询之日人，亦未能详述其理”。④ 书成后，在日本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孙点，字君异，号玩石，又号圣与，别号三梦词人，安徽来安人。1882年前后，曾为山东学政张百熙的幕僚。在张幕期间，遍游济南附近的名山大川，将见闻所得写成《历下志游》一书，重点介绍济南的地理位置、城市布局、风俗民情等，是了解晚清济南城市不可或缺的文献。1885年8月，赴江南参加乡试，不售。这次应举的失败，对孙点打击很大，一度沉湎于花柳歌巷中，和苏州侍女圆淑有一段缠绵的爱情，后因其母反对，无果而终。仕途的蹭蹬，爱情的失意，使孙点萌发了去东瀛发展的愿望。1887年4月，由同日本朝野有密切关系的王韬介绍，与浙江慈溪商人王惕斋一起坐船来到日本。
在日期间，曾将见闻所得写成《东游日本诗》六首，发表在日本《新新文诗》第二十四集上。其第一首云：“男子端宜志四方，岂能郁郁老江乡。斯饥况已来驱我，载贽何妨赋出疆。他日编诗应秉笔，今年访日去扶桑。近时关爱为亲故，尚有临岐遗酒浆。”从中可见，他是怀着大丈夫志在四方的抱负，来日本谋求发展的。其五曰：“此邦文献萃东都，吾道天涯幸不孤”，“外交近已开新例，墨守真堪陋腐儒”。诗人受当时“走向世界”思潮的影响，力求了解日本文化，怀抱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志向。孙点的诗，在日本文化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日本著名词人森槐南盛赞“其辞雅以醇，其志廉以洁。君之出处性情，略见于此矣”⑤，并依其原韵作七律六首赠孙点。诗中曰：“眼前信美蓬莱土，笑与麻姑漱玉浆”，“风土即殊何足诧，惟吾天系自绵联”，“今日看君多意气，自叹阮籍已穷途”，抒发了诗人对孙点到来的欢迎，以及对其才情的倾慕。自此，双方结下深厚的友谊。1887年5月26日，姚文栋在墨江千岁楼设宴招待日本友人。席间，森槐南写了一首《沁园春》，词曰：“地是新桥，客多故人。君已衔杯，更乐莫乐兮。”孙点略加思索，即赋一首抒发自己的心情：“世事如棋，笑上高楼，且进一杯。有良朋围坐，传新笔语……且暂抛心底，功名富贵，休辜眼前，灯火楼台。”相互唱和，欢饮而散。1887年6月2日，永阪石棣在玉迟仙馆子设小宴款待孙点和森槐南。席间，孙点因来日三月久未谋得使馆之职，心情落寞，作词曰：“佗傺无聊，闷到葫芦，痛饮此杯。便声声杜子，不如归去。萧萧班马，多事相催。门外天涯，樽前敌国，郁郁水知心曲来。”槐南一见，心生怅惘：“我唱骊歌，君有刚肠，蓦地掷杯，果决然归也。……契合三生，情深一往，世上那知其故哉。云天阔，又联诗换酒，魂梦遥陪。”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两人友谊之深厚。1881年，黎庶昌再任驻日公使，这次孙点作为正式随员来日本。孙点和森槐南重逢，喜出望外，双方相互填词多首，共叙别情。从1889年起，黎庶昌曾数次发起中日文人的大规模诗会，两人均参加了，并成为诗会的主角。孙点还将诗会中的诗篇结集，以记录中日文人交往的盛况。
1891年5月，因黎庶昌卸任，新公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自带随员，孙点留任无望，不得不回国。船从横滨港出发，夜行到远州滩时，孙点突然纵身跳入海中自杀。消息传来，日本诗友悲哀不已。5月30日，中日文人数十人聚集在红叶馆举行祭奠。诗人重野安绎亲撰祭文：“我君异氏，才思俊逸，词笔清新，一斗百篇，超然不群。”⑥ 其他日本诗人也纷纷填词做诗来祭奠这位英年早逝的中国诗人。
二 杨文会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宗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⑦ 可见，杨文会在清末佛教界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是中日佛教界交流的一个重要人物。
杨文会，字仁山，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死于清宣统三年（1911），石埭（今安徽石台）人，清末著名的佛教居士。他于1878至1886年间曾两次随曾纪泽出使欧洲。1881年6月30日，在伦敦日人末松谦澄寓所，杨仁山见到了在牛津大学研究梵文的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第二天晚上又约见于中国公使馆，“奇谈颇多”。杨仁山与南条文雄相互探讨佛学，相契甚深，结道谊之交。南条文雄赠与杨仁山梵文本《大云轮请雨经》，从此，他们经常互赠经书，往来切磋。杨仁山归国后，还时常托南条在日本购书，前后共购得中国隋唐古德遗著300种左右，其中不少在中国早已经失传。1890年夏天去京师，礼荫檀佛像，并寻藏外逸书。他的内弟苏少坡随使往日本，杨仁山便托他带信给南条文雄与赤松连城、岛田藩根等，杨在信中说：“因舍亲苏少坡赴贵国之便，特以奉赠《身心语》…… 唐以前佚书，贵国间有存者，弟欲觅晋时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另开于后，如可觅得，祈代购数种。倘寺内尊藏之本，不能购买，可属苏君钞稿寄回，不胜盼祷！”⑧ 南条文雄应杨仁山之请，广为搜求，得到赤松连城等的襄助：“10月17日，余在西京向赤松连城谈及的事情，希望借他藏书寄给杨氏抄写。11月20日，赤松师寄来书籍，后又收到寄赠书籍7部，因此连同这些书寄给苏氏，让他转送杨文会。”⑨ 千里迢迢，几经辗转，收到南条送来的佛典以后，杨仁山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承赤松连城君赠书8册，感谢无极。万里同风，作法门文字交，诚千古胜缘也。虽未能把臂倾谈，而展玩手写之本，不啻睹面亲承矣。”⑩ 经过日本友人的帮助，杨仁山在日本、朝鲜等地访得中国古德遗著280多种，并择要刊刻流通。其中有些是唐代会昌灭佛后即失传、宋明以来千余年我国未获得再睹的重要典籍，如从日本寻得的隋唐古德注疏有隋嘉样法师所撰《中论疏》、《百论琉》，唐窥基法师所撰《唯识述记》、《因明大疏》、《华严略策》等，从朝鲜访得的有《华严三昧章》等，都是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的重要著作，在国内外已成绝学，赖以重刻流通，引起学者们研究兴趣，重开佛教义学之风。他不愧为晚清复兴佛学之开创者。当年托南条文雄等购得的经书目前尚存190种，共计865册，其中除少数几种是铅印本和手抄本外，多为木刻本。如铅印本《四书精益解》有南条文雄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所创序文一篇。序云：“去岁余为师通信于仁山杨氏于金陵刻经处，杨氏乃应请赠此书于师。……十余年前余在英国，初与杨氏结交，杨氏时为清国公使馆员，而自称佛弟子。其来信云，弟摹刻全部藏经之举。……至今十有三年，已成二干余卷，……预计刻完全藏之期，或在十年、二十年，尚难悬定，……既不得官给巨款，只有聚腋成裘之法，随摹随刻，以期渐次圆成耳。……杨氏新刻《六妙法门》、《入楞伽心玄义》两书，题下云：此卷中土失传，得自日本。”(11) 对于前前后后多年来，通过南条文雄寻回诸多隋唐古德逸书，杨仁山不禁感慨万千，致信南条：“比年以来，承代购经籍，千有余册，上至梁隋，以至唐宋，贵国著述，罗列满架，诚千载一时也！非阁下及东海君大力经营，何能裒集法宝如此之宏广耶？”(12) 杨仁山不辞艰辛，广事搜求，集腋成裘，随募随刻，艰难而复精进，感人至深。
当然，这种搜寻互补是双向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日本藏经书院正在编印《续藏经》，也需要日本国内未见之经籍章疏及密教典籍。他不仅对《续藏经》初拟目录提出增删意见，而且在《日本续藏经叙》中盛赞此举，认为“是辑也，得六朝唐宋之遗书，为紫柏所未见，诚世间之奇构，实足补隋唐所不足也”。又说：“予亦为之搜辑，乐观其成。”(13) 对此，南条文雄在《大日本续藏经序》中也说：“余曾为君（中野达慧）致书于金陵刻经处仁山杨文会居士。居士颇随喜此举，集藏外及未刊之书，邮政以充其材者，或可以十数也。”“藏经书院每月未曾误其发行之期，是居士之所以随喜供给其材料也。”从现存史料可知，杨仁山居士应南条文雄和《续藏经》编委会之请，自1905至1906年间在中国先后搜集并寄往日本《续藏经》编委会的佛典计有39种。日本又在我国国内多方搜求，前后供给藏经书院、南条文雄等佛典数十种。日本《续藏经》编纂中野达慧在《日本续藏经编纂印行缘起》中说：“先是介南条博士，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未几又得与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谛法门之交，雁鱼往来，不知几十回。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检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予每接一书，欢喜顶受，如获赵璧，礼拜薰诵，不忍释手，虽蠹简断篇，靡弗收录焉。”(14) 杨仁山还在经济上赞助《续藏经》，《续藏经》的“随喜助缘芳名录”甚至以仁山居士为首。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日本藏经书院编辑《续藏经》，事虽别行而复相应，展开了跨国间的合作互助，令人感慨。
杨文会在佛法教理方面，与日本学者也有密切的交流。他曾与日本真宗学僧北方心泉、小粟栖、后藤葆真等就净土法门理论进行过论辩。当时日本净土真宗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设立本愿寺，宣扬纯他力净土法门。杨氏认为，真宗教义把圣道门与净土门对立起来，把净土门中自力与他力对立起来，是有违经教的。他指出，“极乐净土，由弥陀愿力所成。弥陀既发大愿，勤修圣道，方得圆满”。所以“生西方净土之人，亦由圣道而证妙果”，“净土亦是圣道无量门中之一门”。又，真宗教义认为“信心从他力而发”，只有“他力之信，一相无别，所生之土亦一无量光明土”。杨氏则认为，依据经文，众生发心“仍系自力”，“剋实论之，信心者，自心所起也；他力者，自心所见之他力也。除却现前一念，复何有哉”！(15) 由今观之，无论纯主他力，还是力主自他并重，都是净土各派的不同宗趣，尽可求同而存异。杨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取慎重态度的(16)。因此，这种疑义相析的辩论，诚如杨氏所言，只会“愈辩而愈明，彼此均有利”。此正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这个传统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总之，杨文会既是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也是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开拓者。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日本藏经书院编集《大藏经》、《续藏经》，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大事，而中日两国学者于其间进行了真诚、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同时，杨文会在佛法教理方面，与日本学者也有密切的交流。这些将永远载入史册，值得我们怀念和发扬。
三 皖人与赴日教育考察
20世纪初，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进行新政改革，为此急需借鉴日本经验，赴日本取经。其中就有皖人李宗棠和吴汝纶的教育考察。他们的教育考察内容广泛，其中尤以吴汝纶的考察更加详细、完备，富有创见，对清末的学制改革和近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影响。
李宗棠（1870—1923），字柏荫，一字隐伯，别号江南吏隐、千仓旧主，安徽颖上县人。出身清代官僚地主家庭，少年读书，20岁从戎，因有军功被举任候补道，在湖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办理政事，凡教育、留学、译学、营务、警务、矿务等方面事务均经手办理。尤以教育、留学两方面任事为多，历时也较长。他曾在南京自办千仓师范学校一所，为国内最早成立的私立师范之一；又在颍上、阜阳办千仓义塾八所。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访日期间，他精心收集了日本各类学校的章程、规则136种。1902年，出版了《考察日本学校记》16册，收录了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院、庆应义塾、高等师范学校、东京专门学校华族女学校等136所日本学校的章程、科目、学生人数统计等资料。李宗棠在该书序言中认为日本之富强，“有本有原，学校是也。学校者人材所从出，而国家所恃以竞胜之具也”(17)。这次考察对李宗棠影响很大，回国后立即斥资两万元，购地置屋，聘请教习，筹划创设江皖师范学校。随后，又八次去日本，后将赴日旅程中日记整理副刊，名为《东游纪念》，共10卷。
吴汝纶（1840—1903），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1864年举人，次年中进士。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历官直隶深州、冀州（今均属河北）知州。1889年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执教多年，弟子甚众。1902年，吏部尚书张百熙荐举为京师大学堂教习，自请赴日本考察学政。吴汝纶一行于1902年6月9日从塘沽出发，20日到达长崎。在长崎，考察了高等中学校、医学堂等；去神户，考察了神户小学校、女学堂、御影师范学堂；到大阪，参观高等女学校、大学堂。此后主要集中在东京考察。他们在东京的访问考察，主要是对学校制度的视察和调查。因此，一方面，除访问参观学校以外，还历访跟学校有关的官厅，如文部省、外务省、参谋本部等。在文部省从9月10日至10月7日的将近一个月内参加了19次“特别讲演”的听讲，其内容均是有关教育行政、教育大义、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学法、学校设备、日本学校沿革等。另一方面，历访学校领导、教育行政长官、教育名家以及政军界人物。经过对日本教育的翔实考查，吴汝纶写成了教育考察成果和教育见解的《东游丛录》。《东游丛录》内容丰富，包括文部听讲、游览日记、各学校所赠图表、教育家谈录、学士大夫时惠书札，几乎是记载日本教育的“百科全书”。该书全面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材料，并为以后的学制制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此书也受到日本人的推崇，日本东京报纸评论时认为，像这样精详叙述日本教育维新以来教育改革的著作，即使由日本人来写也“莫能逮”。《日本朝日新闻》也赞扬这部书“于吾学制次第集录极佳，在吾国人亦极有用”(18)。吴汝纶于1902年9月结束了对日本的教育考察回国后，即将这本颇受日本人赞誉的《东游丛录》交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备采择”。他在给张百熙的信中说：“辰承尊命，渡海东游，视察学制，居处三月有余，仍未得要领。”(19) 其实，这是吴汝纶的自谦之词。实际上，在《东游丛录》中，他已经形成系统的教育改革思想，其要点可概括为：一培养教员，“窃谓吾国开办学堂，苦乏教员”，“谓救急办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闲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时，令各藩送士人入大学，谓之贡进生，意也如此。今所开师范学校适与符契，即明年开大学堂，恐仍须扼定此指”，(20) 他希望中国的教育改革也要仿日本普及师范教育，以造就各类师资，这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二普及基础教育，“欲令后起之士与外国人才竞美，则要由中小学校循序渐进，乃无欲速不达之患。而小学培养成大中学基本，乃是普及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并就普及基础教育的途径和措施作了详尽的说明。三统一语言，“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有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四兴办实业学校，“若初办大学堂之专科，……政治法律之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此皆数年卒业即可应用者也”。五废科举，“其尤要者，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21)。所以，吴汝纶考察所写的《东游丛录》被认为是“介绍日本教育制度的书籍中最为详细的。……共计410页的该书，近半数即用190页的纸幅介绍了日本教育制度的所有方面。若称它为日本各种学校的‘指南’或‘便览’也绝不过分”(22)。
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不仅直接影响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制订，而且与其他赴日教育考察者相比，为吴汝纶所特有的，即对留日学生的关心和理解及为聘请日本教习所做出的努力。所以，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对清末教育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同期其他赴日教育考察者所不能相比的。
四 早期留学日本的皖籍留学生
晚清安徽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近代安徽的社会变革影响甚大，迄今为止，人们对此尚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经过初步考察，晚清安徽留日学生有姓名可考者计有252人，再加上私费留学未能统计姓名者，总人数则应在千人以上。纵观清末安徽留日运动的发展，笔者认为可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1896至1899年，这一时期的安徽留日学生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留日运动的发轫期就已有留日学生，因而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第二时期自1900至1905年，在这一时期，安徽的留日学生由最初的停滞到后来的逐年递增，至1905年达顶峰，故可称“递增期”；第三时期自1906至1911年，这一时期，无论是官费生还是自费生，在总人数上呈逐年减少趋势，故可称“递减期”。由于篇幅所限，仅就早期留学日本的皖籍留学生情况略作叙述，容后将有专文探讨这一问题。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裕庚任驻日公使。遵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旨意，他在上任后不久即着手在使馆内恢复设立东文学堂，并计划就地延请东文教习，认真训课以期有成。但是，后来在与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协商时，对方建议在使馆内闭门授课，不如将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西园寺氏认为，在馆内学习，每日不过数小时，其余仍说华语，难以有成，以前馆内所招的学生成才甚少，原因也在于此。裕庚采纳了西园寺公望的建议，并打算今后对招来日本的学生严加管理，如发现有不求上进、不堪造就者，随时遣回，绝不迁就。裕庚将此计划汇报给总理衙门，总署随即函复裕庚，认为所拟计划切实可行。此后，裕庚遂派驻横滨领事吕贤笙赴上海苏州一带招募唐宝锷、戢翼翚、朱光忠、胡宗瀛、吕烈辉等13名学生。关于这13名留学生的姓名，实藤惠秀说：“1896年旧历3月底，清朝首次遣派学生十三人抵达日本，他们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訚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23) 这13人中有2人为安徽人，他们是吕烈辉和吕烈煌，是安徽留学日本最早的学生。他们抵日后，裕庚将他们的教学委托给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再由西园寺公望转请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教学。嘉纳在附近的神田三崎町租一民房作宿舍兼教室，并派该校教授本田增次郎任监督，更请教员数人进行教学。东文授课在住宿处进行，而数学、理科、体操等普遍课则借用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进行上课。(24) 他们在日期间由使馆每月发给50月生活费。经过3年的学习，他们中有七八人最终学成(25)。1899年，吕烈辉和吕烈煌回到国内。1901年，熊育锡先生在南昌城内创办南昌熊氏私立心远英文学塾，聘吕烈煌为日文教习。1912年1月4日，安徽省临时议会成立，旌德县吕烈辉被选为省议院参议员。可见，安徽最早的留日学生在教学和地方事务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继第一批留学日本的官费生后，1899年安徽还有3人去日本留学，他们分别是程家柽、金邦平和程滨遗。他们中有的是公费，有的是自费留学，在近代留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光绪二十五年（1899），程家柽以两湖书院官费到日本留学，同孙中山相识，并加入“兴中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与秦力山等人先后成立“励志社”、“恳亲会”、“青年会”，创办《译书汇编》和《国民报》，宣传革命，公开提出反对清朝统治，并积极参加“拒俄”、“拒法”反帝爱国运动。光绪二十九年秋，一度潜回国内，策动革命。清廷发觉后，始以高官厚禄收买，继以“逆竖程家柽倡乱革命”罪名，饬令取消其官费，并悬赏缉捕，家柽再次东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初，邀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与孙中山会晤，推进联合，统一革命思想。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盟会成立，公推程家柽为外务科（外交部）负责人。是年，与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任编辑长。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任京师大学堂教授、邮传部主事，营救过革命党人。后因起义未成，再次去日本。宣统元年（1909），载沣摄政，家柽应陆军部之聘，回国编纂陆军教科书，与程梦余等创办《图风日报》。武昌起义成功后，被孙中山授予幽燕招讨使之职，后改授安徽省军政府高级顾问。
金邦平（1881—1946），字伯平、亚粹，黟县渔亭镇玛坑村人，金庆慈长子。金邦平于1899年来到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许多新学说、新观点，眼界大开，认为如能让国人也都知晓，当有助于国家振兴。于是，他在1900年参加了该年留日学生成立的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并成为主要成员。该社定期出版刊物《译书汇编》，分社说、论说、学术、研究资料等栏目，以编译欧美、日本政法名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最早的进步刊物之一。1902年，在东京的留日学生20余人发起组织“中国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组织。此时，已经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学的金邦平也是发起人之一。同为发起人且后来成为各界名人的还有张继（国民党元老）、蒋百里（后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苏曼殊（近代作家）、冯自由（后任国民政府总统府顾问）、潘赞化（艺术家张玉良丈夫）等。1905年，金邦平大学毕业。
程滨遗（1876—1953），字小苏，怀宁县高河埠程家冲人。父名苏仙。两岁丧父，自幼即从祖父容光读书。光绪二十年（1894）中秀才，两年后中举人副榜。二十五年（1899），入明治大学，修数理。越3年毕业归国。时南陵、宣城一带客民（由湖南、湖北及安徽各地逃难到皖南的平民百姓）苦于子弟不得入学，慕名聘请程滨遗前去设馆教学。先在南陵开办育青小学，接着创建炳灵、同安、文斗3校，在宣城创办求实小学、端安小学，又在南陵开设师范讲习所，培养师资。但不久，各小学及师范讲习所招生困难，再次电请他前往。程滨遗经学务处批准公假半年南下，到客民家中走访，苦口婆心劝民送子入学，并将南陵4所小学合并为储才高等小学，使招生问题得到解决。
1901年以后，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留学的政策，到日本留学的人数渐次增多，至1905年形成了留学日本的高潮。皖人也因应时势，成为留学大潮中的一支生力军。而在这一热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最早留学日本的皖籍女学生吴弱男、吴亚男两人。
据吴弱男《见闻录·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一文回忆：余去日本年仅14岁。原打算入夏田歌子所办的实践女学校，但由于此时该校对清国留学生招生限额仅30名，且限定学龄在16—40岁之间，余年龄不合格，乃改入青山女学校。(26) 据此推算，吴弱男留学日本当在1901年。吴亚男与姐姐吴弱男同时日本留学，年龄也仅12岁。何香凝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秋瑾于1904年赴日本留学，以此观之，吴弱男姐妹留学日本在何、秋之前，因此可以说吴弱男姐妹是中国最早留学日本的女学生。这与其父吴保初徜徉于维新派与革命党之间，具有较进步、开放的思想有关。吴弱男姐妹留学日本后，积极创办报刊、组织社团，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为女权运动摇旗呐喊，展现出一派爱国风姿。譬如，吴弱男就说：“中国之萎靡，非自今日始。迨秦政起而实行压制，百姓俯首贴耳，牛马不若矣。”(27) 吴弱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已有相当影响。尤其与孙中山先生接触较多，受其教育之后，对革命认识有了很大提高。那时的吴弱男，是个女权主义者，“与孙文上下议论，持极端欧化说，又谓‘非自由平等，不足征欧化’，气焰万丈”。吴弱男“长于英语”(28)，担任了同盟会的英文书记。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描述吴弱男、吴亚男俩姊妹一段趣事：“两年前（1906年）某日，东京同盟会开干事会，有吴弱男、吴亚男姊妹至党部谒总理（即中山先生），衣洋装，挂金表，以英语向总理详谈，娓娓不休。迄摇铃声动，二女仍不告退。慕韩（即邓慕韩，中山先生之随员）乃手持价值二百余元之大金表告总理以开会时刻，二女始匆匆兴辞。慕韩谓此举全靠大金表吓走小金表之力。”吴氏姊妹的革命热情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采跃然纸上。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课题《近代皖人与日本》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07sk291。）
注释：
① ［日］有井基：《胡铁梅に关する觉之书》，《历史と神户》第5卷第4号。
② 水双：《江南名士胡铁梅先生墓》，《关西华文时报》2003年8月1日。
③ 陈家麟：《东槎闻见录》，上海著易堂光绪十七年（1891）印本，第1页。
④ 陈家麟：《东槎闻见录》，第235页。
⑤ 孙点：《东游日本诗》，《新新文诗》1887年第24集。
⑥ ［日］神田喜一郎：《日本的中国文学》，《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230页。
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36页。
⑧ 杨仁山：《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七》，《杨仁山全集》之7，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85—486页。
⑨ 杨仁山：《与日本南条文雄书八》附来书，《杨仁山全集》之7，第，486页。
⑩ 杨仁山：《与日本南条文雄十四》附来书，《杨仁山全集》之7，第493页。
(11) 杨仁山：《与日本南条文雄十四》附来书，《杨仁山全集》之7，第493页
(12) 杨仁山：《与日本南条文雄九》，《杨仁山全集》之7，第499页。
(13) 杨仁山：《日本续藏经叙》，《杨仁山全集》之7，第380页。
(14) 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东初出版社（台北）1970年版，第188页。
(15) 杨仁山：《阐教编·评真宗教旨》，《杨仁山全集》之8，第523页。
(16) 杨氏在《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十二》中提到他对《真宗教旨》批评一事，并诚恳地说：“弟与阁下交近二十年，于佛教宗趣未尝讲论，今因贵宗将遍传于地球，深愿传法高贤，酌古准今，期与如来教意毫不相违，则净土真宗普度众生，无量无边矣。”（见《等不等观杂录》卷8，第523页）又，他在《阐教编》末尾也说：“南条、北方诸君往返二十年，未尝讲论佛法，兹因机缘触发，不惜一番话堕，引出无限是非。然愈辩而愈明，彼此均有利益。”
(17) 李宗棠：《考察日本学校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第2页。
(18) 《朝日新闻》，1902年9月29日。
(19) 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文海出版社（台北）1966年影印本，第55页。
(20) 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第55—59页。
(21) 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第55—59页。
(22) 熊达云：《近代中国の官の人民の日本は視察しました》，东京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第194—195页。
(23)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9页。
(24) ［日］松本龟次郎：《中華の留学生は史（さん）を教育します》，东京东亚书房1931年版，第6页。
(25)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年版）载：“元丞等乃为留学日本开山祖师，使馆学生学成者，湖北戢翼翚、刘艺舟，安徽吕烈辉、吕烈煌，广东唐宝锷，江苏冯阅模等凡七八人。”
(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员与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1959年第1期，第24—29页。
(27) 吴弱男：《问中国如何能独立》，《女子世界》1904年第4期。
(28) 当时“中国女子在京（指东京）者百人许，而其最著名者共30人，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数学、几何、代数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日本东京调查员：《外国は特に調查します》，《女子世界》19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