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的集中化——论德国法西斯上台的经济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根源论文,经济论文,德国法西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871年完成政治上的集中和统一后，德国便走上了工业经济飞速发展的轨道。工业生产，由于是集合了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工作系统的一体化生产，从而形成了集中化、统一化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法则。本世纪30年代前，德国工业经济的集中化、统一化特征一直存在并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德国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连续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结构。德国工业经济的集中化及其历史连续性，必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集中化对生产的管理模式。作为管理模式之一的法西斯，其根本性的内核便是集中化、统一化。为什么正好是法西斯上台以顺应集中化历史连续性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不是其它的？这已经大大超越了本篇小文所能驾御的范畴。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的是，集中化历史连续性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对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和社会结构趋于集中化的历史要求，形成了法西斯思想，该思想的发展和社会化形成了法西斯运动。而该运动在某些特定历史机缘的点拨下，其恶性膨胀的结果，只能是法西斯政权为适应集中化的历史趋势，推动集中化历史连续性的发展而上台。
一、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与法西斯思想
十九世纪中以来的德国历史，是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集中化趋势为重要特征的。政治上的集中，以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为标志；经济上的集中，则以同期德国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为表现。帝国主义，就是集中的和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和生产集中化的结果和表现。然而，作为竞争的产物，对内高度集中的一般垄断在对外的社会大环境中又是相对孤立的，它又导致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面对大垄断的竞争，“被折磨、受痛苦的人们首先期待当局——国家给他们以援助”（注：（德）卡尔·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28页。）。国家一词成为集中的代名词。而工业生产社会化程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也要求突破相对孤立和分散的生产管理。于是，针对相对分散的一般垄断，更广范围、更高水平的集中化管理思想，便呼之欲出了。
法西斯思想的主体，包括极端民族、国家主义，极权、军国主义，“是在直接继承各种帝国主义反动思潮的基础上形成的”（注：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仅以集各种帝国主义反动思想之大成的尼采而言，德国法西斯就从中汲取了强权意志、超人权威的集中化内核。希特勒在其亲自主持发行的法西斯机关刊物《民族社会主义月刊》创刊号上明确声称：“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注：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287页。）在法西斯的世界观和新道德中，资本、国家、民族、权力、军力等等，都统一在集中化的旗帜下，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资本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中，希特勒称：“我个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党人，仅有一个信条，就是民族和祖国。”“资本的本身，完全依赖于国家——就是民族——的伟大、自由和势力。所以两者的联合，必定要使国家和民族因了资本的维持和增加而向前发展。”（注：（德）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92、91页。）在资本与权力、军力的关系中，希特勒称：“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注：（德）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74年版，第124页。）而在以上法西斯思想的资本与国家、民族以及，资本与权力、军力两组关系中，两者又是紧密交织的，形成了以“国家”为代表的集中化法西斯思想内核。希特勒本人就曾经声称其理想就是“把作为民族的国家组织得象军队那样”形成统一的意志。（注：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国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托于民族中；国家的责任，只是在利用它的组织力，以求达到促进民族的自由发展。”（注：（德）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51页。）在这里，以国家为代表的高度集中化管理被充分地显现出来。正如法西斯自己所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创造新国家”（注：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如果我们掌握了合乎宪法的权力，那么当然要将国家放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模子里加以铸造”（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5页。）。而法西斯国家其“真义是指一个民族应该被它的最有力的个人、那些生来适于统治的人所统治和率领，而不是指应让当然不谙这些任务的偶占多数的人去治理生活的一切领域”（注：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因此，从以上法西斯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集中化思想，被法西斯加以极端化甚至达到了希特勒个人独裁的高度集中化水平。
二、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与法西斯运动
进入二十世纪后，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化更为迅猛地发展，“经济领域的稳定和十分迅速的经济集中过程，是20年代的特征。当时，出现了许多规模空前的经济庞然大物：化学领域的I.C.法本康采恩，重工业领域的联合钢铁厂。当然这也提高了这种现在业已实现集中化的大工业的政治能力”（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大垄断的发展，造成了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垄断的力量和反垄断的力量。而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存在和相互联系，决定了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与否。
从垄断的力量角度看，它反映了社会上层的意志。“集中过程是排除不生利的个别企业和实行有计划的大生产分配成为可能。”（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8页。）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的需要，摆脱生产的孤立、 分散和混乱状态，必须实现对社会生产更为集中化的干预、控制和管理。这就使“民族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愿望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动力相结合，决定了这个时代的面貌”（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页。）。正是这种上层的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为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氛围，并最后与法西斯运动合流。在上层社会的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中，到一战前，“国家经济倾向日益得势：邮政、电报、电话成了帝国或联邦的垄断企业。在普鲁士，标准轨距铁路的95%为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管理，国家还占有巨大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以来得到保护和扩大的农业和林业国有地和19世纪大量增加的矿山”（注：（德）卡尔·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85页。 ）。一战中，“随着动员一切力量为军事经济生存而斗争，必然会提出这一问题，即旧形式的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和社会结构是否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由国家控制的经济”（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3页。）。一战后，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发展， 集中化的历史趋势进一步发展，而发人深思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法西斯运动得以兴起和发展。1919年的国民会议曾通过一项“社会化法”，规定国家有权通过适当补偿将“合适”的企业转为公有经济，在急需时可以“用公有经济的方式来规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注：朱仲武等：《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这一规定被写入宪法之中，而宪法本身，其第48条的有关非常时刻的规定，则更典型地反映了这种集中化的环境和氛围。有鉴于此，直接给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提供思想资料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爱德华·施塔特勒声称，“由国家组织生产和流通，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仆人，以及具有鲜明特征的、不宽容的、权威的形态”的社会是其理想，而另一个思想家施本格勒则更明确地将其近期目标，定为建立一种保守的——法西斯主义专政。（注：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从反垄断的力量角度看，它反映了社会中下层的意志。这种力量表面上反对垄断的集中化，而实际上它是从更高的角度和水平，来干预、调节、控制和管理那些相对分散和孤立的垄断，其实质是社会和国家高度的集中化。所有这些，形成了法西斯运动的基础并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约从1895年起一个中小业集团明显形成，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这个集团限制工业和才力的集中（大银行的影响），限制垄断”（注：（德）卡尔·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41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而且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在十九世纪也对手工业作出了黯淡的预测。它被视为一个随着大工业的必然发展而要被淘汰的经济部门。这一点对手工业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的自我理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不断发展的大工业和扩大着的工人组织之间受到限制的手工业阶层，看到它的经济存在受到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时他们极力抵制一种他们认为会迫使自己降为产业工人的发展过程，而在当时很多人把产业工人理解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倾向于期望国家保护他们不受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侵犯。在经济存在和社会存在方面受到威胁的这种感觉，决定了他们盼望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救星和援助者。”（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5—306页。）这里大段引文中谈到的中产阶级及其思想，实际上就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改良思想。正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启动了德意志工人党及其初期活动。这一政党和活动在希特勒的继承和改造下逐渐演变成法西斯的运动。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中，保护小资产者利益与反对大资本、与反对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是相互联系的，这一如该党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所宣称的那样：“德意志工人党全力反对高利贷者和乘机抬高物价者。”“提高手工业者的地位，应该以大资本为代价，扩大和巩固中等阶层。”（注：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我们反对犹太人，不是因为他是唯一拥有资本的人，而是因为他有意地阻挠反对资本的斗争，……我们反对犹太人，倒不是说他是唯一的放高利贷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人口中虽只占百分之一，但在放高利贷者中却占百分之九十；……”（注：（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2—103页。）在继承和改造小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活动的过程中，希特勒又再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充分利用小资产阶级政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力推动了纳粹党的形成和发展，也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希特勒宣称：“现在经济的异常发展，正引起了民族中社会等级的变化，小规模的手工业慢慢地被淘汰了。工人不太容易维持他们的生活，于是被逼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了”，“而维持我人继续生存的民族及其组织——就是国家”，“因此这个新兴运动的同志的来源，第一便是工人团体。这种运动的任务，是在使工人们脱离愚妄的国际主义，从贫困的社会中使他们解放出来，……”（注：（德）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23、128、133页。）。法西斯的这种辞令，极好地迎合了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大资本排挤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要求，使法西斯运动得以在其中滋长蔓延。而正是法西斯运动中以施特拉瑟兄弟为代表的思想，为希特勒及其主流派的合法上台，争得了广大小资产阶级民众甚至相当一部分工人的选票和支持。
三、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与法西斯上台
本世纪以来德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无数历史机缘，都汇成了一股推动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不断发展的强大力量。其中三十年代大危机及其所反映的一般垄断弊端，则成为法西斯最终掌权强有力的催化剂。
战争与战败均推动了德国社会上层与中下层对集中化趋势的要求。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德国社会形势，希特勒称：“国家——不但不能日进于安全，反而日见衰败了，旧帝国的光荣灿烂，也不能掩住了其内部的衰弱，而振兴帝国的一切企图，次第的宣告了失败。这都是因为不注意这重要的问题（指国家）的缘故。”（注：（德）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28页。）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的混乱局面，因此， 纳粹党在其二十五点政纲中强调“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在1919—1920年的德国，比起1914年以前稳定而安全的德国来，反犹口号更容易得到响应。1914年以前，只有某些社会集团感到受犹太企业主或放债者的威胁或剥削。而在革命后，中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就受到威胁了。战败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计；很多难民从割让出去的领土涌入德国，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凡尔赛条约又使中产阶级破产，并使他们最后的安全感毁灭了。”（注：（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2页。）这种情况，使强权国家和民族主义在集中化的问题上高度结合起来。
在这种高度的结合中，资本的力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使魏玛国家成为“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页。 ）。这又形成了法西斯上台的一大机缘。从1924年起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化要求也日益发展。在国家强制卡特尔化政策的推动下，1922年全德有卡特尔1000多个，而到1930年增加到2100多个。在二十年代中期，德国约有2500个辛迪加，国家垄断资本的“国有企业”资产高达数亿马克。资本的这种发展，极大地影响了魏玛国家的政策。早在“1919年12月，德国工业家中央同盟联合会与工业家同盟合并为德国全国工业同盟，并与德国企业主同盟联合会共同在幕后操纵政府”。1920年6月，垄断资产阶级为干预政府的经济政策， 又建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其占统治地位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注：朱仲武等：《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3页。）到了不得1933年6月， 德国教会联盟署在关于德国形势的阐述中，便将魏玛国家集中化的趋势与法西斯集中化政权的关系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近代20年来，德意志人民一直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政府意欲在国家、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巨大的组织和精神努力，将我们民族生活中没落的制度重新塑造成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权力机构所采取的措施是强硬的。”（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大危机，以破坏性的方式表明，一般垄断相对孤立和分散的生产和管理，已严重不适应社会化生产过程对集中化的更高要求。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1928年自由工会便提出，共和国的经济应建立一种“公共经济”，“它享有支配劳动力和个人消费的最高权力”，应该走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9—320页。）而一旦大危机真正袭来，魏马共和国的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便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进而极其自然地向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和国家干预过度，希特勒法西斯集中化政权的上台便成为偶然中的必然。“从1930年起，德国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比起1923年的通货膨胀危机来，这场危机持续时间更长，从某些方面来讲更严重。失业数字急剧上升，从1930年的二百三十五万八千人增至1931年12月的五百六十七万人和1932年2 月的六百一十二万八千人，其中半数以上没有得到任何经常救济而只有所谓‘福利’补助，这完全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注：（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9—150页。）工业家卡尔·杜伊斯贝格在1930年1月抱怨说：“破产的数字不断上升，1929年头十一个月已达到八千九百五十家，这早就超过了前一年（即1928年）头十一个月七千三百六十家的数字。”（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5页。）《格丁根日报》于1930年8月28日报道说， “八千零三十五家（钢铁）企业中已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家停止生产：一百五十家要倒闭”。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央党领导人之一欧根·博尔茨在1930年3月11日给其妻子的信中写道：“人人都感到软弱、无能。我们整个政府体制都显得软弱无能。”“我一直认为议会无法解决其严重的内政问题，如果有一个独裁者能维持十年之久，这是我所期望的。”几天后他又写道：“独裁！让我们自己掌握命运吧！”（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页。）“但是，决非因此统治阶级便做出了明确的预计要建立一种法西斯制度的决定，而是对权威统治的多种模式进行了讨论，甚至进行了试验。”（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这种试验，便是面对“经济似乎不在会繁荣，年迈的总统束手无策地不断更换总理”（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6页。）。正是在这种政府的不断更换中，魏玛国家大踏步地走上了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中央党领导人之一博尔茨的信件写就后不久的1930年3月30日， 该党海因里希·布吕宁“权威的总统制政体”登台亮相（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在对待法西斯的态度上，布吕宁亲自对其亲信说，符合“德国的利益的是，不要让这个运动承担政府的责任而太快地耗尽它的力量”（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6页。）。至于弗朗茨·巴本，其本人早在1931年就提出必须从布吕宁“隐蔽的独裁”中彻底放弃民主的门面，建立一种“民族基础上的独裁”，提出必须“争取和明智地合并民族右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1页。）。1932年6月1日，巴本自称的“民族集中内阁”成立，其意图是“专制地领导”（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4页。）。 从此军国主义的势力和试验进一步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32年12月3日，进行“国家社会主义”（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5页。）试验的库特·冯·施莱歇尔上台。其上台后不久，便制定了“走向新的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的紧急纲领。而正是这个纲领，成为“那个在第三帝国得到充实的体制的开端，国家在这个体制里，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起着决定一切的订户和顾客的作用”（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4页。）。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始于大规模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刻。大规模经济危机意味着，千百万人陷于苦难，丢掉工作岗位，对前途充满恐惧，作为商业、手工业、农业等部门的小所有者丧失其社会生活条件，人们茫然失措、惶惶不安，在绝望中寻找出路。”（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到此为止，大危机以极端的严重的破坏性方式表明，二十年代以来得到高度发展然而又是相对孤立和分散的一般垄断水平的集中，已不能正常维持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也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对更大范围、更高水平进一步集中化管理的历史趋势。这使国家政权必然一步步地走向维护私有制前提下的国家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旧帝国封建性高度集中化的王冠，早已被一战打翻在地而无人拾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由于工人阶级自身的不成熟和分裂等等原因，与历史机缘失之交臂；西方民主型的社会政治构架可以实现民主型的干预，于德国的长期专制历史环境中又水土不服而时常离国而去。在魏玛国家的反危机集中化试验中，布吕宁的施政里“没有一项法令奏效，几乎每一项措施都起了不利于生产的作用”（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9页。）。巴本上台后，危机却达到最严重的水平。至于施莱歇尔，到1933年1月， “大庄园主不断缠住了他们的总统，要求罢免施莱歇（尔）；德国工业全国协会也可以举出一大堆理由要总理下台”（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8页。）。 出于维护资本生存利益的需要，“经济界的共同利益是清除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希望民族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上台，能在德国奠定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另一共同的利益是希望希特勒的经济纲领付诸实施”（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上述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在战后纽伦堡审判中的自白，正反映了从魏玛国家集中化试验向希特勒政权的自然过渡。果然，同年同月的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这一任命，宣告了德国原有统治阶级的权势集团与法西斯党人正式结盟的最后抉择。
“如果说，领袖国家对德国生活的一体化确实做到使多数人民不是从内心相信，但无论如何使得人民听任新政权自行其是，给它一个机会，且多数人民跟着他走，服从他，那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3页。 ）法西斯上台后其意识形态的这一自白，或许多多少少反映了法西斯政权，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