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绘得萧红影 望断西天一缕霞——萧红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西天论文,一缕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萧红，被聂绀弩称作“大鹏金翅鸟”的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以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令当时的人们对人间才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说：“萧红的力作将因为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彩，终久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积淀，萧红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魄力，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萧红热”至今方兴未艾，现在让我们对萧红的研究成果作一番简要的检阅。
一
1935年12月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在上海出版，“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也奠定了萧红作为著名左翼女作家的地位。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作序跋，可说是萧红研究的发轫之作。鲁迅在《序言》中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段话成为评价《生死场》的经典语言，为后来的研究者反复引用。胡风在《读后记》中亦对《生死场》发表了真诚的赞美之辞，“这是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鲁迅和胡风的评论成就了《生死场》，成就了萧红，开了萧红研究的先河。
二
1942年萧红病逝香港，纪念文章纷至沓来，较有影响的有景宋《忆萧红》、《追忆萧红》，柳亚子《记萧红女士》、丁玲《风雨中忆萧红》、绀弩《在西安》、罗荪《忆萧红》、绿川英子《忆萧红》、梅林《忆萧红》、张琳《忆女作家萧红二三事》、靳以《悼萧红和满红》、袁大顿《怀萧红》、骆宾基《萧红小论——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苏菲《悼萧红》、柳无垢《悼萧红》、文若《失题》、白郎《遥祭》、高原《悼乃莹》、萧军《零落》等，有一些文字收入王观泉主编的《怀念萧红》集。文中主要是萧红生前挚友、师长对其生活片断的回忆及早逝的悼念，萧红的真情至性涌动于文本之上，令人叹惋。同时期也出现一些对萧红作品的研究文章。石杯池在《论萧红》中不无惋惜地指出萧红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弱点是未能摆脱个人痛苦，走向群众，投身斗争，确实一语中的。但他简单运用某些观点分析问题，从萧红的出身论证萧红在自我改造的斗争中走了“下坡路”，得出了萧红创作的两部长篇《马伯乐》和《呼兰河传》是萧红创作极大退步的结论，从而贬低萧红作品的文学价值，则未免有偏颇之处。此外，茅盾的《呼兰河传·序》首次提出萧红作品中那种与生俱来的寂寞情调，他深深地理解了萧红和萧红的作品，从而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从文本对《呼兰河传》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把握，这段话与鲁迅对《生死场》的评价可称为萧红作品研究的双璧。
1957年萧红归葬广州银河公墓。李阳《萧红骨灰迁葬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由迁葬事件激起一批萧红生前相知的怀旧情怀，叶灵凤、端木蕻良等此后数次撰文，在香港形成一股“萧红热”。文革十年国内萧红研究一片空白，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萧红才如泥中珍珠般重新引起研究界的瞩目。
三
新时期萧红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对萧红生活道路的研究；二，身世的论争；三，萧红作品思想价值的研究；四，萧红作品艺术风格的研究；五，关于萧红后期作品思想倾向的论争。这些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模式的烙印，但某些开拓性的见解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经过多年的耕耘，萧红研究已经从幼稚走向成熟，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视角走向全方位研究。下面将逐一对其进行评述。
（一）对萧红生活道路的研究。赵园《论小说十家》认为，萧红长时间吸引着读者，“似乎主要不是由于她的文字魅力，而是由于她富有魅力的性情和更富魅力的个人经历——尤其是情感经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萧红热”之初不少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数部传记陆续出版，还有一些研究者遍访萧红亲朋旧友，撰写了大批回忆录，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萧红故乡的研究者们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日渐积累的萧红同时代人回忆材料的发掘和发表，实物资料的丰富，萧红的生平研究进入去伪存真、严谨考证阶段，从而对萧红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思想追求的研究达成新的共识。文化视角的引入又使萧红研究上升到更高的哲学层次。侯运华《论萧红的家庭意识及其意义》认为，“萧红从离家出走到无家而终，从描写残缺的家庭起步到描摹理想的家庭作结，终其一生都缠绵着浓郁的家庭意识”，对家庭的两难意识同样影响了萧红的创作，是解读萧红的一把钥匙。丰昀《萧红：一串凄婉的歌谣》再次申明：以萧红的艺术人格看，她更关心的显然是自己的内心，外部世界曾经数度令她神往，并且牵引过她手中那支勤奋的笔，却最终没有成为她心目中的“终极关怀”，萧红性别意识中某种特殊的自觉对她来说，人格与文字是一种同构关系，她释放了自己，也消耗了自己，这是认识萧红的一条捷径。新时期的研究者，也充分注意到了萦绕在萧红身边的寂寞感，只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们期待着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周细刚《对一个明亮而高尚的亡灵的追念与反思》对萧红进行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萧红一生跨越了我们民族一个较长时期的灾难岁月，她的漂泊遭际和婚姻不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我们民族的沉重压迫及我国革命的曲折过程，也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反抗道路的局限性。
萧红的生平传记，四十年代仅有骆宾基的一部《萧红小传》，这是平视知己、舔伤悼友、献于传主祭坛的一瓣心香。正如作者在《修订版自序》中所说：“《萧红小传》在当时纯属一种为了摆脱由于她的巨星般的殒落而在精神上所给予的一种不胜悲怆的沉重负担”，尽管未能论及萧红的文学作品，仍不失为一部持论公允、亲切裕如的信史，况且有他后来的《萧红简史》足资参照，是萧红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萧凤女士的《萧红传》从女性感悟角度，描画了萧红作品揭示出来的那需要怜爱的多愁善感的灵魂。庐湘《萧军萧红外传》真实具体地描绘了二萧传奇式的生活经历、侠肝义胆及与鲁迅先生的亲密关系，既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史料，对研究二萧和现代文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尤其是二萧生前好友锡金的序言《乱离杂记》提供了二萧在武汉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背景材料。刘慧心、松鹰合著《落红萧萧》是一部普及读本。另外，陈隄、铁峰等人所著传略或评传曾在刊物上选载。铁峰继1991年出版《萧红的文学道路》之后又有《萧红传》一部。东北学人李重华撰有《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此外，港台学者也有数部传记或评传问世。
（二）萧红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价值研究。萧红的真正价值在于她给后世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学遗产。新时期对萧红文本的研究成为萧红研究的重心，全国几十种报刊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刊载了大量评论文字，尤其以《北方论丛》、《呼兰师专学报》、《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更为集中。总括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从体裁方面对其诗歌、小说、散文及单篇名作进行研究；二是以时间为线索，对其前期、后期以及整个创作过程的综合研究；三是对萧红作品的专题研究。对萧红小说的研究集中在《生死场》、《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长篇。至于初期与萧军的合集《跋涉》及后来的《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也有一些研究论文问世，但终不如前者。由于《生死场》、《呼兰河传》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历来评论不衰，大多说法未脱窠臼——沿袭鲁迅、胡风等三十年代定下的基调，至多是作一些细枝末节的阐发。张宇宏的《论〈生死场〉》，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指出：萧红通过农村生活描绘出农民是封建剥削下的奴隶、自然灾害的奴隶、他们自身生活的奴隶。萧红反映东北沦陷后的现实，也无意于表现抗日的主题，而是以抗日斗争为背景，写出农民在民族“生死场”上新的挣扎。可以说这种论断是一个新的突破。近年来，《生死场》在萧红作品研究中相对“冷”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对《呼兰河传》研究的急骤升温，这与四十年代研究之初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锡金《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发表于1979年2月《长春》杂志，可说是开新时期《呼兰河传》研究先河。邢富君、陆文采合写的《论〈呼兰河传〉及其评价》对《呼兰河传》进行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并指出早期研究者的偏颇之处，更进一步论述了它艺术上的成就。韩文敏在《〈呼兰河传〉我见》中说：“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的创作思想既有连贯，也有转折。这种转折，一方面意味着一种退步，即《生死场》所表现的‘力的美’、‘新鲜而强烈的时代感’，在《呼兰河传》中几乎消失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思想的深化，正是这种深化给《呼兰河传》带来了《生死场》所不具备的思想锋芒和哲学深度”。这一论断是中肯有见地的。杜秀华《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兼谈〈呼兰河传〉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指出：这部小说具有与众不同的格局与语言，特别是把背景作为描写对象并对之进行了性格刻划，颇具独到之处。张国祯的《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评〈呼兰河传〉》是一篇厚实之作。文章认为萧红在《呼》中作了新的探索：她完全放弃了长篇故事的延续性和表示因果关系的情节结构，而集中全力绘制巨幅构连的乡土人生画面。皇甫晓涛《怀旧，还是探新——萧红〈呼兰河传〉再议》以新一代年轻研究者的勇敢和执着从文化历史角度对《呼》进行全新的深刻解析，认为《呼》把触角伸向社会历史深处，在愚民文化和封建统治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挖掘出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病态心理，以刺痛、惊醒民族意识的复苏、觉醒，在遥远的风俗画中摄入了时代、历史和民族的多层底色，给人以深深的启迪。
在评论萧红的成名作和成熟作之外，李计谋《萧红短篇小说论》，密针细脚地分析了萧红短篇创作从形象的单薄到丰实，从现实主义浅层到深化，从草创期到风格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张国祯《萧红后期小说艺术途径的成就——〈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形象初探》也多少填补了这一被人忽视领域的研究空白。萧红的另一部颇多争议的小说《马伯乐》虽有一些研究文章，深度和新意尚感欠缺。“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萧红一生创作了七十多首诗歌，皆是从她心中“滴出快乐和忧愁的血”，因此颇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萧红的散文富有情感魅力，以表现生活深切取胜，不以宽广见长，从小悲欢中观照大时代，是她短促一生所遭所感所爱和所恨的记录，被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文中有诗，文中有画”。
大量的研究文字是对萧红生活道路及文学创作进行的双轨描述，力图能高屋建瓴地将萧红一生创作“盖棺定论”。柯平凭《不幸的萧红与萧红的不幸》是较早的萧红论，观点颇受石怀池影响。赵凤翔《萧红论》、钟汝霖《反帝爱国女作家萧红》、华铭《论萧红的文学道路》、钟汝霖等《民主革命的优秀文艺战士》、邢富君《萧红的创作个性与文学命运》等十几篇文章，观点基本正确，但也未能避免少许偏颇之处。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值得引起重视，认为萧红作品中少儿时期关于故乡的情绪记忆、“梦回呼兰河”的家园意识、“改造病态灵魂”的创作思想三者之间得到了完满的交融和统一。另一篇曲若镁、孙民乐合写的《苦闷的黑土之魂——论萧红》，把研究引入文化视角，从萧红创作的三个阶段把她作为作家的苦难人生经历和其作品的文化情调以及文化反思互相映照，为我们构拟了一个寓意丰富的文化景观。此外，范智红《从小说写作看萧红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则是站在大文化的背景之下，对萧红进行研究的不可多得的较高层次的文字。
还有一些研究者对萧红作品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对于萧红作品中的妇女形象研究、乡土特色研究、家庭意识研究、寂寞情绪研究等等，均是有潜力可挖掘的研究领域。刘思谦《萧红：漂泊岁月寂寞路》、李小江《肖红：大智勇者的探寻》（分别收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浮出历史地表》），从女性文学的角度，以女性研究者深切细腻的笔触对萧红的生活道路及其创作进行了异常精彩的论述。
同时，萧红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北方论丛》编辑部编写的《萧红研究》具有极其珍贵的资料价值。《呼兰学人说萧红》以事实立论，是萧红研究中的重要成果。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将萧红研究推向深入，该书以年轻学者的胆略智识及视野对萧红尤其是其作品进行了重新审视，兼谈及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认为萧红研究期待一个全新的理论背景和世纪性的文化转折，展示了对徘徊难进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点历史思考和对文学、美学、文化社会学的系统考察，可谓一部研究萧红的力作。
与此相比，文学史家大多是冷静而审慎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颇具史家意识，独辟“东北作家群”一章，提到了萧红，并在“散文小品”一节中特别称赞悄呤的《商市街》、《桥》，称她“文字活泼，是一种跌宕多姿的写法”。及至厂易、张毕来、刘绶松的史本，或语焉不详，或以偏概全。唐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进行了评价，有明显的扬前抑后倾向。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开放的态势、全新的视角，比较详尽公正地评价了萧红作品，认为《呼兰河传》以成熟的艺术笔触，活画出沉默的国民魂灵来，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并予萧红的文笔及散文创作以充分肯定。杨义的皇皇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以26页的篇幅盛赞：“萧红小说中作为‘诗魂’的自我现象，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胸无城府，使你乐于与她将心换心，实际上她却让你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到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她由此征服读者，却令你感到被征服的欢欣”。
（三）对萧红作品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研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说：“萧红的作品所以能传世不朽，是在于她与众不同的题材和文笔”。萧红身后所以有这般研究盛况，除了她作品题材的新鲜立诚之外，就是她独特卓然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她的语言清新、明丽、冷峻而深沉，笔法机智潇洒，绘景细致逼真，描述清新明朗，从而产生一种令人眩惑的艺术美。有的研究者从散文化、抒情诗化、绘画化方面来分析萧红的艺术特色，指出萧红是一位自传型、抒情型的作家；有的研究者分析了萧红客观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及鲜明的民族风格特色，即毛泽东所说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有的论者还从萧红创作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中来探索其创作的独特风格，指出萧红观照和反映生活角度的选择和确立，曾经接受了辛克莱和契诃夫的影响，对于民族灵魂的探索自省接近于屠格涅夫、罗曼·罗兰带着主观表现温情脉脉的现实主义，而出色的自然描写与屠格涅夫、罗曼·罗兰、夏芒和约翰·曼殊斐儿等描写自然的大师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一文，以其自出机杼的研究方式取得了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萧红小说内在的“情绪流”、无结构的结构，“氛围”“情调”的内在制约使小说化解为散文。作者还从创作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的密切联系中来审视萧红小说的特点，从创作主体感受和表达世界的方式、创作、心态及审美态度等诸因素来揭示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秦林芳《论萧红的文体特色》是一篇角度比较新颖的研究文章，认为萧红作品取材上的怀旧倾向、叙述方式上对限制叙事的重点运用、情感评价上的心理视角、对古典小说和叙事散文中主导叙事功能的陌生化，构成独特的“萧红体”，而贯穿于其中的深刻悲凉的人生哲学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美学境界。有的研究者用“新、奇、特”来概括萧红在艺术形式上的美学追求。表现手法的“新”、叙述方式和审美效果的“奇异”和“特别”，足以证明萧红确是一位具有现代精神气质和艺术理想的先锋作家。
（四）萧红与其它作家的比较研究。新时期萧红研究的拓宽表现在同现代文学史上其它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上。与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白薇、冰心、庐隐、丁玲等女作家共性与个性的对比分析，许多人指出萧红的特异之处在于：她把笔触伸向了底层劳动人民和时代主潮的大世界；她并没有效法某些青年左翼作家浪漫谛克的创作模式，而向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靠拢；其语言风格中总蕴含一个感觉敏锐、富有才情的北国少女自我形象，秀韵天成中又带有一种野性的美。王金城《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将萧红与三毛进行了多种层次上的比较，认为萧红作品的现实主义反映了社会现实人生的复杂面貌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三毛的作品则在真实之外流露了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一批研究者将萧红同乡土文学作家叶紫、“乡土文学派”的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王任叔、台静农、“京派作家”师陀、沈从文等作了比较，指出萧红乡土文学作品的独到之处有三，一是将本世纪初叶的塞外小城的粗俗民风“谱上了悠扬缥缈的曲调，装点上了亦庄亦谐的容颜”，二是“萧红活画了封闭小城的众生相，也涉笔了野蛮令人颤栗的陋习，然而她把有保留的乡情融合在一起，织就成一个艺术整体，使作品透出了真气、活气。”三是“萧红把前代乡土小说家所禀有的地方风情上升到地域文化的高度”，用社会文化对其解释和印证。选材上的一致和创作方法的继承，却使萧红和“乡土文学派”作家作品有着内在相通的神韵。邹午蓉的《〈呼兰河传〉与〈果园城记〉合论》与罗炯光的《〈呼兰河传〉〈果园城记〉并论》，是萧红与师陀比较研究方面的力作，独具慧眼的高见卓识。倪金荣《湘西的骄子东北的才女：沈从文与萧红的平行比较》将研究的意蕴进一步往深处挖掘，预示了比较研究的广阔前景。另外，研究者们始终没有忽略萧红同鲁迅的师承关系，探讨了他们大体一致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倾向，探索和表现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近似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点，只不过鲁迅更凝炼成熟、更高大完美。这方面的文章有闻敏的《鲁迅与萧红》和钱理群那篇具有深邃洞察和理论光彩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
（五）港台和海外的萧红研究。自从萧红病逝香港，有关她的回忆录及评介文章不断问世，阿甲、叶德星、周鲸文等人的文字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在台湾，孙陵曾撰有《萧红》、《萧红的错误婚姻》两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专著有周锦的《论〈呼兰河传〉》，以及谢霜天的传记文学《梦回呼兰河》。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中说“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价，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司马长风则把《呼兰河传》称为“战时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现代文学中出类拔萃的杰作”。日本友人鹿地亘写过《交友录第一页》、《萧军与萧红》、学者长野贤、立间祥介各写过《关于萧红》的文章。另外尚有一批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者如平石淑子、前野淑子、村田裕子、中川俊等分别有过对萧红及其作品的论述。近期有中村龙夫的《萧红在东京》、《火烧云——萧红小传》等。美国学者葛浩文1976年出版了《萧红评传》，以材料完备著称，为萧红研究走向世界起了巨大作用。另外，美国、苏联一些学者也有关于萧红研究的文章零星刊出。
1993年9月5日至8日，规模盛大的“萧红文化节”和阵容可观的“国际萧红学术讨论会”在女作家的故乡呼兰河畔同时举行，使“萧红热”达到了本世纪的最高温度。研讨会共收到中外专家论文109篇，并有一套“萧红文化节丛书”及萧红研究专著共7部书稿在大会交流。孙民乐《〈呼兰河传〉的文类与叙述》等17篇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新时期萧红研究的一次大丰收。邹午蓉在《新时期萧红研究述评》中讲：“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是萧红研究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几年又过去了，在新的开放态势和多元研究格局指导下，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已经出现，萧红研究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和深入。首先是对萧红作品的整体研究，研究者把其创作放在时代文学的大潮中去审视，因而能够深刻地体察她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其次在深刻挖掘萧红作品思想意义的同时，侧重于其作品艺术风格、美学特征的研究，因而能够捕捉到萧红创作的个性特征；三是对萧红后期作品的重新审视，《呼兰河传》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四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诸如采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用先锋派、审美意识来诠释萧红的创作，使萧红研究具有更强烈的现代意识。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萧红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首先对于萧红的短篇小说尤其是后期短篇小说的重视及研究还远远不够。萧红的散文几乎篇篇都是精品，对其艺术价值的认识也显不足。其次，在研究中还很大程度地停留在就事论事上，不能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范畴。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化哲学层次上是否具有更深切的精神寻求？再次，许多颇有新意的研究课题还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面之上，未能深入挖掘下去，没能站在大文化的背景之下建立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甚至包括对《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解读。最后还须明确的是，萧红作为一名左翼女作家，自学成材、文学创作活动也仅七八年时间，其创作中的瑕疵也是不可否认的，过度的夸张和溢美之辞往往只会把学术研究导向歧途，实事求是则是研究者应当恪守的原则。
海涅说过：“语言结束的地方，便是音乐的开始。”为了追求这样的研究境界，我们仍然需要向萧红研究的尽善尽美无限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