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对外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后的新中国外交政策实践表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既受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制约，同时也受国内政治系统深刻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由于多重因素——其中主要是国内政治和外交领域特殊性的作用，国内学界并没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学研究予以足够的关注，导致其研究成果远不能支持中国外交政策实践对国内政治提出的新要求；大量的中国外交研究集中探讨的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如何导致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相应变革。这样研究的不平衡还体现在学科建设上，国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外交学研究相互对话很少，外交学研究更多的是从国际政治中吸取理论资源而淡化了国内政治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此提出的主题是：对目前中国外交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加强中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研究。
一、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研究的意义
1.学理意义。
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依据层次分析的思维逻辑，提出了著名的有关战争根源及和平条件的“三个意象理论”。即从人性出发分析战争根源的第一个“意象”，从国内政治出发分析战争根源的第二个“意象”，以及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出发解释战争根源的第三个“意象”。[1](P16、83、159)华尔兹的“三个意象”虽然是针对战争起源与和平条件问题提出，但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已经把这“三个意象”作为一种层次分析方法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根源。在华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中，他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因，由此构建了他的结构现实主义——也就是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在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家是单一性的、理性行为体，其行为受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制约，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可以有效解释和理解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的普遍冲突性质。与华尔兹的创造性工作类似的是，古勒维奇1978年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论文，提醒人们注意避免只从国内政治透视国际关系变迁的“第二个意象”模式，强调应该从国际层次出发进行考察。他认为此前的学者只重视国际政治的国内根源，而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现在应该是重视国际力量如何作用于国内结构的时候了。[2](P881-912)古勒维奇的研究路径是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发展，与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国家（单一性的国家）的对外行为不同的是，他成功地打破了国家这只“黑箱”，关注的是体系力量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华尔兹、古勒维奇的研究之后，从国际体系出发研究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行为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体系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都是从国际体系出发考察国家对外行为和国际政治变化的规律，尽管它们对国际体系的理解不同——物质性的结构、观念性的制度还是无政府文化，但它们都承认体系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且无一例外都是把单一性国家的对外行为根源作为自己的解释对象。这样，在体系理论中，一国的国内政治因素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国家对外行为的国内政治研究被“霸权”的体系理论所挤压，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文提出的研究议题——从国内政治的视角观照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研究中国对外行为的国内政治根源，可以拓宽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的体系理论的“霸权”倾向进行某种程度的纠偏。
2.政策意义。
必须承认，在中国官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国内政治是一个重要考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治就是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形式、任务和内容”，[3](P7)而外交政策目标的确定显然要符合政治所确定的“国家方向”。外交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对外政策的目标一般也就是为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里，外交显然成为手段，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尽管不同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内涵有明显差异，但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宗旨没有根本改变。尽管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日益广泛的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目前还面临一个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责任问题（注：王逸舟教授近年来不断强调责任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参见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但如何作出贡献——政治的、经济的、还是一般道义上的？对哪些问题领域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的责任——如在朝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参与程度的差异，实际上还是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是与官方态度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中国学界对这一主题研究则没有足够的兴趣和投入。从主观上看，中国的政治学学者认为外交政策属于国际关系领域，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是政治学的研究范畴，结果这种人为的学科分野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研究。从客观上看，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的高度集中性和非公开性——在这个过程中学界和社会参与程度相当小，结果使得学界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如何解释、评析中国现行外交政策的合理性，而没有也无法深入研究外交政策产生的政治过程。现有的较少研究只是从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既有的宏观的、中长期的国家发展目标和外交目标来描述、解释和预测中国的对外政策，而这些因素在一段时期内稳定性比较强，所以它在解释某一具体问题上中国对外政策变化的有效性比较差。
官方的实际考量与学界研究不足的矛盾，在面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对外交工作提出新要求时显得尤为急迫，迫切需要加强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系统结构分层不明显，所以西方不同的政治行为体竞争对外政策制定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中国的对外政策高度集中于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其他部门和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没有影响。从1999年“炸馆事件”后的大学生自发的抗议到2005年上半年的涉日示威游行、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发起的全球华人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以及近年来中国涉外民间团体的频繁活动（如保钓运动），已经强烈显示了中国的社会因素通过国内政治进程越来越深地对政府的对外决策施加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本议题研究就是尝试揭示中国政府、社会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下如何通过复杂的互动过程，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今后我们应该如何改善和优化我们的对外决策机制。
3.学科意义。
在学科建设上，本议题研究可以把国际政治、中国外交和国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的学科分野中，虽然国际政治、中国外交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但在传统的研究中，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中国外交研究实际上分割了，政治学研究不关心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国际政治的变化，而外交和国际政治研究也很少从国内政治中汲取理论资源。这样的状况不仅不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深层次研究。西方20世纪70年代后提出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的分析模式，以及比较政治学介入国际关系研究，都是试图打破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分野，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持。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研究框架
美国的著名政治学者杰里尔·A·罗赛蒂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一书中提出政府、社会和（全球）环境三方面结合起来的研究框架。[4]由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框架不能完全借鉴于美国学者提出的模式，而应该从中国国内政治的实际情形出发，构建一个“理想类型”的分析框架。本文在此提出从国内政治系统的结构、国内政治系统的进程以及最高领导人的变化来考察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
1.国内政治系统的结构。
这里的国内政治系统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国内政治体制，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也不完全等同于有些西方学者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划分的国内政治结构（注：例如，古勒维奇、考太尔和戴维斯等学者都是按照国家—社会关系来区别国内结构类型的。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 1978,pp.897-898;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1996,p.455.）。笔者认为，从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来看，至少有三重国内政治结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以及共产党内部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一层面的关系紧张，那么对外政策往往呈现比较激进的、甚至带有比较“左”的特征；如果这一层面关系比较和谐、稳定，那么对外政策的理性化程度就比较高。当然，如果说有一个反例，那就是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依然紧张进行、党内斗争依然尖锐的时期，中美关系实现了和解。这说明解释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用国际系统（前苏联对我安全的压力）而不是国内系统变量更具有解释力。第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远不成熟，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公民意识都亟待进一步增强。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甚至直到改革开放前，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的“声音”非常弱小，而这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尤其如此，因为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的，社会难以直接参与。随着社会影响中国对外决策的加强，这一层面的关系也值得我们研究的关注。一般认为，如果社会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大，那么政府外交决策的复杂性将大大增加，特别是在非理性情绪支配下的社会因素，可能干预政府的理性决策；而如果社会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干预”少，那么政府外交决策的效率和理性化程度将提高。第三，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国内政治中，外交决策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基本上被排斥在外。由于中央与地方总体目标的一致性，因此，中央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可以满足地方的需求，地方也很少干扰、当然有时候还需配合中央政府的外交工作（如接待外宾访问）。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次中央外交”也在兴起，次国家的政府和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越来越广泛地参加一些国际活动。有学者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新崛起的压力集团。[5]因此，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角度理解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对外交政策影响，是本议题研究的内涵。
2.国内政治系统的进程。
这里的国内政治系统过程指的是国内不同行为体的互动及互动模式，受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战略文化的影响。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性因素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稳定性有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多。笔者在拙著《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中提出应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两方面理解国家利益的国内建构过程。[6]中国的对外政策与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战略文化密切相关，研究它们各自在中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实际影响以及未来的前途，对于本议题研究相当重要。目前我们这方面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如何优化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建构符合国际关系演进方向的战略文化，使得我们的决策体制积极、理性面对广泛的社会因素、地方因素和其他阶层因素的影响，提高我们对外决策的科学化、理性化和民主化水平。
3.最高政治领导人。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无论对中国的国内政治进程还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到目前为止，中国最高领导人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色，研究这四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特征，无疑是我们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一个新的亮点。例如，研究他们出生地的地域特征、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政治经历等，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他们的个性特征和政治偏好。这方面的研究由于各种因素影响，目前在国内研究成果很少，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