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论文

“后真相”时代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论文

“后真相”时代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

薛茹方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要】 “后真相”是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影响舆论的特殊现象,“后真相”时代便是这一现象成为普遍的时代。经过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两大“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后真相”的使用量开始迅猛增长,并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后真相”对于一个国家形象的传播过程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对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发展至关重要,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要面对“后真相”时代对国家形象传播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难题,并要表现出一定的应变与调适。

【关键词】 “后真相”;国家形象;政治传播

2016年底,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大事件的发生,“后真相(post-truth)”一词被各大媒体评为年度热词,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一热词不仅形象地概括了2016年国际政治传播的现状,而且反映了当下全球政治环境的特征,并且超越了政治领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将通过分析后真相时代对于中国国家形传播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国在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困惑与难题,通过提出一些积极的策略,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效果。

一、“后真相”的含义及扩散

在《牛津词典》中,对“后真相”的释义大致可以理解为诉诸情感和个人的观念想法要比客观事实对塑造公众舆论的影响更大。“后真相”时代的出现可以说是给国家形象传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那么为了更加准确客观地分析这些影响,必须要探讨“后真相”扩散的原因。

(4)企业文化与信息沟通共享及协调绩效有直接相关关系,路径系数为0.29和0.23,假设H11、H12成立。对比惠智微(2009)采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法对供应链合作运营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都对文化相容性与合作运营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予以肯定。研究方法不同,但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临床上女性乳腺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导致其发病的因素众多,其病理类型及临床特征也是复杂多样的,尽管从小的方面来分其疾病类型多种多样,但是从大的方面来分,其病理类型划分为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两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肿瘤都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4]。但是相对于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对于女性身心健康的影响更大,甚至是威胁到其生命安全,及时为其做出准确的诊断,并尽早开展治疗,从而改善其预后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很重要的就是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新闻信息在社交媒体中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各种各样的假新闻和谣言信息甚嚣尘上,人们在社交媒体中更愿意去关注与自己立场观点相似的人们并且与他们交流,这就导致了与自己立场意见不同的人们将会被剔除出去,经过这样的偏好选择,人们的社交圈中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就是与自己观点类似的观点,这将给社交媒体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群体极化现象也会越来越普遍。造成“后真相”扩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发展导致吸引眼球的假新闻阅读量上升。假新闻的数量即使比例很小,可是如果失去了传统把关人的监督,便会以病毒式的发散传播。

二、国家形象传播和媒介

关于国家形象的概念,段鹏教授曾在其著作《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中提到:国家形象是存在于对外传播或国际传播中外部社会公众对某一国家的认识和把握,是外部公众作为主体感受某一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合体,也即某一国家行为表现、性状特征、精神面貌等在外部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和外部公众对某一国家的总体评价和解读。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并且正成为全球各国之间极其重要的博弈战略。大众媒介是重要的传播渠道,近几年随着媒体技术的变革和发展以及“后真相”在媒体中的蔓延泛滥,国家形象的传播也受到了很重要的影响。

三、“后真相”时代对国家形象内部传播的影响

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其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后真相”的世界是一个新文化和网络化的世界,网络世界的“后真相化”,其实质还是有网络民粹化的倾向。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很多看上去很热闹却煽动情绪的假新闻,作为噱头,辨明真假好像已经成了不重要的事。许多的自媒体平台只愿意去跟随极端吸引眼球的观点,却不考虑新闻的客观性和复杂性,煽动大众的情绪以此歪曲某些舆论的正确走向,来制造两种立场的分化。其实,“后真相”世界正在不断消磨新闻事件的历史性和真实性。

(一)国民对国家形象出现信任异化

“双重标准”是国际语境中的常用词。而一些欧美大国最喜欢在国际上搞双重标准。过去在贫穷的年代里,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一直是贫穷落后。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西方一些不怀好意的媒体又开始对中国的形象进行曲解,他们又在散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称霸论”等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论。使得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中国的发展一直有异议,并没有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着客观合理的认知。尽管这些年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愈加频繁和密切,西方民众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对中国进行更加真实深入的了解。但是当中国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西方的一些媒体并没有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道德立场出发,而是依然会有一些选择性的误解报道存在,以此来影响着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价值评判。可以说一些西方媒体乃至西方势力在政治、反恐、人权等话题中对中国的双重标准上表现得实在太过明显。

(二)国民的网络民粹主义情绪加重

“后真相”时代的出现可以说是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在传播领域,可以说是造成了社会大众对国家形象传播的一个认知偏差。从国家内部来说,虽然国家这些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频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在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中会掺杂很多个人的主观情绪或者态度。

四、“后真相”时代对国家形象外部传播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不断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欧美国家长期在国际传播中占领话语权的高地,就使中国形象的话语传播很难占领主动权。而且在当前这个后真相时代,西方的一些媒体会更加倾向于去渲染民众情绪,中国的国家形象也时常被恶意的歪曲丑化。

(一)西方社会的双重标准更加明显

维纳在《控制论》中指出:“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中畅所欲言,在没有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之前,可能就会未经思考表达带有个人主观情绪的观点和想法,制造了一个情绪放大化的“后真相”时代。在中国,“后真相”的主要表现则体现在互联网的新媒体空间中,各种谣言和虚假消息每天都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和伪民意泛滥也表现在许多网络新媒体的事件中。这些问题不仅会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影响,还给国家形象在内部传播中带来了重重阻力。有研究者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归因为传统媒体的失守和社交媒体的乖张。人们一方面对传统媒体和公共机构的权威性缺乏应有的信任,将遭遇失信和背叛的风险无限放大,导致公权力被污名化;另一方面,人们明知是谎言或假信息,却因为它迎合了某种情绪和利益诉求而不由分说选择了相信。这种社交媒体平台的普遍心态是一种心理变异,是导致“后真相”时代国家公民对于国家形象认知偏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针对教材本课时中几个定理的推理范式的欠缺,笔者建议在再版时为几个定理配上相应的图形语言与符号语言,使之与原有的文字语言或图形语言互相印证,如,在“平行判定法”之后,我们结合图4和图6添加:

(二)极化的话语报道更加频繁

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有着更为强势的话语权,他们经常会通过自身媒体渠道对中国形象进行片面的传播。西方多数民众对于中国的认识,正是来源于占据舆论主导权的西方媒体。互联网技术兴起并兴盛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而英语又是主要世界性工作语言,这些都强化了信息发布的西方中心地位,便利其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在“后真相”的今天,为了煽动群众情绪,西方的媒体会更加发布一些带有主观色彩的极化报道来有意无意地去感染西方民众,使其用新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虽然这些年中国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个领域的发展成果硕果累累。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并未随之强大,在与西方一些极化的话语报道进行抗衡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还需继续思考如何对西方世界进行合理并行之有效的传播。

结语

可以看出,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难题。从国家形象的内部传播来说,首先要引导大众在面对众多庞杂的信息时树立一个理智思考的观念,其次要做好舆情的提前检测,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负面影响加以防范,尤其是要对一些存在问题的自媒体平台进行正确的监管,努力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对于国家形象的外部传播来说,要学会用理性的态度看待不公的报道,在国际的国家形象传播中要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利用好传统的官方媒体和新型的新媒体平台,同时也要加强中西方民间的多方交流,让西方世界对当今发展的中国可以有着立体鲜活的正确感知。讲好中国故事,继续向世界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价值观,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能力和国家形象。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与凝聚力,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更为响亮,促进国际间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2015年至2017年以及2018上半年,才府玻璃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0.94%、31.73%、29.62%和31.05%。如果加上2014年数据,才府玻璃综合毛利率较为稳定,整体看呈现小幅的上升趋势,但基本保持在30%上下波动。

参考文献:

[1]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2][美]诺伯特·维纳.控制论[M].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3]全燕.“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4]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J].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5]陈正辉.新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J].现代传播,2017年第8期.

【作者简介】 薛茹方,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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