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及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2—0074—07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他在中国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①。这些正确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宝贵的理论遗产，为后世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思想方法、情感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其理论观点还存在一些明显的舛误。
对资本主义和伪社会主义的尖锐批判
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连。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思潮传入中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在中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在封建军阀和西方列强控制的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宣传和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陈独秀最早将改造中国社会的目光游移在西方世界，时而大革命后的法国，时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他呼唤青年觉醒，倡言文学革命，推崇伦理革命，主张教育革新，推动妇女解放，最后呼吁“直接行动”，在十月革命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经过列宁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列宁主义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显然，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诸多理论中，引起陈独秀兴趣的主要是剩余价值、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作为一位具有强烈行动气质的革命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情有独钟”②。1920年春夏之间陈独秀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发表的长篇政论文章《谈政治》中已包含着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明确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③ 表明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坚定态度。
陈独秀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时间上稍迟于李大钊，但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思想界的明星”的崇高声望，也由于投身社会改造和文化革新以来形成的坚定顽强的意志品质，因而陈独秀的转变带动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迅速壮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阵营，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的主流，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第一次有了一个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④
科学社会主义理想是建党前后陈独秀投身政治斗争实践的主要动力。陈独秀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百孔千疮的中国的唯一出路，并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这绝非冲动和盲从，亦非病急乱投医，而是基于认真的比较和深沉的理性思考。他声明：“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是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⑤ 坚定的信念又使他焕发出巨大的理论勇气。
首先，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此断言。五四时期，陈独秀正是运用当时颇为流行的进化论史观为武器，认真阐述了这一最基本的法则，他宣称，“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想利用他来破坏资本主义来改造现社会，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历程，令我们不得不相信社会主义”⑥。尽管陈独秀还难以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规律，但他将进化论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解释，毕竟给思想迷惘的一代青年廓清迷雾，指明奋斗方向，显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由此出发，陈独秀断言：“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⑦ 在这种坚定信念的支撑下，陈独秀毅然决然地放弃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义无反顾地同他的战友们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以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朝着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奋力前行。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确实具有十分显著的优越性，这是陈独秀为实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思想基础。尽管他在任何时候都“十分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⑧。甚至在他的晚年还回归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场，但是，陈独秀还是从多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
其一，就生产方式而言，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点。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两大“不得不急图改造的”方面，一是资本私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二是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发生。他指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有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⑨ 他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纠正资本主义的缺陷。
其二，就产品分配而言，资本主义存在单一的雇佣剥削制度。他指出，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去了”。“象这样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底私有财产”。⑩ 显然，陈独秀是在设想用社会主义的财产公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雇佣剥削制度。
其三，社会主义思潮五花八门，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才是科学社会主义。五四前后，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时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虽然胡适最早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发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场战役，而且斗争经历了好几个回合。但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而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容易以假乱真的各种伪社会主义思潮，包括一度颇有声势的工读互助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因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与马克思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一度声势浩大，影响广泛，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盟友。(11)
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相比，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时间最早、力度最大。1920年9月《谈政治》一文，拉开了马克思主义者反击无政府主义的序幕。 他态度坚定不移，成为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将。陈独秀承认，无政府主义出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无政府主义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权形态和经济组织，这是荒诞不经的。他指出，无政府主义所谓“绝对自由”的追求，于社会改革和发展而言，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断言：改变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努力改革社会制度，而不是采取退出之类的不负责任态度。(12)
经过反对五花八门社会主义思潮的艰苦论战，科学社会主义最终与各种伪社会主义思潮基本划清了界限，理论体系比较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尤为可贵的是，论战过程中陈独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理智的、清醒的思考，绝非彼时少数追逐时尚青年那般鹦鹉学舌。
对科学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成果
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思考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如果说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失败是第一个时期，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思想宣传多于理性思考。那么从大革命失败直至陈独秀逝世就是第二个时期，在远离了第一个时期的政治热情和外来干预后，凭着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客观的、理性的总结，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思考多于宣传，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也出现了一些理论错误。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把掌握理论精髓作为自己信仰、思考社会主义学说逻辑起点的。那么他所信仰的社会主义的“精髓”是什么呢？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简而言之就是“资本集中”和“财产公有”，所以社会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立脚点的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里头，把他们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什么字呢？就是把他们的私字换为公字”(13)。当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仅有这些，但“财产公有”确实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陈独秀真正抓住了社会主义的“精髓”。正是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在苦苦探索并努力实践的重大问题，也是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所在。他首先确定了一项原则：未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再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14)。
第一，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使大多数人民得到幸福。陈独秀认为，中国长期落后，归根到底还是社会经济落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造成了社会的愚昧无知和散漫，商业造成社会的奸诈和苟偷，于是它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都一般的衰落”(15)。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挨打，就是因缺少工业和科学，因此陈独秀提出，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为民族而战”和“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16)。归根结底，“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17)。这就是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第二，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要不得。中国是平均主义思潮的汪洋大海，但平均主义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陈独秀认为平均主义只是一种社会理想，虽可理解却无法做到。有人攻击社会主义就是均富主义，陈独秀反击说：“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从事于分配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18) 这就从根本上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他还指出：“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决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19) 的确，平均主义从来就是一种空洞的社会理想，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相去甚远，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应该确立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甚至私有制经济）并存。他提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20) 他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情形指出，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状况“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如关税、工商业、金融、交通、矿业等均是如此”(21)；另一方面，落后的农业和旧式商业仍在内地和农村占有极大的比重，因此，“国民革命成功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和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他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22)。这是陈独秀在否定欧美发展道路和农业社会建设方案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较为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存在“二元结构”状况的实际。
第四，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努力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能凭着主观空想和感情好恶而胡作非为。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这种批判和反对应该是“扬弃”，即在批判和反对中也有继承和吸收，绝不能够也不应该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23) 他还认为，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24)。但是，陈独秀更为相信和向往社会主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陈独秀提出社会主义“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否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25)。应该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中“左”倾思想的批判，是当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所没有想到的，但却成为后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所普遍采取的做法。
第五，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陈独秀毕生为民主政治而奋斗，民主思想是陈氏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民主发展史，愈到后来民主愈发展。他指出：“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26) 还指出，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27)。毫无疑问，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28)。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是他整个社会主义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十分宝贵的理论遗产。无论对于学习、研究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具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
需要特别指出在民主的本质属性上陈独秀对两个错误观点的批判。一是把民主当做资产阶级专利的观点。他指出，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是“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中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29)。他批评那些“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观点是“最浅薄的见解”(30)。二是认为民主具有一定阶级性和时代性的观点。他认为，民主主义思想“也和别的事物一样，要受阶级的影响，而不能成为超阶级的怪物”，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范围要广。“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31)。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他不承认民主具有阶级性和时代性，说他不承认民主建设必须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主张“超时代”、“超阶级”的大民主。显然是对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缺乏全面的观察和客观的认识。
第六，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其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需要不断深化改革才能巩固胜利成果。陈独秀公开宣称：“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劳永逸的改革！”(32)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 “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33)。历史从来都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是非、成败和得失，历来也会发生相互转化。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民国两次复辟尤其是国民革命失败等重要事件，陈独秀对社会革命的成功与反复，已经产生了清醒的认识；而巴黎公社的成功与失败，又验证了陈独秀这个见解的正确性。
理论价值与历史局限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思考和发表的主张，起步早、观点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显明的承前启后地位。尤其是他始终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主张，把握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精髓，对后人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警醒作用。
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第一，他继承了马列主义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经济、政治理论。建党前后，他继承的主要是列宁主义学说，尤其是列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生产力的观点。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有过新的思考，主要是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并开始实践国家资本主义学说，希望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点陈独秀一直予以接受和继承。继承而不照搬，体现了陈独秀在理论继承问题上的清醒和理智。
第二，他启发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和李大钊处于承前启后的过渡地位，上承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下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有人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于陈独秀，成于毛泽东”(34)，也并非虚言。也有人说，陈独秀和毛泽东同属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前后两个核心，“均是第一代，只是阶段不同而已”(35)。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因为他们的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并不属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前后两个阶段。应该说，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理论直接启发了毛泽东思想，间接启发了邓小平理论。但与毛泽东相比，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只能属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其主要贡献在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三，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显然超越了当时的大多数人。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陈独秀超出了毛泽东思想成熟之前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超出了正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共产党人。当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一些人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并自鸣得意时，陈独秀开始发表他经过“苦思冥想四五年”，甚至“深思熟虑六七年”的理论成果；当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时，陈独秀却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实行民主政治。
第四，他最可宝贵的理论品质就是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坚定不移。陈独秀自称凡是他认定为正确的东西，必一直坚持下去，从不因处境变化而改变。近人王森然称他对于“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36)。在党内盛行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年代，陈独秀不怕迫害，不怕孤立，不做“随声附和的奴才”和“看鞭影而行之的牛马”(37)。这种坚持真理、坚贞不屈的精神难能可贵。
毋容置疑，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既有错误的方法，也有错误的理论观点，有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理论，值得后人引以为鉴。
第一，在革命发展前途上，他坚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而不承认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其实，列宁就是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打开了缺口，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卫国战争前，斯大林就已经在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光辉范例。
第二，在革命发展阶段上，他虽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来进行，但又坚持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坚持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须留下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相信在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中国事实上没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之可能，因而提出“二次革命论”(38)。显然，这两个方面的错误理论暴露出他典型的教条主义方法论，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对马列主义的正确认识。
第三，在对苏联政权性质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晚年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片面地看到30年代苏联在内政方面的“大肃反”造成的影响，猛烈地批判苏联出于维护自己国家安全而采取的一些正当的外交行动。狭隘地认为苏联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莫斯科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和世界恐怖主义的反动堡垒。这些认识无疑是违背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断。
陈独秀错误认识的产生，究其原因，首先，客观上存在着时代和环境的局限。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探索，主要是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一方面，那时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作还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权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对外实行“亲帝反苏”外交，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白色恐怖，所以国内很难看到系统完整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理论著作的严重匮乏，使得人们对于马列主义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只是到了抗战爆发以后马列主义的书籍翻译多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才“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了(39)。
另一方面，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外交孤立中。晚年他对苏联和斯大林妄加“重新评判”，发表那些片面观点和错误意见，其主要依据是30年代苏联、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严重失误和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时空的局限使陈独秀没能看到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没能看到苏联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更没能看到二战结束后苏联对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力量的巨大支持。
其次，陈独秀的思想方法和情感态度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由于五四时期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宣传侧重于其现实斗争性，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部分内容，表露出鲜明的革命现实性，因而与李大钊相比，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40)。更是由于晚年陈独秀没有看到苏联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不得不在内政、外交等方面作出一些重大调整，采取一些非常举措。从现象上看，这些调整和举措都有违背列宁主义原则之处，也确实给各国共产党造成了思想混乱、很是不利的局面(41)。但从总体上看，苏联毕竟巩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性。另外，30年代苏联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显然，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政策和策略之间、局部和全局之间，陈独秀都缺乏正确的分析态度，违背了“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2) 的辩证方法，缺少成为合格政治家应该具备的“韬略”(43)。
在情感态度上，他的错误理论还明显地受到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在一些问题评价上的偏执态度和对事实的歪曲。众所周知，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成功多于失败，陈独秀认定是“失败多于成功”；历史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而绝非一无是处。这些偏执态度反映出他对承担大革命失败责任、因宣传托洛茨基理论并加入托派组织而被开除出党等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着明显的不满情绪，个人恩怨等感情因素取代了应有的公正态度。显然，这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和优秀的理论家应该采取的态度。
注释：
① 姜义华：《安徽的两大文化资源》，《陈独秀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0～21页。
② 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修订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8～109页。
③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④ 参见拙作：《毛泽东与陈独秀》，《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
⑤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51页。
⑥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66页。
⑦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79页。
⑧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78页。
⑨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42页。
⑩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43页。
(11)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72页。
(12)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12页。
(13)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65页。
(14)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44页。
(15)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9页。
(16)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06页。
(17)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78～179页。
(18)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62页。
(19)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032页。
(20)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98页。
(21)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75页。
(22)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238页。
(23)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17页。
(24)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17页。
(25)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99页。
(26)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80页。
(27)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81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29)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2页。
(30)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03页。
(31)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09页。
(32)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98页。
(33)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96页。
(34) 贾立臣：《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35) 虞友谦：《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勇气与良知的考验——谈恢复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奚金芳主编《陈独秀研究文集——陈独秀与20世纪学术、思想、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67页。对于此观点，笔者将有专文商榷，兹不详论。
(36)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24页。
(37) 《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第296页。
(38) 参见拙作：《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3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6页。
(40) 徐国利：《从实用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历史观的转变》，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2辑，第91页。
(4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2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43) 参见拙作：《陈独秀对共产国际从分歧到屈从》，《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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