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商坐贾与宋代行会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商论文,行会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商人传统上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即从事商品贩运业、没有固定营业店铺的商人，“坐贾”即在市内拥有固定铺席、经营方式为“居鬻”的本地商人。行会则是一种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职能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它是城市商品的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坐贾势力的强弱，又是决定行会能否形成的重要条件。
宋代以前，在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下，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较少，统一的营业时间、统一的价格体系、严格的质量检查和同业人一块列肆经营的行肆制度，使同业人之间的竞争较为和缓，尚无组织起来的自发要求。大的商贾多从事或兼营贩运贸易，而且一般不挂名市籍，成为与市内“坐贾”工商业者相分离的力量。且“行商”影响颇大，这从下面的情况中可能得到说明。
西周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坐市列贩卖的工商业者大多是贵族的附庸，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也极低下。对于王城及各侯国的大都邑来说，满足本国贵族消费需要的土特产品大多是外地商人运来的，这些外地商人有的是侯国贵族的工商业管理者，有的是平民和一些具有贵族身份的私商，其地位比衣食于官府的工商业者高得多，而各国官府都对客商采取优惠政策，例如“易关市，来商旅，纳物贿，以便民事”[①]等等。这一时期有关客商的记载流传下来不少，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善做买卖的客商，他“废著（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②]其气派之足，远非那些坐市列贩卖的坐贾可比。许多搞转运贸易的人能与诸侯“分庭抗礼”，名著史籍，相反，有关坐贾的记载却如凤毛麟角，突出说明客商的地位和重要性远远高于坐贾。
战国秦汉时期，坐市列贩卖的主要是出身低贱的中小商人，他们大部分是前代衣食于官府的“官工”、“官商”的孓遗，政治地位较为低下。孟子说他们是“市井之臣”，没的资格见诸侯[③]。秦始皇时他们被列入“七谪科”，与“亡人、赘婿”和“吏之有罪者”同等地位。汉代将这些工商业者挂名“市籍”，不准他们“衣丝乘车”，“仕宦为吏”，并征收场屋税与交易税合一的“市租”，人头税“算赋”也加倍，以便“重租税以困辱之”[④]。而名扬海内的富商大贾，则多以贩运贸易至富，他们既不住在“市”内，就不必挂名市籍，不仅仅汉初的“贱商令”对他们影响很小，而且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⑤]的放任政策和后来的“入粟拜爵”的鬻官政策使他们的政治势力得以发展。西汉的史师是专营贩运业的代表，他家居洛阳，有车数百辆，“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达七千万，南阳孔氏、鲁人曹邴氏是中原最大的冶铁商，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曹邴氏“贳贷行贾遍郡国”，是大工矿业主兼营贩运的典型，其影响之大，使本地区的行贾乃至士人都学他们贩运逐利[⑥]。
富商大贾经商的信条是“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即要掌握经营时机，贱买贵卖，因此他们多以囤积居奇为能事。如果平时没有积储，就不可能在市场需要立刻卖出，“乘时射利”。前述子贡既“废著鬻财”，又“与时转货赀”，说明贩运与积储待时是紧密相连的。所谓“转毂百数，废居居邑”[⑦]，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富商大贾转运与积储相结合的营利方式。史载汉代“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⑧]，“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陆行不绝，水行满河”[⑨]。在商品流通领域中最活跃且占支配地位的，正是这些以经营贩运业为主的大商人，而不是那些坐市列贩卖的中小商人。
这种以贩运为业的大商人控制市场的局面，到北魏隋唐坊市制度完善之后仍无大变化。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城东设“大市”，周围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如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其中有个刘宝，他在各州郡商业繁盛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用来通报各地“盐粟贵贱，市价高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经营商品的种类很多，“海内之货，咸萃其庭”[⑩]，贩运与积储相结合，成为洛阳屈指可数的大商人。刘宝家居洛阳大市附近，并以洛阳为商品积储和销售中心，这些商品是他从全国各地用自己的资本贩运来的。如果某一商品在外地可卖好价钱，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把积储在洛阳的货物运往外地。他很可能在洛阳市内拥有店铺，身兼贩运与坐卖二任，从经营方式上分析，他主要靠掌握各地的地区差价，贩运营利，仍保留着先秦“周游列国”和两汉“周流天下”的传统，本质上仍是客商。
到了唐代，出现了长安巨富邹凤炽，号称“王家富窟”的王元宽等一批非身份性的商业巨富，从“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11)的记载来看，其经营方式与北魏刘宝相似。经营贩运贸易仍是利润最大的行业，因而仍是大商人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不过，私人邸店业的蓬勃发展，说明“坐贾”已成为商人阶层中的重要力量。唐后期永贞年间，长安东市有个叫王布的百姓，善于经商，家中“藏镪千万，商旅多宾之”(12)，反映有的“坐贾”已经具有支配客商的经济力量。
宋代坐贾的势力明显增强，北宋开封“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3)，其它城市的大商人虽远不如京城的多，但也不乏“富甲一郡”的超强富户。这一类本地的大商人有的已基本不从事贩运贸易，但他们既控制着大批零售商，又具有囤积居奇的经济力量，成为商品流通的中介环节，所以，外地客商常常受制于本地坐贾，有些大宗商品不经过本地的大商人就难以出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载：“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比（此）十余户所卖茶更不敢取利，但得定为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臣昨但见取得茶行人状如此，余行户盖皆如此。”坐贾中的少数富裕行户并不直接经营贩运贸易，却控制了贩运大宗商品来本地的外地客商，成为本地市场交换的主导力量，这与前述北魏刘宝，中唐邹凤炽的经营方式大相径庭。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坐贾在商品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宋代的一些客商已开始向坐贾转化。《丹渊集》卷三十四《奏为乞修兴元府及添兵状》在言及客商与陕西兴元府的关系时说：“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旧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今复弛禁，一切不问。故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帛衣被它处。近岁姚、河所仰茶产巨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
北宋兴元府是陕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是宋与西夏相互联系的枢纽。宋初因为与西夏关系紧张，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出于对西夏经济贸易限制等原因，规定“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至宋神宗时期，宋在对西夏的战争中节节胜利，原属西夏控制的土地大片大片地归入宋之版图，为利用商人的力量支持战争，开拓新域，就放松限制，对外地客商在兴元府内长期居住“一切不问”。于是，来自中原等地的商人在城内各自占业经营，与当地居民“杂处闾里”，使元兴府出现了“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帛衣被他处”的繁荣景象。当姚州和河州收归宋土，需要大批茶货的时候，这些商人就“公籴私贩，辇负不绝”。这些外来商人虽然仍经营贩运贸易，但他们有的在兴元府已有了房产，具有了“主户”身份。有的可能没有房产，但也长期居住，身为“客户”，却也成为城市“坊郭户”的成员。他们在兴元府城内的商业活动，已与“坐贾”没有差别。这种做法，模糊了客商与坐贾的界线，是客商转化为坐贾的重要表现。
在南宋迁都于临安（杭州）之后，市场迅速扩大，消费急剧增加，城内商人的势力也随之膨胀，其方式仍是客商向坐贾转化。南宋杭州富户人家，许多是外郡寄居之人，杭州凤凰山因寄居外郡人多而叫做“客山”。这些寄居人“多是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14)这些“寄寓人”本以贩运为业，后来在杭州成家立业，成为兼营贩运业的坐贾。客商坐贾化在开始时大多数以自己的居住地为经营中心，后来出现固定收购地和固定销售地的“拴两头”的商人。到明清时代，地方行帮性商人行会占很大比例，组成地方性行会的商人大多来自同一地区，并在同一城市中长期居住，成为这一城市的成员，控制着这一城市的某些商品的市场。有名的如徽商、晋商等等，都是既经营贩运（掌握货源），又在居住的大城市内出售（控制市内批发市场）。这种集客商与坐贾功能于一身的行会组织，具有较强的排它性。中国行会组织的这一特点，是客商坐贾化的必然结果。
宋代坐贾的经济力量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随着坊（里）市制度的瓦解，坐贾具有更大的经营自由，并且掌握了市场批发权。
在从西周到隋唐的漫长时期内，客商的经营方式较之坐贾要自由得多，负担也轻得多（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时期除外），而且他们还控制着市场的批发权。客商将货物运入市场，并在市内的邸店里与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坐贾洽谈交易，把货物批发给坐贾零售。因此，在秦汉至隋唐古典商品经济时期，无论商品经济如何发达（如司马迁所描述的那样），市内商人（本地商人）始终处在被市外商人（外地或本地经营贩运业的商人）支配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市内的同业商人都被集中在同一区域内经营，汉唐时期每一区域都被标以“行”名，有的甚至还结成了地域性同业组织——社邑，但保护市内商人利益的行会组织却根本不可能出现。直到宋代，市场扩大到整个城市，许多大商人在市内开设颇具规模的邸店和商铺，建立了专业化的批发市场，从接受客商物货到批发给中小商人零售的经销网络，都由大的坐贾控制。这正是行会形成的基础。
宋代坐贾势力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官府商业性消费的大量增加，使坐贾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
官府消费的最大宗，是边防戍卫及战争所需的军需物品消费，其中主要是粮食消费。宋代政府满足边防军需物品消费的重要手段，是募商人入中，政府支付具有提货凭证性质的茶、盐、香药等钞引和具有期票性质的交引。商人在沿边州军入纳粮草后，持钞引至京城等地兑换金银现钱或茶盐香药等物。宋代实行入中的地区主要是驻扎军兵众多的陕西、河北和京师。河北路有黄河水运，且离京师较近，所以有不少京师商人参与入中。如天禧四年（1020年），“许滑州入中粮储，行商辇运奔赴，京师谷食踊贵。”(15)滑州地处黄河边，交通便利，当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募商人入中粮食时，京师的粮商（包括京师坐贾和到京师经商的客商）就捷足先登，把京师粮食大批运往滑州，致使京师粮价暴涨。此处云“行商”，是就入中商人的经营方式而言，实际上大多是京师坐贾所为。入中的价格至少要高于京师粮价暴涨后的价格加上运费，否则商人不会如此“辇运奔赴”，积极性这么高。
宋代陕西驻兵最多，入中制度最为盛行，其方式同京师类似，大多是陕西沿边及近里州军的大商人入中。不过，“其入中边粟者，非尽行商，率其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市得者寡。”(16)沿边农民和中小商人在入中过程中可能获得的超额利润，在未到手之前就被城市中的大商人以收购交引的方式半路截取了。韩琦说：“所得交钞，皆为富人贱价收蓄，转取厚利。”(17)李宪说：“（熙河路）转运使常苦无钱，以盐钞和籴辄为富人收蓄，坐牟厚利。”(18)这些“富人”是陕西州军的“蓄钞大户”。中小商人和农民没有财力到京城换请现钱或茶盐等物贩卖，其中不少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19)其既得的交钞遂被“富人贱价收蓄”。由于钞引交易利润丰厚，因此成为宋代十分兴旺的行业。
参与入中的有不少东南及川蜀商贾。“关陕以西到沿边诸路，颇有东南商贾。内如永兴军、凤翔府数处尤多。”这些商贾以贩运茶货和布帛为主，但“自来患在卖到现钱别无回货”。宋时铜钱每贯五斤，搬运不便，而入中制度给商人以飞钱变转的机会。他们根据政府不同时期不断变更的入中规定，或者直接入钱换请茶盐等钞引，或者入粮换钞，“是以边籴不匮，钞法通行”(20)。但是，客商入中所得到的茶引、盐钞、现钱公据之类，需到京城兑付。兑付时，京城的行户享有较大的特权，并利用特权排斥客商。如《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志·茶上》载：“其输边粟者，持交引诣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若行商，则铺户为保任，诣京师榷货务给钱；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于茶贾。”再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一载：“（大中祥符）八年六月上封者言：商客将沿边入中粮草交引赴京师请钱，榷货务须得交引铺户为保任，方许通下。其铺户邀难客旅，减克钱物与本务公人。请废铺户为保，止令诸色人自赍通下。”
宋政府规定，商人兑付钞引时，必须有交引铺户为之作保，以防止钞引有假和冒名支请。交引铺户要以个人家业为抵押，方能取得经营交引交易的资格，并由榷货务发给允许经营交引交易的凭证（印历），以便核查。客商持交引至京师。必须由这些官府特许的交引铺引领，到榷货务兑付。尽管宋廷诏令交引铺户对客商“不得激滞”(21)，但交引铺户仍利用官府给予的保任特权，排斥非行会的商人。如果是城内行户，就无条件做保，使其很快得到钞引的实际价值。如果不是城内行户，就拒绝做保，使客商的钞引不能及时兑付，只得低价买给交引铺户，交引铺户则再转卖给茶商，获取厚利。即使同意给客商做保，也要索取贿赂，“减克钱物”，与榷货务官吏坐地分赃。
京师交引铺户都是财力雄厚的行户，其中大多数是金银铺、彩帛铺，这与金银彩帛是高价值的支付手段有关。
对沿边参与入中的“土人”和中小商人而言，那些“蓄钞豪户”是当地的坐贾。对沿边的钞引持有者（包括沿边州军的“蓄钞豪户”和东南及川蜀的客商）而言，京城交引铺户是坐贾。在政府的最大宗消费——军需用品的入中贸易中，以坐贾为主体的大商人是主导力量。而中小商人由于缺乏长途贩运的能力，只好将入中所得钞引卖给交引铺。另外，入中所得钞引并非单一的茶引，即使是大茶商，也要与交引铺户打交道，把其它钞引卖给交引铺，并从交引铺购买茶引，才能保证其循环经营的连续性。可以说，具有坐贾身份的交引铺是入中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入中贸易是宋政府保证军需物品供应的重要手段，也是商人与宋政府争夺茶盐等商业垄断利润主要途径。宋政府为保证收籴到足额的军用粮草，不得不采取“务优物估，以来输入”的政策，除了高价“市估之外，另有加抬”溢价收购方式，“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切于所需，故不吝南货。”(22)在宋夏战争期间，军需急迫，每收购一百贯的粮草，有时会支付三五百贯甚至近千贯的茶盐香药等钞引，此即上文所言的“虚估之利”。宋政府的入中支付政策频繁变更，造成钞价大起大落，更给沿边“蓄钞豪户”和京师交引铺户攫取超额利润的可乘之机。他们在钞价大跌时大量收购，在钞价上升时把钞引卖给官府，或卖给茶盐商人，或者在政府有兑付能力时将钞引兑现，获取厚利。总之，入中之利的绝大部分落入具有坐贾身份的豪商巨贾之手，是宋代坐贾势力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官榷制度是促使坐贾势力发展的第三个原因，南宋俗语云：“若要富，赶著行在卖酒醋”。酒与醋宋代都是官榷商品，经营官榷商品之所以容易发财致富，是因为官榷制度保证了官榷商品营销者的垄断利润。
宋代榷酒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酒曲制造和批发由政府垄断，不许私营酒户染指。其次，无论是官营酒店还是私营酒店。其酿造额要由政府登录在案，以便收税。第三，只有政府专门指定的酒户、坊户才能经营酒的买卖，私造酒曲、酒买卖者要受法律制裁。第四、酒户、酒坊划分有各自的营销区域。第五，在酒业专卖中盛行买朴制，官营酒坊交由私人承包。酒户每年向官府缴纳具有承包税性质的高额课利钱，以换取本地区的专营专卖权，不准他人进入本专卖区，承包者也不许到本专卖区外营销。凡此等等，都强化了酒业营销的垄断性。
买朴制在其它官榷商品中也很盛行。崇宁四年（1105年），京城开封“召磨户六十户，承认岁课三十万缗，每月均纳，一切条款并依酒户纳曲钱法。磨户卖茶，并以旧茶地分为界。”(23)水磨茶的加工批发由政府指定的水磨户专营，具有极强的垄断性。这种由具有坐贾身份的本地商人承包经营、输纳官课的经营方式，在宋代酿酒、制醋、磨茶乃至铜铁铅矾的开采冶炼方面，都可见到。就行业垄断性而言，官榷与行会有殊途同归的效果。
宋代官榷制度尽管品类多，范围广，但在生产、营运、贩卖方面真正全由官府经营的根本没有，大多数官榷商品只是专营其中一个环节，因此，绝大部分官榷商品贩卖者虽然不同于一般的私营商户，但更不是官商利益的代表。就买朴酒户来说，其经营方式同私营商人无根本差别。宋代行会在官榷商品如茶、酒行业中也存在，正是因为茶、酒行业中的营销者大多数仍属私营性质。行会的本质是行业性垄断，防止同业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官榷制度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使专营商户获取超额利润，这对宋代坐贾势力的壮大不无作用。
入宋以后，市场的和流通渠道的多样化引起商人身份地位的变化，市内商人不仅包括经营零售业的中小商人（其地位和作用类似前代的坐市列贩卖者），也包括居住本地而经营批发业的大商人。这些大商人有一部分仍兼营贩运业，但在宋代他们已成为与本地坐贾相联合的重要力量，而不像前代那样是属于与本地市内商人相对立的客商范畴。本地坐贾的力量大大超过外来客商的力量，这是行会形成的基本条件。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宋代的“行”与汉唐时期的“行”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汉唐的“行”是在组织上受官府控制、在经营上受客商支配的组织，不具有行会垄断市场、排斥异己的基本功能；而宋代的“行”则是既受官府和客商制约、又有力量同官府和客商抗衡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是中国行会的最初组织形态。
注释：
[①]《吕氏春秋·月令》。
[②]《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③]《孟子·万章》：“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诸候，礼也。”
[④]《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⑤]《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⑥]《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⑦]《史记》卷三十《平淮书》。《集解》徐广曰：“废居者，贮蓄之名也。有所废，有所蓄，言其乘时射利也。如淳曰：居贱物于邑中，以待其贵。”
[⑧]《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⑨]《汉书卷五十一《枚乘传》。
[⑩]《洛阳伽蓝记》卷四。
(11)《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邹凤炽》条。
(12)《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王布》条。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已巳。
(14)《梦梁录》卷十八《恤贫济老》。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天禧四年闰十二月康午。
(16)(18)(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卷二百九十九，元丰二年七月庚辰。卷一百，仁宗天圣元年正月。
(17)《韩魏公集》卷十八《家传》。
(20)张舜民《画墁录》。
(21)《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三，大中祥符六年七月。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
(23)《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七《水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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