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钟的当代回声——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声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当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90年代的历史小说，有着相当庞杂的风貌。因为在80年代后期，多种文学潮流开始发生转向汇集。其中，新写实小说、先锋实验小说、寻根小说等的转向，加上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扩展，对于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的形成和演变，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历史小说同历史故事，在今天的文化系统中，拥有同样的讲述方法。因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的区别趋于消失。历史小说的作家和作品，已经很难维持过去曾经具有的那种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对的自足独立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的文本，取代了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时性的文本。今天最明显的事情是：历史正在处于不断的被改写的过程中。似乎一切文本，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这种文化性和社会性，由于共时的当代性，而成为现代寓言的内涵。现代寓言的讲述方式和形式因素，作为文化系统的组成，也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意蕴和社会意识。今天最不明显的事情是：历史曾经处于不断的被改写的过程中，传统的历史主义并非等于对历史事件完整的、全面的、固定的、永恒的记录。实际上，历史同我们的观念和世界一样，处于开放之中。历史必然如同现实，不断被重写。事件在历史中发生，现实与时间不可分离。西方学者指出：产生于现代想像的所谓历史主义，也一直在变化和更新。90年代的一批较为年轻的作家，所持历史观念似乎更进了一步。他们相信：历史无法企及，除非借助文本。但也相信：从根本上讲，历史是非文本性的。也就是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他们相信自己只能接触到具体的、文本化了的历史。虽然，他们一般相信真正的历史是有过的。但是，由于其不可企及，他们往往更加相信那部能够企及的历史，更加重视那个企及历史的文本。当然，他们还是承认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客观的事件。他们在用“历史”来指代他们心目中所想的那真正发生于过去的事情。
邱华栋在《太阳帝国》中，仿照一个西班牙水手在1521年遭遇沉船海难后，目睹中美洲帝国的“残酷、行为和激情”所作的记载。作者像一位人类学家一样，把鲜血同太阳和万物的依存关系作了文学文本的演绎。他似乎实证地用历史记载表达这样一种信念：战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工具，它首先是一种宗教仪典，一种圣战。活人祭神和吃食人肉的行为是爱本能和侵犯本能的表达。吃掉牺牲品是为了培植繁衍的信心，获得战俘的勇气。杀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施行残酷教育。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控制人口。“一切都是为了太阳”的太阳帝国，最终还是为更强大的印地安人所灭亡。这篇历史小说，实际上有人类学和宗教学的寓意在内。作者多少是在按照某种理念“制造”战争和国家及其根源。但这确是关于历史上的战争或国家的一个文本。
写小说的他们，显然受到所谓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实际上，80年代末开始的新历史小说之外，历史小说中的历史，都多少带有“新”的痕迹。至于新历史小说，那更是自觉地吸收、借鉴和演绎新历史主义的某种思想、观点和写法。我们读到的许多历史小说，都是极为日常化和民间化的。作者往往有意把新历史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同自己对于历史的体验，以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写进小说，他们也会把过去所谓的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 ）改造和化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从根本上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东西的《祖先》里有若干个水田换女人的故事，鬼子在《叙述传说》中描述了黄石与药妹的野合，也展开了“那个在历史中一直滴血的事件”。苏童让孔太太赌气，逼走孔先生，驱赶儿女寻找丈夫，最后验证梦境，孔先生早已在吃闭门羹的当夜遇劫丧命。活人变成尸体进了自家花垒。孔家之事，活像天方夜谭，一切天工神斧。而这篇《园艺》，主旨并非青年男女反封建。令丰的出走，主要还是一己本能。演剧再不高尚，比起沉闷而又歇斯底里的孔家生活，还是要有生气得多。对于那种缺少革命冲动又无法自立的少爷小姐的本能，这已足以形成引力。
“历史”并不完全等于“关于过去的事情”。“过去性”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属性，或不是历史的全部属性。按照新历史主义，“历史”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历史话语。正因此，“历史”的文本特性与其他的文字不再具有根本性区别。那种把历史话语描述为阐释，把历史阐释描述为叙述化的立场和观点，在相当多的比较年轻的作家中，是很有影响的。对于他们来说，历史由于不可再现，而主要体现为历史学家或历史小说家对于过去描述的方式。历史主要是由一套文本及释读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我们也可以把现在的许多历史小说，当作历史文本。它们呈现为叙述话语的形式，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素材，和对这些素材厘定的理论概念。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它们的叙述结构，也就是通过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贯穿起来。从而形成与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叙述结构的作用则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看上去像自然有序地发生在过去。因此，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一样，情节设置、叙述程式、形式观念和意识形态取向，从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历史话语运作策略。
舒文锋的《秩序》里，以唐朝贞观年间灭高昌国，时间淹埋神奇的地下迷宫作为引子。父亲钟和进入迷宫。儿子钟献在不可抗拒的力量牵引下开始寻找父亲以及谜宫。在多年寻找中，他又组成了新的家庭。海市蜃楼启示他迷宫所在。父亲终于找到。然而，由于谜宫没有时间概念，祖孙父子在年龄和外表上，已经难以分别。钟和决心以死来实现脱离迷宫重新回到人群世界的愿望。这个没有时间的迷宫让他永远看不到尽头，他后悔进入它，他感到太孤独，太寂寞，他实在想回家。然而，钟献却也永远地从妻儿的身边消失了。迷宫内外，世界内外，时间有无，对于人来说，似乎意味着根本。生命首先是一种人的自我意识。当失去这种自我意识的时候，生命的长度已经没有意义，哪怕无限。似乎是浪漫传奇的情节，但又有悲剧的开头和结局，意识形态暗示是亡国亡命已经构成悲剧，但是，最大的不幸则是时间迷宫造成的人的失落和家的丧失。小说已经触及存在的命题。而叙述则采用寻找与回归的模式，从代际关系的秩序出发，提出时间秩序打乱所带来的本体性问题。
李大卫的《出手如梦》，以其精致的后现代性引起关注。小说、电影、日记，当代、古代，现实、梦幻，小说中、写小说中，都揉在这篇小说里。破除或打掉一切界限的形式观念，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完全一致。而情节设置则选择的是浪漫传奇和反讽的原型。氛围的诡谲瑰奇，反证造成它的技巧和语言是十分出色的。鬼子的《叙述传说》中有一连串的非正常死亡，但是，讲述却是异常的冷静、不动声色，小人物的卑微和苦难，难分难解。生存的麻木和艰辛，同一系列的错误和意外相辅相成。他同东西都有一种将新的历史精神与现实主义的彻底性相结合的能力。《祖先》揭示了中国农村女性生存的苦难，东西有意从民间立场和人类学角度切入。这两篇小说，都是悲剧原型的情节选择。刘恪的《红帆船》有着强烈的浪漫传奇的色彩。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待长江和长江怀抱里的人。它以浓郁的楚文化特色成为作者“长江楚风系列中篇”的首篇。作者追求铺张扬厉的语言情态化风格，结构上三三循环的“九章”布局，重感觉重体验的主观化语言，同大量的象征、魔幻、变形、神秘的手法运用，是内在一致的。作者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心理这三种基本关系上切入楚文化历史中的主要人物及环境。气魄宏大，色彩瑰丽斑斓。
在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这一结构在本质上是诗性的，依赖于想像的冲动。历史还具有虚构性和阐释性。历史文本具有认识、审美和道德等层面，还有自我解释的理论运作的层面。当然，历史话语在进行自我解释时，所采用的具体策略，是更加隐蔽的层面。以小说来撰写历史，也是首先要为历史表述形成之前在作家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诗性史识，赋予故事或小说形式。历史往往作为一种虚构形式出现，而小说努力再现历史真实，因此，历史与小说常常难分难解。历史话语也有叙述程式和情节设置，即使不把历史看作文本，不在文本的层面上讨论历史。当然，承认历史的虚构性和阐释性，并不能让纪实的历史完全等同于虚构的文学。历史毕竟是客观地发生于过去的历史事件，它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并且这种真实性先于文本而存在。
荆轲刺秦王，在历史上实有其事。而何大草的《衣冠似雪》因为具有时代高度的虚构和阐释，给我们以更真实的感受。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气势磅礴而细致具体的情节结构，寒冷苍凉的环境氛围，冷漠恐惧的内心世界，极为独到深刻的人物性格把握（特别是赢政同荆轲），从人物关系出发确立的主题思想，都使小说不同凡响。在古今无数同类作品中，它依然出类拔萃。关键的、众所周知的最后情节，被作者大胆改动，但我却为之叫好。原因在于作者准确地从人物和主题出发，着眼点高。两种意志，两种恐惧，两种正义，两种力量，两种人格，在悲壮而超脱的较量中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同90年代的作家写作这些历史小说时的时间相比较，历史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显然具有历史性。在近年的新历史小说之中，既有史前，也有先秦以降迄至近现代；既有本邦，也有异域。从载体看，既有神话传说，也有故事笔记。在叙述的时态上，可以采用过去时，记述时间可安排在过去，例如丁天的《剑如秋莲》；也可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之中的某个间隔时间之内，例如舒文锋的《秩序》。这些历史小说的题材包括国家大事如荆轲刺秦王，也包括个人私事如黄石老婆难产而死。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如秦始皇、唐僧、冯梦龙等，但更多是虚构的人物如令丰、玉环、子和、海江、冬草等。他们的处境或命运，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代（氛围）有关。小说中个别人物之间的冲突，有的是属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大多却不尽然。《家仇》就是家仇，玉环卧薪尝胆，十年磨剑，对周围须眉一一绝望，最终以一介弱女，慷慨赴死。她替父复仇，要杀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安国军头目张天心。但事实上，最终占据上风的国民革命军并没有帮上任何忙。仇杀并无任何阶级斗争或革命性质。这也表明90年代一批历史小说的民间立场。作者一改过去轰轰烈烈的风格，不再刻意追求气势的营造和氛围的渲染，笔调平淡，叙事风格力求冷静自然。没有他惯常有的炮火和阴谋，主人公也不再是他心爱的铁血男儿。女主人公以一介弱女子，承担着造就和寻找男子汉的重担，执着并勇于牺牲，最终还葬送了弟弟。南翔的《前尘》以其语言功力和结构技巧超凡脱俗。民间常人的历史际遇写来十分从容，但却富有民间人文价值和文化意识。它是少有的贴近民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杰作。汪曾祺的三篇新笔记故事新编，堪称“喜剧”佳构，字里行间，民间立场却是分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笔记”工夫，非比寻常。
在历史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曾经有过历史小说与现实主义的互相融合，而且，随着历史题材的一般化，历史小说出现了史诗追求。在历史小说中，存在着历史心理学的问题，即如何真实地描绘过去时代的人物的动机和感情。但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在诸如李冯、丁天等这类青年作家笔下，历史人物的内心生活，实质上与这些作家同时代人的心理活动如出一辙。作为一种时代悖谬（anachronism）， 可以用以表达滑稽的耐人寻味的效果，也可以将这种手法同历史小说的其他“蜕化”形式并用。这些形式包括所谓“历史传奇”。在90年代出现的这类历史小说中，将过去和现在区别开来的，不是内容的实质，而仅仅是人物的服饰。拟古（archaism）如果成功，意味着化腐朽为神奇。作家要么化用古旧或遗弃的形式，要么运用某种古怪而奇特的手法，以引起读者产生某种类于思古幽情的心理反应。丁天在《剑如秋莲》中自拟冯梦龙，借所谓平冈信诚之口，讲述其先人平冈英治求证武学的故事。未曾料到，一个剑痴蒙骗了一个文痴。原来他是冒名的铸剑师，其目的只是想找到那种被称做秋莲的剑。“他的来信破坏了一个那么美丽的故事”，作者也用结尾颠覆了故事，消解了思古幽情。作者所用语言，富有暗示性。往往这种语言同作者个人的阅历和知识相关联，或是容易直接和间接地引起读者有关历史或过去的想像，这样的语言，有利于构筑有年代感的语境。较为复杂的结构，有利于让读者进入一个已经不能完全重建的过去时代的文化系统。同时，也是意图获得对于现实和当代的某种寓言性。至少，有弹性的、有距离的语言，是有利于读者观照现实和省察自身的。特别是戏拟的运用，更是容易在诸如历史和现实、崇高与日常这样一些相对的范畴之间建立喜剧性的“短路”。
在《另一种声音》里，我们看到神圣和英雄甚至严肃主题被消解殆尽，《西游记》变成了嬉游记或戏游记。现代主义作家在处理历史小说或历史性情节时，曾经喜欢借用古神话来结构其作品或深化其作品意义，现实主义也是比较喜欢采用神话传说以赋予作品史诗性或象征性。但此篇小说反其道而行之。它让现世的具体生活经验进入经典人物或神话人物的生活，并且让这些盖世英雄的能耐同芸芸众生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作者写作的随意性很强。传世之作的“深度”的神话被打破。语言被用来捕捉或拼贴神话的表层或外壳。中国读者大约不会接受“这一个”孙悟空，但不会拒绝认同现世的物欲横流对于所有人包括英雄圣人在内的冲击、浸染和影响。在这类作者眼里，孙悟空成为英雄，并不具有必然性和永恒性。因为能指—所指（或指符—意符）的联系是偶然的。语言的外表意义因此消解掉了，成为无法确定的游戏。他让作品的语言产生随意的、移动结合的感觉。所叙述的取经盛事（本来等同于史诗或“流芳百世”）、僧徒施主和思想意念都悬而未决、模棱两可、难以判明。这里有借助于经典因素进行重新虚构的做法。当然还有消解传统故事和经典内容的意图。作者告诉读者：“一路上，最大的问题是小腿抽筋和肚子饿。另一个问题是人心不齐”。他们享受桑拿浴、芭蕾舞、“通宵狂欢蒙面大PARTY”，处理离婚复婚性经验图书包销等， 猪八戒有七十二房媳妇，子孙无数，孙悟空常常能变过去却变不回来，而且也是嗜睡成癖。小说中有宋元交替，水浒红楼，农民起义，青楼名妓，西游作者，美圆兑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戏拟的得写，旨在修改传统的价值，并植入当代的“隐喻”。被解释为“隐喻”的作品只有在“被改动的”意义的游戏中才获得含义。结果产生把人或英雄或神从文化中心排挤出去的讽刺性戏拟。作者似乎没有选择地把各种可能性矛盾地展示在作品里，出现叙述的更替。这种更替破坏作品的连贯性，而进一步追求不连贯性，把任意性带进写作。
同那些当年的语言大师不同，有效使用古体语言的后代作家，并不执意要将古老的文化传统的价值重新显现出来。他们往往通过作为后代的自己使用古体语言，来达到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审视或回避。当然，文化拟古或语言拟古，毕竟能使人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然而却早已忘却的事物之中体会到一种模糊的愉快。文化拟古一般不会与通常的语言拟古结合在一起，但是，它的效果通过历史小说显示出来。它们描写我们不熟悉的文化，并借以传达一种令人神往的古远情调。这些历史小说中，有理想社会、田园牧歌、乡愁乡恋、英雄壮怀等。
历史主义依然是今天的小说家或批评家宝贵的工具。但是，需要使用得当。历史主义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衡量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绝对的和客观的标准。这一点，在受到新历史主义影响的作家那里，似乎感受得更为充分。历史依据、文本的真伪和传递、古语或废弃的语言、题材的来源和借用等问题，同历史和历史主义有关，但从历史和历史主义出发的解决，并没有完全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历史主义的优势在于能够合乎历史实际地创造和再现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并从这个背景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价作品，一般来说，90年代的作家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写作历史小说，他们的作品会或多或少地反映环境。尤其是历史观念的变迁，必然影响作家的历史写作。他们认为，由现代人创造和再现的过去某一时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着眼点上，毕竟是属于现代的。批评家只能把现代文学批评的观点运用于对过去历史的思考上。而且，在研究与我们时代迥异的思想标准和习俗时，传统的简单方法会导致对历史证据的选择和解释，并把曲解历史真相的统一性和不变性强加给某一文学时期，从而造成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认识。而且不同代人运用这同一方法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相同。此外，传统方法容易按照当时的一般水准来衡量和解释独创的天才作家作品，而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家并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传统。虽然传统方法可以再现那些已随时代一起泯灭了的习俗和传统，但是，90年代的一批历史小说作家一般不否认历史主义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和传递那些使人类文明得以继承的观念和价值，并因此而丰富现代人的感受能力。正因此，他们的历史小说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并没有为新历史主义所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