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制改革要着眼激励新创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制论文,中国论文,新创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降低流转税宏观税负总水平
中国现行税制，从大的调整上来说，应该降低流转税的宏观税负。降低流转税的宏观税负，不会使税收收入减少，只会增加税收收入。流转税的宏观税负下降，意味着税收的收入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也意味着税制结构要作重大调整。自1953年以来，我国的税制历经改革，但流转税税负总水平不变一直是改革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流转税的宏观税负总水平还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水平上。在传统体制下，我国财政收入主要由流转税和“国营企业利润上缴”所组成，两者的比例大体上各占50%。在改革中，对“国营企业利润上缴”制度改为征税制度，现在正在开征的有“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1994年对税制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但总税负不变仍然是基本原则。在流转税中最重要的税种是增值税。目前，我国流转税的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5%左右。虽然我国的税制设计中希望建立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而流转税是实际上主税种的事实是明显的。与传统体制相比，流转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上升了。这一情况和流转税税负水平过高有关。
为什么要降低流转税税负总水平？流转税的宏观税负太高，意味着投资的门槛太高，阻碍民间投资。流转税是“对物税”，即是不考虑纳税人的纯收入（税前）情况的税收。流转税税负是商品或劳务价格的组成部分，所以税负的高低影响纳税人的纯收入水平，就变成了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流转税税负是“投资的门槛”。这相当于关税税负是进出口的“门槛”一样。为什么叫“关税壁垒”？那就是进出口的“门槛”。在那个“门槛”以上发生的进出口业务是有利可图的；无利可图的业务则被挡住了。关税税负和进出口量成反比。如果关税税率高到一定程度，那么就可以挡住一切进出口业务。流转税税负就是国内投资的“壁垒”，在这一“壁垒”上发生的投资，则表明投资是有利润的；无利可图的投资则被挡住了。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转税税负和投资量成反比。流转税税负高到一定程度可以起到挡住一切民间投资的作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规模不是由“企业的利润”决定的，企业职工的利益也不是由利润来决定的，因此流转税负的高低和投资的关系不紧密。可见，流转税负太高是传统体制下的产物，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过程还是个长期过程，我们农业人口的比例还那么大，农民还那么多，二元结构还那么严重，小规模、小企业的投资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下降投资壁垒，怎么发展民间投资。激励民间投资，就会增加就业，就会增加新创价值，就会有利于整个税收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主张降低流转税税负总水平。
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地位
流转税总税负下降了，所得税税负就会上升。我认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所得税作为主税种是必然发展趋势。所得税是“对人税”，即是考虑纳税入纯收入（税前）情况的税收。所得税分两种类型：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我国在这两类税收中，法人所得税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个人所得税的地位应该上升。目前只是侧重讨论“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两税合一”问题，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整体要求来考虑所得税体系的完善问题。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来说，“税收”要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根据目前对企业类的税收来看，应该说是并不“公平”的。因为在各类企业中，有的是现代化的公司组织、有的是规模很小的作坊式企业，但面对“一视同仁”的企业类所得税，实际上使它们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因为各类企业获得公共劳务的收益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公司”，在信誉、融资、广告等方面明显强于非公司。而且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各类企业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统一”的税收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对于企业类所得税应该只开征“公司所得税”（包括公司性质的企业），对其他类型的企业，比如私营企业、合伙人企业、个体企业则只适用“个人所得税”。
对于个人所得税来说，目前我国是采取“按次”、“分类”的原则来设计的，这同样不符合税收公平的原则，也加大了征收成本。因为“按次”征收就会使当年相同的“所得”承担不同的税负；“分类”就会使相同的“所得”承担不同的税收。“所得”应该“按年”计算，税率应该是有最高级次的累进税率。个人所得税应该考虑“家计扣除”的因素，即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纳税人的法定赡养人口多，应税所得容许扣除的也应该多。否则，只考虑收入，不考虑负担情况，同样是不公平的。
只有把流转税和所得税统一起来考虑，才能真正起到激励投资、激励新创价值、实施社会公平的功能。
三、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
目前关于增值税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讨论上。事实上，现行增值税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增值税。目前的增值税可以说是“产品税”和“增值税”的混合体。从“增值税”的计征方法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准扣除的，因此我国的“增值税”中的“增值额”并不是当年的新创价值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净折旧”，而是包含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的重复计算，因此不是真正的“生产型”增值税，而是“生产型”增值税和“产品税”的混合。这显然不利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发展。而且，我国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后者事实上是“产品税”的纳税人。另外，流转税的“一般税”是由两个税种构成的，即增值税和营业税，后者事实上也是“产品税”。所有这些，显然和“税收中性”原则是不符的，同时加大了征管难度。要解决产品税、增值税混合征税的问题，要么统一征收增值税，要么统一征收产品税，这样才能保证税收中性。但考虑到税制改变需要很高的成本，因此，完善现行的增值税可能是上策。
四、开设真正的财产税种
我主张开设真正的财产税。在财产税的税种中，最重要的是房产税。我国也有叫做房产税的税种，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真正的财产税是对“财产”本身征税，属于对物税。这种税有两个功能。一是有利于把“财产”转移到更能创造价值者的手里。例如，一个人（法人和自然人）占有很大的房产，但没有能力缴纳房产税，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拍卖房产，因为税收要求的是货币收入。而拥有房产或购买房产的人则是有纳税能力的人。这就有利于让财产（房产）转移到纳税能力强的人的手里，也就是激励新创阶值。二是有利于税收发挥效率和公平的调节功能。因为房产税是对法人或自然人的“居所”征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从效率角度看，财政体制的设计应该考虑地方公共劳务的成本收益内部化问题，这是决定地方财政收支的重要依据。因此，根据“居所”来决定地方公共劳务的成本（应纳税额）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另方面，也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因为真正的房产税的征税依据是“房产”的价值或“房产”的租金。这样房产价值或租金高的房产所有人就负担较高的税收，价值低的就负担较低的税收。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房产税的地位是很高的，通常在“地方政府”（概念和中国的不一样）的财政收入中占到30%以上，高的甚至达到70-80%。而我国名为“房产税”，实际上是对“房产”的收入征税，而不是对“房产”本身征税。这样，上面说到的真正的房产税的两个功能就不能发挥；真正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也无法设计。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对居民住房、非盈利性用房（例如行政事业单位的房产）是免税的，而只对有收入的房产征税。这种制度对于家庭的“装修热”和“楼堂馆所热”是有激励作用的，明显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因此，建立真正的房产税很有必要，那就是对所有房产征税。开征真正的房产税必须对房产的现值或租金价值进行评佑，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通常是由政府委托的中介机构进行。
此外，我国现行的一些税种是缺乏效率的，比如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等。在这些税收中，有的应该取消；有的应该和其他同类性质的税收合并。顺便指出，以政府的支出来决定税种（比如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的作法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税种选择是按照再生产的流程来设计的，而不是按照政府支出的用途来设计的。政府的支出用途名目繁多，而税种是不可能那样繁杂的。
五、税收收入增长过快隐含非正常因素
自从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国民经济(GDP)的增长速度都在8%左右，形势良好。但从税收增长的情况来看，年增长率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甚至高达2-3倍。从我国现行的税制来看这是令人费解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高税率的税收收入增长过快。高税率的税收主要有消费税、关税等。从政策目标来说，高税率的税种是期望限制发展的产品或产业，但结果却和政策目标相悖，这应该说并不是好事，其中必定隐含不正常的因素。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值得收集信息很好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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