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极右翼政党透视_法西斯主义论文

欧洲极右翼政党透视_法西斯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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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交替之际,极右政党又成为欧洲各国热烈讨论的话题。其直接原因是奥地利自由党进 入政府。自由党党魁约尔格·海德尔因发表同情纳粹言论而臭名昭著。海德尔虽没在政府中 任职,很多人仍担心他会通过执政党发挥主导作用。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但人们普遍把它 看成是民主国家繁荣和稳定的典范,因此,瑞士人民党的崛起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人民 党现象说明,执政的主流政党也会支持反移民政治。

这两个政党的选举成功远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自1980年以来,西欧各种各样的极右政党在 选举中均取得显著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党是在多党制内取得进步的,而且还会在某 些地区吸引更多选民。

法国国民阵线是这类政党的典型代表。1972年,国民阵线由让—玛丽·勒庞创立。成立伊 始,阵线深受两个国外模式的影响:一个是意大利社会运动,另一个是英国民族阵线。前者 成立于1964年,由一批顽固不化的前法西斯下层军官发起。1970年前后,它与保守人士联盟 ,扩大了选民队伍。后者成立于1967年,由法西斯主义者和保守的种族主义者组成,主张反 移民政治。英国民族阵线一度在某些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但随后不久就在1979年的大选中 惨遭失败。意大利社会运动虽没有惨遭如此厄运,但也很快于70年代末黯然失色。法国国民 阵线最初也没有取得选举上的进展。1981年,勒庞为参加总统选举,甚至没有获得所需要的 500人签名。三年后,它却获得突破性进展,在欧洲议会赢得10%的选票,直至今日它仍在欧 洲议会中拥有席位。国民阵线已成为众多极右政党的榜样。1994年,意大利社会运动改为全 国联盟,获得14%的选票,一度在新的中右联盟政府中出任5名部长职位,2001年再次进入政 府,震动欧洲政坛。

197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诞生了另一种新型政党,其代表是创建于1972年的丹麦进步 党。1973年,丹麦进步党在选举中赢得16%的选票,成为丹麦第二大党。其主要竞选纲领是 民众主义,反对大国家。1973年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反对欧洲统一又成为其显著特 点。重要的是,它反对社会福利政策。70年代末,丹麦进步党把这一主题与反移民政治结合 起来。80年代初,进步党内部发生分裂。挪威进步党境遇基本与其类似。从丹麦进步党分裂 出来的人民党在2000年民意测验中获15%的支持,成为受民众欢迎的第三大党。

1990年代,另外两个重要的新右派政党也不断地获得选举上的突破。一个是意大利北方联 盟,另一个是比利时的佛兰芒人集团。二者都致力于建立一个历史形成的纯种族社区。90年 代末,两党分别在本国不同地区获得好成绩。

不过,我们决不能就此而夸大极右政党在90年代的发展。爱尔兰、葡萄牙及西班牙等国根 本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极右政党。其他国家的极右政党支持率也很低,甚至相当不稳定。虽 然英国民族阵线1993年在米尔沃尔地方选举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但1997年大选中其56个 候选人平均只获得1%的选票。1989年,从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分裂出来的共和党在欧洲议会 选举中获7%的选票,但1994年和1999年却又失去代表资格,直到最近的全国大选中才恢复到 1—2%。1998年德国人民联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只占1%。

法国国民阵线也于1998—1999年间分裂为两派。1999年,两派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分别获6% 和3%的选票。意大利北方联盟在199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也下降到5%。

本文拟以西欧极右政党为重点,分析其类型和特点及其对西欧政党制度所产生的影响。这 些政党究竟有没有共性?它们的崛起是否已对欧洲政党制度的稳定构成威胁?怎样才能解释它 们的选举成功?等等。

一、极右政党的类型问题

像多数政党家族一样,极右政党更是一个大家族。不过,这个家族的政党却拥各种各样的 名称。其中有些政党不承认自己是极右,它们经常宣称自己是“非左非右”,是“第三条道 路”。分类中存在的一个难题是,许多政党,尤其是那些法西斯主义派别的政党往往会隐藏 自己的法西斯渊源。因此,一个政党的公开主张与其领导层的实际所为经常存在脱节现象。 而且,党的纲领也会由于策略考虑或环境因素而不时发生变化。

鉴于此,人们总是趋于利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来界定这类政党,其中最常见的如“法西斯主 义者”、“新纳粹”、“极右翼”、“激进右派”等。(注:有时政党专家也不知道该用哪一个术语好。参见,L.Cheles et al,Far Right in Weste rn and Eastern Europe,Longman,1995.)

概念的泛化迫使人们常用一些同义 词来指代这些政党。迄今为止,学术界很少对这类政党进行区分和界定。

1945年后,学者们一度喜欢使用“激进右翼”来指代那些与战前法西斯主义有姻缘联系而 又不一定对其认同的团体。尽管后来仍有评论家使用,但已越来越少。一个原因是60年代以 后,英美等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对战后多数国家中右派认同的福利共识构成挑战。无疑,撒 切尔主义与历史上的“激进右翼”之间有联系,但把激进的新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放在一 个家庭里,则容易过分泛化“激进右翼”概念。

1960—70年代,“激进右翼”被“极右翼”一词所取代。起初,学者们通常用“推崇暴力 ”来界定极右翼,后来则慢慢放弃了这个标准,因为在西欧,那些在选举中稍有影响的政党 都不再公开支持暴力。目前,学术界对极右政党作四点典型概括:敌视民主;种族主义;支 持强势国家;民族主义。就这四点看,上文提到的所有政党(德国人民联盟除外)仅就其公开 声明来看都不属于“极端主义者”。

一些学者试图把极右政党分为“新”“旧”两类,以便与法西斯主义传统区别开来。(注:P.Jgnazi,“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in Merk and Weinberg(eds.),The Revia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1990s,Cass,1997.)

该 方 法突出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一小撮派别和团体外,已很少有政党再公开涉及法西斯主义 传统。这种新旧划分也有弱点。例如,意大利全国联盟果真放弃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吗?它自 称为“后法西斯主义者”,实际表明自己的模糊性,恰恰暗示它正在更新自己的法西斯主义 传统。这种类分法还无法表明各新“极右政党”间的实质思想联系。其中最有争议的一种观 点认为,这些政党是“反体制的”。所谓“反体制”政党既指那些公开敌视现行政治制度的 政党,又指那些实际上已在削弱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党。(注:G.Sartori,Political Par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然而,有些极右政党近年先后进入 政府,人们没有看到其削弱现行制度的活动,如意大利全国联盟、北方联盟及奥地利自由党 。相反,这些政党则提出了现行民主体制下所忽视的一些合理问题。

部分由于这些原因,学术界越来越趋向于用“民众主义”去指代极右政党中的某些小团体 。(注:Paul Taggart,“New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 s,Jan.,1995,PP.34-51)

“民众主义”的口号往往最受选民欢迎,它暗示一种特殊的政治风格,包括魅力型领袖 和反制度的言辞。它可以凭借模糊的信仰,突出追求最主动的民主。

但“民众主义”分类法至少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有些政党虽不是民众主义政党,但也 有这样一些特点,如意大利力量党,英国新工党。其次,既强调“风格”又强调“选民”, 容易忽视极右政党家族所共有的核心价值:民族主义。

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主义,是极右派共有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各种各 样,包括“自由的”民族主义和“整体的”民族主义。自由的民族主义是现代的,强调理性 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关注宽容和权利。整体民族主义并非如此。虽然它也包含中央 国家集权,认可同化的“本国文化”,但强调的是民族的种族概念,强调捍卫传统的社区概 念。

如此强调这种民族主义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在经济政策上差别很大的党却可以聚集 于同一家族内”这一问题。这些政党的社会经济政策具有共同的特征:即本国的经济应该首 先有益于本国人民,即“民族优先”。

这不仅仅是自由市场与国家主义的问题。其核心是,什么符合“真正的”社区利益。在某 些国家,如果国家在管理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于强大,极右政党就会强调更多地利用市场手 段。例如,奥、意、法等国极右政党都坚定地支持市场经济。极端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是家族 、宗教及不信任外来者。虽然多数极右政党反对建立联邦欧洲,但确有一些政党赞成建立“ 民族国家的欧洲”。

强调特殊的极端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解决定义问题。前文已经论述了“自由的” 民族主义和“整体”性民族主义这一对立的二元观念。但在政治实践中这种差异会同时存在 。例如,支持传统并不一定完全拒绝“现代化”。实际上,极右翼的核心思想一直存在相互 对立之处,法西斯主义者尤其如此。(注:R.Eatwell,`Fascism'in R.Eatwell and A.W.Wright(eds),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 eologies,Pinter,2e,1999.)

再说,自由的民族主义一直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理想 类型”。在实践中,它也界定自己与其他“类型”之间的特性,既包括传统因素,又含有现 代性。

综上所述,清楚地界定“极右翼”必然涉及两大问题。首先,虽然极端主义都有自己的核 心思想,但种类又极其繁多。甚至法西斯主义就可细划分为多种。第二,某些右翼政党实际 上并不那么“极端”。而且,某些主流政党也提出一些“极端主义”政策。这一点非常有助 于理解为什么“极端主义”可以左右某些国家的政治生活。

二、极右政党与欧洲政党制度的稳定

欧洲政党制度专家普遍认为,主流政党并没有面临新挑战者的压力。(注:See P.Mair,Party System Chan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其表现是:第一, 两次大战间出现的政党制度在经历20年后依然在许多国家存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政党随 着 社会的分裂而发展壮大,社会分裂引起了痛苦的敌对,使政党制度沿着结构路线固定下来。 1945年后,由于西欧社会已不再那么分裂,经济上也开始相对平等,稳定趋势又进一步加强 。这一进程使那些暴力型政党无机会利用不满进行造反,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昙花一现” 的运动,但很快就得以平息。

第二,1945年以后的主流政党大都成了兼容并蓄的政党(Catch-all),它们不再关心思 想上的纯正,更关心的是如何最多地获取选票。因此,它们为争取中间阵地而斗争。于是, 左右之间就出现了政治真空,极端主义者在比例代表制下顺利地进入议会。但由于选民集结 于中 间,这些激进政党难以在多数国家有较大发展。如果极右政党触及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 主流政党通常也会更新自己的纲领,进而驯化它们。因此,80—90年代间,欧洲的中左政党 出 现了“绿色化”现象,而中右派则顺应了反移民及民族主义情绪。

第三,主流政党呈现出所谓“卡特尔化”趋势。(注:R.S.Katz and P.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arty democr acy”.Party Politics,January 1995.)

与传统社会党的“群众性政党”不同, 这些党基本上与市民社会无缘,它们党员少,不活跃。相反,它们与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 并从中获取巨大好处。

我们在看到这种稳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的其他巨大变化对政党制度带来的不稳定性 影响。首先是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新阶层的出现,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古老的产 业部门已很少有工人操作。相反,一个新阶层开始出现,他们比较灵活,没有工会倾向,价 值观念属于“后福特主义”。中间阶层也进一步发展并有很大变化,其中包括许多过去的工 人阶级。与社会分裂相交叉的其他分裂还包括,公共部门工人与私有部门工人,传统产业部 门工人与高新技术部门的雇员等。结果是,选民不再按传统的阶级组成联盟,他们往往越来 越根据各种复杂的问题和观念发生分化组合。

其次,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影响。后物质主义价值指某些人在实现自己的物质需求之后,追 求有关生活质量方面的“更高层”价值观念。(注:R.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这些价值观念既可以是政治上的,要求主动 的参与,又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如生态问题、女权问题。由于中左政党深受后物质主义价值 的影响,它的传统阶级支持也不断发生分裂。选民不再与主流政党结盟,也不再作为社会阶 级而结盟。

再次,全球化的进展。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一种经济进程,而且是一种文化进程。从经济上 看,贸易的不断增长使世界变得更加紧密,进而对传统的高工资经济构成重大威胁。从文化 上看,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以美国为中心和美国社会价值为标准时代的到来。这些变化引发 两类人的不同反应。一类人,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看到了新机会:另一类人,尤其是 那些缺乏技术的群体,则感到这种变化在威胁着自己。他们更迷恋于福利政治,把它看作是 保卫生活水准的方法。全球化不仅威胁着工人阶级,许多富裕的选民也受到了它的威胁。如 果工厂倒闭,失去工作的并不单单是体力工人,工厂经理及相关雇员同样如此。因此,中产 阶级会更强烈地希望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求特性,竭力寻找新的生活意义。

选民的投票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结构变化。他们不仅不再与主流政党结盟,而且已对其 失望。选民投票率的下降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选民之所以日益疏远政治,首先因为他们 对旧的意识形态丧失信心,尤其不再相信社会党人的传统诺言。其次,他们也不再相信温和 的保守主义,不再相信大国家和社会福利。再次,苏东剧变及西欧各国共产党的衰落对一些 国家的右派产生显著影响。苏东剧变前,由于共产主义遭到妖魔化宣传,西方民主制度倍受 赞扬。东苏剧变后,民主的聚光灯发生转向:自由民主自身也开始受到人们审查,人们发现 其在许多方面都不够格。特别是,频频曝光的政治腐败丑闻使选民产生离异现象,带来了选 举的多变性。这些不良行为被媒体大肆炒作,进而引出了政党制度的稳定问题。在传统政党 模式中,政党自己决定当今的重大问题。它们通过党组织、群众会议和党刊动员选民。现在 ,政党的这种作用开始失效。压力集团,尤其是旨在解决某个问题的压力集团不断发挥作用 ,“教育”民众。选民,尤其是青年选民越来越被这些组织所吸引。这种现象不仅标志着道 义的转折,而且也威胁着联盟的组成,使政府的稳定失去平衡。

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媒体发挥的作用比压力集团更大。这对政党制度的发展具有某些更重 要的影响。首先,媒体总是掌握在企业集团手中。一般来讲,如果媒体业主是全球性企业, 这就不会有利于民族主义的极右翼;但如果媒体业有更多的民族利益则刚好与此相反。其次 ,媒体正趋向使政治个人化。就是说,个性对大众更有吸引力。由于极右政党经常有富有魅 力的领袖人物,他们能够获得媒体并善于利用媒体。

西欧社会经济的大变革无疑促使了极右政党的崛起。但如果过分地夸大这一原因则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这些变化影响着西欧的所有国家,但仅部分国家存在极右政党,且偶尔取得一 些突破性进展。因此,我们很难用社会结构变化来解释。

例如,失业率上涨与极端主义获得选票之间有联系,但非常微弱。1980年代初,英国失业 率急剧上升时,极右政党的支持率却下降了。西班牙最近是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 却没有什么极端主义活动。相反,奥地利和瑞士失业率相当低,极右政党却得以成功。在个 人层次上,失业与极端主义选票之间有联系,但却相对弱,难以支持诸如失业率上涨就足以 采取极端主义这种片面观点。

后物质主义价值与支持极右政党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70年代,英国民族阵线出现了选举 突破,但这时的英国还没有完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同样,荷兰具有完备的后物质主义价值 环境,极右政党却相对弱小。极右政党与绿色政治之间也没有简单的联系:德国是欧洲绿党 最成功的国家,但那里的绿党总体上在选举中并不太好。

同样的观点还适用于上述提到的其他变化。这是一些普遍性的现象,在所有欧洲国家都会 多多少少地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准确地理解、解释为什么极右翼会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复活 ,以解释这是否意味着政党制度的根本危机。

三、如何解释极右政党的崛起?

极右政党的成功和失败,原因复杂,既有国家的整体原因,又有地方原因。1980年代中期 法国国民阵线取得突破,原因不简单在于它的反移民词句,经济方面的原因也非常重要。19 90年代,意大利北方联盟在社会经济环境相似的区吸引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一个重要原因是 大家族的本质特性。如果一个人成为狂热的皈依者,整个家庭就会跟随他。(注:A.Bull and M.Gilbert,Wind from the North:The Northern League and the Future o f the Italian State,Macmillan.)

国家和地方的角度固然非常重要,但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不断提出许多综合性理论,以解 释极右政党的崛起。

1.“抗议理论”(protest explanation)。此观点认为,极右政党缺乏严肃的思想意识形态 ,其“支持者”表达的是对主流政党的不满,它们缺乏社会基础。人们极容易为这种观点找 到支持。1999年瑞士的民意测验揭示出,人们越来越对一些问题产生不满,诸如,其他国家 批评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作用时,瑞士的政治家们没有进行反击,它们还对大量 的科索沃难民及其他避难者的到来感到不满。海德尔的支持者尤其指出,它们反对的是执政 党,特别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支配着国家政治生活的社会民主党。

不过,抗议理论存在许多问题。首先,选民在投票时可能既出于一种抗议,又出于一种理 性选择。例如,民意测验显示,佛兰芒人集团的选民不喜欢主流政党,不喜欢比利时国家, 但许多人之所以选择该党,是为其政策所吸引。在多数国家,选民可以选择那些被看作是反 体制的政党,如极左政党和绿党,但迹象表明最近取得重大选举突破的却是极右政党。抗议 理论要成立,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选民必须选择一个意识形态与之相差甚远的政党,二是 选民根本不关心这个政党是否会发挥影响。这两种条件似乎都不正确。极端主义选民是最典 型的“整体性”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会支持一个意识形态看似无希望的政党。

抗议理论难以解释的另一深层问题是,极端政党的支持决非一种暂时现象。1980年代当极 右政党复活刚出现一些重大迹象时,其典型的支持者是中右选民,或是那些经常弃权的选民 。从社会学上讲,他们主要是男性、老人及经济领域中的小企业者和手工艺人者。这些现象 直到90年代还非常重要。极右政党又越来越对中左政党构成威胁,开始吸引中左政党的传统 选民。

2000年2月,海德尔甚至宣称,自由党已取代社会民主党,是奥地利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保 卫者。90年代中期,尽管国民阵线发生分裂,但其选民却是法国最忠诚的选民,因此决 不能忽视它的潜能,它极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新生政党。随着社会的原子化进程及左 派群众组织力量(如工会)的削弱,这种趋势在进一步加强。

2.“单一问题理论”( single issue theory)。该论点旨在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工人阶级背景 的人会支持极右政党。该理论相当强调反移民政治的吸引力及与此密切相联系的问题(如法 律和秩序,社会福利)。海德尔是最善于使用丰富语言吸引选民的典型。在1999年欧洲议会 选举中,他指出,欧盟东扩将会打开奥地利的边界,使大量移民洪水般地涌来。他将此界定 为向奥地利开战。多次民意测验表明,这类问题是多数极右选民所关注的。即使那些非极右 选民也会对此产生共鸣。

单一问题理论认为,当举国上下都关注移民问题时,极右政党表现就尤其出色。在英国,7 0年代间,乌干达和马拉维政府驱逐“亚洲人”,大量移民涌入,成为当时媒体关注的焦点 ,民族阵线选票两次大增。在德国,共和党在90年代初表现异常出色,因为寻求避难的人数 剧增。从地方来看,有证据表明,移民集中地区,新移民地区,极右政党的支持率就高。但 移民与极右政党选民之间究竟有多大联系,学者们则仁智各见。有些移民不多的地方却有相 当强大的极右政党势力。

但“单一问题”也有许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多数极右政党都有内容广泛的纲领,它们不仅 涉及种族问题,还有许多种族之外的问题。例如,法国国民阵线提出的政策丰富而周详,涉 及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意大利北方联盟虽反复无常,纲领前后不一,但却提出了事关国家作 用的重要问题。没有证据表明90年代的北方联盟是因为移民问题而赢得选民的广泛支持。即 使瑞士反移民党,法国国民阵线,许多选民支持它是因为其丰富的思想内容。

3.“供应”理论(supply side theory)。该理论认为,极右政党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提出的 特殊混合政策。其有影响的论点是,旧式的极右政党不像新型政党那样有吸引力,因为前者 支持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政策,且常与法西斯主义传统有清晰的联系,后者则把反移民政策 与自由市场结合起来。这无疑有一定的道理。政党只要与法西斯主义传统有清晰的联系,必 然会失去多数选民的支持。

然而,80年代和90年代间的欧洲政党比较研究表明,根本没有固定的成功模式。德国人民 联盟虽与纳粹传统有联系,但也取得某些成功。80年代以来,国民阵线开始越来越批评市场 ,尤其是批评全球化。全国联盟则与之相反,它基本上不打移民旗号。

4.“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理论。这是90年代以后学者们更 多使用的理论。它突出强调主流政党行动纲领的作用,同时又强调政治制度对极右政党的“ 开放性”。政治制度方面包括,是否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是否有允许小政党获得比例代表 的确切规则或资金等。其他制度方面的规定还包括取缔政党的权力。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认为,一旦主流政党固守中间并不能解决那些足以吸引选民的问题,极 右政党就有可能取得突破。例如,极右政党可以从移民问题及最近对欧盟的敌视情绪中寻找 政治空间。政治进程中的其他发展也有助于极右政党。例如,英美国家新右派掀起的反对大 国家政治思潮。这些虽没有在欧洲大陆引起太大反响,但它说明,一旦人们逐渐对未来的繁 荣产生怀疑,它们就有理由攻击战后的共识政治。再如,主流政党也会用合法的方法采取极 端主义行为。

1993年后,意大利总统承认意大利全国联盟为民主体制的一部分,对它的崛起起了推动作 用。一般来讲,当极右政党的政治观点为中右政党所接受时,它也会合法化。这种情况有时 会使暴力运动走向温和。

极右政党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单一理论加以解释。但综上所述,极右政党 的崛起至少涉及三方面因素:即宏观方面、地方因素及个人动机。宏观因素涉及全球化、国 家制度特点等,地方因素则包括社区规范等,这两者发挥的作用固然至关重要,但最核心的 是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选民之所以转向极右翼,至少有三点个人动机:渴望寻找一种新的 归属感;相信右翼政策上的一些经济合理性以及社团规范的影响。但选民的个人动机又依赖 于这样几个诱发因素。第一,选民认为暴力性政党也有合法的地方;第二,选举可以产生效 果;第三,民众对主流政党,甚至对整个制度失去信任。一旦这三个因素具备,个人就会支 持极右政党。其中选民对主流政党和现行制度失去信任是极端主义政党获得选举突破的必要 条件。人们已不再相信旧的思想意识形态,对政治腐败不满,担忧全球化带来的灾难。

结束语

几十年来,欧洲学者一直在谈论政党危机,但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目前的政党制 度处于危机之中。从总体上看,旧政党依然坐大,主张暴力的政党则有所弱化。同样,我们 也不能过分强调极右政党最近的选举成功。在199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多数极右政党表现 并不好。最佳者是奥地利自由党,23%的比例,5个欧洲议员。这些政党随后也没有组成一个 集团。因此,我们还不能把它们看作同一家庭,而且,这些政党还有众多苦恼,如分裂问题 ,与主流政党的合作问题。

但也必须认识到,在许多国家极右政党还有极大的潜力继续获得发展。在2000年德国的一 次民意测验中,约30%的选民表示会支持成立一个类似于海德尔式的政党。由于新生代领导 人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难以把其排斥在制度之外。同样困难的是新 问题不断出现,如新移民问题,全球化问题,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等。只要这样问题存在, 极右政党就继续有存在的土壤,甚至会进一步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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