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不同类型民主消长的内在因素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同类型论文,民主论文,因素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3)06-0017-09
民主化是20世纪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相互促进的世界性潮流，或者说是全球化和现代化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从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别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从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的历程看，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种类型的民主消长兴衰的历史景观。探析其内在因素不仅是国际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互动是民主消长的内在动力
全球化指人类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突破民族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民族化指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利益的突显、民族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等。全球化是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推进的，对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两者有内在统一性。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具有不平等性，这就使全球化与民族化成为一对矛盾。二者的互动既为民主化创造了条件，又成为民主制度兴衰消长的内在动力。
全球化首先指“经济全球化”，指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向全球扩展的过程。正如自然经济是专制政体的基础，商品经济也为民主政治创造了条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化，自然经济走向崩溃，与之相适应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瓦解，从而推动了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政治在全球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内在地包含民主化，或者说政治全球化是以民主化作为基本标志的。
20世纪世界三种类型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全球化进程是一致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扩展，20世纪初在西欧和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但是为了推销产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争夺势力范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德国一度走上了法西斯独裁道路，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遭受的重大挫折，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二战结束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及其向纵深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步完善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丰富其实现形式，实现了从近代民主向现代民主的转型，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世界民主发展的新亮点。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既反映了帝国主义阶段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新趋势，也揭示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各种主要矛盾的根本出路，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民主对广大劳动人民权利的真实保障，不仅与当时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形成鲜明对照，并从外部促使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改革，而且对许多国家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二战后，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东欧、亚洲和拉美，成为世界民主化潮流中一面鲜艳的旗帜。但是，由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前自然经济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缺乏民主传统，法制很不健全。加之又受到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未能紧紧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经济、政治发展趋于封闭，民主建设的进程减缓，并出现了个人崇拜、集权专断等背离民主原则的现象。一些国家在后来的改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中，又对全球化的要求表现出盲目倾向，忽视本国国情和民族性，民主建设急于求成，照搬西方模式，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导致政权易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被抛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空前挫折。
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采取自由市场经济，为了实现以经济振兴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在政治领域掀起了民主化改革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都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不仅有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而且包括非洲一些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而且与这些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相联系，说明经济结构形式的变化，是民主化的内在根源，这正是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1](P76)当然，不同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又与各国的国情和民族性密切相关。民主政治的成长和生根，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探寻反映全球化和世界民主潮流要求的民族形式和途径。
近现代以来，工业体系向全球的扩展过程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而与全球化紧密联系的是民族化的过程，民主化又与民族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权建立，也必须以摆脱帝国主义或其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为先决条件。同时，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必须与不同文明国度民族传统相结合，选择不同的民主制度模式，像英国采取议会制，而美国则选择了总统制；苏联是苏维埃制，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印度的民主制与韩国的民主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采用民主制度的深刻根源在于，可以为民族经济的振兴铺平道路，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整合各种政治力量，以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使本民族占据有利地位。
总之，全球化和民族化的互动促使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扩展；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分享的利益不同，这又会导致和加剧国际冲突与社会动荡；一些国家背叛了民主制度，一些国家对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或者发生了民主转型，使不同类型的民主制度都遭受了挫折。但从发展趋势看，它增强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促使传统社会的变革，加快了民主文化的传播及其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以及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因而是民主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相互制约是民主消长的内在逻辑
政治发展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政治稳定指政治生活的秩序性和政治局势的稳固性。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它必然要打破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从而带来政治不稳定。但如果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民主制度就难以立足，因而政治发展也会遭受挫折。因此，只有在政治稳定基础上推进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中寻求政治稳定，才能促进民主制度健康发展。可见，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相互制约是民主消长的内在逻辑。
政治发展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和研究领域，虽是20世纪50年代首先由西方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变革提出来的，但人类政治演进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政治发展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政治稳定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当代发展中国家，而具有普遍性。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及其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特点。在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遇到新旧两种社会结构转型时，都会发生政治不稳定和无序状态，这是由“过渡政治”的性质决定的。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现代化的一些主要成果，如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提高、经济增长、社会动员等等，往往加深了政治体系的负荷，政治体系也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参与要求，这就增加了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而只有在现代化达到较高程度，政治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政治体系才可能从不稳态走向稳态。对此，亨廷顿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如果说穷国显得不稳定的话，并非因为它们穷，而是它们想致富。正是因为现代化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因而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政治稳定就显得颇为重要了。“政治稳定不仅是政治体系自身存在和运作的需要，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2]
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经过危机、重建和改革后日益巩固，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发展带来的政治稳定，使政治体系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作为最早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了国家建设(即通过王权专制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民主化(即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渐进式改革建设民主政治的体制)和福利化(即国家职能或政治参与扩大，建立了现代意义的福利国家)三个阶段，并较好地解决了各阶段突出的政治稳定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更趋尖锐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加剧，因而影响了政治稳定。于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推行社会福利政策；通过立法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为利益表达和利益调节提供制度保障；在完善普选制的同时，推进多元民主，发展自治组织以及实行全民公决等直接民主措施。从而使工人阶级及一般劳动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缓解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维系了社会政治稳定。这样，一方面是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而使民主制度也得以发展和巩固。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直到苏东剧变以前，总体上来讲，较好地保持了政治稳定，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得以确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某些改革有所完善，如苏联从直接民主制向间接民主制的过渡、南斯拉夫代表团制的实行和社会自治模式的确立等，使得民主的实现形式更切合国情，也保持了政治稳定。但在后来经济政治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困难和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制约了经济和政治的健康、有序发展。在集权与分权关系上的极端思维，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惯于“阶级分析”和强调阶级对立与斗争的思维定势，使得执政党未能很好地从革命后巩固政权和开展建设的需要出发，通过社会妥协、合作确立和维护政治秩序，通过推进法制和民主建设来实现政治稳定。苏联长期存在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持不同政见者等等，都影响了政治稳定。尽管多次对反对派、反党集团的反击、驱逐等，也是为了实现稳定和政权巩固，但其所采取的非民主方式、非法制举措难以起到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必要的政治妥协、合作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因而也不能实现政治稳定的连续性和发展性。政治发展过程中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破坏法制的做法等不仅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具体实现面临障碍，也使得各种不稳定因素长期潜伏。20世纪80年代苏东国家在改革中，大多企图通过加快民主建设步伐来打破原来的僵化模式，但其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民主化和政治改革举措，如“公开性”、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序的多党竞争等，远远超出原有体制及社会承受能力，造成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的断裂，从而使长期以来潜伏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和政治斗争空前尖锐起来，终于导致政权垮台，民主制度转轨。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遭受严重挫折，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发展虽然也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挫折，使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遭到破坏。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比较稳健的政治发展战略，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使政治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政治权力的宏观运作中，宪法的权威性得到了提高；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运作的制度化程度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政治权力的微观运作中，尽管权力的行使还存在许多越轨现象，但政治体制中规范化因素正在增长；个人权利和自由发展有了显著的进步。[3]从而在总体上保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发展中国家多数政治发展水平较低，自然经济占有很大的优势，一些国家部族力量强大，军人干政严重，社会整合性不强。实行民主制度以后反而助长了地方势力和分散主义倾向，从而导致了政治动荡。冷战时期，军事政变频繁是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的主要表现。据统计从1960年到1976年，在亚非拉地区约有30个国家发生了4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4](P73)冷战后，政局不稳主要是在民主运动中进步与反动、革新与保守两股政治势力斗争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以及发达国家将民主制度强加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引起的内乱。在民主制度比较巩固的国家，要么在殖民化时期商品经济和民主观念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现在的执政党建立了权威；要么是现政权采取了比较稳健的政治发展战略，在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中，注意部族、种族和各派政治力量和解、妥协；注意在发展经济中推进政治改革；注意民主文化与本土政治文化的结合；注 重国家制度建设，协调不同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进而在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成熟时采取普选等手段，确立民主制度，从而较好地保持了政治稳定。
总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治发展程度较高，尤其是采取国家福利政策，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保持了政治稳定，使民主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水平较低，一些国家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脱离了国情，从而导致了政治动荡，影响了民主化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快民主化进程时又急于求成，从而导致了民主制度的挫折；中国在政治稳定中推进政治发展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由此可见，正确处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是民主化的核心问题。
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是民主消长的现实因素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首先表现为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斗争，其次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因为民主政治是在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公民文化取代臣民文化、法治取代人治的条件下确立的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消除封建专制因素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就是首要任务。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形态，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导致了长期的对立与冲突，一方面影响了两种民主制度的相互借鉴，另一方面又成为各自完善民主制度的重要动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政治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也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冲突，存在干涉与反干涉、侵略与反侵略，以及强行推行西方民主模式与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民主道路之间的矛盾。可见，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是民主消长的现实因素。
民主化是近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它首先是在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斗争首先在经济领域里展开。而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创立的自然法、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三权分立等政治理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则成为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有力思想武器。经过英国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比较成熟和巩固，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经过了漫长的反封建斗争，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使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在这些国家扎下了根。
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不够，一般没有经过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因而政治领域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影响就比较大，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家长制、等级制、特权思想、官本位、官僚主义、个人崇拜以及政治腐败等现象比较严重。在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存在着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长期较量和斗争，对封建制度残余的清除程度往往决定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民主的成长和封建意识的清除要靠制度才能长久，社会主义国家不少具有封建色彩的做法能够出现和延续最根本的在于民主的法制化严重不足。因此，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讲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5](P293)
在标榜实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物推行强权专断统治，政府官员肆无忌惮地贪污腐化，任意侵犯公民权利，从而导致政局不稳的事例屡见不鲜，其根源就是专制主义传统有着深厚的土壤。虽然，一些国家政治强人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也可能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推动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从长远来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强人政治就会成为进一步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障碍，甚至成为一些民主制度走向覆灭的主要因素。强人政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专制政治的继续，它把社会的治乱寄托在强力人物的贤明上，现实证明是不可靠的。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更是出现了所谓“民主的悖论”：权威主义的松动释放出神权政治的魔鬼，民主化改革指向非民主的前景。[1](P333)20世纪末，中东政治发展出现两大奇观——大众政治参与浪潮与伊斯兰复兴同时兴起，两者相互渗透融合，相互推动激荡。青年中宗教热情高涨，伊斯兰组织政党化，并企图把未来政治体制建立在伊斯兰法基础上。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是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重大现实，对两种民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从共产主义这一“怪影”在欧洲徘徊以来，资产阶级世界便感到极大的恐慌并对它充满了敌意。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愈来愈深，而且双方都愈来愈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对立。这就在心理上造成极大的裂痕，从而就持续地产生着敌对的行动。互相破坏，互相毁灭对双方来说变成理所当然的事了。在无产阶级时刻牢记“打碎旧世界”的信念的同时，资产阶级也极力破坏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成就——从扼杀巴黎公社，到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到参与苏东剧变以及目前对社会主义国家渗透和平演变等等。这种历史形成的深刻地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对立，并不因在现代化方式上双方的逐步接近而有所消除，也不因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任何缓和与友好姿态而有所改变。这也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做任何一件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事情时，都必须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以示区别，例如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同时也使我们在借鉴资本主义发展所体现的人类共同经验时，不能不保持极高的警惕和抱有很大的疑虑。[6](P110—112)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妨碍了两种民主制度的相互借鉴，西方国家宣布社会主义是独裁统治，而社会主义则评批资本主义是虚伪的民主，认为人权、法治、责任政治等等这些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予以拒斥，从而对两种类型的民主制度都造成了损害。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矛盾，又成为民主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政策，扩大普选权和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某种程度的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廉政建设和舆论监督，以及推行依法治国方略，也是在国际斗争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明成就的借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就与斯大林提请中国同志注意敌人的宣传有关。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国际政治斗争也是促进民主发展的重要动力。冷战结束以后，虽然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有所缓和，双方在民主制度的借鉴方面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种斗争并没消除，尤其是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西方国家借全球化加速发展之机推行其民主模式更为起劲，双方的较量也不会停息。
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西方人看来实际上是民主政治与权威政治的斗争。比如亨廷顿依据“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袖”[7](P4)为标准来规定民主政治，从而将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划入权威国家。西方国家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政策，而且通过经济援助或制裁、人权外交、宣传西方价值观甚至发动武装侵略(像最近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等，来促使发展中国家由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总之，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促使民主制度在西方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清除封建残余的程度制约着民主制度的发展水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既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受到空前挫折，也促使两种类型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民主政治与权威政治的斗争是20世纪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四、东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民主消长的深层结构
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制度和民主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从深层结构来看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民族传统的差异，是文明模式和发展程度的差异。但从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看，东西方文明和文化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从而促使世界不同类型民主制度的消长和相互借鉴，促使民主文化与东方本土文化的融合，促使各民族国家对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对小型社会的希腊模式、大一统的中国模式、流散社会的犹太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不同的文明模式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社会制度的选择。[8](P33—49)亨廷顿则进一步指出，冷战结束后，文化因素和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斗争而成为国际间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9](P1—2)虽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过分强调冲突，而忽视了文明的融合，有其片面性，但他提出的分析框架仍然不失为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对我们分析20世纪不同类型的民主消长具有借鉴意义。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起源于西方，而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践，使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在西方社会扎下了根。古罗马曾经实行过共和制，罗马帝国时期在公民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使罗马法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标志。即使在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中，托马斯·阿奎那也有反对暴政统治的民主思想，由于王权与教权的共存及相互制约，使商人阶层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代表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革命阶级而登上历史舞台。欧洲在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民主、平等、自由为基本价值理想的政治文化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
东方社会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影响，商品经济不发达，小生产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家长制、宗法等级制度、种姓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皇权思想影响深远，具有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传统，臣民文化占主导地位，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淡薄。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多数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丧失了独立主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扩展，民主政治文化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被东方民族所接受。20世纪东西方文化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开始是西学东渐，东方集权政治中融进了民主文化的基因，民主制度逐步在一些国家确立，形成社会主义民主与发展中国家民主两种模式。同时，西方民主政治中也借鉴了东方社会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度中的秩序性与和谐性，扩大了政治参与和政府的权威性，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完善。文化融合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10]
民主政治适应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因而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示范效应。但是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并不是人类实现民主化的唯一道路，就连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等人也对普世文明表示怀疑。[9](P43—71)对于人类来说，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是文明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与民族传统、文化模式相结合。像伊斯兰国家具有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而西方近代实行了政教分离，所以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在伊斯兰国家并不具有普遍性。非洲国家经济文化落后，地区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部落成员只是酋长的属民，对共同体感情强烈，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的意识，社会整合力量较弱，在这些国家推行西方民主模式只能导致政治动荡。东南亚国家大都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们选择了依靠权威性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积极培育政党制度和公民文化，在条件成熟时推进民主制度，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多数是在东方建立的，具有浓厚的集权色彩，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把民主文化与本土政治文化结合起来。既要反对宣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拒斥接受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狭隘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曾一度忽视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制约了民主建设的步伐。而苏东国家在“新思维”指导下，用西方民主化的模式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脱离了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遭受了空前的挫折。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在中国试验和确立的过程，实际也是一个西方民主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际就是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再铸。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等，则标志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主文化与民本文化的融合。[11]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受左倾思想和两极思维定势的影响，一度拒斥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对传统政治文化也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遭受挫折。苏东剧变再一次使我们惊醒，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西融合之路。
新世纪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加快，人类文明和文化将在冲突中进一步走向融合，而民主化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只有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注意民族特色，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不断清除封建残余，相互借鉴不同民主制度中的文明因素，把民主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努力探索和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才能减少历史发展中的阵痛。
收稿日期：200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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