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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0年，我开始将期货交易所看做一个合约竞争生存的生态系统。期货合约不能竞争或找到一个缝隙市场的话就会像物种一样消失。但从本质上说，多样性会来接替，一个灭绝的物种通常会被另一物种所代替，或者更有效率或者更适应环境。而且任何科学家会告诉你，多样性是生物演化的逻辑结果。因此，如果这些市场真的经历一些生态过程，我问自己，多样性的下一阶段会是什么？我并不能完全确定这意味着是哪一类的期货合约。这需要一个凭本身头衔就很严肃的合约，而不是又一个农业的继子女。
外汇市场的想法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也没有一个单一的事件让我一个早上醒来时大喊：我找到了！我有了一个新市场的绝妙主意。相反，这个想法已经在那儿了，尽管还隐藏在过去经验的地层以下，隐藏在当代事件的洪流中，隐藏在朋友和同事的低声讨论中，隐藏在我心中的要寻找一样东西能够将Merc弹射到一个更高境地的不断的内在压力中。
固定汇率消亡
作为一个从一个边界到另一个边界的孩子，我对外汇变动的面值和价值的神秘领域有了第一次窥视。在短短的一年半中，那时我还未满9岁，就已经见识了波兰兹罗提、立陶宛里特、俄罗斯卢布、日元和美元。搜集硬币对于我来说相比其他同年龄孩子要容易得多。然后，仍然作为孩子，在遥远的日本，我学到了迷人的外汇黑市第一课。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我关注货币市场是源于当时的事件。1967年，英格兰银行将英镑从2.80美元贬值到2.40美元而搅乱了世界，这个举动从将其货币单位与实际吻合角度来说是必需的。这是许多步最终导致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版图缩小的第一步。突然之间，外汇和货币价值成了反复出现的新闻。在商业版上有越来越多的新闻故事讲述贬值和重新估值。有文章讲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足之处。关于浮动利率还是固定利率也有热烈的讨论，有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浮动汇率的好处以及现有体制的不足。还有我个人的货币交易专家理查德·伯克，伯克思维清晰，直切主题，他是一个精明的交易员和理解市场的基本面人士。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会戏谑世界大事，国际货币市场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伯克是我们一群人中第一个试图涉足货币的人。
我读到一篇报纸文章说了一件有关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轶事，当他试图交易英镑时被银行拒绝。这篇好管闲事的报道清楚地说明当时的银行将货币市场局限在商业用途中。他们不会和个人做交易，一个无力的解释是“个人没有商业理由”。他们说这会鼓励投机。所以，不管个人净资产有多高或生活中位置有多高，他们都被排除在远期市场交易之外。如果你是通用汽车公司，你被允许交易货币。但如果你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你被禁止进入市场。我的伙伴伯克，也想做空英镑，他和弗里德曼一样预期英镑要贬值，但也没有银行和他交易。不过，伯克坚持不懈，最后利用他父亲的商业联系找到了一个方法。我经常和他及其他人讨论形势的不爽，从感情上纠缠于这个话题。机会是明显的。
例如，很清楚英镑已经和实际脱钩了。或者英国政府试图维持这个关系而破产，或者放手让英镑贬值。为了利用这个形势需要有一种方法可以做空英镑——专业人士都称英镑为“电报”。我也尝试了，但银行拒绝收我的钱。这让我很困惑。为什么个人不能有和公司一样的交易货币的权利呢？经济机会不是给予每个人的吗？个人没有权利来保护或增值其个人财产吗？
这些事件和这个推理让我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不为每个人创造一个货币市场？但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对这些事情并不很精通。于是我将问题给了我的货币专家迪克·伯克：“我应该为Merc考虑这样一个市场吗？”“绝对应该！”伯克回答说，就像这是世界上答案最显然的问题。“这是自然的，”他说，激动地解释着这个题目，“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市场。”突然，它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为什么不开一个货币期货市场能够向所有大的和小的投资者同样开放呢？当然这会偏离我们的肉类产品体系。我们两个一遍又一遍地讨论。我也和哈里斯讨论过，他也有这个倾向，但认为这是几乎不可能的概念。但伯克对于这个想法思考了很多次，最后他自己写了一封信给E.B.哈里斯进行游说。哈里斯没有回答。但我没有泄气。我可不能让它跑了。我是交易所的理事长，急切地想进行多样化，尝试了所有那些古怪和疯狂的潜力可疑的合约。为什么不转向金融呢？
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剑指货币期货
我还没有盲目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向期货界引入一个金融工具，我会成为开路先锋。在期货市场的几百年历史上——从1650年日本大米商人在大阪交易“米票”开始，这些市场完全是在农产品领域。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以前没有任何人考虑过金融？为什么不给商业和财务经理们以及他们农产品行业同行所能够利用的风险转移手段呢？有没有一些基本面理由使得金融产品不适合期货机制呢？我想不出有这样的理由。相反，所有我的直觉告诉我金融界可以比农业界更好地利用期货市场。
1970年3月，我被这个想法迷住了，决定实施这个想法。现在我与哈里斯步伐一致了。更重要的是，马克·保厄斯热情接受了这个概念。这在精神上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因为他是我朋友圈子中唯一的真正的经济学家。显然，保厄斯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的合适的人。作为在威斯康星州一个乳牛场成长起来的11个孩子中的一个，保厄斯当时31岁，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写的博士论文有关猪腩期货。
我想要建一个经济研究部，需要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创造新的产品，编写合约条款。这个人就是保厄斯，一个深思熟虑和富有表达力的人，有一颗富于创造的心。他的简历是哈里斯给我的，我于1969年1月雇用了他。据我所知，他是期货交易所中第一个经济学家职员，而且是少数几个理解期货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之一。结果我发现他非常有才华，在我们最终接受的革命性道路上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保厄斯在交易所工作的第一年，就考虑了30多种候选期货合约。我们因不同的理由筛除了其中大部分合约。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可以选择了。CBOT有谷物和所有的谷物副产品，我们被锁在那个市场大门之外。我们是早就有肉类系列产品，而且表现良好，但你可以从那儿到哪里去呢？你不可能发明另一种肉。此外，肉类是一个单一产品线，我对将交易所领到依赖一个单一产品线的道路上去害怕得要死。作为一个Merc小子，我首先目睹了这样一个政策注定将是要失败的。要成功，我们就必须多样化。
但我还是决定要慢慢走。首先，我完全了解外汇的概念是如此重要，偏离现状又是那么远，这代表了一个在最好环境下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每个革命性想法在其被注意到之前都需要的，毫无疑问是一个可信度高的认可证明。我需要权威人士告诉我，我不是太出人意料。我不必走很远的路，就在芝加哥，我们鼻子底下就有这个可信度问题的答案：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我的经济学神人。他是一个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他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陈旧的，需要被浮动汇率货币替代。在这种环境下，我知道货币期货市场有机会。弗里德曼会同意吗？如果他同意，并且公开说出来，我的想法就会有国际认同。
弗里德曼在自由市场经济学的作品对我来说像一块无法抗拒的磁石。我过去甚至偷偷溜到芝加哥大学他下午课中听他演讲(由于我不是一个支付学费的学生，我可能是他著名的规则“世上没有免费午餐”的某种例外)。我也拜读了弗里德曼的大多数著作，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学教科书。如果弗里德曼相信布雷顿森林体系将会改变，我毫无疑问这确实会发生。
我所学到的证明了我的想法，也就是当前系统主权参与者的不同的外部和内部兴趣——他们不同的经济增长速率；他们不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源于不同的政府形式；他们不同的劳动力考虑；他们不同的选举时间表和政治压力，所有加起来就可以摧毁一个依赖于对各自外汇价值的联合意见的机制。
米尔顿·弗里德曼从头就知道这一点。他是这么写的：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生效的时间起，就不可避免地要最终消亡……它试图完成不可调和的目标：国家追求独立内部货币政策的自由、固定汇率和相对自由的货物与资本的国际流动……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凯恩斯试图通过提供汇率的灵活性来解决不调和的问题，他设想的汇率是可以频繁调整和相当统一地实现官方平价的变化。实际上，这种希望命中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维护宣布的汇率成了有关声望和政治争议的事情。因此各国尽可能长地维持平价，在此过程中让小问题变成了大的危机，然后进行大的变动……
因此我推断，如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将要崩溃，那么货币期货市场就能成功。CME可以为这个市场提供设施、通信、公共参与和专有技术。交易所可以汇集买方和卖方。交易所可以吸收商业客户，也可以吸收投机者。考虑到规模，货币可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啊！这当然符合我多样化的计划。这也满足我所相信的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需要。忘了猪腩，甚至忘了农产品，我告诉保厄斯，考虑一下钱——终极商品——所有各种类型的钱。我要求保厄斯和弗里德曼联系，可以说是经济学家联系经济学家，来决定他对货币期货想法的反应。就像我对保厄斯解释的那样，如果弗里德曼的回答有一点点肯定的话，那就是我所拼命要追求的卓越Merc的胜利之门。
我们没有等待多久，几周后收到弗里德曼给保厄斯的回信，情况令人鼓舞，尽管他承认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期货市场是否会成功——当然他不知道，也没人知道。但对于我来说这已经相当鼓舞了。确实，这是一盏明亮的绿灯。现在我必须说服CME理事会。
等待时机成熟
我判断他们接受这个想法需要时间，因此我在一次理事会会议上试了一下水。我记得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一些人毫无疑问是极力抑制其笑声。美林公司的卡尔·安德森问，“你是说外汇吗？”脸上有些困惑。对于我们小小世界一角来说这是如此宏伟的概念。我们的历史是黄油和鸡蛋、土豆和洋葱、猪腩和活牛。这个年轻的顽童理事长梦想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有些不正常？货币，想想看！其中的一些人把它看做是过眼云烟。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我。到当时我已经有相当好的职业记录，每个人都知道场内交易员会站在我一边。我解释考虑到世界固定汇率机制的显示，这个想法还为时过早。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但为了强调我是认真的，我警告理事会、哈里斯和保厄斯，不准向外界透露我们的考虑，否则要他的命。我知道这个想法是无法取得专利的。如果我们等待过长，其他人终究会得到相同的结论。
果然，1970年4月，更名后的国际商业交易所(ICE)，原来是纽约的农产品交易所，开始提供货币的期货合约。我的心一沉。这正好是美国国家航空宇航局发射阿波罗13号发生问题的时间。几个月后，哈里斯和我飞赴纽约去亲眼看一看这个地方。这家交易所地处于曼哈顿，我们来看看一家古旧得直喘气的农产品交易所试图转型成为光荣的货币交易所的情况。在一面墙上有货币期货的挂牌，但这个地方安静得像是图书馆的阅览室——它被遗弃了；没有交易量。让我松一口气的是，他们的合约很小，主要是为了小投机者而开；他们的方法很初级，合约大小为15,000～20,000美元，不是设计用作商业用途。ICE不是我心里设想的产品的试验。它的想法更多的是远期货币交易所而不是我认为可能的金融期货市场。他们的合约类型有问题，他们的合约条款有问题，并且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发起。
我知道产品要成功，合约条款必须能够吸引银行交易员和公司财务官的兴趣。ICE的合约做的正好相反。这代表了一个致命的缺陷。看上去ICE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概念。成功的期货合约至少需要20％～25％的商业参与。你不能是一个全部由投机者组成的市场。ICE也不理解这个市场代表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推出这个新概念，就像又一个新的商品期货一样。货币期货市场想法的革命性如同期货市场本身的革命性一样重要。要么就做大手笔，要么就不值得做。我们必须吸引世界的注意。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得到美国政府官员的支持。这会立即给我们可信度。要成就诸如货币期货这般宏伟的概念，必须有一些戏剧性。
我开始别的什么都不想，而且夜不能寐。我疯狂地爱上了这个想法。我知道我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可以永远在市场上打上我的印记。在我心底，我对所有的想法反复测试，我知道这会成功。但我越是想这件事，我变得越紧张。如果我不赶快行动，这个想法可能被别人夺走。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以利沙·格雷在实际相同的时候互相独立发明了电话。ICE已经叩过货币市场门的事实让我相信其他人也在附近——也许有更具雄心的计划。也许纽约股票交易所，或者更糟的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我变得有些偏执。
但正如哈里斯所指出的那样，时机还不成熟。固定汇率机制会毁掉任何成功机会。实际上，ICE的货币合约很快平静地寿终正寝。只要布雷顿森林体系还生效，就不会有足够的生意或者货币价值的变动来保持一个期货合约能够存活。对于我来说，这是自明的：期货市场要成功，基础现货市场价格必须变动。保值者需要一个理由来进行保值，投机者需要有动力才来交易。在当前的固定汇率机制下，每日的货币波动是不大可能的。货币价值变动的唯一时刻是当财政部长聚集一切，让某种货币贬值或重新估值一个比较大的5％或10％的幅度让汇率回到现实水平的时候。在那些关口，一夜之间，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价格变动。但没有什么人能够事先做些什么。即使部长们也不能精确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这样的变动。在一天价格波动后，情况会又一次回到正常的以美元计价的固定汇率上去。
这样一个体系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商业世界要受财政部长决策的支配，然后感受头夜酒醉后第二天醒来后的剧烈头痛。对于即将到来的价格变动他们基本什么也做不了来保护自己。只要这种汇率调整次数不多，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能很好地运作，但诞生该体系的1945年的那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剧变。到1970年，世界大战的影响已经消失。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成功地达到了新的商业上的成熟。他们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
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使得每个人都能了解各种新闻。在多年以前，需要几天有时甚至是几周才能了解外国经济报道或政府行动，现在信息几乎是瞬间就有了。这需要立即对外汇关系进行调整。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机制。就像弗里德曼后来指出的，在伦敦、苏黎世和纽约的货币中心银行之间的外汇远期市场并不具备广度、深度和弹性或者是广泛延伸的通信网络等明显必要的手段来使得市场具有竞争力。
货币体系崩溃
到1971年年中的时候，国际货币市场开始在世界上财政部长的脚下颤抖。美国作为世界的银行家，学到了痛苦的一课：美国花费、借出或赠予的货币越多，全球经济会变得更润滑。但随着更多的美国货币在世界各地漂浮，其他国家对它的信心越小，国际性金融危机的舞台已经摆好了。贬值和重新估值开始以危险的频率不断出现。最终，西德和日本再也不能承受压力，切断了它们对美元的挂钩关系，允许马克和日元自由浮动。由于其货币自由浮动，这些国家直接违背了国际货币基金的规则，这个机构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议设立的超国家监管机构。现在是货币无政府主义时代，每个国家包括美国都自己决定汇率。整个体系瓦解了。
美国货币期货交易市场
突然，时间成为一个关键因素。1971年8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使得整个国际金融界感到震惊，他宣布美国不再遵守其保证用外国持有的美元来兑换黄金。这给世界带来了地震，其震动未来10年都能感受到。总统决定的理由是多重的，但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创纪录的贸易赤字，其数量超过了诺克斯堡剩余的所有黄金。没有人在得知米尔顿·弗里德曼在3年前就看到问题会到来时感到惊奇，在一封1968年10月15日写给当选总统的私人备忘录中，弗里德曼教授敦促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并概括了需要立即采取的其他必要行动。当总统于1971年采纳弗里德曼的建议时，对美国的危害早就造成了。
我们开始迅速行动，我要求哈里斯联系米尔顿·弗里德曼，安排我们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弗里德曼当时在佛蒙特州隐居，他和我及哈里斯的会面安排在纽约。1971年11月初一个温暖的周六上午，我们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见了面。我问弗里德曼新的货币秩序会不会是灵活的，如果是的话，他对我们开设一个货币期货市场有什么看法。弗里德曼从来不会转弯抹角，认为这样一个市场的想法“精彩”、“富有想象力”。后来，他在一个访谈中说，“我也认为这是个鼓舞人心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在赌一些必须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些早就发生的事情。”关于弗里德曼还有其他东西让我对他产生亲近，这就是他对芝加哥的观点。他认为芝加哥和自己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纽约不同，芝加哥是他所谓的“不合常规”想法的肥沃土壤，产生了很多独特的概念，其中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和芝加哥建筑师学派。显然，我不仅要求助于弗里德曼的智力，而且也要求助于他的不合常规。
我们会面的时候，弗里德曼对于Merc及其领导了解不多。但当他听了我的介绍后他有了一定了解。我解释说，如果要把概念转变成行动，我需要像他这样一些人的证明，“利奥·梅拉梅德，”我说，“是一个无名之辈。但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你能否为Merc写一篇文章来阐述你的观点？”
从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的他回答说，“当然，但你必须为这个给我补偿。”我感到十分欣喜。“多少钱？”我问道，准备支付几乎任何金额。“5000美元。”弗里德曼回答。这实在是过于合理了。实际上，我是要求这个伟大的人押上自己的声誉，他愿意这么做，本质上并不是那么多地为了Merc，而是为一个即将到来时代的想法。自从那一天后我们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3周后，我桌上有了他所谓“一篇可能的文章”的初稿。文章通俗，进行了定性分析，很多地方避免了技术术语。像一场仔细排演过的舞台演出，没有回避理解问题。文章的标题就说明了一切——“货币期货市场的需求”。
弗里德曼问我们是否有什么修改意见。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正如我在给他的信中写的，这些对于他的文章来说不是关键的。他能不能详细阐述一下对于加拿大元的想法？他能不能解释一下即使交割受到影响期货市场仍能起到稳定作用？他能否进一步解释存在货币期货市场的话是如何减轻执行货币政策时滞问题的？对最后一个问题，我注意到“这可能为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提供最有力的论据，而且这种观点会对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银行业产生影响”。
我向弗里德曼保证即使他不对我们的建议做出反应，我们还是会接受他已经写的这篇文章。为了他的工作，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这是Merc进行的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笔投资——装入了信封。在我们等待最终稿子的时候，我对我们正在走向正规非常有信心，在信的结尾处我告诉弗里德曼：“我们将开始为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进行必要的行动，我们可能于近期发布关于总体概念的正式声明——因为，正如你指出的——时间是关键的。”
概念变成现实
尼克松宣布政策改变的时机对于我们来说不能更好了。就像无名氏拉丁谚语所说，“需要是发明的母亲。”这后来成为CME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市场的广告主题之一。黄金窗口的关闭改变了美国国民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美国不再是决定其货币命运的唯一因素。
美元的价值会更多地取决于对德国马克或日元的相对价值。外部世界的力量甚至会导致万能的美元贬值。随着贸易收支平衡情况从报纸财经版转到报纸头版再转到电视上，公众对于货币汇率的认识会加深。然后，我认为，公民会开始寻找一种方法来加入这一新的国际化进程，他们会在含有国际货币性质的工具中寻找投资和投机机会。甚至更重要的，商业兴趣也需要一个市场来对冲风险。
我想组织一个期货交易所，专门用来交易货币工具。
我想组织一个期货交易所，专门用来交易货币工具。第一个工具将是真的东西——货币。从直觉上讲，我知道这个新合约有巨大的机会——还有：没有人能够对货币市场挤仓或逼仓。经济将会主导这个市场。供求将会决定其价值，其他什么都不能。政府干预当然总是一个因素，因为政府总是会作出支持其货币的举动。但由于货币市场最终会变得十分巨大，政府也不过是另一个大玩家——和其他交易商一样，有发表其观点的权利。
1971年12月13日，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聚集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丢弃了布雷顿森林协议，推敲了一个新的方案。美国同意美元贬值。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他们同意将其货币上调，使得其货币相对于受到打击的美元更贵，目标是减轻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角色承受的压力。到会的10国财政部长也做了另一个决定，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允许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波幅扩大到官方汇率上下2.25％。嘿！现在货币可以上下波动4.5％而不是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2％。从交易员角度来看，更大的范围提供了更大的价格运动空间，IMM向现实又进了一步。史密森协议只是导致固定汇率机制总崩溃的一系列步伐中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周一，弗里德曼将修改稿发了过来，并回答：“你提的建议都非常好，我相信已经进行的修改会改善备忘录。非常高兴这方面你们正在向前走。”
可能说向前奔更为合适。就在那个周一早晨，我正式向世界宣布了我们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的计划，我们将交易七种合约：英镑、加元、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日元、墨西哥比索和瑞士法郎。我在一份由我们公共关系部发出的一份3页长的稿子中写道：“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发展和允许外汇汇率更大幅度变动的协议使得我们急需尽快推出这个新市场，希望在明年初能够推出。”
我也玩了一副可信度的牌，我披露Merc已经请米尔顿·弗里德曼分析了这样一个期货市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遍布的新闻稿是从弗里德曼论文中截下来的片段：“不管在什么地方，一个成功的(外汇)期货市场应当发展起来，这显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会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但在美国而不是在国外发展这样一个市场更加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这里的发展会鼓励美国的其他金融活动，通过服务出口提供更多的附加收入，并减轻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
弗里德曼教授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都很赞同，而且实际上鼓舞了我们。但如果我们的队伍中没有弗里德曼的委任状，显然不同常规的想法永远也跳不出其开始时的大门。
(本文来源：《逃向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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