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中地素的符号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荒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荒原》自1922年出版以来，似乎一直是现代主义研究者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对于它的研究可以塞满几个书架。无论是新批评、神话原型、女性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学派，都有过对这首诗歌的专论，学者们从主题、意象、神话典故、文学渊源等各方面对这首诗歌进行过剖析。然而，在数量庞大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对于字词等符号对诗歌影响的分析却非常缺乏。我们知道，艾略特本人对于诗歌中的字词甚至字距等都十分重视，他在1922年7月19日写给他纽约的出版事务代理律师约翰·奎因的信中曾明确说道：“我只希望出版商不要抱怨标点符号和字距，因为这些对于诗歌的感觉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赞同我使用的标点，但是我非常希望您会喜欢这首诗歌，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我创作的最好的作品，我急于听到您的意见”(Eliot，Letters 707)。曾有学者指出了《荒原》的早期版本存在的诸多差异：“所有的不同不过是些大小写、标点符号和字距上的差异，但是即使是最后这个字距问题在诗歌中都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字距是衡量韵律和结构的一个重要指针”(North xi)。但是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就此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 当我们运用符号学的批评视角审视这首诗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歌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依赖在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语汇“城市”建构，而这个结构与《荒原》的主题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艾略特本人选取“城市”一词承担诗歌深层结构的建构也不是偶然的。加州大学理查德·利汉教授认为，“在过去三百年，城市决定着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个人和国家命运不可分割的部分”(Lehan 3)。因此研究文学中的城市是研究文学内容的一个重要手段，现代主义文学的很多经典杰作以一个或多个城市为背景，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研究《荒原》时往往忽视了这一重要背景。 符号学是兴起于20世纪西方语言学界的一门科学，最初与结构主义共生，后突破结构主义，成为后结构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符号与系统的作用以及相互关联。把符号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强调结构文艺符号学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符号学家是俄罗斯学者尤里·洛特曼。他对诗歌文本重复性结构和文本意义时空聚合的研究，为《荒原》中“城市”一词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能够让我们在分析“城市”一词可能的语义复义和结构功能时，突破传统的《荒原》五诗节表面结构，挖掘新的诗歌内部结构，探讨诗歌的隐含意义。 赵毅衡教授指出，“文学文本产生复义几乎是必然的”(120)。同时为了更容易令读者产生共鸣，作者往往使用真实或者看似真实的文学符号，使读者容易在感情上甚至理智上接受这种文学符号的所指，而地素的锚定就是常用的手法之一。赵毅衡教授指出，“所谓‘地素’，指叙述文本中涉及的空间范畴，如果用经验系统中的地名加以命名，就形成一种定名性修辞手段。因此可以看到，大部分叙述作品中采用真实的或貌似真实的地名，这样使虚构的空间因素产生真实感”(赵毅衡128)。例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的住址就是很好的一例。一般认为，作品的逼真性与符号所承载的信息量是成正比的，《荒原》中的“城市”符号正是这一理论的又一充分体现。 在目前的艾略特研究中，我们往往关注宏观的主题探讨或者文学渊源、文学意象的解释等批评活动，而对于艾略特本人十分重视的语言符号等问题极少涉及。事实上，艾略特本人对于符号语言十分重视。例如，在《荒原》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诗节“对弈”中有关丽儿的一部分，有一个短语修改了两次，这就是“coming back out of the Transport Corpe”，后来修改成“discharge out of the army”，最终才修改成我们熟悉的“demobbed”(Eliot，The Waste Land 13)。尽管三者所表达的表面含义相差不大，但是“demobbed”一词却有更深刻的历史与社会隐喻。“demob”一词来自“demobilize”，美国Merriam-Webster词典认为该词最早出现在1919年，指的是一战后军人们回归普通人生活的样子；英国牛津词典解释说该词出现并使用于一战结束后的20世纪二十年代。上述的两部工具书都明确指出了该词强烈的历史和社会感，而这是原来的两个短语所没有的所指，因此艾略特最终决定使用“demobbed”一词也许正是充分考虑了该符号的所指所带给读者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上述的两个短语。在《荒原》中，有一个语汇的信息量和作用非常大，但是目前我们对此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这个语汇就是在诗歌中数次出现的“城市”一词。 美国批评家休·肯纳指出，艾略特是一个城市诗人(Kenner 27)，因为他的很多诗歌是城市诗歌。西方一部分学者也明确表示了《荒原》是一部关于现代都市的诗歌，对此我们表示一定程度上赞同；当然《荒原》并不仅仅限于现代都市，可以说，它是一部人类城市的诗歌。《荒原》中一个中心意象是城市，对于这个意象很多学者提出过精彩的见解，在艾略特的《荒原》中，一共至少影射了大约二十个具体的城市，这包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耶路撒冷、雅典、罗马、亚历山大、底比斯、维也纳，也包括现代大都市巴黎、慕尼黑、伦敦等西方主要的文化历史名城。 也许读者对于《荒原》中“不真实的城市”(Unreal City)这个短语并不陌生。论文“不真实的城市与真实的欲望”在《国外文学》2013年第1期上刊出，对比研究了《荒原》与《四个四重奏》(韩金鹏117-124)，这使得该短语再次进入我们的视线。然而诗歌中的“城市”是毫无侧重点地泛指上述文化历史名城还是有所特指，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不仅如此，西方学者们经常忽略了“城市”这个语汇在《荒原》中的不同形式隐含的不同意义层面；同时，由于中文译本对于该单词不论大小写统一翻译成“城市”，因此我们更容易忽视英文符号的不同带来的理解上的差异。据统计，《荒原》中“城市”一词(包含大写和小写两种形式)出现在五处，分别是第60行、第180行、第207行、第259行和第371行。为了更直观，我们以图表的形式来说明这一问题：①
从图表1可以看出，《荒原》中“城市”一词在诗歌原文中有大写和小写两种形式，尽管中文译文全部翻译成“城市”，但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其含义是不同的，因为语汇的不同形式暗示着不同的含义。文中两次出现的“不真实的城市”中“城市”一词在所有的版本中都是大写的，这似乎说明该短语的所指相对稳定，因此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该词的起点。 一般来说，评论家普遍认为“不真实的城市”短语中“城市”一词泛指《荒原》中出现过的从古至今的历史文化名城，因此，很多批评家们倾向于认为大写的“城市”这个符号指的是上至耶路撒冷、雅典、罗马，下至巴黎、伦敦等都市。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从《荒原》广博的时空跨度来说，这种分析也合情合理，但是我们认为大写的“城市”一词具有内核与外延的双重含义，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泛指，也不能把它看成是平行的特指，而是具有典型复义特征的语汇。 首先，大写的“不真实的城市”这一符号的核心应该是伦敦，然而却不是我们现代普通意义上的英国首都伦敦，而是特指伦敦的金融区或日内城，英文表述为“the City of London”，艾略特《荒原》中“不真实的城市”首先指的就是这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内城。从伦敦的历史来看，内城是伦敦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伦敦从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开始，其内城已经成为了金融区和文化艺术聚集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乔叟、莎士比亚、马娄、本·琼生等大作家都是在此处创作或上演了他们的著名作品。在19世纪，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伦敦更成为了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内城的发展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有清晰的描述，据说狄更斯小说中很多的地名现在依然存在。伦敦房价的高涨和英国铁路的发展使得伦敦内城的居民搬到了更加偏远的郊区，这时的伦敦内城逐渐变成了只有古老的教堂、冷冰冰的银行以及办公大楼的金融区，这一情况正是艾略特的《荒原》中描绘的情景，下面我们援引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一情况(见图表2)。
《荒原》中描绘的众多大伦敦居民通过伦敦桥，像地狱的游魂般涌入伦敦内城的情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伦敦内城逐渐变成冷冰冰、无生机、不真实的世界的情景。《荒原》至少涉及了数个内城的地名，包括伦敦桥、泰晤士河、威廉国王大街、凯能大街、河滩和维多利亚女王大街、下泰晤士大街、摩尔该、圣玛丽·沃尔诺斯教堂、殉道者马格纳斯教堂等，按照当时的地图，这些地名都是艾略特时期伦敦内城真实的地名。艾略特本人从1917年起在位于康黑尔大街17号的劳埃德银行上班，这条大街附近是著名的银行区，康黑尔大街上还有过去的皇家交易中心等著名金融机构。艾略特自1917年3月开始与薇薇安一直住在玛丽波恩区的克洛福德大街，1920年11月后搬到同区不远处的克格园9号，从位置上看，艾略特的住址在内城的西面，需要穿过布鲁斯伯里区或者苏霍区才能到达内城，也就是说艾略特对于上面的两个区域也非常熟悉，但是《荒原》中描述的绝大多数都是内城的地名，几乎没有涉及上述的两个区，因此大写的“城市”的内核指的是伦敦的内城，即“the City of London”，而这一点在艾略特本人的信件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艾略特1921年4月27日写给其母的信中提醒母亲来伦敦时带好足够英镑，这样“您每次需要钱的时候就不必去城里或者按我们说的‘去内城(to the City)了’”(Eliot，Letters 556)。 其次，大写的“不真实的城市”这一语汇符号的外延是指人类历史上与伦敦的地位相似的大都市，主要包括耶路撒冷、雅典、罗马、亚历山大、底比斯、维也纳、现代大都市巴黎、慕尼黑等，当然包括伦敦，还可能暗指了美国的波士顿。在《荒原》第五诗节中，艾略特列举了耶路撒冷、雅典、亚历山大、维也纳和伦敦，并且明确地说这些城市是“不真实的”。如果说《荒原》中“不真实的城市”中城市的内涵是通过一系列伦敦内城的地名进行突出和强化的，那么其外延则是通过历史性的描述获得的。 《荒原》的第一诗节首先由乔叟时期的伦敦入手，随后把读者的视线带向了一战前的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公国以及当时的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艾略特选取此处作为《荒原》国际城市图景的开篇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把整个欧洲拖入战场，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巨大改变，造成了欧洲数百万的人口损失，艾略特本人当时正在英国伦敦，他亲眼目睹了一战给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时，部分由于一战的原因，他与薇薇安仓促结婚，这导致了他前半生不幸的个人生活。因此，不论是从外在环境看，还是从个人生活看，一战都是决定艾略特命运的重大事件。因此他在《荒原》第一诗节选取一战的发起国奥匈帝国的重要城市慕尼黑和维也纳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当然，艾略特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在一战时期，而是投向了更加久远的欧洲历史时期，这就是《荒原》出现了众多欧洲历史名城的原因之一。《圣经》中的圣城耶路撒冷，古希腊的首都雅典，古罗马的首都罗马等西方宗教、政治、文化、历史上的名城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如同彼时的伦敦一样，它们饱受着战争的巨大折磨，更加令人悲哀的是，它们所代表的欧洲文明正挣扎在崩溃的边缘，这种情景让艾略特痛心不已。几乎毫无例外，《荒原》中的古老名城虽然在历史上、经济上、文化上曾经非常繁荣昌盛，但是在经历了繁荣的局面后都衰落了。例如雅典的衰落曾使著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有感而发，成就了他的名篇《哀希腊》，这首著名诗歌在我国也深受学者和读者的欢迎，光中译本至少就有七个。如果说拜伦所哀的是希腊文化和文学的衰落，那么艾略特所哀的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整个欧洲文明的断裂与崩溃，是整个欧洲秩序的混乱，而这一混乱的一个明显外在表现就是一战。 在20世纪初，《荒原》中古代都市所代表的统一的西方文明的传承在现代社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宗教作用的淡化和社会道德的堕落，整个西方世界在艾略特看来已经像是病入膏肓的渔王，需要信仰坚定、忠诚勇敢的骑士靠寻找圣杯才能挽救。这里面的宗教含义十分明显，不仅如此，艾略特在一系列的古代都市和现代都市的对比中，显然暗示了强烈的对于统一、完整的欧洲文化的渴望。因此，涉及古代都市的最终目的是突出20世纪初以伦敦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在宗教、文化、道德等方面与欧洲文明精粹的背离，因而艾略特说这些都市都是“不真实的”。 在研究大写的“城市”符号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荒原》中小写的“城市”符号。因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形式不同，含义很可能就不同，而且在诗歌中的作用也很可能不相同，因此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目前，西方学界对于《荒原》中小写的“城市”语汇研究非常缺乏。而我国出版的《荒原》译本将该单词无论是大写还是小写统一翻译成“城市”，因而学界一直忽略了《荒原》中小写的“城市”符号的可能所指，也忽略了“城市”一词的大小写所暗示的不同含义。 山那边是哪一座城市 在紫色暮色中开裂、重建又爆炸 倾塌着的城楼 耶路撒冷雅典亚历山大 维也纳伦敦 并无实体的。(艾略特56-57)③ 首先，小写的“城市”在紫色暮色笼罩下坐落在山的那一边。“紫色”这个词在《荒原》前面的诗行中出现过数次，一般认为是暗示黄昏的时间，因此这里的“紫色暮色”很可能也是暗示黄昏的时间。当然这一时间既可能是自然意义上的时间，也可能是比喻意义上的时间。通过查阅相关的参考书，我们知道，紫色这个词有深刻的文学渊源。按照福伯教授的解释，在古典文学中，紫色与尊贵的身份和血液相连，而在近代欧洲文学史上，也有作家如德国的歌德，英国的汤姆森等强调该词与胆怯和低下相关联(Ferber 224-26)。就《荒原》而言，这里的“紫色”可能暗示了在艾略特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传统或秩序，也就是统一的欧洲文化秩序，这一点从后面提到的欧洲文化历史上重要的城市可以得到证实。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诗行中的“山那边”也对小写的“城市”语汇的含义有所暗示。如果以英国的首都伦敦内城为着眼点，那么这个山指的可能是康黑尔(Cornhill)。据说康黑尔山是伦敦内城最高的山，这里在中世纪是一个谷物市场，而且曾经有个监狱，丹尼尔·迪福曾经在这里呆过。更重要的是，艾略特从1917年开始一直到1925年都在康黑尔17号的劳埃德银行上班，而这一时期正是他创作《荒原》的时期。如果这里的山指的是康黑尔山，那么从这里向外可以看到伦敦的塔山和伦敦塔，塔山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人占领时期。塔山的监狱里关押和处死了许多重要的人犯，其中包括著名的人文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另外，塔山的意象也与诗歌下文的“倾塌着的城楼”互相关联，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以伦敦内城为着眼点，这里的山指的是康黑尔山，而山那边的“城市”则依然是指伦敦。这样看来，伦敦塔山作为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监狱，曾经关押和处死了一批激进运动人士，而这很可能是艾略特要强调的一点。 如果以整个伦敦(或者英格兰)为着眼点的话，那么这里的山则可能是指英格兰北部最有名的奔宁山脉。伦敦位于英格兰的南部，其南部由于临海，没有大型的山脉，而从伦敦往北看，则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最主要山脉——奔宁山脉；这里景色秀美，是英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同时，奔宁山脉是英国主要的水源地，里面有众多的水库。这与荒原上缺水干枯的生存环境呈现截然不同的生活景象，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以伦敦为着眼点，那么这个山可能是暗示奔宁山脉。由于奔宁山脉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主要自然分界之一，因此山那边的城市可能暗示苏格兰的城市。苏格兰在一战中为英国输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苏格兰的国内矛盾和反战呼声导致了苏格兰国内大规模的罢工和反战活动，最有名的就是以苏格兰大城市格拉斯哥为中心的红色克拉德赛德。因此，如果以伦敦或者英格兰为着眼点的话，那么这个山脉可能指的是奔宁山脉，而山那边的城市很可能暗示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和具有政治激进主义的红色克拉德赛德。 总之，在紫色暮色笼罩下的小写的“城市”一词，既可以暗指临近黄昏时间的伦敦内城，还可能指的是在一战和国内矛盾的重重压力下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和随之而来的红色克拉德赛德时期。一战后，英国丧失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国内矛盾日益激化，导致了战后思想的混乱和苦闷。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荒原》，可以看成是那个时期文化思想的一个触目惊心的注释。 其次，因为“城市”与乡村是相对的，因此小写的“城市”一词可以暗示大伦敦地区的城镇，例如《荒原》中提到的海勃里、里其蒙、邱、摩尔该和马该沙滩等。按照赵萝蕤教授的注释，海勃里、里其蒙、邱都是伦敦附近的地名，摩尔该是伦敦东部的贫民区，④马该沙滩是伦敦东南七十英里的一个海滨(艾略特67)。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地名与《荒原》可能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上述的地名与伦敦的关系。 艾略特在1910-1911年初到欧洲大陆时曾经到过伦敦，这一点可以从他所购买的1908年版本的《伯德克伦敦及周边地区旅游指南》得到证实：伯德克1911年出版了新版的《指南》，替换了原来的1908年版本。如果艾略特是1914年到牛津求学时首次到达伦敦的话，他所购买的应该是1911年的版本，而目前收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艾略特亲手标注的伯德克《指南》是1908年出版的版本，因此可以确定他首次游历伦敦是在1910-1911年。 有趣的是，伯德克1908年版的《指南》一书涉及了《荒原》中的许多地名，其中就有海勃里、里其蒙和邱等地。虽然我们不知道艾略特是否那时就参观过上述地区，因为他本人的《指南》收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我们难以得见，但是他很可能浏览过上述地名的介绍，因为里其蒙和邱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出现的，而海勃里作为一个重要的电车线路，最初出现于第24页。通过查阅这几个地方的介绍和位置，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地方距离伦敦都不远，而且这些地方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自然风光都很好，二是都是电车线路的重要站点，三是都与英国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与英国皇室有关。以《指南》中对于里其蒙的介绍为例：首先《指南》介绍了里其蒙的电车“从里其蒙到推肯汉姆，泰丁顿和汉普顿宫的电车每10分钟一班——从里其蒙车站到邱的马车每8分钟一班”(Baedeker 411)。《指南》进一步说到：“里其蒙是泰晤士河右岸的一个小镇，优雅地坐落于山坡上。该地的原名是Sheen(‘美丽’)，现在一个临近的地区依然保留有East Sheen的地名”(Baedeker 411)。随后《指南》具体说明了该地古老的宫殿与英国皇室的关系：英国历史上的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尤其是都铎王朝的君主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据说很喜欢这个地方，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病逝于此，1649年英国议会拆除了这个宫殿。里其蒙有个大公园，过去是皇室的财产，据说1637年英王查理一世曾在此狩猎(Baedeker 411-12)。 然而这些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悠久的地方在现代社会的荒原上也呈现了一副堕落、虚无的景象：“‘电车和堆满灰尘的树。/海勃里生了我。里其蒙和邱’毁了我。在里其蒙我举起双膝/仰卧在独木舟的船底”(艾略特54)。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与环境的污染，原本优美的公园与森林变成了“堆满灰尘的树”，然而与自然环境相比，人的精神与道德的堕落更加触目惊心。上面的引文中“我”在里其蒙的姿势有明显的暗示含义，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前面诗歌中出现的夜莺、博尔特太太等人物。在肮脏的自然环境下隐藏的是更加肮脏的思想与行径。如果说大写的“城市”让人感觉不到人的真实存在，所有生活和工作在内城的人似乎都是如同地狱游魂般的行尸走肉的话，那么在海勃里、里其蒙、邱和其它地方的人似乎是生活在“真实的肮脏堕落的城市”之中，而且彻底失去了振作的能力与思考的动力： 我的脚在摩尔该，我的心 在我的脚下。那件事后 他哭了。他答应“重新做人”。 我不作声。我该怨恨什么呢？ 在马该沙滩 乌有和乌有联结在一起 脏手上的破碎指甲。 我们是伙下等人，从不指望 什么。(艾略特54) 此处脏手上的破碎指甲，让我们再次想起了《荒原》中夜莺唱给脏耳朵听的唧唧之声，也想起了《情歌》中那充满诱惑性的女性的胳膊。艾略特在此采取了与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诗人截然不同的自然观和城市观：华兹华斯钟情于单纯、宁静的自然风光，他坚信优美的自然风光是治愈心灵创伤的灵药；而艾略特似乎用一种更加悲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多么优美的自然风光，在工业发展的严重污染下，在宗教和伦理道德堕落、秩序崩溃的时代只能是大都市生活的翻版和扩展，根本没有治愈创伤的可能。 综上所述，尽管两个语汇的中译文都是“城市”，但是其所指并不相同。大写的“城市”强调现代城市生活的不真实，强调宗教、伦理、道德的丧失对于城市的巨大破坏作用；小写的“城市”主要突出了城市中激进的活动“开裂、重建又爆炸”，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现代城市的生存面貌。同时，艾略特也否定了充满华兹华斯式的浪漫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代欧洲文化背景下，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人类思想堕落腐化的反映。尽管在《荒原》的最后一个诗节，艾略特似乎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佛教上，但是随着宗教思想的巨大改变，他在后期代表诗歌《四个四重奏》中表达了重塑基于基督教传统的现代城市的愿望。 ①《荒原》诗歌的行数各版本略有差别，英国Faber版本有433行，美国Harcourt版本有434行，本文行数按照英国Faber版本(T.S.Eliot,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of T.S.Eliot[London:Faber & Faber,1969])标注，不再一一注释。《荒原》的版本众多，包括最早的五个出版版本，分别指的是艾略特1922年赠送给约翰·奎因的手稿和打印稿版本，该版本于1971年首次在英美两国出版；1922年10月英国《标准》(Criterion)杂志版；1922年11月美国《日晷》(Dial)杂志版；1922年12月美国出版商Boni & Liveright出版的版本，该版本是《荒原》首次以单行本出版；1923年英国Hogarth出版社出版的英国版单行本。六个目前最常用的版本是1952年美国Harcourt出版的《T·S·艾略特诗歌戏剧全集：1909-1950》版，1936年美国Harcourt出版的《T·S·艾略特诗歌选集：1909-1935》以及该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T·S·艾略特诗歌选集：1909-1962》，1969年英国Faber出版社的《T·S·艾略特诗歌戏剧全集》，2001年诺顿出版社的《诺顿批评版〈荒原〉》以及2005年美国现代主义专家劳伦斯·瑞尼的《注释版〈荒原〉和同时代的散文》。 ②本图表根据Ronald Michie著作中的数据整理而来。参见Michie 14。 ③本文所引《荒原》译文均出自艾略特：《T·S·艾略特诗选：荒原》，赵萝蕤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下文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④一般的解释认为摩尔该是伦敦东部的贫民区，最近有学者指出摩尔该是伦敦内城的一座地铁车站的名字，艾略特本人每天从这里出站走路到他工作的劳埃德银行上班，因此摩尔该也可以暗示伦敦内城地名。我们认为摩尔该既暗示伦敦内城的地名，因为那里是人流密集的车站名，而且艾略特对此很熟悉。不仅如此，在艾略特初次访问伦敦时的《伯德克伦敦及周边地区旅游指南》(1908)一书中，介绍摩尔该时也是说它是伦敦内城的一座车站名(Baedeker 31)。摩尔该同时也暗示伦敦东北部的贫民区，因为它与其它的伦敦附近地名同用，而且与《荒原》所述内容的环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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