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媒体是怎样建构中国形象的——30年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对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分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泰晤士报论文,是怎样论文,分析研究论文,纽约时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可以认为是以负面报道为主
早在1922年，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在其传播学著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李普曼指出：“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在今天这个信息社会，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媒体塑造的，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体的作用更加凸显。
为了对外国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涵盖方面、态度、趋向进行分析，我们选择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时间段起于1978年1月1日，终于2008年12月31日。英国的《泰晤士报》是国际公认的主流媒体，其报道中国的立场和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主流媒体的立场和姿态；《纽约时报》是美国最权威的报纸，其国际新闻报道影响力居美国报业之首。此外，我们还选择了日本的《读卖新闻》和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报》作为辅助的研究对象。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与中国联系交往较为密切的国家，分析这两个国家的大报，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外国媒体的多元报道。
在对外国媒体30年来对中国民族问题报道进行研究之前，笔者想对民族问题的范围进行界定。一般来说，民族问题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包括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媒体对于别国外交的报道一般持中立态度，而对于民主与法制的报道则容易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左右而影响其立场和倾向性。综观30年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我们认为，以负面报道为主。在此，有必要给“负面报道”下一个定义。负面报道一般是指人为加工而成的新闻报道，是消极的新闻报道。它包含两层意思：一种是报道的内容是负面的，产生的影响也是负面的；还有一种就是内容本身并不是负面的，但由于记者认识不足或操作不慎，产生事与愿违的消极影响。简单地说，客观内容和主观态度是负面报道的两大要素。我们对负面报道的认识更倾向于主观态度这一方面。负面报道不仅是指对我国民族问题中负面事件的报道，更是指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刻意掺杂了新闻作者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态度。
在中国民族问题报道中，《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是如何搭建新闻框架和内容框架的
选择关键词是我们对30年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在听取了多方意见后，我们选择了“china ethnic”（中国少数民族）、“China Nationality”（中国民族），“Tibet”（西藏）、“xinjiang”，（新疆）、“China tibet”（中国西藏）、“China xinjiang”（中国新疆）、“Dalai lama”（达赖喇嘛）、“China Inner Mongolia”（中国内蒙古）等11组词汇为主要关键词进行了搜索。从Access World News（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proquest数据库、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s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中，我们对30年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以中国民族问题为主题且体现作者态度的文本（即“有效文本”）进行了分析（见下图、表）。其中，《泰晤士报》的有效文本为455篇，年均报道数量为11.6篇，2008年高达107篇；《纽约时报》的有效文本为565篇，年均报道数量为14.3篇，2008年达136篇。
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的构建由版面、主题、报道基调、图片、导语、标题以及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合作而成，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结果的体现。具体到新闻报道中，我们认为，记者、编辑会通过各种新闻写作手法使信息得以强调或弱化。在分析30年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之后，我们归纳出二者在新闻框架和内容框架方面的一些特点。
在新闻框架方面，首先，关于“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名词所展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报道构成了外国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议题框架。其次，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每次西藏、新疆发生骚乱事件后，西方媒体都要提起的；这已经成了一个模板——只要中国民族地区发生骚乱，肯定是因为缺乏民主和自由，因为人权被践踏。这种所谓的西方式的逻辑常常优于新闻事实，成为英、美媒体在报道时的“第一选择”。第三，通过第三方或者直接把对立双方的观点、言论展示出来，而不掺杂作者的意见和看法，以显示报道的公正和客观。这种对比框架是西方媒体常用的一种新闻表达方式。第四，在报道中国民族问题时，有许多文章会提到相关少数民族的一些发展历史，其中有正确的描述，但更多的则是提到该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受中国政府“迫害”的一面。外国媒体对这些历史的报道是否真实，需要我们进行分析。
在内容框架方面，一方面，英、美十分看重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随着中美、中英之间在各领域合作的增多，英、美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角度不断拓宽，反映了其政府愿意谋求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友好的双边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英、美政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中国有着意见分歧，这使得英、美的主流媒体对中国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偏见。在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中，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思维定势，将个别的现象同中国的政治情况联系起来，造成这些报道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离事实的结果，歪曲了中国的形象。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不涉及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报道中，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基本能够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30年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笔下的中国民族地区在经济上不够发达，在政治上民主状况欠佳，在文化上多元。它们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民主政治问题。与《泰晤士报》相比，《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民族问题时呈现出数量和类型两个方面的差异。在数量方面，《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在30年中比《泰晤士报》多出110篇，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前者在这方面的报道数量明显增长。在类型方面，美国媒体对中国持续高度关注，会针对某一问题做长期、持续、较多篇幅的报道，英国媒体在这一方面不及美国媒体做得深入。就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报道而言，《纽约时报》主要把焦点集中在民主政治层面，而《泰晤士报》则主要是就事论事，将焦点集中在中国民族问题可能对中国经济、政治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各种影响上。
外国媒体报道我国民族问题的立场是多方面原因使然
通过对《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外国的主流媒体对我国民族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具体到英、美两国主流报纸媒体对我国民族问题的报道，是以负面报道为主。此外，我们也分析了日本《读卖新闻》和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报》，发现在文化方面，《读卖新闻》的报道是正面、积极的，但是一旦涉及民主政治问题，《读卖新闻》的报道倾向就开始出现偏移，信源的可信度也有所下降，其对中国西藏、新疆有关事件报道的立场，与美国较为接近。因澳大利亚与中国长时间保持友好关系，《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的立场以中立为主。从文本类型上看，虽然外国媒体对我国民族问题的报道范围不够宽泛，多集中在民主政治方面，但是，从报道的数量和报道的体裁上却明显地体现出外国媒体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深入的。
就外国媒体自身而言，其对我国民族问题报道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新闻理念的差异。《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为何特别关注负面报道？美国专栏作家威廉·拉斯伯里指出：“我们所受的训练、我们被反复灌输的新闻价值观和我们从编辑那里得到的反馈等都在鼓励我们寻找麻烦、寻找失败、寻找丑闻，最重要的是寻找矛盾和冲突。”《纽约时报》涉华新闻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但是这些新闻的采写者却不认为这些报道是负面的，而认为它们是“批评性报道”和“质疑性报道”。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在比较中美新闻报道时曾说，中国的新闻报道偏重于说好的方面，而阴暗面披露得较少；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正好相反，报道阴暗面太多，而积极的一面较少。两者都有缺憾，如果中和两者，就是最理想的报道了。
其次，受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多层次的，由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一直处在不断变化的波动状态，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西方主流媒体呈现出的中国形象自然也是时好时坏。
第三，缺乏对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了解。文化差异的存在及新闻工作人员汉语言文化知识水平有限也常常影响到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许多外国媒体的驻华记者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所知甚少，汉语言文字能力也不强，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各类现象和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第四，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驱动。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人口以及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对新闻媒体产生了很大冲击。现在，大多数媒体都属于一些大型联合公司，为了保证自身在中国市场的经济利益，很多大公司和大财团经常会利用自己对媒体的影响力，从而影响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从根本上说，西方主流媒体的利益与其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观察西方媒体的时候，必须看到他们“公正、客观、自由”的理念背后所坚持的是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
正视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工作中的盲点，促进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趋于正常化，外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提高了，中国已经成为外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对象。不少学者批评英、美等国媒体总是在报道中国的阴暗面，对中国的进步与光明面视而不见。仔细研究外国媒体对我国民族问题的报道，我们发现，有些报道确实触及了中国的一些敏感问题。虽然这些媒体出于各种原因报道这些新闻，报道也不尽全面，个别报道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歪曲和偏见，但不可否认，报道中提到的某些问题在中国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通过认真研究这些报道，从中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盲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具体而言，首先，要改善国际公共关系，树立积极的国际形象。塑造国家形象是开展国家国际公关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关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实际上是关注西方媒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在信息社会里，人们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来认识一个国家。西方媒体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新闻采编和传输手段、健全的网络、丰富的传播经验以及语言优势，在当今世界占据了信息传播的优势地位。因此，西方媒体尤其是英、美媒体的国际报道对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国政府处理各种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措施，不仅通过我国媒体传达给国内外受众，也会通过西方的全球新闻传播网络传达到世界。为此，必须建立新的机制，在报道速度、报道质量上参与全球性新闻媒体竞争。其次，正确对待负面报道。当其他国家由于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不能正确理解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导致的问题而做出负面报道时，与相关媒体的及时沟通和交流十分必要；当无法避免的危机事件发生时，面对国际社会及媒体的质询，应及时给国际社会和公众一个可靠的利益与责任保障，先国外媒体一步公开信息，表明态度，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动。第三，为国外媒体记者搭建信息平台，尽可能让他们从官方平台上获得相关信息，进而获得舆论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