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书馆学译著看20世纪西方图书馆学对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译著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1)02-0002-06
1 引言
图书馆在中国，具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至晚在周代就有了一定规模的藏书活动及以“辟藏说”为代表的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但尚未启用“图书馆”这个名词，其功能和性质也与近现代图书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后经历代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古代藏书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长期藏书实践活动中，也逐渐形成并丰富了自己的图书馆学思想宝库，产生了以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七略》、《别录》为导源，滥觞于魏晋，确立于唐宋，至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刊《四库全书总目》，而集其大成的四库分类体系，以及陆续推出的《麟台故事》、《通志·校仇略》、《澹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流通古书约》、《儒藏说》等具有闪光思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紧密联系的古代图书馆学体系，有人称之为“前图书馆学”。[1]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仅有百年的历史，而且有着明显地受外来学术思想影响的痕迹。19世纪中叶，老大的封建帝国还没来及孕育出自己新的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西方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理论和经验就挟着军舰、大炮，伴着宗教、鸦片不邀而至，从而促使中国的图书馆脱离了原来的发展轨道，于20世纪初，完成了从封建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过渡。中国图书馆学也与西方图书馆学合流，突破“前图书馆学”步入现代科学的殿堂，从而汇入到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洪流之中。此后，她不断地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不断吸取和借鉴先进的理论和经验，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学全面接触、吸收、融合的交流史。历史的车轮已行进到21世纪，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搞清楚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关系，已成为揭示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真实面目的前提，也是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交流渠道的多样性，决定了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非我个人能力之所及，所以本文采取“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治学策略，尝试以图书馆学译作为基本线索，从一个新的角度回顾中国图书馆学百年发展历程，探讨西方图书馆学对中国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产生的影响。
选择译作这一切入点，主要基于文献交流在整个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译作在文献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两方面的考虑。文献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它记载着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面貌。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工具，人类可以通过文献借鉴其它民族、地区、国家的先进经验，吸收其优秀成果，互相取长补短。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文献的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2]人类文化发展史已证实了文献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存在诸多障碍，语言文字障碍是其中最普遍，最明显的，因为文献用户与读者运用各种不同语言文字的能力是有限的。克服这一障碍，办法很多，翻译便是在当前条件下较有效的方案之一。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由此看来，对译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译作是一个民族了解其它民族的最好窗口，因为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是译著而不是原著”。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说：“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译本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地区、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理历程。对于译作重要性的认识，在近代中国莫过于从事过翻译活动的大学者王国维了。他在1898年3月1日致许同蔺的信中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3]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以20世纪近百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的图书馆学译作为基本线索，以此作为一个窗口来管窥中国图书馆事业与世界的关系。
2 曲折坎坷的百年历程
2.1 世纪之初：蹒珊起步与近代图书馆发展变革之源的引进
在中国，最早注意到西方图书馆的人，是清末近代化的先驱林则徐、魏源等人。林则徐堪称“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翻译外国书报便是他“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在他组织编译出版的《华事夷言》及《四洲志》中，都对西方图书馆有较详细的介绍。魏源则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在他编纂的《海国图志》中，对大多数欧洲国家，如法、英、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藏书和图书馆均有描述。他把西人的学校、报纸、图书馆视为长处，主张学习之。这些译作对西方图书馆的记载虽是零散的，不全面的，感性的或是不甚准确的，但毕竟为中国人了解西方图书馆事业打开了一扇窗户，也促使后来的外交官在出访过程中，注重实地考察西方图书馆的情况，进一步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对西方图书馆事业较大规模的译介，始于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改良派抱着“变法图强”的目的，积极倡导新政，并把兴建图书馆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积极对西方图书馆进行宣传，译介西方图书馆的文字时常见诸报端，且尤以译介日本图书馆事业的报道居多。《关于幼稚园图书馆等及私立小学校规划》、《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小识》、《图书馆学指南》等早期的译作都译自日文。“图书馆”这一称谓，便是那时通过译文从日本引进的。1917年6月16日，《交通日报》刊登的江中考译的《图书馆学序说》一文中“图书馆学”一词首次出现于中国的文献。这些译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萌芽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参考资料。其中尤以《图书馆小识》（日本图书馆学会编；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1917年）与《图书馆指南》（顾实编译.上海：医学书局，1918年）两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最大。在30年代金敏甫曾这样评价：“以上二书，实东洋图书馆学流入之代表作。而此时之一般办理图书馆者，亦莫不奉为上法，于是中国之图书馆，皆成为东洋式之图书馆，盖受此二书影响也”。[4]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代表的一系列西方分类原理与方法的译介，促使我国图书分类法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突破沿用上千年的四部分类体系，在借鉴、模仿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分类法。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政体的变更，以及中日关系的变化等原因，更由于留美学生的推动，中国开始把眼光从日本转向欧美，欧美图书馆学著作的译介成为主流。欧美的办馆模式、办馆思想、教育模式开始传入我国。“自是以还，美国式图书馆观念，遂逐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武日本之趋势对立。自此以后，西洋式之图书馆，遂亦散布于国内，且驾东洋式图书馆而上之”。[5]。在借鉴、吸收欧美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图书馆学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多是对国外，特别是日、美图书馆的译介，因此又称之为东西方图书馆学流入时期。[6]
在外国图书馆学传入时期，融合东西方图书馆学术的著作也逐步出现，尤其以1923年杨昭哲的《图书馆学》一书最为典型。该书内容浅显，范围广泛，“考其内容，尚属介绍东洋图书馆学术之性质，未具创造规模”。[7]作者在序言中也称，该书“取材于东西名家著作十居七八，本国情形间参一二”。[8]国外图书馆学著作对于中国图书馆学术著作的影响可窥见一斑。
随着国外图书馆学的流传，我国图书馆学者逐渐意识到国外图书馆学与中国实际情况间的各种差异，许多方面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于是，中国的图书馆学便迅速发展到另一时期，开始转向寻求一条将东西方图书馆学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的道路。1926年8月，洪有丰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之创始”。[9]“七八年来，图书馆学始则规模东瀛，继则进而取法于日本所追逐之美国。今则本新图书馆之原理，以解决中国特有问题之趋势已皎然可见”。[10]继洪有丰之后，全国又陆续出版了许多图书馆学理论著作，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其中尤以《图书馆通论》（杜定友，1925年）、《图书馆学要旨》（刘国钧，1934年）、《图书馆学通论》（俞爽迷，1936年）三书影响最大且最具代表性。这些学术著作的特点之一，就是带有明显的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色彩，尤其是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图书馆学思想。如《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将图书馆、图书馆学表述为，“图书馆乃是以搜罗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记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整理它们，以便利社会上的一切人使用的机关。……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11]从这些言语之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西方实用图书馆学的影子。
此外，国外图书馆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还为比较图书馆学在我国的萌芽，创造了条件。外国图书馆学的传入，人们自然会将其拿来和中国作比较，希望能从中吸取、借鉴和移植对本国图书馆事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借以丰富本国图书馆学，推动本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百种涉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内容丰富的译作沟通了中西，为国人了解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提供了条件，为“比较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素材。本世纪前50年，我国虽没有系统的比较图书馆学理论产生，但是比较研究却比比皆是，将封建藏书楼与西方近代图书馆相比较，卡片式目录与书本式目录相比较，将各种分类法相比较等，涉及各种主题的文章时常见诸报端，在图书馆学专著中通篇运用比较方法的也大有人在。并于30年代中期出现了以“比较图书馆学”命名的专著，标志着比较图书馆学在我国的建立。
2.2 建国之后：从“一边倒”到“重新走向封闭”与图书馆学的失落
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受此影响，在图书馆界，留学苏联及译介苏联图书馆学论著成为主流。通过各种媒介，给刚刚踏上崭新发展道路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带来了全新的列宁图书馆学术思想和文化学说，从而加速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由近代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使得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学术理论上实现了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重构，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与学术。
但在借鉴苏联图书馆事业建设经验的过程中，也存在盲目引进，生搬硬套，“全盘苏化”的现象，脱离中国实际，对其它国家的有益经验，也未能广泛吸收。另一方面，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所具有的鲜明的理论批判风格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我国50年代对西方和中国“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批判似乎过了头”。[12]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出的新理论的著述远不及批判旧理论的著述多。在批判的氛围中，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困难重重，阻力很大。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很难产生，造成了这一阶段有创见学术成果极少的不良后果。图书馆学理论探讨，过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状态。
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使中国在受西方封锁的铁门上，又加了一把锁。“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中国人自己关上了大门，重新进入封闭状态，在此期间，仅发表译文12篇，没有正式翻译出版一部图书馆学著作，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脱离了世界发展轨道，受到严重的破坏，图书馆学研究也停滞不前，远远落在了时代的后面，成为百年来不曾获得任何发展的一个时期。
2.3 改革开放：真正高潮的来临与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建立了立体开放的新格局，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大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真正打开了国门，开始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大循环。中国图书馆事业再次投入到世界发展的洪流之中，由于本身发展的需要及开放政策的支持，图书馆界开始如饥似渴地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与经验，在积极参与图书馆界的国际组织与活动、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学习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国外图书馆学论著，是近百年来的最高峰。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异常丰富，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图书馆研究也掀起了高潮，新成果层出不穷，深度、广度都有所加强。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图书馆自动化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
首先，在基础理论方面。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种种限制的消除，理论界开始全面译介外国的理论研究著作，以前那种“一边倒”的偏向也得到纠正，注意了引进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相当数量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著被译成中文，如：前苏联丘巴梁的《普通图书馆学》（徐克敏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英国哈理森的《图书馆学基础》（佟富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美国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张沙丽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日本津田良成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概论》（楚日辉，毕汉忠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印度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夏云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等。美国的巴特勒、前苏联的米哈依诺夫、英国的布鲁克斯等人的思想也被引进。还有大量的译文散见于图书馆学及相关学科刊物之中，与大部头的系统性译著相互配合，全面、及时地展示了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最新信息。
这些理论专著的译介导致国外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社会认识论”、“交流系统论”、“知识基础论”等图书馆学思想理论的系统传入。这些新的来自域外的理论的引进，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影响着人们的研究趋向和学术观点。一方面使得80年代中期形成了基础理论领域中观点甚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得对“信息”、“知识”、“交流”的研究成为贯穿80年代始终的一条线索，影响着每一位图书馆学家的研究过程。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问题上，继“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之后，80年代又出现了以“交流说”为典型代表的新认识。他们冲破了只在图书馆内部进行考察的束缚，站在新的高度上审视图书馆的内外环境，开始从信息知识交流、交流过程、交流模式来探究图书馆的本质及内在规律，把图书馆放在整个社会交流系统中加以考察，抓住了图书馆的本质是社会知识和情报的交流，从而解除了长期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徘徊不前的局面，使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入了创新的阶段。
仔细考察80年代以来产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交流说”的诸观点，无论是“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还是“文献信息交流说”，都可以在国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那里找到思想宿源。由周文骏首倡的“文献交流说”是在“交流系统论”基础上引发而来的；彭修义提出的“知识说”有着“知识基础论”的痕迹；宓浩提出的“知识交流说”则是在内外诸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归纳而成的，如谢拉的“社会认识论”、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世界”和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等等。[13]有的研究者则通过对比指出，他直接或间接接受了谢拉“交流说”的影响。[14]
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进行探讨，也是80年代的研究热点之一，形成的种种看法，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启发。曾一度成为讨论热点的波普尔“世界3”理论便是典型一例。1980年英国图书馆学家布鲁克斯首次将“世界3”理论引入图书馆学，在其代表作《情报学基础》（王崇德等译.情报科学，1983.4）一文中，将波普尔(K.R.Pepper)的理论移植到图书馆学领域。受此启发，刘迅在《情报科学》上发表《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同基础》，将波普尔的理论引入中国，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同理论基础。随后，许多人也对此进行了探讨，纷纷发表见解，一时成为图书情报界争论的热门话题。通过这场争论，使人们对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在认识上深化了一大步，并引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
“没有研究方法的革命，就不会有图书馆学理论上的突破”。[15]从80年代开始，理论界开始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几部理论专著中也都列有专门章节进行阐述，研究文章不断出现，逐步形成了以“三层次论”和“四层次论”为代表的理论体系，确立了其在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我国新时期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所形成的多种方法体系无不受益于西方图书馆学和前苏联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启迪。尤其以全面总结美、苏方法论成果的两部理论著作：美国布沙等编著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技术阐述》（吴彭鹏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和前苏联克列伊坚科的《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何士彬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的影响最大。“三层次说”显然是受克氏体系的启发而产生的。“四层次说”，严格地讲并没有构成四个层次，而是从科学研究一般过程的四个方面归纳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这使我们感到布沙体系那种平行列举的意义。[16]此外，两书还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著作的编写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如《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赵云龙编著.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就多处参考了这两部著作，并且在整体构架上和布氏《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有几点相似。[17]
正是在介绍、借鉴、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过程中，人们迈上了建立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探讨之路。
其次，在图书馆自动化方面。图书馆现代化不断取得进步，是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自1978年起步至今的20年中，我国的图书馆现代化以自动化为中心，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在向网络化、数字化方向迈进。80年代以来，有关图书馆现代技术的译作异军突起，发展十分迅速。为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起步，并紧跟世界发展动向，不断把我国图书馆现代化推向新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5年，中科院图书馆主编的《图书馆工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刘国钧教授翻译的《“马尔克”计划——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一文，第一次向我国图书馆界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MARC计划。后来他又把LC-MARC的单本部分（第4版）连续出版物部分（第1版）地图部分（第1版）陆续译成中文，汇集成册，共约十万字。这些资料为我国选择以机读目录作为图书馆自动化的起点，及以后研究工作的展开，作了前期的准备。此后，大量介绍LC-MARC，UNIMARC，及UKMARC的文献被陆续翻译介绍进来。
我国在消化吸收LC-MARC，UNIMARC，UKMARC等技术的基础上，于1982年颁布了《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2901-82)这一国家标准。1986年，发表《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即所谓的CNMARK。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一书，CNMARK的制定，逐步使国内机读目录格式基本趋于一致。
与此同时，以《计算机与图书馆》（1980年创刊，1985年改名为《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为主要阵地，大量介绍国外图书馆现代化、自动化进展及成果的译文发表。关于图书馆自动化的译著也纷纷出版，具代表性的有：《计算机化图书馆系统引论》（特德著，史鉴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萨蒙著，胡世炎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微型计算机与图书馆》（Mark.E.Porriy著，刘中堂等译.武汉：中南工业大学出版，1986年）、《图书馆和计算机》（坂本彻朗著，金凤吉，孙蓓欣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等。此类译作的大量出版，对我国图书馆情报工作人员观念上的变革以及理论、实践上的探索和实验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应用方面发展迅速，把我国图书馆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到90年代，图书馆自动化并取得重大进展：得到进一步普及，数据库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光盘技术得到推广。
9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为起点，全球掀起了网络建设热潮。网络化、数字化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新方向。我国图书馆界也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发展动向，及时推出了以CERNET为代表的网络工程和“数字化图书馆”建设方案，向网络化、数字化迈进。在以后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继续关注世界各国发展动向，吸收借鉴先进技术成果尤为重要，译介工作更是任重道远。
80年代，我国对于外国图书馆学著作的译介是空前的，其影响也是巨大的，以此为媒介，我国重新接受了来自图书馆现代技术和基础理论变革的双重冲击，从而完成了向现代化图书馆的转变，图书馆学理论完成了从经验图书馆学到理念图书馆学的过渡。
进入90年代以来，受到版权问题及市场经济的影响，图书馆学译作的出版受到冲击，进入了低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外先进思想经验的引进和吸收。
3 世纪之交的思考
3.1 20世纪的思考
上述对图书馆学译作及其影响的简要分析，只是从宏观上勾勒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尽管不很全面，且失之粗疏，但也大体上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概貌。时过境迁，当我们回过头来，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演变的历程进行梳理时，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呢？
(1)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图书馆学是中西文化撞击和融会的必然产物和趋势。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诞生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大撞击，大融汇的结果。回顾百年历程，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图书馆人不断借鉴外国的先进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经验，糅合中国传统图书馆学，进而探索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曲折发展史。[18]
(2)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与文化开放和思想解放紧密相关。回顾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有高潮也有低谷，甚至有时陷于停顿。20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所经历的艰辛而曲折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一样，当社会政治环境险恶、民族文化封闭、社会思潮保守，自然就不可能给她提供足以发展和繁盛的可能性。她只能在社会进步、文化开放、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的环境中，取得进步，取得发展。
(3)经验与教训。如何评价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全盘西化”和50年代“全盘苏化”，特别后者，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不应回避的一个问题。对外来文化的“饥不择食”的结果必然是“食而不化”；反之一味地拒斥、封闭则会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畸形变态。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值得细细咀嚼的教训。
(4)译作是沟通中西图书馆学的桥梁。通观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图书馆学译作是反映中西图书馆学交流在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的一面镜子。近百年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也是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高潮，图书馆学研究的每一次繁荣，都伴随着外国图书馆学著作翻译出版的高潮。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繁荣与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之间的隐性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通过译作这一桥梁，外国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源源不断地传入我国，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思想与方法。
(5)中国图书馆学者，是融合中西，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进步，图书馆学发展的一股直接力量。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学者赖以生存的土壤，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为中华民族奉献了一大批图书馆学者。以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周文骏、黄宗忠、彭斐章等人为代表，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融合中西，始终站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前沿，对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以其敏锐的眼光密切注视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动向，努力吸收先进思想，又以其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提出新的观点，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3.2 21世纪的展望
历史的车轮已经到了新世纪的门槛，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将以什么样的面目迎接新世纪，是我们每个图书馆人应该关注的话题。
(1)真正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使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成为世界图书馆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走向新世纪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迄今为止，中国与东西方各国的图书馆学交流，一般偏向于我方吸收，输入的多，输出的少。摆脱这种单向“接受”的关系，使中国图书馆学为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是新世纪赋予我们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2)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百年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敞开国门，借鉴、吸收各国的先进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是促进中国图书馆学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放眼世界，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虽然有了可喜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潮流尚有不短的差距，还有许多领域等待我们去开拓。只要有差距存在，吸收、借鉴就必不可少。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胸襟接纳世界各国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
(3)图书馆学译作在近百年来中西图书馆学接触、交流、融合中的作用，虽不容抹杀，但90年代以来，其数量滑坡及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得不令人担心其未来的命运。毋庸置疑，在未来的对外交流中，文献交流无疑仍是一种最普遍的形式。因语言障碍的存在，译作仍将是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吸收国外先进理论及技术的重要信息源，因此，对外国图书馆学著作的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图书馆学会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其下属的编译出版委员会已将译著的出版工作提上议程。在其《1998～2001年计划要点》中就提出“出版图书馆学翻译丛书，争取1998年正式出版2～3种，以后每年3～5种”。[19]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由于版权等问题的限制，真正付诸行动，尚需一定时日，可见其任重道远。
我们坚信，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图书馆学译作也会迎来新的高潮，为中西图书馆学交流，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