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立芝繁荣时期的美国劳工职业教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劳工论文,职业教育论文,繁荣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6－0115－06
柯立芝繁荣时期既是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时期，也是美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技术劳工，农业的萧条促使更多的农业劳工涌入到城市，国外的移民也不断涌入美国成为新的劳工，而童工因年龄和教育权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劳工，妇女也处于从家庭主妇走向企业劳工的转变时期。因此劳工的职业教育问题成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突破口之一，不仅可以培育大量技术劳工，而且可以使劳工享有教育权。
一、美国劳工职业教育的法律基础
1917年2月，国会通过了《史密斯—休斯职业教育法》(Smith—Hughes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该法既是美国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美国劳工职业教育的新起点。该法实施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职业教育；提供与各州在农业、贸易和工业方面的教育合作；为与各州合作的职业项目提供教师、预算拨款和规范花费”。该法规定：“每年为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拨款200,000美元，用于学习、调研和作报告，以及相关官员、助理薪水和委员会其他方面的花费。”[1](P1－2)根据该法成立的职业教育委员会包括：“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教育部专员和3名市民代表，分别来自工商业、农业和劳工的代表。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农业、工业和家庭经济的教育促进工作。这样的教育计划由国家相关部门提出，该职业教育委员会进行批复。”[2](P7)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是：“研究、调查和作报告，特别是帮助各州建立职业学校和班级，教授农业、贸易和工业、商业和商业经营、家庭经济。”[3]1917年7月17日，经参议院同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任命了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成员，农业部长蒙斯顿(D.F.Houston)被推选为首任主席[4](P11－12)。该法还规定：“推广技术培训作为公共学校计划的一部分。”这项有效的职业培训已经解决了男孩和女孩的许多实际问题[5](P1)。随着该法的推行和实施，到1928年“农业部已经在农村地区建立了3,590所学校。家庭经济部已经扩大到1,973所学校”。在此背景之下，1928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职业教育法案(S.1731)，该法案“要求在一些州进一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具体就是在农业和家庭经济方面进一步培训农业男孩和女孩”[6](P1)。该法案在1929年2月5日以《乔治—里德法》(George－Reed Act)的形式通过。该法的颁布实施促进了农业和家庭经济方面的职业教育更大规模的发展。
随着美国的发展，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职业教育法》经过多次修改，1924年3月10日的修正案，“将此法扩展到夏威夷领土”。在1924年6月5日国会通过了《费斯—肯扬法》(Fess－Kenyon Act)，该法规定“提升在工伤事故中的残疾人的职业康复，以便使其再次被雇佣”。1929年2月23日，又将《费斯—肯扬法》扩展到哥伦比亚特区[7](P1－2)。
二、美国劳工职业教育的实践
美国劳工职业教育的实践与劳工工时的缩减密切相关。以汽车企业为例，汽车企业劳工“在刚开始每天工作是10小时，1915年被每天工作9小时取代。然而，亨利·福特却在1914年实现每天8小时的三班换班制度，大多数的汽车工厂仍然是9小时工作计划；1925年末，他们实现平均每周54小时工作制。1925年所有的汽车劳工，48％每周平均54小时，然而23.7％每周平均58小时”[8](P50)。
其中，童工职业教育的实施与美国联邦童工法密切相关。1915年美国劳工委员会提出了童工法案，该法案“将禁止童工产品从事州际贸易，具体来说就是运输以下产品都是非法的：任何生产商、制造商或者商人在州际贸易中运输全部或部分由16岁以下童工在矿山或采石场生产的产品；或者在任何奶业、罐头食品厂、车间、工厂或制造业中雇佣14岁以下童工，或者雇佣14－16岁童工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或者一周工作6天，或者晚上7点之后或早上7点之前工作生产的产品”[9](P1－2)。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督促下，国会1916年9月通过了《童工法》，一般称为《基廷—欧文法》(Keating－Owen Act)。因此，童工产品只可以在本州之内流通，童工工时大幅度减低，这就使得童工有更多的时间去接受职业教育培训。
各州在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通过制定本州的职业教育法来确保本州职业教育的顺利实施。以伊利诺伊州为例，根据1919年《伊利诺伊州州法》，“1921年9月开始建立业余和继续教育的学校和培训班，1923年9月1日之后继续维持，在这些学校和培训班的是20岁或者更小的未成年人，大约是14岁以上和18岁以下，因他们不能够参加正规的全日制学校。1925年9月1日之后，这种状况一直在持续和维持。这些业余或继续教育的学校或培训班和全日制公共学校并存。授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员继续学习或为了就业。每个未成年人学员都是在14岁到18岁之间，他们一般在娱乐业和服务业工作。学员的学习时间每周不少于8小时，每年至少是36周或者是300个小时”。这说明，在这一时期业余或继续教育学校或培训班肩负了教育和指导美国14－18周岁未成年劳工的重任，对美国社会的稳定和提升工商业的技工人才奠定了基础。“任何个人、公司或企业雇佣14－18周岁的未成年必须遵循该法律条款让他们参加业余或继续教育学校或培训班。任何个人、公司或企业每次违反该法律条款，在法院裁决上他们将会被罚款至少25美元，不高于200美元的罚金。”[10](P10－11)这说明，为了保证职业教育培训的顺利实施，国家对违规者实行相应的惩治措施；这也说明国家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资方当时正在展开轰轰烈烈的“两翼运动”——开放工厂和福利资本主义运动。农业州的兴趣在于“培训献身农业职业教育的师资力量”。资方最初是将开放工厂运动作为反抗工会的力量，并认为“这种职业教育是州的津贴和补助”。开放工厂运动并不是所有的资方都喜欢，有些雇主就反对，他们认为“忠诚资格条件限制了学徒资格，并造成工厂缺乏技术劳工”。而且高昂的培训费用使得企业主尤其是小企业逐渐感到无法支付，其实小企业“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当地社区的私人贸易学校”。因此，只有大企业主才有实力根据其公司发展的需要进行职业培训[11](P212)。但是，美国劳工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并没有因企业主不同的态度和资金支持问题而停滞，这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持续不断的巨额资金支持密不可分。卡尔文·柯立芝政府非常支持职业培训教育运动。从表1中，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在卡尔文·柯立芝政府时期对于职业教育的巨大财政支持和投入，经济的繁荣使得政府有资金和财力投入到职业教育中，反之，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又会促进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联邦资金(不包括兼职的普通继续职业教育学校)从1923年的902,158.42美元到1929年的1,607,679.58美元，增加到705521.16美元，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总投入也逐年上升(见表1)。
联邦职业教育委员积极发挥自身的专业和职业优势，大力推进劳工的职业教育运动。一战之前，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忙于向农业劳工传授农业知识，一战之后忙于向农业劳工传授其他的技能，这有力地缓解了一战之后农业萧条局面下的农业劳工。1923年10月22日劳工部长詹姆斯·戴维斯给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信中说：“在您的批准之下，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在预算局主管的建议下持续提升平民残疾人的联邦政府的职业康复计划。”[12]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成员弗兰克斯(E.T.Franks)道出了该委员会的意义：“成年人正在参加这些兼职学校，他们在生活中从没有机会参加其他类型的学校，我们感觉到联邦委员会让这些劳工用他们的双手充满长远的希望，并且有机会共享养老金。”[13]
正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巨大支持下，美国劳工职业教育培训实践运动才开展得轰轰烈烈，不仅劳工增加了就业率，而且企业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美国劳工职业教育的成果
美国劳工职业教育运动的实践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劳工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提高了自身素质提升了生产效率。1927年4月8日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成员弗兰克斯(E.T.Franks)的报告中指出在棉花领域职业教育的成功案例：“去年在亚拉巴马629个职业教育的学生每人种了4英亩，或者2,576英亩棉花。他们平均的产量是每英亩311磅的棉绒，然而州的平均数是188磅。这些男学生每英亩多产出了123磅。”[14](P3)
其次，劳工职业教育培训的资金回报率惊人，非常成功。“在10年之后，关于农业的职业培训资金达到3,000,000美元，关于家庭经济的资金达到600,000美元。”仅仅从过去的5年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职业培训取得的骄人成绩，“联邦政府发放给农业职业培训教师的工资是10,418,460美元，这5年之中参加培训的男孩在农业之中的创收是23,637,924.25美元，也就是每1美元回报率是2.26美元”[15](P1－2)。再次，正是在职业教育法的实施之下，接受培训的人数急速增加，“14－18岁的劳工接受业余的系统理论培训，人数从1918年的18,000名增加到1929年的300,000名”[11](P215)。劳工的技能水平得到飞速的提升，也提高了就业率，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1924－1929年，参加职业培训的数急剧从1924年690,055人到1929年1,047,957人，增幅达到357,902人；参加职业培训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夜校、兼职、全职等形式，但尤其以参加夜校的男生最多，1929年高达45,973人。
根据笔者对国会档案表1和表2的认知，年份倒着的原因应该是为了更加有效地突出当时年份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对于美国职业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对于劳工职业教育的重视，柯立芝繁荣时期美国职业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也是构建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步骤之一。这也说明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档案中所记录相关内容的真实可靠性。1929年2月15日，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评价劳工部长詹姆斯·戴维斯时也对其领导的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所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您作为主席所领导的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也取得了显著效果。您在职业教育方面培训年轻人的经验和您立志发展更多的企业熟练劳工使得联邦教育委员会处于一个更高水平。”[16]
当然，联邦劳工职业教育运动在推进的过程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此计划实施过程之中也遭遇了州权的削弱问题，马里兰州长(Albert C.Ritchie)在宾夕法尼亚州商会上发言指出：“联邦的援助系统是不健全的政府系统。从政府的角度看，50－50系统(Fifty－Fifty System)在于内在的局部性，联邦政府寻求监督的权力或通过返还给他们一些政府增加征收他们人民的税收来控制这些地方的功能，因此联邦政府就可以直接通过讨价还价方式获得在宪法条件下不能够获得的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这击中了美国宪法的心脏，并且破坏了美国地方自治政府的理论。”[17](P1－2)1927年4月8日联邦职业教育委员成员弗兰克斯的阿拉巴马和南部诸州报告中指出男孩和女孩退学现象：“男孩和女孩们进入到第五年级并且从没有超过这一年级，达到17％。只有71％学生进入到第七年级，29％学生未能进入。63％学生能够进入第八年级，37％的学生远离学校，因为某些原因，或因为必要性或因为他们厌倦了。仅有34％学生进入高级学校，66％学生离开。只有14％学生完成了高级学校教育并获得毕业证。这14％学生中仅有7％学生进入到学院并且仅有2％能够毕业。”[14](P5)
四、余论
柯立芝繁荣时期是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更是美国工商业大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劳工罢工减少，劳工获得了相对丰厚的物质福利。一定程度上说，美国劳工职业教育培训促成了美国劳资关系相对和谐的形成。美国政府在构建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时除了提高其工作条件和福利，还在增加劳工雇佣的机会。正是因为美国劳工的职业教育运动，美国劳工的再就业率才比较高，失业率比较低；同时，美国劳工技能的提高促进了其自身素质的提高，更促进了劳工工资水平的提升。尤其是美国劳工职业培训中关于童工或未成年人的职业培训，一方面使得未成年人获得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为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为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再次繁荣贮备了大量的优秀技工人才，成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来源。
柯立芝繁荣时期美国联邦和地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并没有因国家经济已经繁荣而停滞，而是持续地增加。这充分说明了卡尔文·柯立芝及其美国统治阶级上层敏锐地认识到了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在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西奥多·舒尔茨所说：“公共和个人用于教育的费用，意在获得生产性‘存量’。这种‘存量’包含在人体中，将来能提供各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未来的收益，未来自己经营的能力以及家庭活动的能力，未来消费的满足。”[18](P26)其中，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对农业州劳工的职业教育运动积极进行财力支持，试图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去解决农业萧条问题，这种解决农业问题的方式与当时美国国会农业集团试图通过政府定价行为来解决农业问题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再次证明了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并不是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的政府，更不是自由放任的政府，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解的有作为的政府。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美国繁荣经济下的美国劳工职业教育培训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柯立芝繁荣时期美国劳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实践活动和成果，一方面是与美国国会密切相关，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进行干预和协调，并适时进行法律修正，以适应快速发展的职业教育运动；另一方面是与美国政府的强力推进密切相关，卡尔文·柯立芝政府极其重视，并和社会各界进行有效合作。美国劳工职业教育运动中有统一的全国性机构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这有利于权力的统一、效率的提高和责任的明确。这充分说明，美国劳工职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长远工程。根据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美国劳工群体的稳定需要各个层次的劳工群体。这也进一步说明，美国经济的长久繁荣除了具有研发的高科技人才，还因为具有高素质的技术劳工；而技术劳工的培养与劳工的职业教育密不可分。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一定程度上说，劳工的顺利转型往往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劳工的职业教育培训不仅可以使新的劳工迅速适应当地的社会发展需求，成为新的技术劳工；而且也可以提高劳工自身素质，促进再就业率和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成为促进经济长远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1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