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铜器论文,江淮论文,商周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3;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2)03－0094－09
江淮地区①自史前时期开始，已经成为连贯东西、融合南北的多元文化交融之地，反映了典型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是我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
先秦青铜器在这里多有出土，时间跨度大，器物类型丰富，不乏重器精品，其研究对探讨夏商周时期该区域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原青铜文明的南下、方国历史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互动等问题均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拟重点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淮地区相关青铜器研究材料，以利于学界更进一步发掘其中价值，进而推进该地区青铜器研究的深入。
一、萌芽阶段(1926—1949)
1949年之前中国成组出土的青铜器屈指可数，除殷墟盗掘和科学发掘出土的一批外，主要集中发现于二三十年代间的河南一地，并以春秋、战国贵族墓出土群组青铜器为主，如1923年新郑李家楼春秋铜器群、1923年山西浑源李裕村战国早期铜器群、1928年洛阳金村战国铜器群等。19世纪晚期以来，欧美人热衷于中国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中原一带的盗掘活动，但同时也促进了国内青铜器研究从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研究的转变。江淮商周青铜器发现与研究的缘起在一定程度上与上述事件也不无关联。
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驻留于蚌埠的瑞典工程师加尔白克(O·Karlback)得到了一批寿县出土的鼎、壶、簋、车马饰具、带钩、铜镜等古物，经由其手分售于欧美各地，并于1926年发表了《一些早期中国青铜镜的笔记》一文，这批“淮式”镜的发表，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同时，加之时局动荡，盗掘疯狂，该地大批非法所得器物被转卖于上海商人和外国人之手②。1933—1938年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墓经三次盗掘，出土了铜器和零星陶器、石器4000多件。文物多流失各地及海外，少部分为当时省立图书馆收藏。基于寿春铜器群材料的丰富与重要性，引起了当时学界对寿春器的高度关注。其中，早在1934年胡小石③就研究了该墓出土的鼎铭。1936年高本汉④(Bernhard Karlgren)根据该批及中国之前出土的青铜器材料，提出将商周铜器分为殷式、殷周式、鄂尔多斯式和淮式四类。但这种所谓“淮式”铜器的提法，后来多为学者们所诟病，陈梦家⑤就认为，当时所谓“淮式器”多为战国时器物，其时，是相对于“殷式”、“殷周式”、“中周式”而列出的一个概念。郭沫若⑥也根据当时材料，将中国青铜文化分为南北两系，以徐、楚为中心的江淮流域诸国则属于南系。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了对寿春及墓葬出土器物的具体研究，主要涉及一些器物铭文文字和内容的考释，郭沫若⑦、唐兰⑧等均有涉猎。而刘节的《楚器图释》可谓是期间第一部研究寿县出土楚器及其铭文的专著。
中国青铜器综合性研究著作在此期开始出现，寿县朱家集青铜器也成为其中重要的论述材料。郭沫若1930年代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将楚王酓忎鼎列为末期标准器，并认为其形制与纹饰属于“精进式”，而铭文则属“堕落式”。在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中，容庚对寿县出土铜器有过全面介绍，并将楚王酓肯铊鼎等七器列为秦始皇统一以前标准器。
这一时段尽管青铜器出土数量有限，且多源自盗掘而得，不过李三孤堆铜器群的出土，却在中国青铜器早期铜器发现与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批器物的出土及相关研究的开始也可视作安徽考古学史的发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该主题的研究也始终为江淮青铜器研究热点之一，备受学界关注。除殷墟青铜器外，这也是相应时期发现的其他群组青铜器研究中所罕见的。
二、发展阶段(1949—1979)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30年时间，本文将其定为江淮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上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地方基础建设的兴起，青铜器发现的数量远超过此前，除一些零星发现外⑨，寿县蔡侯墓⑩、舒城凤凰嘴墓(11)等出土的成组青铜器应是该期最重要的发掘成果。
新中国建立初期，安徽本地学者殷涤非(12)即对安徽省馆藏寿县朱家集楚墓出土青铜器及相关著录做了较为详尽的归纳。朱德熙(13)、李学勤(14)、刘节(15)等对该墓出土铜器铭文进行了考释和相应研究。其中，朱德熙对寿县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铭文中的“集脰”、“刚市”、“王句”等进行归纳整理并考释，提出这批器物并非铸造于同一时期，而是分属楚考烈王、楚幽王之时。刘节的文章在当时主要以古文字考释为主的青铜器研究中独树一帜，也是该期最早使用考古学类型学方法研究楚青铜器的文章之一。该文共录9器，并按时代逐一考释，并推定年代。与前述诸学者不同的是，该文专有一节讨论器物的形制与纹饰，对鼎、簋、壶、盘等器进行类型学研究，并提出朱家集楚器“可作该时代之一标准”。在通过器型纹饰等文化因素分析对比后，刘节认为楚国铜器与新郑铜器群“关系最深”。这些方法尽管并非刘首创，但在当时青铜器研究背景中，无疑仍是极具科学性和前瞻性的。
1955年寿县西门外蔡侯墓的发掘，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在短时间内，郭沫若、陈梦家等著名学者相继撰文发表，就出土铜器及墓主提出自己的见解，呈现出一派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
郭氏根据其中3件长铭铜器的铭文内容，考证出该墓的墓主为蔡声侯，葬于公元前457年前后二、三年间(16)。陈文几乎与郭文同时刊布，该文则系统收集了墓中出土铜器，从器名、功用、形制、纹饰、组合等角度，并结合铭文内容，就蔡国历史和墓主逐一考订，认为墓主为蔡昭侯，年代为公元前518—491年间(17)。该观点后遂为学界所认同。其贡献还在于对铜器群年代较为准确的判定上，并将前期各地零星出土的同期铜器群联系起来，“说明了蔡器与不同地方同时期铜器的相同性”。纹饰部分的比较研究也是该文研究角度之一，尽管在此文发表的10年前，陈梦家已成功地将该方法运用于新郑器群上，但此次的对比研究，成功地将寿县蔡侯铜器群与新郑组和寿县朱家集组联系起来，形成了可以成为“分划东周的春秋与战国标准铜器”。
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唐兰(18)曾注意到编钟铭文被铲的现象，并认定墓主为蔡倬侯。于省吾(19)对墓主身份的观点与陈梦家相同。史树青(20)认为墓主为蔡成侯朔，原蔡侯名被铲的原因，乃当时用祖先遗物随葬所致。李学勤(21)推测为蔡元侯。孙百朋(22)也就上述3件有铭铜器的铭文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其时，他在《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中就提出了墓主为蔡昭侯申的观点。
总体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关于江淮地区青铜器的研究尚处于逐步发展时期，相对而言，重要成果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70年代的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朱家集楚墓和寿县蔡侯墓展开，内容多偏重于通过金文考释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无论是其研究对象还是方法上均略显单薄，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较多，而“文革”期间专业期刊的停办，使得期间部分地市的重要发现难以及时公布，加之相关科研机构工作重心的转移等，均导致了学术研究的相对滞后。但也要看到，有些学者已经自觉使用类型学方法研究江淮地区出土青铜器，当为后段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奠定了一定基础。与此同时，1960年凤凰嘴材料的公布，加上随后10多年来江淮中西部地区春秋青铜器的一些零星出土，为下一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打开了空间。
三、初步繁荣阶段(1980至今)
1979年后江淮商周考古工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大量的材料密集公布，其中就包括一些前期发现的若干铜器群(23)。其时间跨度之大，区域特色之明显，给学界以全新的感受，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研究层面、方法及质量都得以明显改善和提高(24)。其中，在对过去30年安徽考古的回顾中，首次对安徽江淮地区重要青铜器的发现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等信息作了简略研究(25)。上述现象似可作为本阶段开始的标志。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1.早期发现青铜器的继续研究
关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铜器群的研究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不少学者有过论及。如曹淑琴、殷玮璋(26)全面回顾了该墓铜器研究和发现史，并将铜器分为7组，认为并非属于同一时期铸造之物。刘和惠(27)对此也有研究。殷涤非(28)认为此墓出土的一件大府镐，为楚考烈王为王或太子时所铸器，后埋入幽王墓中陪葬。李零(29)、陈秉新(30)、程鹏万(31)等则对其出土文字作了研究。此外，卢茂村(32)研究了该墓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
学界对于蔡侯墓出土铜器也有着更深入的探讨。郭宝钧(33)以寿县蔡侯墓作为春秋晚期铜器群的重要坐标。郭若愚(34)复原了墓中一组残钟铭文，认为墓主为蔡成侯。刘和惠(35)则从蔡侯墓青铜器铭文内容出发探讨了蔡楚关系。刘建国(36)分析了蔡侯墓青铜器的文化属性，认为其是以中原礼器组合为主体，又保持了浓郁的江淮地方特色，同时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张亚初(37)对蔡国铜器铭文做了归纳与整理，并对蔡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秉新(38)对蔡侯墓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的一些关键字句做了深入研究。李学勤(39)则从墓中金文入手讨论了“初吉”与“吉日”的含义。殷涤非(40)研究了蔡侯墓铜器中一些细节问题，以为蔡侯墓名“嬭”乃蔡昭侯之名，并认为部分铜器上墓主名被铲去，乃是昭侯遭盗杀后，谋反者所为。蔡大孟姬“敬配吴王”之“吴王”为吴王光。与此同时，他对1964年舒城凤凰嘴春秋墓出土“铉鼎”的名称及用途作了考析(41)。
2.本地青铜文化研究
对于非中原文化青铜器的研究，李学勤(42)曾指出，“不同文化因素的共存与融合，常见于先秦中原文化传播的边缘地带。两种青铜器传统在一定时期内并存，反映了商周某些诸侯国的政治、民族及文化构成”。
李伯谦(43)曾就中国青铜文化谱系做过划分，在前16世纪至10世纪中叶江淮大部被划入长江下游文化区，沿淮一带似乎被列入中原文化区。而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末年，随着周边文化融合以及政治势力扩张的结果，中原文化区对外影响逐渐增强，又可细分为周郑晋魏、齐鲁、燕、秦、楚与吴越六个亚区。按照这种划分，此时的江淮区青铜文化显然是以楚与吴越文化为主体。
关于中国夏商青铜文明的传播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江淮地区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使得这里成为探索夏商青铜文明南播的重要通路之一。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中，邹衡(44)最早认识到二里头文化与巢湖地区的关系。但由于当时材料限制，学者们多从陶器入手考察中原与江淮土著文化的互动(45)。杜金鹏(46)则结合了有限的青铜器资料，探讨了二里头文化与这里青铜文化的关系。杜也意识到需要解决一个传播时间和文化通道的问题，即要证明江淮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相似遗存“年代不超过二里头二期”，“主要文化因素是从豫西二里头文化中直接传播过来”。
对于商文明南下问题，杨德标(47)在撰写简报时就提出，含山出土的两组青铜器，是融合了中原商周文化因素的当地产品，在纹饰和形制上有继承关系。陈佩芬(48)在其一篇概述性文章中，对安徽商代出土青铜器材料相当重视。指出，阜阳月牙河群组年代在商中期至殷墟早期，而龙虎尊和兽面纹尊的造型在中原青铜器中也属罕见。而肥西馆驿爵的双柱高度在现存商周青铜爵中为最大一例。她同时认为，淮河流域出土青铜器属于淮夷使用的器物，肥西发现的商代铜器可能是通过淮夷向南传播的。淮夷控制着铜料北输的路径，向往商王朝丰富的物质财富，而商也需要淮夷纳贡和通过淮夷之地获取铜料，因此，所出土的青铜器则是两种利益集团矛盾交织的反映。
在安徽南部，商周之际以来也存在颇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并已明显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北线包括潜山、枞阳一线(49)。
本期资料的积累为区域青铜文化分期研究提供可能，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的研究队伍业已形成，对文化分区则格外关注。其中，杨德标、杨立新(50)以安徽江淮商周文化主要发现和分布入手，探讨了其分期与特征，进而认为，安徽江淮地区商周文化，除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以外，本地土著文化仍占主流，而某些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出现，说明了夏文化与江淮流域古文化之间的某种联系。文章实际也提出了江淮商周文化的分区问题，认为巢湖为界的东西地区地方文化有明显差别，其东文化与中原一致，受中原文化影响强烈；而巢湖以西到大别山东麓的“群舒”区，则体现了江淮地区该时期的文化特色，但随着楚势力的东渐，也逐渐被同化。宫希成(51)则将安徽江淮地区夏商文化分为三个小区：西北、东南和西南区，并认为分别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文化类型，中原文化也始终对这一地区产生着强烈影响。在另一篇文章中(52)，宫希成分析了安徽淮河流域的西周文化，对于该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认为与中原西周铜器特征、纹饰大体相同，属于周式铜器。而淮河流域西周文化与江淮分水岭以南文化风格迥异，江淮南部文化更多地受到吴文化的影响。周文化西周时期的“南界并未越过江淮分水岭一线”。对于西周及以前的江淮古文化，杨国宜(53)也有类似观点，并且认为，江淮古文化春秋时期尚保留较多自身特征，而直到战国时期才完成了与楚、吴越文化的完全融合。对于以陶器为主的安徽江淮地区夏时期文化，何长风(54)认为该地始终保持着自身特色，且兼容并蓄其他地区文化，并与夏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还与南方各族保持联系，具有广泛的开放性。
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青铜器通论性质的专著相继出版，尽管多为概述，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其中，杜廼松(55)认为肥西馆驿爵与斧，形体较大，风格与中原所出基本一致，对于春秋时期的江淮一地青铜器，杜也对蔡国、群舒、黄国、番国、樊国青铜器做了简要概述。不过，他将双龙耳尊列入群舒典型器物中，与兽首鼎及鬲形盉并举，似乎值得商榷。在更早一篇文章中(56)，杜以为舒城金墩爵可能来自北方。而针对江淮之地出土青铜器，朱凤翰(57)认为“在安徽中部舒城及附近地区陆续出土的春秋青铜器，在器类、组合及形制上有独特之处，显示了一种区域性的青铜文化存在”，这在春秋中期偏晚后突出表现在兽首附耳鼎、带曲角状鋬的甗形盉、平顶盖缶等特征器物上。此外，群舒器也表现有一定的“复古”倾向。
关于沿江地区青铜文化关系的研究是此期涌现的另一个学术增长点。杨立新(58)较早就认识到江淮地区与皖南沿江青铜文化的关系，认为铜陵的商代器物是由中原自江淮传入，而在西周末春秋早期开始，江淮地区土著文化与皖南青铜文化交往较为密切。张国茂(59)在论及铜陵当地先秦青铜文化时，也曾认为当地与江淮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施劲松(60)认为，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区域，许多青铜器兼有中原和长江流域青铜器的特点，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原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张爱冰(61)在近期一系列皖南商周青铜器的研究文章中表达了其对皖南、江淮两地文化交流的关注，实际是对上述认识的不断深入和科学论证。他认为中原夏商时期青铜器在江淮一地的连续出土，恰恰说明了该时期，经由江淮南下的中原势力持续不断，路线也较为清晰，目的地就是皖南沿江一带的铜矿产区。而西周以来江淮地区与皖南的互动关系也超过了以往学术界的认识。在对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中，他则用大量江北新近出土的资料，论证了群舒族群及其青铜器向皖南迁徙及传播的问题。
3.青铜器专题研究
青铜器铭文研究也是该时期的热点之一。其中，陈秉新(62)最早对舒城九里墩出土鼓座的定名、国属及时代等问题做了重新研究，认为鼓座名为隽鼓，属于群舒之器。殷涤非(63)认为鼓铭为“嬴公晋鼓”，系春秋末期徐器。何琳仪(64)则将其器主名释为童鹿公。何先生文字隶定相当精准，但可惜当时并未与钟离相联系，这一悬案的解决一直拖到了近20年后蚌埠、凤阳一带钟离国墓葬的发掘。王少清(65)则从文字学角度解析了九里墩鼓座中几处字句。陈秉新(66)根据六安九里沟鼎铭文，得出该器器主为楚令尹子荡。对该器铭文及对子汤的考释，胡仁宜(67)、王辉(68)、李勇(69)等也曾有过相应研究。陈秉新(70)也对舒城秦家桥楚墓出土器铭加以考释。刘信芳(71)全面释读了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并认为九里墩鼓座也属钟离之器。
有铭青铜兵器的不时出土为研究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诸侯国在江淮一地的活动提供了直接证据。殷涤非(72)认为霍山十八塔古墓出土戟之铭文，应为吴工年，疑为吴季子所有，戈为“蔡昭侯戈”。潜山和桐城发现的两件纪年上郡守戈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73)。霍邱发现的三年奅令戈也可能源自战国末期的魏国，由于秦国东征楚地而流落至此(74)。出自六安99号战国晚期墓的毕九鼎也被认为与秦国有关(75)。单一器物(类)研究集中于个别典型器物上。对于江淮一带春秋时期流行的青铜甗形盉，马今洪(76)、郑小炉(77)、毛颖(78)分别对其演变、文化属性、功能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李勇(79)对六安出土的一件商代大口尊做了详尽介绍，并结合它地出土同类材料，以该器为入手，例证了商文明南下长江流域并开始西渐的路线。实际上在六安尊尚未发现之前，李学勤(80)、施劲松(81)就曾得出过类似的观点。
全面著录和研究的出现为此一时段江淮青铜器研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这就要首推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82)一文，其是对该小区域春秋时期青铜器已公布资料的一次全面著录，内容包括器形、纹饰及铸造信息。文章也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典型器物做了分析对比，认为群舒“多仿自中原或山东的，甚至是徐国的。它虽然有自己的组合、形制、纹饰，但人们又能找到它与邻近地区、国家的相同之处和影响。”但文章没有涉及群舒铜器与楚国铜器的关系。
此后，又有学者在此材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研究。其中，张钟云(83)研究了包括河南东南部在内的淮河中下游地区春秋青铜器。以容器为主体，在类型学研究基础上，分期、分区，并运用文化因素构成方法探索了其文化结构；并分析了青铜器所反映的国属及之间关系。对于六安区的5组器物，张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原、本地、楚、吴越、山东的文化因素；而信阳区文化因素构成与六安区相同，只是中原文化在春秋中期前对其影响更为强烈。郑小炉(84)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群舒青铜器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提出了徐、舒、吴越融合的问题。王静(85)也对皖西地区周代的青铜器做过类型和文化因素上的研究。王峰(86)则认为淮河中下游地区青铜文化受周文化的影响要少得多。从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前段开始，各小区均出现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器物，而以淮河中下游区为最。从春秋晚期开始，各地区均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并最终于战国时期形成统一的楚文化。
4.方国历史文化研究
史书记载的安徽江淮地区分布有10余个小国，关于其存在与否，活动范围处于何地等诸多问题，文献多语焉不详。多年来，学者们也试图通过青铜器研究来解答上述问题。这其中有关舒、群舒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一直处于研究的焦点。
殷涤非(87)1983年撰文根据出土青铜器探索安徽古代史中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对“淮”及“南土”、群舒的历史、州来与寿春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他也全面回顾了蔡器的发现历史，并提出下蔡应该位于寿县一带，而非淮北的凤台(88)。朱凤翰(89)曾认为怀宁杨家牌和寿县肖严湖出土青铜器可能分属于古桐国和州来国青铜器。但由于缺乏相应铭文，也仅能视作一种猜测。
在对江淮地区先秦时期的诸侯国研究中以陈伟的专著(90)为代表。该书在相关章节结合了一些出土青铜器材料，对潜、舒、巢及群舒等安徽江淮一带的小国都邑的地望等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杨德标(91)从舒城九里墩墓墓葬结构、青铜器组合、纹饰、铭文书体等角度考察认为，该墓墓主属于春秋末期的蔡成侯朔。该观点大约源自对该墓出土一件戟上铭文释读之上(92)。也有学者(93)认为其残存青铜器都具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年代应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其墓主除可能属群舒族外，也有可能是吴国的高级贵族，而与钟离国关系不大。不过，张钟云(94)认为徐、舒同源的观点在青铜器上难以找到足够的证据。
钟离国青铜器研究是近年来江淮青铜器研究的新热点，在较短时间内即有一批学术文章问世(95)。其中，既有通过考释铭文研究钟离国史的文章，也有利用青铜器形制并结合铭文考证相应墓葬年代、族属等的论著出现。但其中如关于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年代、铜器铭文中所出现的钟离公谱系等问题，学者们仍有着较大分歧。
5.楚文化东渐研究
对于江淮一地的楚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曾做过深入而持久的探讨。对于皖西南地区的楚文化，有学者(96)结合望江出土青铜器等器物认为，该区楚文化来源多样，既受中原、吴越、楚的影响，也不乏自身特色。这一点也得到了枞阳旗山沙河墓地出土勾鑃等遗物研究的证明(97)。
马世之(98)认为中原楚文化除有别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始终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是一种衰减的过程。郭伟民(99)则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包括江淮地区在内的楚边缘地区文化的演变过程，得出的观点与马接近。杜德兰(100)认为楚国北界的文化与相邻国家存在着区际交流，从而促进了器形、铸造及装饰技术的传播。
对于安徽江淮地区的楚文化，杨立新(101)认为这一区域楚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铜器看，春秋中期该地土著文化还占有绝对优势，到春秋晚期后段，楚文化已与当地文化融合，到了战国时期，已表现出和两湖地区楚文化相同的面貌。宫希成(102)有类似观点。李德文(103)则以青铜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该区楚文化的渐进过程，结论与前者一致。
6.青铜矿冶、铸造研究及科学技术的运用
郭宝钧(104)曾研究过寿县朱家集和蔡侯墓部分器物的铸造情况。宫希成(105)对枞阳县井边古代铜矿井进行过调查，在长江北岸首次发现了东周古矿井。毛振伟(106)等运用X射线荧光光谱和衍射技术分析了潜山薛家岗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坩埚成分，不失为对安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也有学者(107)根据滁州何郢遗址出土的镞、刀、凿、针等青铜小件，运用微量元素的成分分析的方法，发现该地整体上与铜陵、南陵地区样本不吻合，初步判断来自滁县本地。吴兴汉(108)则分析了寿县楚王墓2号大鼎的铸造技术。
第三阶段研究成果综合以观之，特点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资料吸引力强。以论文发表数量以及参与的学者数量为主要表现。过去由于出土资料相对匮乏，在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谱系较为完备搭建的前提下，许多问题急需江淮一地青铜器资料补充。而此期各地公布的一系列材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利用江淮青铜器资料进行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二，时空研究范围广泛。这一时期江淮中西部青铜器资料的积累和相对完备，已经完全超越了早期单一以寿县出土战国青铜器为主的研究。也为搭建完备的江淮区域青铜文化谱系提供了可能。其三，新热点频出。诸如钟离国青铜器的出土等一系列重大发现，接踵而至的往往是一系列不同角度的专题文章的发表，同时也解决了过去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余论
近百年的学术史表明，安徽江淮一地商周青铜器研究已经步入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一些问题仍是今后工作需要继续思索和讨论的。诸如如何更好地解答夏商时期中原青铜文明南下问题，其路径如何？如何通过青铜器研究方国历史文化的问题？如何全面认识春秋晚期之前的江淮青铜器面貌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江淮青铜器年代体系又如何？乃至一些典型铜器的个案问题研究。这些都是今后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也当是今后研究热点之一。
近年来随着皖南一地青铜器的全面著录和较为系统研究的完成，江淮商周青铜器整理工作的业已启动，随着资料的刊布，势必将进一步推动该区域研究工作的开展。有理由相信，以安徽材料为主体的江淮商周青铜器研究，其繁荣已为时不远，在为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构建中必将发挥出自己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本文所指江淮地区仅指安徽省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地区，也是江淮地区最主要的地域。
②刘节：《楚器图释》，《考古专集》第二种，北平图书馆，1935年。转引自丁邦均：《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郝本性：《楚、曾诸侯国的青铜艺术》，《中国青铜器全集》(10)，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③原载于《国风》半月刊第4卷第3、6期，后收入《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181页。
④Bernhard Karlgren,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转引自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⑤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⑥郭沫若：《序言》，《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⑦郭沫若：《寿县所出楚器之年代》，《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9页。
⑧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
⑨安徽省博物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文物》1978年第8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239页。
⑩寿县古墓清理小组：《安徽寿县战国墓出土的铜器群记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
(11)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舒城县发现春秋时代古墓》，《文物》1960年第1期。
(12)殷涤非：《关于寿县楚墓》，《考古》1955年第2期。
(13)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14)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9期。
(15)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补释》，《古史考寸》，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8—140页。
(16)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侯墓的年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17)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18)唐兰：《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19)于省吾：《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54页。
(20)史树青：《对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中几件铜器的看法》，《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
(21)李学勤：《近年来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22)孙百朋：《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铜器铭文考释》，《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
(23)其中包括1971年肥西小八里、1965年肥西馆驿、1972年肥西大墩孜、1975年寿县严家湖、1976年六安思古潭等一大批重要资料的详尽刊布。
(24)该阶段公布的出土铜器基本均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器物群，资料利用价值高，最为重要的除前期主要以寿县一地发现的楚系铜器外，在合肥、六安、巢湖等前期薄弱地区发现一批重要青铜器，二里头、商、西周、春秋早中期铜器兼而有之，这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也是较为少见的。
(25)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29—239页。
(26)曹淑琴、殷玮璋：《寿县朱家集铜器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220页。该文是迄今为止针对李三孤堆出土铜器最为完备的一篇文章。
(27)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200页。
(28)殷涤非：《寿县楚器中的大府镐》，《文物》1980年第8期。
(29)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6—178页。
(30)陈秉新：《寿县楚器铭文考释拾零》，《楚文化研究论集》(1)，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327—340页。
(31)程鹏万：《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32)卢茂村：《浅析寿县楚王墓出土的生产工具》，《文物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63—270页。
(33)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7—91页。
(34)郭若愚：《有关蔡侯的有关资料论寿县蔡墓蔡器定的年代》，《上海博物馆集刊》(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88页。
(35)刘和惠：《蔡器铭与楚蔡关系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
(36)刘建国：《蔡侯墓文化属性试析——兼论楚式青铜器的形成及其外因》，《楚文化研究论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242页。
(37)张亚初：《蔡国青铜器铭文研究》，《文物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2—34页。
(38)陈秉新：《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铭文通释》，《楚文化研究论集》(2)，第348—364页。
(39)李学勤：《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40)殷涤非：《寿县蔡侯墓的再研究》，《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41)殷涤非：《铉鼎解》，《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42)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43)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44)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5—83页。
(45)王讯以陶器为入手，考察了江淮地区二里头文化因素，认为皖西一带的斗鸡台文化具有二里头文化早期因素，巢湖一带含有二里头晚期因素。而商代的江淮地区文化属于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其以商文化为主体，继承并吸收了本地斗鸡台和山东岳石文化的某些因素。观点见于《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46)杜金鹏：《关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及其意义》，《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安徽出土的两件铜斝的年代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24日第3版。
(47)杨德标：《安徽含山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92年第5期。
(48)陈佩芬：《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49)李学勤：《安徽南部存在颇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学术界》1991年第1期。
(50)杨德标、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5—71页。
(51)宫希成：《夏商时期安徽江淮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52)宫希成：《安徽淮河流域西周时期文化试析》，《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
(53)杨国宜：《略论江淮地区的古文化及其与吴楚文化的融合》，《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54)何长风：《安徽江淮地区夏时期文化初析》，《文物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73—80页。
(55)杜廼松：《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11页。
(56)杜廼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青铜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57—61页。
(57)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4—913页。
(58)杨立新：《安徽淮河流域夏商时期古文化》，《文物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82—92页。
(59)张国茂：《安徽铜陵地区先秦青铜文化简论》，《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60)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303页。
(61)张爱冰：《皖南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0年第6期；《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10年第12期；《安徽青阳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62)陈秉新：《舒城鼓座铭文新探》，《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63)该文写成于1982年5月，此后一直至殷先生去世的12年后，才以其遗作组篇发表于《文物研究》第13辑中，名为《安徽舒城九里墩墓的青铜鼓座研究》。由于该墓报告也仅于当年发表，殷先生应该是首位研究鼓座铭文的学者。
(64)何琳仪：《九里墩鼓座铭文新释》，《文物研究》第11辑，第294—298页。
(65)王少清：《舒城九里墩战国墓金文初探》，《文物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136—138页。
(66)陈秉新：《安徽出土子汤鼎铭文的再认识》，《考古》2005年第7期。
(67)胡仁宜：《六安九里沟出土的铜簋》，《文物研究》第2辑，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9—41页。
(68)王辉：《子汤鼎铭文试解》，《文物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46—248页。
(69)李勇：《春秋“子荡”楚器考》，《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86—188页。
(70)陈秉新：《安徽新出楚器铭文考释》，《楚文化研究论集》(3)，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2—420页。
(71)刘信芳：《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72)殷涤非：《吴工年戟跋》，《文物》1986年第3期。
(73)李丁生：《潜山县出土二十四年上郡守缄戈考》，《文物研究》第12辑，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60—261页；刘钊、江小角：《安徽桐城出土秦十九年上郡守逪戈考》，《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74)王峰：《三年奅令戈考》，《考古》2011年第11期。
(75)刘杰：《安徽六安所出“篳九鼎”释义补正》，《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76)马今洪：《流甗的研究》，《文博》1996年第5期。
(77)郑小炉：《试论青铜甗(鬲)形盉》，《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78)毛颖：《南方青铜盉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79)李勇：《安徽六安商代青铜尊浅识》，《中原文物》2004年第5期。
(80)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第4版。
(81)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82)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文物研究》第6辑，第162—190页。
(83)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考古学研究》(5)，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79页。
(84)郑小炉：《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文物春秋》2003年第5期。
(85)王静：《皖西地区周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86)王峰：《淮河流域周代遗存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87)殷涤非：《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江淮论坛》1983年第1期。
(88)殷涤非：《蔡器综述——兼论下蔡地望》，《文物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343—350页。
(89)朱凤翰：《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2—1809页。
(90)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1)杨德标：《舒城九里墩墓主考》，《楚文化研究论集》(2)，第143—150页。
(92)陈秉新：《舒城鼓座铭文新探》，《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李治益：《蔡侯戟铭文补正》，《文物》2000年第8期。
(93)徐少华：《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94)张钟云：《徐与舒关系略论》，《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95)胡长春：《钟离氏始祖“宋襄公母弟敖”新证暨“鷔鷔
”释义的再探讨》，《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徐少华：《童丽公诸器与古钟离国文化》，《古文字研究》第28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6—331页；徐少华：《蚌埠双墩与凤阳卞庄两座墓葬年代析论》，《文物》2010年第8期；董珊：《钟离公家族铜器铭文新证》，2010年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习营论文；陈立柱：《钟离国史稽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朱华东：《钟离国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
(96)宋康年：《皖西南楚文化初探——从望江县近年出土的楚文物谈起》，《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
(97)郑玲、叶润清：《试析安徽枞阳旗山战国墓出土铜鑃》，《文物》2010年第12期。
(98)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的发展阶段与特征》，《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99)郭伟民：《楚区域边缘文化浅议》，《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
(100)杜德兰：《异质文化撞击与交流的范例——淅川下寺墓随葬器物的产地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
(101)杨立新：《江淮地区楚文化初论》，《楚文化研究论集》(2)，第35—47页。
(102)宫希成：《安徽楚墓概述》，《楚文化研究论集》(4)，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339页。
(103)李德文：《江淮地区楚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研究》第8辑，第181—185页。
(104)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126页。
(10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枞阳县井边东周采铜矿井调查》，《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106)毛振伟等：《商代坩埚的x射线荧光光谱和x射线衍射分析》，《文物研究》第9辑，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86—289页。
(107)魏国锋等：《何郢遗址出土青铜器铜矿料来源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
(108)吴兴汉：《试论寿县楚王墓2号大鼎铸造技艺》，《楚文化研究论集》(4)，第505—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