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流派：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专题讨论）——清代性灵派乃江南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江南论文,流派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诗歌流派，大多是地域性流派。以明清两代的诗歌流派而言，著名的湖南茶陵派，湖北公安派、竟陵派，江苏虞山派、娄东派、云间派，山东高密派，等等，其名称即标明了地域性。即使诗派名称无地域性，有时也是一个地域性诗歌流派，如清代格调派，实际上是以沈德潜为首的吴中诗派。本文所要论述的性灵派，实际上也是一个以袁枚为首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江南诗派。此所谓“江南”，是指苏南与杭嘉湖地区的狭义江南。具体来讲，主要以苏杭(主要是苏州地区)为中心，南部辐射到松江、青浦、绍兴，北部辐射到镇江、南京与皖南地区。此派成员籍贯绝大多数为江南人或客居于江南地区的诗人。
首先看性灵派的重用组成部分——袁枚及袁氏家族诗人。性灵派主将袁枚祖籍浙江慈溪，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生于钱塘(今杭州)，生活至乾隆元年(1736年)始离开钱塘，赴广西桂林探望叔父袁磐谋生，不久又被广西巡抚金鉷举荐赴京应博学鸿词试。报罢后滞留京师，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人，四年(1739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七年(1742年)又外放江南县令，十四年(1749年)辞官后即长期隐居生活在南京小仓山随园。从此一直来往于苏杭地区。袁枚三妹袁机、四妹袁杼皆性灵派女诗人，生于杭州，长于杭州。袁枚辞官后，其妹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亦移居南京。袁枚堂弟袁树、堂妹袁棠虽生于广西桂林，但乾隆九年(1744年)袁枚归葬袁磐于故乡杭州时，十余岁的袁树、袁棠兄妹即回到杭州。乾隆十四年(1749年)，袁树先到南京随袁枚读书，袁棠后亦移居随园，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出嫁扬州。袁枚外甥陆建为南京人，年少父亡，其父托孤于袁枚，在随园读书学诗。袁氏家族诗人早年生活在杭州，青年以后生活、创作在南京，故可作南京人计算，都属于江南地区。
其次看性灵派的主要成员。副将赵翼，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何士颙，南京人。骨干孙原湘，江苏常熟人。骨干舒位，祖籍北京，但生于苏州，卒于吴门，一生基本活动于太湖流域，可视为苏州人。以上四人皆苏南人。只有性灵派殿军张问陶是个例外，乃四川遂宁人，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进士入京师，即离开偏僻的故乡，嘉庆十年(1805年)至十四年(1809年)任江南道御史，十六年(1811年)隐居苏州，直至去世，与江南、苏州亦有不解之缘。
再者看袁枚的弟子。已知籍贯者有江苏苏州三人：方大章、徐山民、陈竹士；镇江二人：高青士、左兰城；南京五人：韩廷秀、豫长卿、龚远超、永明新、黄允修；浙江杭州二人：沈清任、蒋莘；淳安二人：方甫参、方子云；浙某地一人：孙莲水。安徽五人：徽州王麟书，桐城吴贻咏、笪梅冲，青阳陈蔚、沈正侯。扬州一人：刘伊。基本上是江南地区人。
女弟子亦然。袁枚四十余女弟子，除了籍贯不详者，计有江苏苏州六人：陶庆馀、金逸、金兑、王碧珠、张绚霄、周月尊；吴江四人：严蕊珠、汪玉轸、吴琼仙、袁淑芳；常熟三人：归懋仪、屈秉筠、席佩兰；太仓一人：毕慧；青浦一人：廖云錦(嫁松江人马姬本，亦作松江人)；松江二人：张玉珍(嫁太仓诸生金瑚)、张玉梧；江苏丹徒一人：鲍之蕙；江都二人：卢元素、许德馨；常州一人：钱浣青；镇江一人：骆绮兰①；南京一人：陈淑英。浙江杭州十二人：孙云凤、孙云鹤、张瑶英、汪缵祖、汪妽、汪中、陈长生、钱琳、孙廷桢、徐裕馨、张钰、叶令仪；绍兴二人：潘素心、王倩；嘉兴一人：戴兰英；王玉如原籍云南，嫁杭州人孙嘉乐，可视为杭州人。其中，苏州及附近吴江、常熟、太仓地区计十四人，杭州及邻近绍兴、嘉兴地区十六人，南京、常州、丹徒、镇江苏南地区四人，松江、青浦三人，皆江南人。扬州二人亦近江南。显而易见，苏杭是女弟子最集中的地区。
以上总计已知籍贯的性灵派成员七十一人：苏州地区十九人，杭嘉湖地区至少十六人，南京十人，其他江南地区二十余人。非江南地区只有张问陶等二三人而已。苏州、杭州、南京是性灵派的三个主要“据点”。可以说，称性灵派是江南诗派，名副其实，就其主体来说，亦可称为吴越诗派或太湖诗派。
清乾、嘉时代的经济、文化背景，袁枚个人大力倡导性灵说，广招诗弟子，进行宣传、组织，再加上江南湖泊流域的特殊环境、条件等，才是性灵派兴起的全部原因。19世纪，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1]，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其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丹纳关于环境是“外部压力”的观点，完全适用于性灵派产生于江南环境这一现象。这至少可从四个层面来论述：
首先，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然环境的优美，富于诗情画意的绿水青山，赋予了诗人创作灵气，亦为诗人提供了创作的审美对象。太湖流域风光秀丽，又蕴涵着动人的历史传说。这亦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含义之一。太湖区水域面积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包孕吴越，素有三万六千顷之说，外分苕溪、荆溪、湖区、杭嘉湖区、黄浦江五个水系。泱泱太湖位于流域中心，湖中大小岛屿四十八个，岛内与沿湖半岛山峰号称七十二峰。烟波浩淼，群峰秀美，岩洞奇妙，又联系着范蠡等传说。外苏州城西南灵岩山，奇石嶙峋，留有吴王夫差与西施的众多古迹。城西天平山有怪石、清泉、红枫三绝，又与范仲淹史迹相连。还有“吴中第一名胜”虎丘山，古塔高耸，试剑石神奇。而太湖之滨邓尉山之“香雪海”，暗香浮动，梅花甲天下。苏州名山、古迹不胜枚举。苏州附近有常熟的虞山、尚湖，昆山的玉峰山、阳澄湖，湖光山色亦极迷人。至于杭州则有孤山葛岭、灵峰吴山、平湖冷泉、断桥白堤等西湖山水与唐宋古迹，富春江有桐山、严子陵钓台名胜，嘉兴有南湖、烟雨楼美景，南京有栖霞山、玄武湖、石头城、燕子矶等山水名胜及六朝遗迹。真可谓吴越之地处处有青山秀水，处处有古迹名胜。
地灵人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温润的气候、明秀的山水与深厚的历史意蕴滋养出灵秀聪慧的才子才女，其中许多人成为性灵派中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得江山之助，激发创作灵感，其诗歌创作(特别是女诗人)多以歌咏故乡美景胜迹为重要题材。可以说，没有太湖的美丽山水，就没有性灵诗人的美丽诗篇。
其次，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物质环境或曰经济环境的高度富庶，为江南地区的文化发达与观念更新奠定了经济基础。至迟在南宋，中国经济中心已移至太湖流域，作为立国之本的农业尤为发展。宋人吴泳称，“吴中厥壤沃，厥田肥，稻一岁再，蚕一年八育”，“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2](卷39,《隆兴府劝农文》)。而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的发达与物质的丰富已居全国之冠。明人丘濬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3](卷24)同时，农业经济作物的丰富，又促进了手工业及商品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城镇商业的繁荣。如苏、杭、嘉、湖诸府于清代成为丝织业中心，特别是苏州府于乾隆时成为全国著名商业都会，这有乾隆画家徐扬所绘《姑苏繁华图》(又称《盛世滋生图》)为证。苏州府所辖市镇明代有六十四个，到清中叶增到一百○一个，可见江南地区市镇商品经济发展之一斑。此外，太湖地区与南京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清初一度遭到破坏，但康、乾时期又重新活跃，这主要表现在雇佣劳动者和手工工场数量的剧增。清雍正年间，立于苏州玄妙观机房内的《奉各宪永机匠叫歇碑》云：“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匠计功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计功受值”已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态②。又如乾、嘉年间，南京织机已达三万余张，“业此者不下数千家”[4](卷8)。同样，扬州、皖南经济亦很发达。盛世的江南经济的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发达，包括诗歌创作，并滋生了反叛传统的革新精神。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性灵派作为一个观念更新，以反复古、反诗教观著称的诗学流派出现在江南地区，是自然而然的。
再者，是江南地区文化环境的优化。以文人诗歌创作而言，唐诗坛重镇多在西北、中原地区，不在吴越之域。至晚唐始有吴越名家陆龟蒙、罗隐等初露锋芒。宋代特别是南渡之后，因迁都杭州，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江南诗人开始大放光彩。例如，林逋(杭州)、范仲淹(苏州)、梅尧臣(安徽宣城)、周邦彦(杭州)、叶梦得(苏州)、陆游(绍兴)、范成大(苏州)、尤袤(无锡)等大家、名家，皆代表了宋代的一流水平，中国诗坛中心南移自有其基础。元代诗坛亦有戴表元、赵孟頫、袁桷、杨维桢、倪瓒、王冕等江南诗人。
明清中国诗坛之中心已完全转移到江浙地区。明代诗坛曾有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而在诗歌发展进程的较量中，抒写真性情、代表诗歌发展正轨的诗人，亦或那些虽主张复古而晚年改变观点卓有成就的诗人，很多在吴越地区，成为明诗坛的主力。明太祖定都南京，明初许多诗人生活于政治文化中心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姑且不论。再看明初有袁凯(松江)，“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明中期有于谦(杭州)、沈周、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皆苏州人)、归有光(昆山)、唐顺之(武进)、徐渭(绍兴)，晚明有瞿式耜(常熟)、陈子龙(松江)、夏完淳(松江)等，皆明代江南名家。此外，性灵诗人袁宏道虽是湖北公安人，但曾在苏州吴县任县令。其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性灵说论点的《叙小修诗》一文，即写于二十九岁任吴县县令之时。明后七子首领太仓人王世贞虽主复古，晚年则反悔。清代前期的著名诗人、诗论家更大半集中在江南地区，苏州地区尤其群星璀璨。著名的如文苑之宗师、明清诗坛之关键人物钱谦益(常熟)，千古才女柳如是(吴江)，大家吴梅村(太仓)，还有顾炎武(昆山)、归庄(昆山)、金圣叹(苏州)、尤侗(苏州)、吴兆骞(吴江)、诗论大家叶燮(苏州)，等等。浙江亦有黄宗羲(余姚)、毛奇龄(萧山)、吕留良(桐乡)、浙派初祖朱彝尊(嘉兴)、浙派代表人物查慎行(海宁)与厉鹗(杭州)等。说清初中国诗坛大家、名家江南占十之七八，不为过也。由此可知，清前期吴越地区古典诗歌创作力量之强，发展势力之大，而清中叶性灵派正是承继吴越前辈创作传统而发起来的劲派，这是如同大江直泻而下激起的潮头，是诗歌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顺便要提及的是，明清吴地民歌极其发达，“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5](P147)，歌咏男女爱情的内容，以及明快通俗的风格，对性灵派诗人亦当产生某些影响。
然而，乾嘉诗坛之所以由吴越性灵派而非其他地区诗人尽领风骚，除了诗歌传统自身原因之外，更依赖明清吴越地区文化教育的发达，唯此才提高了人的文化素质，形成了人人学诗的风气，从而培养出一大批诗人。其中不少人成为性灵派中人。吴越地区明清文化教育发达表现在多方面。一是书院多，如无锡东林书院、宜兴东坡书院、常熟文学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扬州安定书院、太仓娄东书院，等等。私塾更是遍及城乡。士子好学，走学而优则仕之路，使吴越地区状元甚多。如清代顺治至嘉庆朝状元七十五人。其中，江苏三十七人：苏州十三人，常熟、武进各四人，无锡三人，南京、嘉定各二人，昆山、太仓、华亭、溧阳各一人，大半江南人。浙江十五人：其中，杭州四人，绍兴三人，嘉兴、湖州、德清各二人，嘉善、鄞县各一人，基本是杭、嘉、湖人。而女子虽不做官，亦好读书作诗，蔚然成风。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即选收明代“香奁”一百二十三人诗作，大半皆吴越女子，正如其所评：“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纴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诒交作矣。”[6](P753)清代吴越闺秀读书学诗者更众，不仅有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亦有贫苦女子。如《清代闺阁诗人征略》[7]收女诗人1262名，其中浙江524人，江苏465人，合989人，占全国总数78％强。江浙女诗人又绝大多数集中在太湖流域。有此基础，才有性灵派偏师、袁枚女弟子群体的崛起。二是学界大儒、诗坛巨匠招收弟子之风盛行。以诗弟子而言，这与清代诗坛门户众多、流派纷呈相关。如王士禛招弟子形成神韵派，沈德潜为叶燮弟子，他又招弟子形成格调派，等等。袁枚广招弟子形成性灵派，亦是风气使然。三是文化家族兴起。江浙地区一些大家世族，不仅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大搞文化教育“投资”，或为求仕，或为风雅，或为丰富精神生活，父母兄弟姐妹乃至婿媳子孙皆以读书作文为荣，乃形成书香门第。如昆山“三徐”，其母为顾炎武之妹，“教子课诵恒之午夜不辍”，结果徐元文中顺治十六年(1659年)状元，兄徐乾学中康熙九年(1670年)探花，弟徐秉义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探花。又如，无锡秦家“一门四探花”：顺治二年(1645年)秦钺、康熙三年(1664年)秦宏、乾隆元年(1736年)秦蕙田、乾隆四年(1739年)秦勇。浙江海宁查氏文化家族，“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类似的文化家族甚多。而袁枚家族正是明清兴起的文化家族之一，并构成性灵派的一支偏师。
最后，性灵派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江南色彩。既然诗歌创作决定于诗人的生活，性灵派长期生活于江南，熟悉江南，其作品则不能不反映江南的自然山川，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抒发对江南的热爱情怀，从而折射出江南的自然美、习俗美、人情美。
性灵派主将袁枚一生游历半天下，但游览频繁的还是东南山水，其山水诗的主体也是吴越的名山胜水，如写南京的《清凉山》、《登最高峰》，写苏州的《飘渺峰》，写杭州的《飞来峰》、《孤山》，写天台的《从国清寺到高明寺看一路山色》、《到石梁观瀑布》，等等，有百余首，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江南山水的千姿百态。又如，性灵派殿军张问陶虽然非江南人，但自晚年隐居苏州后，也写了不少描写江南风光的诗作，如《江南诗意》、《无锡舟中看慧山》、《阳湖道中》，等等，都为江南山水诗增添了一抹亮色。袁枚的女弟子也颇多登山游湖之作，不仅写出江南风光之美，也可见江南女子的生活情趣，而写她们结伴游玩，吟诗联句，又显示江南女子的才情与江南诗风之盛。此类诗歌虽风格多样，但整体上看，女性诗人婉约清丽是主调，这与江南的温山软水也是相应的。限于篇幅，不作详论。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性灵派出现在乾嘉时期太湖流域，主观原因且不论，其客观原因则是吴越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的产物。性灵派的诗学观与性灵诗创作，都与太湖流域的各种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也可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流派，绝不能忽略其地域性问题。
注释：
①据骆绮兰《送简斋夫子归金陵二首》自注：“余家本金陵，今侨寓京口。”亦可作南京人。
②参见王卫平《吴地经济开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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