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内涵语境下的替换失效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内涵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10-0089-06
一般认为，在非内涵语境句下共指称词项是可以保真替换的，因为这一替换是莱布尼茨律的典型运用，仅在把莱布尼茨律推广到内涵语境语句时才出现了替换失效现象。近年来，索尔(Jennifer Saul)的一系列工作力图表明在非内涵语境下也存在替换失效现象。一方面，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极大地挑战了我们的语义学常识；另一方面，索尔认为她的工作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直接指称理论提供了某种元辩护。因此无论是就考察我们的语义学常识本身，还是就涉入直接指称理论与弗雷格主义的对抗而言，非内涵语境下的替换失效现象都是值得专门讨论的。
一 索尔对朴素密尔主义的辩护
直接指称理论面临的来自弗雷格主义者的最棘手挑战之一便是直接指称理论不能像弗雷格主义那样很好地解决内涵语境句下共指称词项替换失效之谜。众所周知，根据弗雷格关于间接指称的看法，在内涵语境句中，专名的指称转换为其通常含义①。这样，在以下两个语句中，并不存在共指称替换的现象：
(1)弗雷格相信西塞罗是演说家
(2)弗雷格相信塔利是演说家
从而两句话的真值可以不同。但是根据直接指称理论，专名不具有含义，且其意义穷尽于其指称。“西塞罗”和“塔利”在以上两句话中不仅指称相同，且意义相同。这样，“西塞罗是演说家”和“塔利是演说家”这两个从句表达了相同的(罗素式)命题。而作为一个理性主体，弗雷格不可能既相信那个命题，又不相信那同一个命题。因此，直接指称理论便需要解释为何(1)(2)这两句话实际上可以具有不同真值。
直接指称理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方案是五花八门的。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进路：要么(a)承认(1)(2)可以具有不同真值，进而解释为何这样的替换失效会发生并且这一点与直接指称理论的基本立场是相容的②；要么(b)不承认(1)(2)可以具有不同真值，并解释为何“看似”存在替换失效现象。
采取(b)进路的一般是所谓的朴素密尔主义者(naive Millianism)，即认为既然要严格坚持“意义就是指称”，就必须承认共指称词项在内涵语境下也是可保真替换的。他们的典型策略是诉诸所谓的“语义/语用”区分，声称(1)(2)语义表达的命题是严格同真值的，而他们语用传达的命题可以不同真值③。由于直接指称理论关于专名的论题是一个纯粹语义学论题，因此所谓的内涵语境替换失效之谜并不对直接指称理论构成困难。这一策略所带来的最大争议在于它极大地否认我们关于语言的基本直觉。由于直观上(2)可以在语义学上具有和(1)不同的真值，值得期待的是一种能够解释这一基本差异的理论，而不是一种否认这种差异，并把这种看似存在的差异归结为语用学幻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期待的理论应该尊重反替换直觉，而不是否认反替换直觉。因此，朴素密尔主义者倡导的否认反替换直觉的(b)进路还需要得到进一步辩护。
近年来，索尔基于非内涵语境句的共指称替换失效之谜的一系列工作可以看作是为朴素密尔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辩护。④要言之，索尔的辩护策略是如下这一推理：
(1)非内涵语境句下存在共指称词项替换失效现象(AS)。
(2)朴素密尔主义者可根据某种类似(b)的策略解释(AS)，而反朴素密尔主义者面临如下两个选择：选择一：承认在语义学上真的存在(AS)，并解释之；选择二：否认在语义学上真的存在(AS)，并解释为何(AS)看似存在。
(3)采取选择一的反朴素密尔主义者未能提供一种合理的理论解释(AS)。
(4)采取选择二的反朴素密尔主义者要么不能解释(AS)，要么即使解释了(AS)，也与朴素密尔主义者的策略(b)一样是否认反替换直觉的。
(5)既然反朴素密尔主义者可以通过否认反替换直觉来解释非内涵语境下的替换失效现象，朴素密尔主义者也可以通过否认反替换直觉来解释内涵语境下的替换失效现象。
我的目标是考察索尔的辩护是否有效。其一，我要检讨索尔以上思路所隐藏的一个预设，即非内涵语境句下的反替换现象与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是可等量齐观的，以至于否认前者的存在为否认后者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充足辩护。我将表明此预设是成问题的：因为前者的存在需要某类特殊语境的出现和某些特殊类型的共指称词项的替换，而后者的存在不取决于任何特殊语境或特殊类型共指称词项，所以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源于某种特殊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从而可以合理地反对前者的真正存在并不表明反对后者存在也是合理的(即索尔的(五)不成立)。其二，我将退一步表明即使反朴素密尔主义者采取选择二在某种意义上为朴素密尔主义者的策略(b)提供了某种辩护，反朴素密尔主义者也不必采取选择二。我将尝试采用选择一，为(AS)的存在提供一种尊重反替换直觉的语义学解释。并且我还将结合索尔对其他采取选择一的策略所做的主要批评给出对我们的方案的简要辩护。如果我们这一解释方案是合理的，那么索尔的整个思路并不能为朴素密尔主义者的策略(b)提供辩护(即索尔的(3)不成立)。
二 非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与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的不对等性
由于索尔所发现的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是对莱布尼茨律的直接挑战，因此无论这一发现在哲学语义学上将导致何种后果，哪怕仅就打破传统观念而言，这一工作也是令人称道的。当然索尔并未特别说明她所发现的反例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这样的普遍性到底有多大。让我们先看索尔的发现所呈现出来的典型例子，然后考察这些反替换情形的基本特征，特别地我们要分析这些反替换语句的某些特殊性，继而对比研究典型的内涵语境句是否具有相关特殊性。我们的讨论将展现非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与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间的不对等性。如果前者的出现真的源于某种后者所不具有的特殊性，那么即使合理地将前者作为一种幻觉加以否认也不表明把同样的策略用于后者身上也是合理的。
索尔给出的非内涵语境下替换失效的典型例子如下⑤：
(3)肯特走进电话亭然后超人走出来
(3’)超人走进电话亭然后肯特走出来
(4)超人比肯特飞跃了更多高楼
(4’)超人比超人飞跃了更多高楼
如果把电影情节当作真实故事的话，那么(3)和(4)都是真的。然而尽管“超人”和“肯特”指称同一个人，替换所得的(3’)和(4’)却都是假的。这样的反替换情形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替换失效的出现依赖于语境的某种特殊敏感性。在那位记者看来，肯特走进电话亭然后“变成”超人再走出来，但为何只能说肯特走进电话亭而超人走出来，不能说超人走进电话亭然后肯特走出来呢？因为那句话描述的场景并不单单是某个人走进电话亭之后那同一个人走出来，而是某个人以某种特定身份(profile)走进电话亭，然后再以另一种身份走出来。那句话的重点恰好落在身份的转换之上。而在一般情况下，比如描述某人的心情，我们既可以说“肯特很开心”，也可以说“超人很开心”。此时替换的有效性只源于被断定对象在个体上的同一性，与被断定对象以何种具体身份进入相关情形无关。换句话说电话亭的例子在语句层面引入了某种身份敏感语境(profile-sensitive context)。
(PSC)一个语句S(…a…)所引入的语境C是身份敏感的当且仅当S的真假不仅取决于“a”的指称对象，还取决于a的特定身份。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身份呢？如何对之进行个体化？对这一问题我们或许很难给出充分必要条件加以刻画，因为两个不同的身份总在相关特征上可以有很多交叉。但是基于本文此处的考虑，我们只需在常识层面给出一般性刻画就足以了。以超人的例子而言，超人和肯特作为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身份，两者最大的差异莫过于他们的面貌、衣着、语言、性格以及行动方式等。一般而言，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典型现象特征。回到电话亭的例子，由于在电影情节中，走进电话亭的是那个身着西装、沉默寡言、性格内敛的记者，而走出电话亭的是那个身着异服，头戴红帽，惩恶扬善，飞来飞去的大英雄。前者体现的是肯特的身份，后者体现的是超人的身份。所以“肯特走进电话亭，然后超人走出来”是对这一场景的恰当刻画，而“超人走进电话亭然后肯特走出来”不是。因此就电影情节而言，“…走进电话亭然后…走出来”引入了身份敏感语境。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语境敏感性，才导致替换失效产生。相比较而言，在“…很开心”中，所引入的语境并不对身份敏感，因此不会产生替换失效。
其二，索尔所给出的替换失效现象还依赖于另一个同样关键的因素：共指称词项显性标记(characterise transparently)同一对象的不同身份。专名的基本功能是指称对象，由于同一对象经常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专名还可以标记同一对象的不同身份。假设拿破仑在称帝之前名为“a”，在称帝之后为了纪念其地位变迁更名为“b”，那么尽管“a”、“b”都指称同一个对象，但是两者却可以标记拿破仑的不同身份。此时我们可以说“a”、“b”显性标记拿破仑的身份。如若拿破仑自始至终还有一个与其称帝无关的名称“c”，那么尽管“c”也指称同一个人，但是它却不明确标记拿破仑的身份(特别是拿破仑是否作为皇帝的身份)。但正是因为“c”不明确标记拿破仑的相关身份，“c”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一个潜在地标记了拿破仑所有相关身份的名称(即既可视为它标记了拿破仑的皇帝身份，也可以视为它未做如此标记)，此时我们可以说“c”隐性标记拿破仑的身份。“晨星”和“暮星”指称同一颗行星，但却显性标记了那同一颗星的不同身份(特别是作为在何时可见的星的身份)。而“金星”就不显性地标记那颗星的相关身份，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潜在地标记了那颗星所有的相关身份。
那么名称对对象身份的标记性对相关语句的真值有何种影响呢？第一，名称对对象身份的显性标记是否作为语义要素进入相关语句的真值条件取决于那些语句是否引入了身份敏感语境。一般情况下，语境都是身份不敏感的，比如“…是一颗行星”之于“晨星”和“暮星”都是得到满足的。此时尽管两个名称都显性标记金星的身份，但这一点并不对语句的真值产生影响。而据(PSC)，“…在早晨出现”所引入的语境是身份敏感的，它能否得到满足不仅取决于名称指称的对象，还取决于那个对象的特定身份(即作为在早晨出现的星的那种身份而不是在傍晚出现的星的那种身份)。此时“晨星”和“暮星”对身份的显性标记对真值有关键影响。
第二，名称对身份的隐性标记对语句真值无影响，无论语句引入的语境是否是身份敏感的。“金星”作为隐性标记身份的名称对于“…是一颗行星”(非身份敏感语境)和“…在早晨出现”(身份敏感语境)都是满足的。这不难理解，在非身份敏感语境中，语句的真值与特定身份无关；在身份敏感语境中，语句的真值取决于对象的身份。尽管“金星”不显性标记那颗星的相关身份，但是它潜在地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直观上而言，尽管“金星在早晨出现”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地为真，但毕竟也是真的。
现在回到索尔喜欢的例子。如果要产生替换失效现象，则不仅需要引入身份敏感语境，还需要引入显性标记身份的共指称替换词项。如果不引入身份敏感因素，如在“…很开心”中，“肯特”和“超人”就是可保真替换的；如果不引入显性标记身份的共指称替换词项(假设“XYZ”是一个与“肯特”和“超人”共指称的隐性标记身份名称)，即使是在“走进电话亭，然后…走出来”这样的身份敏感语境下，“肯特”和“XYZ”(或“超人”和“XYZ”)也是可以保真替换的。当然，替换所得的“XYZ走进电话亭，然后超人走出来”和“肯特走进电话亭，然后XYZ走出来”这两句话似乎并不是对那个电影场景的很贴切的描述。这仅仅是由于“XYZ”只能隐性标记相关身份。但是虽然替换“XYZ”后得到的语句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真，它们也毕竟不像“肯特”和“超人”相互替换后得到的结果(3’)那样显而易见为假的。
引入身份敏感语境和显性标记身份的共指称替换词项是产生索尔所谓的非内涵语境替换失效现象的必要条件。这样的条件对于在内涵语境下产生替换失效现象是否必要呢？看起来并不必要。在语义学的讨论中，一般以信念报道(belief report)语句为典型情况来讨论内涵语境的情况。其一，S相信Fa(S believes that a is F)并不引入身份敏感语境。整个信念报道的真假并不取决于a的某些特定身份，而是取决于S对a的某些特定认知状况。因此在信念语境下产生替换失效不需要引入身份敏感语境。其二，在信念语境下产生替换失效不必要求共指称词项显性标记同一对象的不同身份。如果“S相信晨星在早晨出现”为真，那么即使“金星”仅隐性标记了那颗行星的身份，也可能出现“S相信金星在早晨出现”为假的情况。
总之，索尔所发现的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是某种特殊现象。它的产生源于某些非内涵语境语句引入了身份敏感语境，并且相互替换的共指称词项显性标记对象的身份。相对而言，在信念报道等典型的非内涵语境下产生反替换现象却是一个普遍现象，理论上在任何语境下对于任何一对共指称词项都可以产生替换失效的情况。基于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的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将两种反替换现象等量齐观。前者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毕竟是有限的(这一点从索尔所用的典型例子的类型中可以看出来)，而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是普遍的。如果真有某种理论表明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在语义学上只是一种幻觉，也不足以保证以类似方式处理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是合理的。毕竟，把某类特殊现象归为幻觉加以消解(explain away)是容易让人接受的，但对于某种普遍现象，我们期待的不再是对之加以消解，而是加以解释(explain)。
三 一个对非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的尝试解释
非内涵语境下产生反替换现象的特殊性暗示即使把这样的反替换现象以一种反直觉的方式处理为某种幻觉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如果能够在语义学上正面解释为何存在反替换现象，那么甚至我们不需要像索尔那样走到否认存在反替换现象那种反直觉的地步。
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展现了对象的身份，而不仅仅是对象本身，对产生反替换现象至关重要。因此可以期待，针对出现反替换现象的非内涵语境句，一种恰当的语义学必须以某种方式将对象的特定身份纳入相关语句的真值条件。就日常语言而言，我们通常以“作为…的…(…-as-…)”来标示某对象的特定身份，如：“作为总统的奥巴马(Obama-as-the-president)”，“作为木匠的耶稣”，“作为杀手的比尔”。在这些例子中，“总统”、“木匠”、“杀手”等词都明显地标示了对象的某种身份，而相应的对象名称只用作挑出某个特定对象进而再被归属那些特定身份。如我们先前关于拿破仑和超人的例子所示，有时对象的名字本身也可以标示某种身份。“作为超人的X”标示了那个对象作为超级英雄的身份，而“作为肯特的X”标示了那同一个对象作为记者的身份；“作为鲁迅的Y”标示了那个对象作为著名作家的身份，而“作为周树人的Y”标示了那同一个对象的非作家的普通日常身份；“作为晨星的Z”标示了那个行星作为可在早晨看见的行星的身份，而“作为暮星的Z”标示了那同一个对象作为可在傍晚看见的行星的身份。我相信这些直观的例子足以显示当我们说“某对象以某种身份做某件事”是怎么回事。
在索尔给出的反替换例子中，对象的身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都是同一个人(同一对象)，但针对那同一个对象，我们只能说“肯特走进电话亭，然后超人走出来”，却不能说“超人走进电话亭，然后肯特走出来”。依据我们对身份的标示方式，如果以“X”作为一个隐性标记超人/肯特身份的名称，那么“肯特走进电话亭，然后超人走出来”等价于
(5)作为肯特的X走进电话亭，然后作为超人的X走出来。
而“超人走进电话亭，然后肯特走出来”等价于
(5’)作为超人的X走进电话亭，然后作为肯特的X走出来。
很显然，(5)和(5’)可以有不同真值。
这样的处理方案有几个好处：首先，“作为肯特的X”和“作为超人的X”都指称同一对象X，这符合“肯特”和“超人”共指称的基础性常识。有些方案为了给出符合反替换的解释，走到了认为在反替换情形下“肯特”和“超人”并不共指称的地步：如皮特(Pitt)认为它们指称不同的变换主体(alter ego)，摩尔(Moore)和福布斯(Forbes)认为它们指称个体的不同方面(aspects)或人物化模式(mode of personification)。⑦虽然承认“肯特”和“超人”在某些情况下指称不同为替换失效现象的产生留下了余地，但这却极大地违反了“肯特”和“超人”绝对共指称的基本常识。在我们的方案下，“作为肯特的X”和“作为超人的X”并不指称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而是基于不同的身份标志指称同一个对象。
其次，我们的方案不用承认个体的身份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显然，身份总是就某一特定对象而言的，不存在纯粹的身份。虽然我们似乎可以脱离特定主体谈论身份(如“教师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很明显，我们谈论的并不是那种身份本身而是谈论拥有那种身份的人。索尔对既有的各种解释反替换现象的方案给出的主要批评都基于这些方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认为某种具有独立本体论地位的东西(变换主体、个体的方面、人物化模式等)造成了“肯特”和“超人”不具有同样的指称。一方面，很难说清这些具有本体论地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何对之进行个体化；另一方面这些具有本体论的东西在何种情况下才在语义学上起作用似乎很难给出系统而又不出现反例的刻画。⑧我们的方案看起来不需要面临索尔的主要批评。
最后，我们的方案给出了符合反替换直觉的语义学后果，而不用像索尔本人给出的方案那样给出不符合反替换直觉的后果。虽然一个好的理论没有必要一定严格符合我们的前理论直觉，并且纵使我们的日常语言使用确实可能包含某些误导性的直觉，但是尽量遵守我们的基本语言直觉而不要轻易违反它却是所有理论都应该首要尝试的目标。虽然索尔的工作援引了某些心理学上的经验证据，但是正如索尔本人承认的那样，要说这些证据具有实质性的说服力而不仅仅是启发性却还为时尚早。⑨
以上简要辩护尽管不能表明我们的方案是正确的，但似乎足以说明这一方案的潜在合理性。如果真的可以沿着这一方案对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给出符合基本语义学直觉的解释，那么我们便没有必要诉诸某种朴素密尔主义者的典型策略，以至于走向否认反替换直觉的结论。
作为一个直接指称理论者，面临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的挑战，索尔并不直接给出一种回应方案，而是对来自直接指称理论的某种有代表性的回应方案，即朴素密尔主义的语义/语用区分方案，给出一种“元辩护”。它试图证明朴素密尔主义者的辩护策略带来的极端反直觉后果并不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毕竟反直接指称理论者在解决索尔所发现的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时也不得不走向对反替换直觉的拒斥。我们的讨论表明非内涵语境下的反替换现象的产生源于某种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所不具有的特殊性，由于两者间存在这种不对等性，索尔的论证逻辑是无效的。我们还给出了一个对非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的尝试性解释。这一解释的潜在合理性表明反直接指称理论者甚至不必走向对反替换直觉的拒斥。尽管索尔所发现的非内涵语境反替换现象本身就成其为一个所有语义学理论必须解决的有趣的哲学问题，但是索尔基于这一现象的讨论为朴素密尔主义策略做出的“元辩护”却难以令人信服。
注释：
①G.Frege,1892,"On Sense and Reference",P.Geach and M.Black,eds.,Translations of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Oxford:Blackwell,1966.
②D.Braun,"Undersatnding Belief Reports",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07,1998,p.555.
M.Crimmins,Talk about Beliefs,Cambridge,MA:MIT Press,1992.
F.Recanati,"Opacity and attitudes",Knowledge,Language and Logic:Questions for Quin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
M.Richard,Propositional Attitudes:An Essay on Thoughts and How We Ascribe Th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A.Bave,"A Pragmatic Defense of Millianism",Philosophical Studies,138,2008,pp.271-289.
N.Salmon,Frege's Puzzl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6.
J.Saul,"The Pragmatics of Attitude Ascription",Philosophical Studies,92,1998,pp.363-389.
S.Soames,Beyond Rigidity:The Unfinished Semantic Agenda of Naming and Necess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④J.Saul,"Substitution and Simple Sentences",Analysis,57.2,1998,pp.102-108.
J.Saul,"The Pragmatics of Attitude Ascription",Philosophical Studies,92,1998,pp.363-389.
J.Saul,Simple Sentences,Substitution,and Intui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⑤⑦⑧⑨J.Saul,Simple Sentences,Substitution,and Intui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chpt.1-2,chpt.2,chpt.2,chpt.6.
⑥不能做“XYZ走进电话亭然后XYZ走出来”的替换，尽管“肯特”、“超人”和“XYZ”都是共指称的。正如法因(Fine)的关系主义(relationism)所揭示的，语句的内部结构有时对替换也存在某种限制性要求。对这种极端情况我们暂不做讨论。读者可参考：Kit Fine,Semantic Relationism,Oxford,Blackwell，2007。